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讨論宋代教育開支，似乎應從分析如下一則最重要的文獻開始：
以大觀三年歲終數編纂，今已成書。總天下二十四路，教養大小學生以人計之，凡一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二，學舍以楹計之，凡九萬五千二百九十八，學錢以缗計之，歲所入凡三百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二，所用凡二百六十七萬八千七百八十七。學糧以斛計之，歲所入凡六十四萬二百九十一，所用凡三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學田以頃計之，凡一十萬五千九百九十，房廊以楹計之，凡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四。既以逐州縣離為析數，又以天下合為總數，凡二十有五冊，而中都兩學之數不與焉。恭惟陛下以有為之資，灼見治本，不愛數百萬之費，使隸學士之版者皆不家食，所以加惠學者至深至厚。（宋葛勝仲《丹陽集》卷一《乞以學書上禦府并藏辟雍劄子》）
這是一則概括性記述北宋徽宗大觀年間教育經費支出的文字，之所以說它重要，首先是因為它反映的是整個宋代教育開支最多時期的情況。其次，這種全面而又具體的關于宋代教育開支的綜述性文件，存留至今的隻有此一份。再次，它為我們提供了幾方面的統計數字。其中包括：全國除京師外的在校學生總數167622人，學舍數95298楹；學錢入3058872貫，出2678787貫，當時全國财政每年錢的總收支約在六七千萬貫上下，學錢約占總收支的3～4%；學糧入640291斛，出337944斛，當時全國兩稅每年約收入兩千萬石，學糧約占2～3%；學田105990頃，當時全國總耕地面積約400萬頃，學田約占2～3%；另有學用房廊155454楹（又宋羅靖《雜記》殘文記，崇甯三年“三舍天下教養人為士二千一百馀員，為屋九萬二千馀楹，費錢三百四十萬馀缗，米五十五萬馀石”。所記教養士人數應是太學在學人數，所記學舍數與葛氏所記接近，而錢數比葛氏所記稍多）。這些統計數字使我們可以了解宋代教育事業最興盛時期的基本情況，進而為我們了解整個宋代教育開支情況做了鋪墊。統計數字也表明，宋代教育開支中，有相當部分收入源于學田田租，它有别于一般賦稅收入。根據記載可知，為了簡化管理，學田田租收入是不入國家倉庫的，因而也就不被計入國家每年的财政總收支中。在這一意義上，它可稱是一種“體外循環”的錢财。二宋代的教育設施
為了加強對上引文獻的理解，我們必須先概括了解宋代的教育設施。宋朝管理全國教育的機構主要是禮部和國子監。禮部除管教育外，還負責祭祀、外交、宗教及與教育密切相關的科舉考試，其首腦是禮部尚書。國子監則專門負責教育，其長官為國子祭酒、國子司業、監丞、監主簿。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令各路監司有出身者一人兼帶提舉學事銜，崇甯三年（1104）設獨立的路級提舉學事司，宣和三年（1121）罷。南宋複令各路監司有出身者一人兼帶提舉學事銜。州縣一般不設專職官員，教育事務由州縣官兼管。
宋朝在京師先後開設國子監學、太學、武學、律學、宗學、小學、醫學、書算畫學等。其中太學規模最大，最興盛的徽宗時期學生多達三千八百人（其中三千人歸太學屬下的辟雍）。太學生分上舍生、内舍生、外舍生，待遇有區别。北宋滅亡，學校被毀。南宋與金議和後，恢複學校，重建太學。初時額定三百人，至宋甯宗時，增至一千七百人。宋仁宗時，太學設直講十人，教授太學生。元豐改官制，直講改名博士。武學博士二人，律學博士、律學正各一人。宋徽宗時，博士增至二十馀員。
國子監學學生須具備資格條件，講究出身，所以人數較少，一般隻有數十人。宋神宗元豐年間革新官制，确定國子監設博士十人，為監學教官，兼管太學教務。武學是宋仁宗慶曆年間才開設的，專門培養軍事人材。律學開設更遲，是宋神宗時開設的，專門培養法律人才，其中部分學生是在職官員。武學、律學在學人數一般也隻有數十人。宗學是為宗室成員專設的，有時也稱宮學。學生人數并不多，但教官人數卻不少。宋英宗時，配備教官二十七人，比太學還多。
北宋初年沒在地方設官學。除京師外，外地隻有少數幾個書院。其中白鹿洞書院是南唐官辦的，入宋後有一段時期官方顧不上，後來接管，接管後又因經費無保障而停辦。嶽麓書院是由潭州地方官興辦的，因無制度保證，後來廢棄了。還有嵩陽書院、茅山書院也是地方官興辦的，朝廷還撥賜了學田。隻有應天書院是由私人創辦的，後由官方接管，後又改為本府官學。宋真宗在位時期，有地方官在孔子故鄉兖州建官學，這成為府州建學之開端。随後各重要州府陸續建官學，每次朝廷照例撥賜學田五頃。此後其他州郡陸續建學，州學逐漸普遍化。随着州學的發展，一些大的縣開始建官學。宋神宗以後，特别是宋徽宗時期，縣學增加。《宋史》卷一五七《選舉志·學校試》載：“（崇甯）三年，始定諸路增養縣學弟子員，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
州縣官學發展以後，書院不再見于記載，直到南宋孝宗時，一些擔任地方官的新儒學代表人物開始複興書院。他們說，在官學之外辦書院的原因是，官學以入仕為目的，等于讓學生追求富貴，壞了人心；書院以追求天理為宗旨，純潔高尚，引人向上。書院數量迅速增加，最多時達數百所。但到了南宋後期，朝廷加強了對書院的控制，官學、書院基本混同。
三宋代的教育開支
教育官員、教職員的俸祿開支數額是較大的。國子監、太學等學各處官員數十人，博士數十人，“宣和三年……合天下三百馀州，州嘗有兩教授者則為員阙且五百矣”。還有相當數量的兼職人員。這數以百計的官員、教職人員的俸祿總開支必是相當可觀的，可惜當時人似未作過統計，故未留下這方面的統計數字。能找到統計數字的是太學開支。據記載，元豐二年“歲賜缗錢至二萬五千”（《宋史》卷一五七《選舉志·學校試》）。這可能不包括教官的俸祿，其中相當部分是學生津貼。又據記載，當時監學、太學還有田租收入，然未見數額。據李心傳記：南宋“時王㬇知臨安府，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入十二萬缗有奇，為太學養士之費”（《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三《太學養士最盛》）。除太學外，武學是較重要的。宋神宗熙甯五年時，“賜錢萬缗充食本”，估計每年經費應不少于萬貫。次年興辦律學，朝廷賜錢一萬五千貫，依例付開封府檢校庫（一所官辦當鋪）放貸收息，作為經費。宋徽宗時興辦醫學，也是撥錢五萬貫，付開封府檢校庫放貸收息，作為經費。另外還令官營石炭場（煤鋪）每年供給煤三萬秤，用于醫學師生取暖。
地方州縣官學，主要經費來源是學田租，少部分來自官營房地産收入及其他地方雜收入。北宋乾興元年（1022），給兖州學田百頃。這是見于記載中時間最早的給州縣學撥學田的，其數額也是最多的。後來各州郡陸續建學，每次朝廷核準的同時，一般都撥賜田地，通常是五至十頃。宋神宗熙甯四年規定，有學官之州，學田增補至十頃，多者如故。又後建縣學，也有學田。除朝廷撥給外，地方官也時時将無主或沒收田産撥給官學。因而，有不少州郡官學的田産都超過十頃。例如，據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八《本朝興崇府學》記，建康府（北宋時曾名升州，後曾名江甯府）府學，宋仁宗天聖七年建學，給田十頃。到南宋高宗紹興年中，田産數增加了近一倍。“田在屬邑募民耕者千九百十五畝，歲入其賦為米若豆與麥五百四十斛有奇。坊之得自酤者三區，歲入其課，為錢百八十萬有奇，地之占府城得佃而居者八十有五所，歲入錢其租為錢六百七十五萬有奇”。宋羅浚《寶慶四明志》卷二《郡志·學校》載，慶元府學共有學田如下：鄞縣田2980畝，湖田70400畝，地83畝，河塗地213畝，水池一畝多，山11072畝。奉化縣田413畝，地6畝，山189畝。慈溪縣田607畝，山83畝。定海縣田池地山共312畝。“右除本學舊業外，系累任守仇悆、秦棣、李景和、程準、程覃、齊碩、胡榘相繼撥到沒官物産，或辍錢買置昌國縣石弄山砂岸。右皇子魏惠憲王奏請撥賜，令本學自擇砂主。秀山砂岸，右拘入徐榮等物産”。“以上歲收白米七百四十七石八鬥七升三合八勺，湖田糙米一千六百二石一鬥五升九合，谷二千二百一十五石二鬥七升九合九勺，河塗錢二百二十貫五百九十一文省陌，錢會中半，租地錢一百二十貫五百六十三文省陌，錢會中半。四明山租錢二百八十貫文省陌，錢三分，官會七分。石弄山砂岸租錢五千二百貫文省陌，錢二分半，官會七分半。秀山砂岸租錢二百貫文官會。東安鄉屋錢日掠三十九文足陌”。一州府如此，全國總計數應相當可觀。又同書卷二〇《昌國縣志·學校》記，昌國縣縣學有“水田五百六十畝二角二十五步，山地屋基竹九百一十三畝一角四十三步，歲收米一百九十七石二鬥，租錢三百二十七貫七百八十四文”。當然，昌國縣縣學收入或許是較多的，全宋縣學情況各地差異較大，偏遠窮困地區或許根本就沒有縣學。宋朝對州縣官學開支數額沒有統一規定，學田數額各地有多有少，就同一州縣而言，田租、撥款都時有增減，所以，我們難以準确估算全宋州縣官學總收支數。南宋中後期書院開支應有相當數量。南宋時期的書院開支實際上由地方官府籌集，一般也仿效地方官學，先投資置辦田産，再以地租作為書院費用。例如朱熹複興白鹿洞書院後，據明嘉靖《白鹿洞志》卷一七《洞學田記》：“淳熙七年，文公始置學田，有谷源、卧龍等莊，共田八百七拾畝。淳熙十年，〔知軍〕朱端章沒入寺田七百畝。嘉定辛巳，〔知軍〕黃桂置西源莊計田三百畝。鹹淳間，〔知軍〕劉傅漢增置貢士莊。”可知有四任南康軍分别為書院置買了田産，總數近二十頃，這是白鹿洞書院經費的主要來源。據宋人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二九《儒學志二·建明道書院》記，建康府明道書院是南宋時因紀念程而建的，為了解決經費，“帥府累政撥到田産四千九百八畝三角三十步。歲入米一千二百六十九石有奇，稻三千六百六十二斤，菽麥一百一十馀石，折租錢一百一十貫七百文”。此外，本府又撥給白地房廊錢、贍士支遣錢以及蘆柴等實物。據南宋後期人高斯得《恥堂存稿》卷四《公安南陽二書院記》述：江陵府公安、南陽二書院是主要為川蜀地區避亂逃到湖北的學生建立的。“故制置使、少保孟公珙肅矜之，各即其所，聚而築室以教育焉。在公安者即名曰公安書院，實維寇祠舊址。在武昌者曰南陽書院，則取武侯躬耕之地以名。公安以館蜀産，南陽以舍襄人。既又告于聖天子，請揭之奎畫，以寵多士而許焉。公安凡六十楹，田租歲入二千石有奇，山澤間架之利為錢二百萬，養士百有二十人。南陽馀六十楹，田租歲入六千石有奇，山澤漁征之利為錢四百萬，養士百有四十人”。這些事例表明，書院一般都是由地方官府出資興辦的，官方都撥給書院田産，用田租作為經費主要來源。南宋中後期，書院數量大增，時人周密講：“其為太守，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輯語錄。然後号為賢者，則可以釣聲名，緻膴仕。”（《癸辛雜識》續集卷下《道學》）由于書院興廢不穩定，又是地方籌資，取财渠道多樣，所以，未見有人統計過這些書院開支的總數，很難作精确的統計。
綜前所述，宋朝财政教育開支的顯著特色是貨币開支的數額相對較少，而實物（田租糧米）部分所占比重較大。而且作為教育開支很大一部分來源的田租、房租等，都不輸送國家倉庫，因有别于一般賦稅，故通常往往不納入财政總收支數，而是單獨另外核算。宋代纏足又叫“劄腳”“縛腳”，北宋“熙甯、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陶宗儀《南村辍耕錄》卷十，中華書局，1959，127頁)。太平老人《袖中錦》記章惇語“近世有古所不及者三事：洛花、建茶、婦人腳”（中華書局，1985，3頁），将纏過的小腳與極富盛名的洛陽牡丹、建州茶葉并稱，可見神宗、哲宗兩朝纏足已成一種人所贊賞的“高端”時尚追求（當然流行程度尚未廣泛）。徽宗“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陸遊《老學庵筆記》，中華書局，1979，40頁），這種鞋即纏足女性所穿的弓鞋，較為流行；同時還有了“瘦金蓮方”，可以推知纏足行為在北宋末年有進一步擴散的趨勢。
到南宋時，纏足者更多。《湖海新聞夷堅續志》載甯宗時有一男子名王千一，其父自幼将他“假妝女子，與之穿耳、纏足，搽畫一如女子”（《前集》卷一），要将兒子打扮得像女性，當然要照着“标準女性”依樣畫葫蘆，除了“搽畫”，還要“穿耳、纏足”。王父心中的“标準女性”形象顯然就是其眼中所見的普通女性形象。成書于度宗鹹淳十年的《夢粱錄》記杭州西湖上“專載賈客、妓女”等人的小船名為“小腳船”（中華書局，1985，107頁），以小腳喻船，則婦女裹纏之小腳必為人所習知。從文物考古材料看，南宋末期佚名畫家所作《雜劇圖》中的兩位女演員、《搜山圖》中的女性形象都穿着弓鞋，是纏足女性；南宋江西德安周氏墓、福州黃升墓、江蘇高淳無名氏墓墓主也都是纏足女性。與文獻互證，也可說明南宋之世纏足已較為普遍。
南宋時纏足已自兒童時期開始。南宋前期陳亮在給朱熹的信中說：“某頑鈍隻如此，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正如三四十歲醜女，更欲紮腰縛腳，不獨可笑，亦良苦也。”（《陳亮集》卷二八《壬寅答朱元晦秘書》，中華書局，1987，332頁）“更欲”二字清楚表明當時纏足必自少小時起。南宋末年車若水“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腳氣集》，中華書局，1991，11頁）語亦可佐證——這也是曆史上最早的反對纏足的呼聲。纏足時間提前必然對天足造成更大的傷害，但即使到南宋晚期，宋代婦女纏足的目的仍在于弓、窄而未過分求其“小”（當然，求弓、窄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小”的效果），因此尚未過分影響纏足女性的行動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