用典使事，是詩詞在修辭上區别于白話詩的最根本的特征。隻要翻開《全唐詩》《全宋詩》《全宋詞》或任何一部古代詩人的别集，稍作統計就可以知道，不用典使事的作品，在古人的作品中是絕對的少數。簡單說，學詩詞而沒有學會用典使事，便是完全不懂詩詞的修辭術，寫出的詩詞哪怕格律無誤，也終究隻是符合格律的白話詩。當代的詩詞創作者，号稱有百萬大軍，但作品能達古人及格水準的卻不及千分之一。很多人作詩填詞非常用功，幾乎每日一首，卻總是不斷重複自己，毫無進步，這其中固然有天分、才力、性情高下不同的原因，而根本原因卻是不肯讀書，不願俯首學習古人，遂緻不能用典使事，無法用典雅的語言組織詩句，進入不了真詩人之列。
用典使事包括引述古事與化用舊辭二途。前者人稱之曰“事典”，或徑稱“典故”。後者則是消化了前人創作成果之後的翻新出奇，被稱作“語典”。善用事者，是既要掌握事典，更須掌握語典的。這是因為，事典往往隻是起到賦或比的效果，而語典則兼有興的作用，使得文辭更加醇雅，詩意詞意更加婉曲有緻，能引起較高層次的讀者更深遠的聯想。北宋詩人黃庭堅《與洪甥駒父書》雲：“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又曰：“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李清照《詞論》評柳永詞“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秦觀詞“即專主情緻，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态”。完全一空依傍、自鑄偉詞的作家絕無僅有，文化的層累式發展，才有了李杜蘇黃、周吳姜張。
如杜甫五古《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有這樣幾句：“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很多杜詩的選本，包括不少大學中文系教材，都未能注出“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這兩句的出處。其實此二句出于《莊子》及《韓詩外傳》。孔子的學生原憲居魯，生活得非常清貧，同學子貢肥馬輕裘來見，看到原憲的苦況，感喟說：“先生何病也！”原憲回答說：錢财匮乏謂之貧，學而不能身體力行才是病。我是貧，不是病。又侃侃而談了一番學者為己、憂道不憂貧的道理，令子貢羞慚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于天地，如出金石”。同樣的典故，杜甫用過多次。如《秋興八首》有“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車馬自輕肥”之句，出自上典中的原文“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绀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有注家以為此二句出于《論語·雍也》：“赤之适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則已誤解詩意，不能得老杜的深心了。又其《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也是用同樣的典故，不過是把原典的意思反着用了。
北宋大政治家範仲淹有一首著名的邊塞詞《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裡。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将軍白發征夫淚。”前人以為可與唐代擅長邊塞詩的高适、岑參相颉颃。這首詞看似一空依傍，其實結構、立意都是學的唐代詩人李益的七絕《夜上受降城聞笛》：“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這是用語典的一種特殊形式。不知其所從出，當然無礙于欣賞此詞，但倘能明其出典，自然對這首詞多了一層感悟。而學詞者也可取以為法，懂得怎樣從前人詩作中化生出新的作品來。
二須得無二字無來處
不過，“無一字無來處”的說法是文學性的表述，因為嚴格考究起來，每一個漢字都是前人用過的，更精确的說法是“無二字無來處”。漢語是以複音詞為主的語言，二字即成詞，但凡二字的詞，都不能生造，都必須要有來曆。而高明的詩家更注重“須得無二字無來處，不可有三字有來處”。三字以上，即為成語，古人是要力避用成語的，即所謂的“唯陳言之務去”。更不必說是四字的成語了。李詳《媿生叢錄》曰：“七字之内，不得用成語四字，五律不得用三字。”（參李洋《李審言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502頁）近代這一規律在文言文的創作過程中同樣成立。近代學者陳衍《如不及齋文草叙》雲：“昔昌黎論文，謂古者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用剽賊。剽賊者，間用古人成語；己出，則自三數字以上，必自己構造，凡古人已聯絡成句者，概不假借。”（陳衍《陳石遺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696頁）今天有很多青年出于獵奇心理寫作“文言文”，滿篇之乎者也，自以為很古雅，其實不過是沾了點文言語法的邊的白話文。所以贻笑于大方之家者，便因不懂文言是雅言，既要用有來處之字詞，又不能用有來處之成語。
用事典，用赅博的典故填實到詩詞中，是用典的最基本的功夫。古人用事典毫不為難，一是自幼所讀的童蒙讀物《千字文》《三字經》《成語考》《幼學瓊林》《聲律啟蒙》《龍文鞭影》等，提供了基本的、常用的典故；二是古人懂得用一種專門的工具書——類書。類書是把漢語的詞藻、典故的出處、前人的精妙成句等，分門别類編在一起的工具書。唐代有《藝文類聚》《初學記》等，宋代則有《太平禦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太平廣記》四大類書，明代有《永樂大典》等，清代類書則有《淵鑒類函》《佩文韻府》《骈字類編》《子史精華》《古今圖書集成》等。便于作詩填詞翻檢的，則當推《藝文類聚》《淵鑒類函》《佩文韻府》這幾部。老杜詩雲：“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又曰：“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南宋詩論家嚴羽《滄浪詩話》雲：“夫詩有别材，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都是強調博覽群籍、學習前人對詩人的重要性。但古之詩人詞家，未必盡能讀書破萬卷、熟精《文選》理，卻都能寫出醇雅的詩詞來，秘密便在于他們懂得翻檢類書。所以，今之學者，要想學好詩詞，先得從多翻檢類書開始。在熟悉用事典之後，再多拿自己的習作與古人作對比，逐步替換掉無來曆、意思淺俗的字詞，就能慢慢對語典的運用得心應手了。
三深曲與典雅
用典的根本目的一是求深曲，二是求典雅。很多需要繁複的言語才能表達的意思，一經用典就會凝練深婉。如李商隐的名作《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
此詩據錢锺書先生解釋，是自題詩集之作。大意是說：我的詩如五十弦之古瑟，每一弦每一柱都寄托着對逝去的光陰的悲傷（“思華年”的“思”音sì,是“悲”的意思）。我的詩寫得迷離惝恍，多托于譬喻。而詩之風格，則如明珠有淚、良玉生煙，既有绮麗缛豔的文辭，更有着充沛的感情和熱烈的生命精神。詩集中包蘊的情感能留待他日追憶嗎？其實寫每一首詩時的心情，就是惘然的。詩中二、三聯連用四典：莊子夢為蝴蝶，醒後不知是蝴蝶化為莊周，還是莊周化為蝴蝶；古蜀華陽國杜宇号望帝，失位隐西山，時當二月，蜀人聞杜鵑鳥之鳴，都替望帝感到悲傷；南海有鲛人，眼中流淚成珠；楊伯雍在藍田無終山種下玉石子，後得白璧五雙，聘得徐氏好女。疊用四典，省卻千言萬語，表達的意蘊卻非常耐人尋味。
而直白的時事、個人的一些直率的感情，一經用典，就會含蓄婉曲。如白居易《長恨歌》，寫李隆基楊玉環的愛情故事，開頭卻是“漢皇重色思傾國，禦宇多年求不得”。用漢武帝聽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而納李延年女弟為夫人的典故，意思就含蓄了很多。元稹悼亡的名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上句用《孟子》“觀于海者難為水”，下句用《高唐賦》楚頃襄王夜會巫山神女之典，就比直接表達哀悼亡妻的情感要婉曲得多，這才能成千古名句。
假如要表達的意思是淺俗的，用典會增其雅趣。蘇文擢先生指出：
一般文學都有俗事雅寫之法，在古人中以東坡為最工此道。如贈王子直秀才中四句：“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為鶴謀。水底重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把王秀才的家當全數出來了。本來說他有能讀書的兒子，有幾畝田，有一間屋，還有果園收租，原是十分淺俗之事，一經用了四個典來代入，加以對仗的工巧，頓覺風雅絕倫。（蘇文擢《邃加室講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360頁）
蘇詩所用的典故如下：《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史記·蘇秦列傳》中蘇秦曰：“使我有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乎？”《南齊書·孔稚珪傳》：“門庭之内，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三國志·孫休傳》注引《襄陽記》：“李衡于武陵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吾州裡有千頭木奴，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這樣掃俗為雅，正是詩家的高明功夫，切不可輕慢地譏諷為“獺祭魚”“掉書袋”“以學問為詩”。
四用典的賦與比
用典使事的第一種方法是賦法。
賦者鋪也，托意于事，把典故事實鋪叙一遍，使之成為一個或多個完整的故事，即是賦法。如魏晉樂府歌辭《折楊柳行》：
默默施行違，厥罰随事來。末喜殺龍逢，桀放于鳴條。祖伊言不用，纣頭懸白旄。指鹿用為馬，胡亥以喪軀。夫差臨命絕，乃雲負子胥。戎王納女樂，以亡其由餘。璧馬禍及虢，二國俱為墟。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趨。卞和之刖足，接輿歸草廬。
此詩押上古韻，與平水韻不同。詩旨由“默默施行違，厥罰随事來”引起。作者列舉古來昏主（夏桀、商纣、秦二世、吳王夫差、秦穆公時鄰國戎王、虢虞二國國君）不用忠言、施政行令與道相違的故事，作為“厥罰随事來”的例證。最後則說，賢人君子當善處衰世。你看隻要有三個人謠傳曾參殺人，連他母親都要投杼下機，逾牆而走。楚國卞和不知此理，雙足被刖，而楚狂接輿就懂得謙藏韬晦的道理，保全了性命。
又如《梁甫吟》：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裡。裡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齊景公時，齊相晏嬰認為景公所蓄的三位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不知禮義人倫，又勇力難制，不如殺之。他使景公賜三位勇士二枚桃子，讓他們各誇己功以食桃。公孫接、田開疆先取桃，古冶子勇力功勞皆過之，逼令二士返桃，二士羞慚自刎，古冶子也因内疚而自刎。這就是“二桃殺三士”之計。這首樂府詩敷演了這段悲壯的故事，用的便是賦法。漢末諸葛亮躬耕南陽，時歌《梁甫吟》以自遣。黃庭堅認為，諸葛亮是在感歎曹操專秉國政，殺楊修、孔融、荀彧諸賢士，有刺時之意。
辛棄疾的《賀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綠樹聽鹈。更那堪、鹧鸪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别。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辇辭金阙。看燕燕，送歸妾。将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裡，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從上片“馬上琵琶關塞黑”開始，直到下片的“正壯士、悲歌未徹”，詞人羅列的典故包括：漢朝烏孫公主劉細君及王昭君遠嫁、廢後陳阿嬌辭别漢武帝谪居長門宮、春秋時衛莊姜送别戴妫賦《燕燕》詩、漢代李陵與蘇武在河梁相别、戰國晚期荊轲辭别燕太子丹入秦行刺，在易水慨慷為變徵之歌。作者學習的是南朝文學家江淹《别賦》的寫法，為詞之用典提供了全新的模式。
用典使事的第二種方法是比。這也是用典使事最常見的方法。
比，是詩六義之一，托于人、物，以與人、物相比類，今則稱比喻。一般比喻可分為明喻、暗喻、借喻三種。明喻，是既有本體，又有喻體，更有比喻詞“如”“若”“似”等的比喻。如李白《清平調》：“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杜甫《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是以明喻的手法用典。暗喻，是有本體，有喻體，但卻用“是”“乃”“為”等詞連接。初唐詩人王績《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以贈》：“爾為培風鳥，我為涸轍魚。”就是以暗喻的手法用典。而更多的用典使事，采取的是借喻的手法。借喻，是用喻體借作了本體，本體和比喻詞都不會出現。如杜甫《秋興八首》：“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就是借喻的比法。匡衡、劉向，都是作者的自況。意謂想學匡衡向漢元帝上疏，以獲朝廷重用，卻功名難就；希望能如劉向傳經學給兒子劉歆，自己的孩子宗文、宗武卻沒有劉歆一樣的資質，徒然傷感而已。李商隐《安定城樓》：“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也同樣是借喻的比法。西漢賈誼慨歎時事“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太息者六”，多次上書言事，卻不獲文帝信任，年僅三十三歲就去世了；東漢末王粲避亂荊州投靠劉表，作《登樓賦》以自遣。作者借以自比，表達了有志不獲騁、隻能寄人籬下的悲抑之情。（未完待續）
（作者單位：深圳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