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一書是我國古代兵學的傑出代表，内容精博深邃，問世以來，對中國古代軍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影響極其深遠，被尊奉為“百世兵家之師”。直到今天，《孫子兵法》的許多合理内核對現代軍事理論的建設和發展，仍具有重大借鑒意義。《孫子兵法》的基本原則和思想方法還滲透到軍事以外的社會生活領域，在商業競争、企業管理、體育競賽、外交談判等活動中得到廣泛的重視和應用。
一關于《孫子兵法》的種種質疑
孫武在很長一段時期裡遭到不少懷疑和攻讦。所謂懷疑，就是對他本人的有無和其著作真僞的存疑否定；所謂攻讦，就是對他思想體系以儒學的觀點進行評估批判。對于後者，将在以後文章中詳加剖析，本文旨在推倒加在孫武本人及其著作上的不實之詞，渙釋疑窦，揭明真相。
對孫武其人其書的懷疑事出有因，主要基于三方面因素：第一，詳細記載春秋史事的原始史籍《左傳》《國語》等書對孫武的生平事迹絲毫不曾涉及；第二，《孫膑兵法》在魏晉以後悄然亡佚，兩孫子因而被人們混淆；第三，現存的《孫子兵法》一書中多少帶有某些戰國時代色彩。加上北宋以來疑古思潮的勃興，孫武及其著作的真實性便成為一樁疑案。
的确，由于文獻資料的匮乏，現在有關孫子生平問題尚存在許多難以解釋的疑窦。《史記·孫子吳起列傳》過于簡略，僅說“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阖廬”。然後，就是一則“吳宮教戰”的故事，迹近“小說家”言。最後來個概括性的評論：“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不少問題都無法确切說明。孫武的家世背景、入吳動因、最後下落，都是後世追叙甚至杜撰的，方鑿圓枘，難以自圓其說。
例如，孫子為田書(孫書)之孫，主要的依據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等材料的記載，多有可疑，田書“因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于樂安”。但按《春秋左傳》，田書若參與齊國伐莒，當在公元前523年，從其統兵缒城克莒的表現看，田書此時應當青壯之年，否則“缒城”這樣的行動，恐怕難以勝任。而孫子見吳王阖闾，至遲不會晚于公元前506年，能寫出這樣傑出的兵法，當時的孫子也當在三十歲之後，盡管古時早婚，但祖孫之間年齡之隔，按常理推算，實不太能契合。另外，先秦時期并無樂安這一地名，樂安之名始見于《漢書·地理志》，漢代有“樂安縣”，隸屬于千乘郡，春秋時期既然無“樂安”，那麼，所謂“食采于樂安”，又何從談起？
又如，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等記載，孫子奔吳的緣由是為了躲避齊國的内亂，“以田、鮑四族謀為亂，奔吳，為将軍”。這同樣不合情理：田氏是齊國内部政治鬥争的勝利者，最後代替姜氏，成為齊國統治者，将姜氏之齊，變為田氏之齊，這就是史上著名的“田氏代齊”。作為田氏的支蘖，孫子完全可以坐享田氏勝利的成果，而不必跋山涉水，為“避禍”南逃吳國。因此，所謂的“避禍”奔吳之說，似乎從邏輯上也講不通。
再如，孫武最後的結局，曆史上也是說法多樣。或講他“飄然高隐”，不知所終，《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下”嘗雲：“若張良、範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或說他如同商鞅等人一樣，被殺受戮，不得善終，《漢書·刑法志》載：“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于前，而國滅亡于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分歧甚大，讓人無所适從。其實，這都是很正常的，畢竟連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也講不清楚的事情，我們今天在沒有更多新出土文獻做佐證的情況下，也隻能存而不論了。
盡管細節上我們已無法追求絕對的曆史真實，但是，曆史畢竟還有近似真實與邏輯真實。我們在孫武其人其書的考察上還是可以有所作為，來盡可能接近并了解曆史的本相。
衆所周知，關于《孫子》的成書年代和作者問題，自宋代以來，争論辯诘已延續了千馀年。論争的焦點是，其書成于春秋抑或戰國？其書的作者是孫武還是孫膑？抑或如宋代葉适所言，為某“山林處士”(《習學記言》卷四六《孫子》，中華書局，1977)？在疑古思潮影響下，不少學者不承認孫子擁有《孫子兵法》一書的著作權，也否定《孫子兵法》的主體内容形成于春秋後期。這些懷疑意見總括起來，大抵不外乎以下幾種：
第一，論說曆史上本無孫武其人，《孫子兵法》十三篇系戰國時人所僞托。主張這一說法的人主要有南宋的葉适、陳振孫，清代的全祖望、姚際恒和現代學者錢穆、齊思和等。葉适在《習學記言》卷四六《孫子》中指出：“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辯士妄相标指，非事實。”論定《孫子兵法》乃是“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二《兵書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則雲：“孫武事吳阖闾而不見于《左氏傳》，未知其果何時人也。”全祖望繼承葉适等人衣缽，在《孫武子論》中進一步發揮道：“水心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事其書皆縱橫家所僞為者，可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于知兵者之手。”(《鲒埼亭集》卷二九，《四部叢刊》本)姚際恒在其《未足定其著書之人者》中亦唱同樣的調子，說：“然則孫武者，其有耶?其無耶……其書自為耶?抑後徒為之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古今僞書考》，《叢書集成初編》本）到了現代，依舊有相當數量的學者向孫武及其著述發出诘難懷疑之聲。如錢穆說：“其人與書，皆出後人僞托。”(《先秦諸子系年·孫武辨》，香港大學出版社，1956)又如齊思和雲：“孫武實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戰國之書。”(《孫子兵法著作時代考》，《中國史探研》，中華書局，1981)
他們的懷疑依據主要是兩點：《左傳》等史籍未載孫武的事迹，“孫武為大将，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孫子兵法》所反映的是戰國時代社會狀況和戰争特色，時代特征明顯晚于春秋。由于這一派既懷疑《孫子兵法》其書，又懷疑孫武其人，态度最為堅決，故可以稱作為徹底懷疑論者。
第二，曆史上雖有孫武其人，但《孫子兵法》一書則斷非其所著。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北宋的梅堯臣，清代的姚鼐，現代的梁啟超、黃雲眉等人。梅堯臣曾作《孫子注》，認為此書非孫武自著，而是“戰國相傾之說也”(參歐陽修《居士集·梅堯臣孫子注後序》，《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四一，《四部叢刊》本)。姚鼐的意見也相同，認為“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認為“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惜抱軒文集》卷五《讀孫子》，《四部備要》本)。梁啟超同意梅、姚等人的意見，指出“此書未必孫武所著。當是戰國人依托，書中所言戰事規模與戰術，慮皆非春秋時所能有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9)。黃雲眉在《古今僞書考補證》（齊魯書社，1980）中也認為“孫武之有無其人雖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孫武書則固無可疑者”。
這派學者懷疑、否定《孫子兵法》為孫武所著的主要依據不外乎一條,即孫武是春秋時人，而《孫子兵法》“所言皆戰國事耳”,書中所言戰事規模及戰術，“慮皆非春秋時所能有也”，因此書的作者不可能是孫武本人。由此可見，這一派在孫武其人其書問題上，實際上是采取了“存其人而疑其書”的态度。
第三，《孫子兵法》與《孫膑兵法》實為一書，其真正作者是戰國中期的孫膑，即便并非如此，其書也是導源于孫武，而完成于孫膑。持這一觀點的有錢穆、陳啟天等現代學者以及日本學者齋藤拙堂、武内義雄等人。錢穆在否定孫武其人其書的基礎上，進一步推論道：“《孫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時書。其人則自齊之孫膑而誤。”(《先秦諸子系年·孫武辨》，香港大學出版社，1956，11頁）齋藤拙堂在《孫子辨》中稱“今之《孫子》一書，是孫膑所著。孫武與孫膑，畢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綽号”(江俠庵主編《先秦經籍考》，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而武内義雄在《孫子十三篇之作者》一文中，雖然承認孫武、孫膑各有其人、各有著述，但卻認為今本《孫子》十三篇從其内容看，“非孫武所著之書”，而“出于孫膑所作”（馬導源譯《日本漢學研究論文集》，台灣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0）。至于陳啟天的觀點，則是折衷性的，他指出，“古人為學，均有傳授。孫膑既為孫武之後世之孫，則武之兵法授之于膑，膑即據之撰成十三篇，而署武之名以行世”(《孫子兵法校釋》，中華書局，1947，41頁)。盡管如此，陳啟天仍認為，《孫子兵法》的真正作者為孫膑。
這一派的觀點之所以提出，緣于《孫膑兵法》久已亡佚，而今本《孫子兵法》又多呈戰國時代特征，故很自然地将孫武與孫膑混為一談，将兩部不同時代的兵書視為一體。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派的意見可以說是“張冠李戴”“李代桃僵”。
除上述三種主要懷疑論外，還有一些影響稍遜的否定觀點。如清代牟庭在其《校正孫子》中所謂孫武就是伍子胥，二者實為一人的說法。
總之，持否定意見的學者認為：孫武的事迹不見于《左傳》等先秦典籍記載，《孫子》一書所反映的戰争規模、運動作戰方式、注重詭詐權變的特點以及專有名詞（如主、将軍等）的稱謂、文體的風格均帶有鮮明的戰國時代特征。因此，《孫子》十三篇不可能成于春秋末年，而隻能是在戰國時期甚至更晚。
當然也有不少學者對懷疑孫武其人其書的論點不以為然，并撰文予以辯解。主要代表有元末明初人宋濂，明人胡應麟，清人紀昀、孫星衍、章學誠，今人餘嘉錫等。如宋濂《孫子辯》中道：“春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于策，不然則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國若秦、楚，小國若越、燕，其行事不見于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諸子辨》，中華書局，1955）認為不能以《左傳》等史籍不載孫武事迹而否定其人。又如孫星衍在《孫子略解·序》中也說：“諸子之文皆由沒世之後，門人小子撰述成書，惟此是其(孫武)手定，且在《列》《莊》《孟》《荀》之前，真古書也。”（《問字堂集》卷三，載《孫淵如先生全集》，商務印書館，1935）從著作體例的角度，論定孫武為《孫子兵法》的作者。
二《孫子兵法》出于孫子，成于春秋末年
從以上簡單的回顧中可以看到，關于孫武其人其書真僞的争論延續了千馀年之久，可謂是學術史上一場曠日持久的聚訟。可是，種種懷疑、否定孫武其人其書的論點，多屬猜測臆斷，既與曆史文獻記載不合，也與地下考古發現相悖，因此不足據信。我認為，曆史上孫武确有其人，《孫子兵法》的作者是孫武，證據确鑿。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一号漢墓出土一批珍貴竹簡，其中有《孫子兵法》和《孫膑兵法》。0233号漢簡上書“吳王問孫子曰……”，0108号漢簡上書“齊威王問用兵，孫子曰……”。兩種兵法同墓出土，而兩則簡文的内容又恰與《史記》等史籍關于孫武、孫膑的記載相吻合，這就證實了曆史上孫武、孫膑各有其人，《孫子》的作者不是孫膑。肯定論者據此認為《孫子》成書年代與作者這一“千年聚訟”已“一朝得釋”。然而否定論者卻認為銀雀山漢墓竹簡的出土，并不能完全解決其書的成書年代與作者問題，他們依舊堅持《孫子》一書帶有濃厚的戰國時代特征的基本觀點(參李零《關于銀雀山簡本〈孫子〉研究的商榷》，《文史》1979年第7輯；鄭良樹《論〈孫子〉的作成時代》，《竹簡帛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2)。我認為，《孫子》一書當基本成型于春秋末年，其作者當為孫武本人。具體理由如下：
第一，孫武撰著《孫子》見于《史記》的明确記載。《史記·孫子吳起列傳》雲：“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阖廬。阖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這段記載至少透露了兩點信息：1.孫武曾著有兵法，以此進見吳王阖廬并獲重用。2.“十三篇”篇數與今傳本《孫子》篇數相符。這是孫武著有《孫子》最原始且有說服力的證據。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曰：‘吾治生産，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白圭是戰國前期人，他這裡提到的“孫”，自是指孫武而非孫膑，這表明曆史上孫武确有其人。《漢書·刑法志》雲：“吳有孫武，齊有孫膑，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又《呂氏春秋·上德》雲：“阖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高誘注：“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阖廬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這裡兩則史料均明确指出孫武實有其人，并著有兵法。高誘更肯定《孫子》凡五千言，與今傳本字數相近。其他像《韓非子》《尉缭子》《黃帝内經》《戰國策》《論衡》等典籍亦有類似的記載。這些情況表明，孫武善用兵、撰著兵書乃是戰國、秦漢時人們的共識。
又，《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佚文·見吳王》及青海《上孫家寨漢簡孫子佚文》均曾提到“十三篇”（“十三扁”），且《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之内容與傳世本《孫子》内容基本相一緻(參吳九龍《簡本與傳本孫子兵法比較研究》，《孫子新探》，解放軍出版社，1990，185頁)。從現代考古學的角度進一步證實了孫武其人其書的可信程度。
第二，葉适、全祖望、陳振孫、錢穆、黃雲眉諸人以《左傳》不載孫武事迹，而斷言孫武非《孫子》作者，或進而揣度孫武與孫膑為一人，或以為《孫子》成書于孫膑之手，凡是種種，多屬猜測之辭。因為僅憑藉《左傳》之記載有無而論定孫武與《孫子》的關系，其證據顯然是貧乏的。這一點宋濂《諸子辯》中即有反駁(見前文)。至于混淆孫武、孫膑為一人，或言孫膑作《孫子》，這一誤解已随銀雀山漢簡出土而澄清，毋需贅說。第三，否定論者常就戰争規模、作戰方式、文體特征考論《孫子》一書帶有濃厚的戰國色彩，進而判定其書成于戰國年間，孫武非其書作者。我們認為這一觀點也是無法成立的。首先，就整個作戰方式演變看，春秋乃是一個過渡時期，其前中期與西周以來的“軍禮”傳統一脈相承；而自晚期起，則發生巨大的變化，反映為軍隊人數劇增，戰争規模擴大，作戰方式改變。僅就作戰樣式言，即是示形動敵、避實擊虛、奇正相生等“詭詐”戰法開始流行，過去那種“約日定地”“鳴鼓而戰”堂堂之陣戰法日趨沒落。用班固的話，便是“自春秋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并作”(《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孫子》與“古王者《司馬法》”不同，集中反映這一曆史潮流趨向實屬正常。其次，在這一時代變革中，南方地區的吳、楚諸國乃得風氣之先者。當時這些較少受舊“軍禮”傳統束縛的國家，在戰争活動中更多地采用了埋伏、突襲、誘敵等“詭詐”戰法，并經常奏效。孫武曾在吳國為将，深受當地軍事文化影響，在其著述中自然要體現南方軍事文化（包括戰法）的特點。所謂“孫氏之道，明之吳越，言之于齊”(參《孫膑兵法·陳忌問壘》所附殘簡)，指的就是這層含義。所以，不能以戰争規模擴大、野戰機動性增強等現象來簡單地和戰國特征劃上等号，更不宜由此而否定孫武的著作權。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孫子》一書中也明顯帶有春秋前中期戰争的基本特色。如其言“合軍聚衆”，就反映了商周以來戰争動員的主要特點。其言“窮寇勿迫”，其實就是早期戰争“不窮不能”“戰不逐奔”的翻版。而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觀念，則更體現了它與早期戰争特征中廣義一面的聯系。衆所周知，春秋前中期的戰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敵方屈服為基本宗旨，因而軍事威懾多于會戰，真正以主力進行會戰決定勝負的戰争比較少。于是，會盟“行成”與“平”，乃成為當時軍事活動中的重要手段。公元前770年，屈瑕率楚軍大敗絞師，結城下之盟而退還；公元前612年，晉攻蔡，入蔡，為城下之盟而退師；公元前571年，晉、宋、衛三國之師攻鄭。冬，城虎牢，逼迫鄭國求和等，都是這方面的顯著事例。對這類傳統的追慕和借鑒，遂構成《孫子》兵學的理想境界：“不戰而屈人之兵。”其他如言兵種而未提及騎兵、言“仁”而未嘗“仁義”并稱以及“舍事而言理”的論述風格，均突出體現了春秋的時代精神。種種情況表明，《孫子》全書打上了春秋晚期社會變遷、軍事鬥争藝術遞嬗的深深烙印，它隻能成書于春秋期間。
第五，有些被人們用來判斷《孫子兵法》成于春秋晚期的史證，其實是一種治學不嚴謹狀态下的“誤讀”。如，《孫子兵法》中有“焚舟破釜”的文字(僅見于“十一家注孫子”本，但皆不見于“漢簡本”“武經本”“平津館本”“櫻田本”)，有人就聯想到秦漢之際的巨鹿之戰，聯想到項羽“破釜沉舟”的典故，于是率而斷言《孫子兵法》晚出。殊不知，早在春秋前期的秦晉王官之役中，秦軍就用過這樣的手段。是役，秦将孟明視統率秦師東渡黃河，為了昭示與晉軍決一死戰的堅定意志，孟明視采取了“濟河焚舟”的做法，給晉軍以極大的震懾，迫使其龜縮固守，不敢撄秦軍之兵鋒，秦軍如入無人之境，攻克晉邑王官，取得了春秋時期秦晉交戰中的一次重大勝利。王官之戰爆發于周襄王二十九年，即公元前624年，早于孫子撰著兵書一百多年，孫子在其兵書中引為史鑒，留下“焚舟破釜”等文字，是完全合乎情理與邏輯的。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孫子》書中有後人所增益的成分。如其“五行”觀就有較明顯的戰國色彩。先秦時期的“五行說”，主要是兩類，一為“五行相生說”，一為“五行相勝說”。另外，還有一種“五行不常勝”說，乃墨家後學的觀點。《墨子·經下》雲：“五行毋常勝，說在宜。”其含義是五行相遇固不免相勝，但并非确定不移，因種種機遇，且能生出變化來，大概是多方可以勝少。《經說下》記載：“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爍金，火多也。金靡炭，炭多也。”就是“毋常勝”之說。學界多認為，墨家後學的觀點所反映的是戰國中後期的思想，今本《孫子兵法》雲“五行無常勝”，意思接近墨家後學“無常勝”之說，這從一個側面表明《孫子兵法》一書有一定的後人增附現象。再如，《用間篇》最後一段言“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雲雲，也與《孫子兵法》全書“舍事而言理”的基本風格相悖。然而所有這一切，均不足以動搖孫武為《孫子兵法》作者、其書成于春秋晚期這一基本事實。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