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欲請曹夢阮，平生可許是知音。
這首詩是馮其庸先生2006年7月30日所作，專誠賜贈，原件在我處。今已收入他的詩文集。在先生生前逝後，此詩樂于為某些報刊或學人引用，均謂系“贈友人”之作。某報在馮其庸《瓜飯樓叢稿》出版後，曾發文摘錄馮先生之總序涉紅部分，引錄該詩并以“平生可許是知音”為标目。就在當年即2012年4月13日，先生數次來電話說，發此文他全不知曉，并說：“我還不至于如此淺薄，自許是雪芹知音；贈人是誠意的，古今此類先例多有。”
先生逝後，某報在悼念追懷的報導中再一次引此“贈友人”之句，作為先生夫子自道，加以發揮贊頌。有的學人撰文亦引此詩，并發出了“友人是誰”的疑問。
诠釋古人的詩常需探究“本事”。如今先生雖已作古而離去不過兩三個月，此“友人”并非已逝故人，亦非異地遠人，乃是近在咫尺的一個凡人。此詩先生已标明，題為《讀呂啟祥論秦可卿》，作為受贈者和當事人，我應當将作詩緣由及其來龍去脈作一說明，并借此追憶我受教受勉于馮先生的往事。
圖1馮其庸先生2006年7月30日贈作者詩手迹大約在本世紀初，即“秦學”火爆之時，紅學界内外曾有一場引人注目的論争。由于借助電視台這樣覆蓋面廣的強勢媒體，因此“秦學”影響深廣。本來，對于倡導“秦學”的作家，是我素所尊重的，也讀過其不少作品，我以為，隻要是在創作的範圍内，無論怎樣改寫，延伸、想象都是作家的自由，無可厚非。然而，如果關涉到紅學考據和作品本身的文藝學闡釋，那就不能随意，更不能猜測了。時至2005年，學界的朋友和學會的同仁已經有不少文章和講話從史實上和學理上正本清源，回應“秦學”了，而我本人還沒有就此寫過什麼。依循我曆來對《紅樓夢》的學術興趣，着眼點往往在藝術形象深層意蘊的探尋，面對“秦學”之火、索隐之熱，我心中郁結着這樣一個問題，即秦可卿這個人物，除去探佚、還原、索隐、猜謎之外，難道就無話可說了嗎？這一藝術形象是否還具有内在的審美意蘊即詩意空間，對此我們是否已充分領悟了呢？
對于秦可卿這個藝術形象，我未寫過文章，但關注和思考在此前十年就開始了。這樣一個破綻頗多、模糊不清的人物，作者卻委以重任，讓她托夢籌劃賈府後事，令她導引寶玉進入幻境。偌大賈府，她既像是神的使者，又是情的化身，葆有神秘的美感和引人探究的潛質。這一人物不可或缺。我嘗試引入“藝術意象”，補充藝術典型和藝術意境這些範疇的窘困，以期對這一人物作出不同于過往（也包括我自己）的審美闡釋。讓秦可卿從所謂廢太子之女的猜想回到小說中來，使之“歸位”，回歸其應有的文學品位。
此時，恰逢我去美探親，需離京一段時期。就在赴美的長途飛行中，想好了題目《秦可卿形象的詩意空間——兼說守護<紅樓夢>的文學家園》。開宗明義，說“詩意”是廣義的，指文學的審美意蘊，是一切藝術形象必需具備的特點。到了那裡，人雖在大洋彼岸，心卻仍惦記着國内學界，用帶去的資料和想好的提綱專心緻志寫了一篇萬馀字的長文，寄回國内。
令我萬萬意想不到的是，有一天夜裡(美國東部與國内時差為12個小時)，忽然接到了馮先生的越洋電話，說他剛收到新出的《紅樓夢學刊》，不經意翻開一篇，不知不覺中一氣讀完，正是我那篇。他很興奮、很贊賞，當即寫了一首詩，在電話裡念了一遍，告訴我待寫好裱好回來送我。放下電話我真的很意外，我寫此文不必說馮先生毫無所知，就是學刊編輯諸君事先也并不知曉，完全是我的“自發”行為，有此反響實乃始料不及。次年回國後，5月19日先生托任君專門送來此詩，已精裱裝匣，打開一看，即上引詩句及題款，用了三枚印章，落款為“馮其庸八十又四”。詩當然是勉勵，不能實解，我有自知之明。曾言明不會張挂，所以寫成手卷，以便收藏。後來還得知先生在2006年秋天大同國際紅學會研讨會開幕式的講話中還提及這篇文章，謂“完全是從文本出發，從人物的思想内涵、美學内涵出發的……一點也不要胡編什麼，可見紅學研究的根本是要深入文本”。大同會議我未參加，從會議專輯中才看到了這段話。馮其庸先生作為一位著名學者、學術帶頭人，在紅學領域内曾倡導和主持了一系列的學術基礎工程，如《紅樓夢》新校本、彙校本、彙評本、大辭典等等，他的學術氣魄和實證精神已廣為人知。筆者自1975年調入他的團隊到1996年退休，共計二十年，以至此後的又二十年間，由于參加基礎工作受教受益自不待言。在這裡，我想強調的是另一方面，即在完成共同工作嚴格整合的同時，學術帶頭人同時營造了一個寬松自如的學術環境。我個人的感受是馮先生向來尊重個人的學術志趣和學術個性，比方說先生長期緻力于曹雪芹家世祖籍的研究，很早就專注于《石頭記》早期鈔本，在這些重要領域成果豐碩。他會向我談起自己的某些見解和心得，但從不強求别人作同類的研究。記憶中他從來不曾給我出過什麼題目或劃定某一畛域，而是任由我依據自身的學術志趣和思考路向，運用我認可的學術方法和語言風格來表達。事實上，我從不涉足家世、文物、成書、探佚等領域，也極少涉及版本；而把着眼點和着力點放在了作為文學作品《紅樓夢》的審美價值、人物剖析和深層意蘊上。對于我的研究，先生不僅能夠包容，而且能夠理解，這就是大家風範。在我看來，包容已經不容易了，尤為可貴的是他往往有一種深度的理解以至内心的共鳴。他寫詩贈我并非是居高臨下的泛泛而贊，裡面包含着一種由衷的感動，這才促使他給萬裡之外的我打了電話，那份真誠才最可貴。
其實，往上推十多年，先生就曾以詩畫相贈。20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曾将1978年至1983年間所寫文章編成一集，書名《開卷錄》是啟功先生所起并題簽的，而書的結集出版則全由馮其庸先生促成。他沒有不屑一顧，而是鼓勵有加。幾年之後，我又将1984年至1990年所作編成《紅樓夢會心錄》，此書初版在台灣，先生為題一絕：
十載開卷此會心，羨君真是解紅人。
文章千古憑誰說，豈獨傷心有雪芹。
——啟祥同志《會心錄》成為題一絕
寬堂馮其庸于京華瓜飯樓（钤印三枚）
同時還有一幅畫，一起放在書前。此詩當然不能實解，隻是對受贈人的勉勵和鞭策。我怎能自诩為“解紅人”呢！《紅樓夢》作者詠歎“誰解其中味”，可見早就預見了解味之難，後世有多少讀者、紅迷在試解書中況味啊。那些自诩唯一知音獨得其中真味者，倒令人有些疑惑了。馮先生作為資深研紅學者，也再三說：“大哉《紅樓夢》，再論一千年。”從來都擺正位置，詩句本是勉勵後學的期許之語。因此，在我，充其量隻是一個尋味者，尋覓、探索是我的本分，也是興趣。我有一本書就叫《紅樓夢尋味錄》，我的自選集承蒙文化藝術出版社的編輯思忖再三，命名為《紅樓夢尋》，很合我意。尋覓是一個過程，沒有盡頭；覓得多少，但憑各人的學養和緣分罷了。
馮先生此詩寫于1991年，那時期，我寫文章較多，除了給《文史知識》有過一束短文外，還有較長的如《花的精魂詩的化身》（林黛玉）、《鳳姐形象的審美價值》以及更早的《形象的豐滿和批評的貧困》（薛寶钗）、《愛博而心勞》（賈寶玉）等，先生均讀過，有所感觸。贈詩中說十年開卷至此會心，可算是一個階段性總結，促我上進。以後，我寫過關于《浮生六記》中芸娘和《再生緣》中孟麗君的短文，刊于《文史知識》。還有一篇關于《鹿鼎記》的長文選進了《名家論金庸》。先生喜讀《浮生六記》,還為德文譯本寫過序；少年時臨陳雲貞（陳端生）小楷，因此為郭老提供過《再生緣》作者資料；先生與金庸有舊緣，遍讀其小說。要之，他熟悉和喜愛這些作家，樂見我寫這些文章并希望多寫。至于前面所說的秦可卿文是本世紀的事，比較晚了，後來收入《紅樓夢會心錄》（增訂本）中。我的所寫，得益于先生氣場下寬松的學術環境和對學術個性的尊重。
在這個增訂本中，前置了馮先生的一詩一畫，但已不同于初版中的畫和詩了。這裡也有點故事要說一說。當年把書稿交給台北的出版社，比較倉促，其時先生在職，任繁事忙，所給的一幅畫是“秋風圖”，圖上标明“為會心錄作”，有馮其庸的落款并钤印三顆。可見先生雖忙仍專為作畫，詩句内容一樣，題款很簡單。台版中的正文印得不錯，書畫則印制質量不佳，先生不滿意。書出後他又重新寫字作畫，成一對立軸，較原先尺寸大，詩句同于上引，題款更完整；畫則面貌全新，是一幅葡萄，上有題句：“趙昌粉蝶無牡丹，我且先栽豆莢看。滿院秋風開紫玉，紛紛蜂蝶自成團。啟祥同志存正寬堂馮其庸制贈壬申清明節。”钤印四枚。這兩張字畫先生攜往上海裝裱時，在賓館被斯文偷兒竊走。之後，他再一次題詩作畫，可謂一波三折。這一對中式立軸，十分精美，原件我一直珍藏。2015年《紅樓夢會心錄》（增訂版）在商務印書館出書時，将這對字畫和郭預衡先生書贈的手卷，一并置于書首。此番攝影和印制很用心，先生是滿意的。我心想，就算文章不好，啟先生的題簽和馮、郭兩先生的字畫彌足珍貴。今三位前輩均已仙去，已成永久的紀念。
上述兩次其庸先生的贈詩都與我的著述直接相關，此後一次贈詩是近年先生在望九高齡十分鄭重地悉心構思、反複書寫、裱成長卷、绫裹匣裝，以精品饋我。這次贈詩，也有故事，前後曆時多年，到我手裡幾乎是一種僥幸。
先生此番用“以詩代簡”的形式，共兩首七律。何以要用“簡”呢，有個原委。由于先生年事日高，工作強度卻絲毫不減，勞累過度，常常病倒。師母夏老師不止一次對我說，家人勸不動，同事友人的話也許能聽進去。退休以後，我同先生見面很少，當面勸說他不當回事，電話裡講亦不夠分量，恰好新世紀以來，我有時去美探親，數月半年不等，離京在彼，總有書信問候，借機可以鄭重提出。我在信中申說，先生的學術生命和藝術生命有賴于自然生命的延續，唯有卻病保健，才能多做貢獻，此乃中國學術之幸，也是親人友朋之福。有一段時期，先生的大著《瓜飯樓叢稿》已完竣，《紅樓夢》三版修訂亦告一段落，我離京時滿以為他能放慢節奏稍事休整，孰料《瓜飯樓外集》又立即上手，難度更高。此刻我真急了，老人再經不起這麼高強度的工作了，緻信中語氣更重。我的信從不留底，先生卻曆來保存師友的書信，我有限的幾封信他都保存着，并且有了如下的回應：
啟祥自美來書問疾，适予重校《紅樓夢》，竟重有所悟，詩以代柬
萬裡多君遺鯉魚，病來窮憶故人居。
卅年疏鑿原非夢，百口飄零本是書。
字裡斑斑多血淚，風前落落盡丘墟。
我今會得芹溪意，剪燭同君再細梳。
百年家世與君論，史迹碑傳字字真。
踏破雄關成巨業，坐着江尾待龍巡。
黃金已逐清波去，大廈行将化垢塵。
楝樹花開終結子，紅樓夢覺可憐春。
這兩首詩都作于2008戊子年，前一首作于3月27日，後一首作于4月3日（編入詩集依時分開并各标詩題）；但書寫則在次年即2009年己醜，兩首連寫。故這一手卷的題首有“瓜飯樓詩草”大字行書和“寬堂八十又七”字樣，詩後落款“啟祥同志指正己醜中秋寬堂馮其庸八十又七寫奉”。兩首詩先生寫過許多遍，直至自己認為滿意了才裱。書畫家的作品，并非下筆都一樣，其中有自己認可的得意之作，以馮先生的學養年齒，如此認真地對待自己的書法作品，令人感歎。這兩首詩的書法是他的書中上品，選入其集中，是《瓜飯樓詩詞草》書前精選十幅書影之一。這個手卷的用印十分考究，共六枚，題頭之前一枚，題頭款後兩枚，詩句引語前一枚，詩後落款處兩枚，有朱有白，從印文、雕刻到印泥均屬上佳，入眼鮮亮高雅，極耐觀玩。我于印章是外行，但知道馮先生雅好治印，多行家摯友，他個人用的都出自當代篆刻大家之手，有兩百來方，今钤于此卷的都是上乘之作。
此卷到我手中還有一番曲折。事情是這樣的，2009年11月25日去馮宅，先生出示書就的手卷，待裱，那天我老伴拍了照。先生字畫的裱工是很講究的，常托他熟悉的一位沈陽友人做，另外，他還計劃請幾位書法、學問素所欽佩的前輩題跋。據我所知，有長沙天遺老人虞逸夫、太原國學大家姚奠中、古文字學家張颔等，均近百歲。這樣，手卷就留在先生處。此後一個時期，先生其忙如故且病痛不斷，多次住院。大約到次年或更晚，先生在電話中十分懊惱地告我，手卷迷失找不見了，他記得裝在一個小匣中，因質地精良，或被某外人見物起意順手牽羊，或竟是刻意盜走。瓜飯樓中，書畫、文物、陶瓷、紫砂等數量品類很多，頭緒紛繁，先生時間和體力均不及整理，心愛之物倏然不見的事曾聽他說起過。但這個手卷他所費心力甚多，執意要作為一個紀念品贈我，小匣的木質非同一般，他印象深刻，找不着于心不甘。盡管腰酸腿痛，仍不放棄尋找。在此期間，我耽心他累壞，為寬他的心，電話裡說已經拍了照，留下影像，就如同送了給我一樣，心意我已領，勿再樓上樓下翻尋，搞壞了身體太不值。2012年4月14日清晨，我和老伴去通州看望二老，特意帶去前番所拍的手卷錄像及照片，他看後認為仍未能确定此件是否被盜。
圖2馮其庸先生2008年贈作者詩二首手迹兩個月後即6月的某一天，先生興奮地來電告我：找到啦！快來取吧。6月17日，不顧京城38°C的高溫，我和老伴一清早就到了先生家，午後返回，開匣解袱，展觀良久，當晚給先生寫了一封信（此前緻信，都在京外大洋彼岸，在北京寫信，這是唯一一次，居然還留了底），其中寫道：“此卷前年雖在您處見過，然較匆忙，今仔細觀玩，益覺精美。從立意構想到書寫裝裱，可謂形神俱在，珠聯璧合。在您千百件書法作品中，洵為上品，雖則形制不大，所費心力不小，尤其經千搜萬尋，失而複得，更屬天幸。得此厚賜，唯珍之摩之、藏之傳之。”此卷除外匣，還用一個錦袱包裹着，取出量度，豎高0.21米，“橫向展開計8.8米，題首及律詩本身占3.7米,留空待題處有5.1米之多。爾今學界前輩相繼凋謝,傳統文化承傳乏力,能為此卷題跋者又安在哉!思之怅然”。這是我當時心情和觀感的實錄。
詩中所言梳論家世我是不夠格的，前文已說我從未做過這方面的研究，隻能是一個傾聽受教者,但先生借此抒發他對曹家敗落、世事變幻的感慨是深切的。他多次一字一句地重校《紅樓夢》,從時代風雲、身世跌宕着眼去揭示《紅樓夢》的千尋奧義，我則願從審美的藝術創造的方面去探求作品的深層意蘊。先生不以此隔閡是一種度量。當然，我更看重的是此卷的紀念意義，是他四十年為師為友的高情厚誼。
如今，先生已遠去。翻檢贈我的詩句法書，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這是懷念先生的綿綿追思，也是對當下紅學的深深憂思。
附言：本文所引先生詩句均據我所藏原件，此後入集個别用字和詞序有出入，在此一并說明。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