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綱雖然科舉成名甚早，但詩學活動要到乾隆三十年才開始活躍，此時他不在京師，正出任廣東學政。是年他在廣州度歲，與選拔諸生在藥洲亭論詩，撰有《藥洲詩話》若幹則。三十二年八月，在雷州看《全唐詩錄》，錢、劉之後，随手取五古；李杜以前，以《唐賢三昧集》《唐詩選十種》相印證。十二月，又讀黃庭堅詩，自覺“今年才于各家各體略見真徑路，是以所得較往年稍多”（翁方綱《家事略記》）。于是第二年他将視學粵東以來巡試諸州與幕中諸子論詩語加以整理，編成《石洲詩話》六卷，後增入兩卷元好問、王漁洋《論詩絕句》的評析，刊行為八卷。
《石洲詩話》中的翁方綱手迹翁方綱的詩學著作雖然豐富，但也有一個缺陷，那就是多系研究某些專書的劄記，而非廣泛閱讀、研讨的心得。如《石洲詩話》八卷，前兩卷論唐人，可能是研讀王漁洋唐詩選本的劄記；三、四兩卷論宋人，像是讀吳之振《宋詩鈔》所記；卷五論金、元人詩，又像是讀元好問《中州集》、顧嗣立《元詩選》所記；卷六為漁洋評杜摘記，系據海鹽張宗柟輯《帶經堂詩話》摘錄；卷七為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中十八首箋說；卷八為王漁洋《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中十六首箋說。全書既沒有先唐詩歌評論，也沒有明代（高叔嗣、徐祯卿是例外）及本朝詩歌批評，說明他的詩歌批評更接近學者式的鑽研而非詩論家的批評。學者式的鑽研給他的詩話帶來濃厚的專業色彩，而非詩論家的批評則又造成讨論問題的非系統性和偶然性。
就翁方綱對王漁洋詩學的研究來看，其用功之專精體現了真正的學術精神。前人讀詩都是為了資吾操觚之用，往往囿于一定的價值觀，憑一己好惡或時論褒貶為去取，眼界常有拘限。翁方綱則以一種研究的精神讀詩，不論大家小家都能認真對待，讨論特定時代的作家，數量每逾前人。在宋詩方面，他曾評厲鹗《宋詩紀事》，原本十五冊還藏于上海圖書館。雖然《石洲詩話》不曾涉及清朝詩人，但現知翁方綱除了批點《漁洋山人精華錄》外，還批評過曹正镛《曹文正公詩集》一卷，隻不過他對當代詩壇确實不像沈德潛、袁枚、法式善等詩論家那麼關注。梁章钜《退庵随筆》在談到王漁洋對王、孟、韋、柳的推崇時曾說：“竊謂王、孟、韋、柳之詩，隻須就選本讀之，隻須遇相稱之題學之。此外初盛中晚各有名家，皆須研究。蘇齋師《石洲詩話》言之詳矣。若專守一家之言，而盡束諸名家不觀，其能免固陋之诮乎？”門生終究是了解老師的，這段議論傳達了翁方綱論詩不專守一家一格、轉益多師的基本傾向。
翁方綱像對于尊崇杜甫的翁方綱來說，主張轉益多師乃是很自然的事，我更關注的是他對學古而至融化之境的強調，這也是他最傾服杜甫之處：“杜五言古詩，活于大謝，深于鮑照，蓋盡有建安、黃初之實際，而并有王、孟諸公之虛神，不可執一以觀之。”（《石洲詩話》卷一）這寥寥數語，已使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的評價，更加具體，更為充實了不少，但大體還在前人評價的框架之内。另一段詩話說：“自初唐至開、寶諸公，非無古調。但諸家既自為體段，而紹古之作，遂特自成家。如射洪、曲江是也。獨至杜公，乃以紹古之緒，雜入随常酧酢布置中，吞吐萬古，沐浴百寶，竟莫測其端倪所在。”（《石洲詩話》卷一）就揭示了杜甫以紹古之緒“雜入随常酧酢布置中”的新變，從詩歌史的角度指出了杜詩首開日常應酬之風的趣向。而且，出于不可動搖的尊杜價值觀，縱然注意到杜詩的世俗色彩，也沒影響他對杜甫這部分詩作的評價，因為他心裡固有一個雅和伧（即粗鄙）的标準。自錢謙益倡導宋元詩風以來，就有人斷言：“詩必襲唐，非也。然離唐必伧。”（孫廷铨《梁蒼岩蕉林近稿序》，《沚亭文集》卷下）結果證明，學宋元詩的确難免流于伧，翁方綱也感覺到了這一點，因而“伧”成為他論宋元詩常用的評語，仿佛它是一個特定時期詩歌的通病。
習慣于在詩歌史的大背景下把握具體詩人、具體作品的得失和意義，确實是翁方綱詩歌批評的一個重要特點。憑藉博學和透徹的曆史眼光，他的詩論不經意中時有精彩的詩史見解。比如他論及宋初詩歌，曾提出不能排除晚唐體，有雲：“石門吳孟舉鈔宋詩，略《西昆》而首取元之，意則高矣。然宋初真面目，自當存之。元之雖為歐、蘇先聲，亦自接脈而已。至于林和靖之高逸，則猶之王無功之在唐初，不得徑以陶、韋嫡派誣之。”（《石洲詩話》卷三）這裡指出吳之振選宋初詩存在一個問題，即重視王禹偁而忽略了西昆體。給予王禹偁好評當然是應該的，但忽略西昆體卻會模糊了宋初詩史的本來面目。畢竟王禹偁隻是連接西昆體和歐、蘇的過渡性人物，其詩風相對于前後的時代都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就像王績在唐初，完全是個孤立的現象，若視之為陶淵明—韋應物古淡風格序列中的一環，就未免将後人之見強加于古人了。這樣的見解與其說是詩歌批評，還不如說是詩歌史論，背後有着還原曆史過程的意識。類似的例子是對元人題畫詩的重視，他注意到：“鄭杲齋東《題徽廟馬麟梅》一首，《題江貫道平遠圖》諸絕句，皆佳。元人自柯敬仲、王元章、倪元鎮、黃子久、吳仲珪每用小詩自題其畫，極多佳制。此外諸家題畫絕句之佳者，指不勝屈。蓋元人題畫，長篇雖多，未免限于李長吉之詞句，罕能變轉。而絕句境地差小，則清思妙語，層見疊出，易于發露本領。”（《石洲詩話》卷五）我們知道，以繪畫為詩歌題材萌生于南朝，唐人所作多為詠畫之體，真正的題畫之詩興起于宋代，但直到元代才因文人多擅三絕而作品日繁。這雖是談藝家的常識，卻很少為人注意。翁方綱出于詩歌史研究的意識，乃特别指出這一現象。由此也可看出翁方綱論詩的曆史感。
翁方綱不隻關注詩歌史上的重要現象，評論作家也留意發掘其獨到的藝術手段。我們知道，正面鋪寫和逆筆是他很看重的筆法，他在批評中也對長于此道的作者格外垂青。《與友論太白詩》一文特别推崇李、杜兩家正面鋪寫的能力，說：“大約古今詩家，皆不敢直擂鼓心，惟李、杜二家能從題之正面實作，所以義山雲：‘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蓋非具此胸次者，亦無由而知也。”（《複初齋文集》卷十一）而這種能力在他看來又與魄力之大分不開：“杜之魄力聲音，皆萬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既大，故能于正位卓立鋪寫，而愈覺其超出；其聲音既大，故能于尋常言語，皆作金鐘大镛之響。”（《複初齋文集》卷一）韓愈與蘇轼在這一點上也顯出了差别，他評兩家的《石鼓歌》說：“蘇詩此歌，魄力雄大，不讓韓公，然至描寫正面處，以‘古器’‘衆星’‘缺月’‘嘉禾’錯列于後，以‘郁律蛟蛇’‘指肚’‘箝口’渾舉于前，尤較韓為斟酌動宕矣。而韓則‘快劍斫蛟’一連五句，撐空而出，其氣魄橫絕萬古，固非蘇所能及。方信鋪張實際，非易事也。”（《複初齋文集》卷三）陸遊比起蘇轼來則又遜之：“竹垞嘗摘放翁七律語作比體者，至三四十聯。然亦不僅七律為然，放翁每遇摹寫正面，常用此以舒其筆勢，五古尤多。蓋才力到正面最難出神彩耳，讀此方知蘇之大也。”（《複初齋文集》卷四）僅由一個具體的表現手法，他就深刻地辨析了幾位大詩人力量的高下。相比之下，逆筆不像正面鋪寫這樣與才力相關，他隻注意到黃庭堅的用例，在評論山谷詩之外，他還與法式善交流過自己琢磨黃庭堅詩用逆法的心得。法式善《陶廬雜錄》卷二載：
覃溪先生告餘雲：“山谷學杜所以必用逆法者，正因本領不能敵古人，故不得已而用逆也。若李義山學杜，則不必用逆，又在山谷之上矣。”此皆詩家秘妙真訣也。今我輩又萬萬不及山谷之本領，并用逆亦不能。然則如之何而可？則且先咬着牙忍性，不許用平下，不許直下，不許連下，此方可以入手。不然，則未有能成者也。
在此，翁方綱不僅注意到黃庭堅喜用逆法，而且試圖揭示其背後的動機，經與李商隐對照，他頗有說服力地闡明了前人技巧上師法承傳的複雜情形。這的确是心得之談，對認識與比較杜甫、李商隐、黃庭堅詩歌藝術的異同很有啟發。
談論翁方綱的詩歌批評，還需要提一下與試帖詩相關的問題，這是研究者很少留意的。就我所見資料而言，有清一代試帖詩，聲望最著的宗師是紀昀與吳錫麒兩位。前者是試帖詩學的開創者和總結者，後者是成就最高的作家。但前輩學者嚴迪昌在《清詩史》中則将翁方綱與紀昀相提并論，理由是功令試詩後最早編選試帖詩例的人就是這兩位，況且翁方綱中進士比紀昀還要早兩年，乾隆二十四年即出典江西鄉試，是乾嘉詩壇名宿中第一個奉旨以試帖詩取士者。嚴先生這裡疏忽了，紀昀也在同一年出典山西鄉試，後來兩人都以試帖著述成為乾隆間最重要的試帖詩專家，應與功令試詩後典首科鄉試的特殊經曆有很大關系，但最終決定他們在試帖詩學上地位的還是研究和寫作水平。若就寫作水平而言，與紀昀勢均力敵的自然是吳錫麒。隻不過吳畢竟年輩稍晚，當時堪與紀昀并駕齊驅的就隻有翁方綱了。乾隆二十七年五月，禦試，開列試差諸臣，題“先之勞之，請益至于日至之時”，賦得“竹箭有筠”，得“如”字，翁方綱列一等一名，引見于勤政殿。高宗曰：“翁方綱學問甚好。”（參沈津《翁方綱年譜》，23頁）因此後人回顧本朝試帖詩寫作，認為“乾隆年間，講試律者惟翁覃溪先生與紀公工力悉敵。紀之格老，翁之神超，未易軒轾”（梁章钜《試律叢話》卷三引姜兆翀語）。像當時大多數文人一樣，翁方綱盡管在試律上下過很深的功夫，曆年翰林館課所作也不少，但《複初齋詩集》卷一僅編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八年間所作為《課馀存稿》一卷，自序雲：“壬申十月改庶吉士，此以前之作，山陰胡雲持以為染帖括氣，不可存也。是冬以後，專心習翻譯。洎甲戌散館後，習試席之作，别錄為帙。是以合十二年僅存此一卷。”他的試律尚存《複初齋試詩》鈔本，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圖書館，内收試律80題85首，有鈔錄者朱筆批點。同館還藏有《芸窗改筆》鈔本四冊，第一冊所收試帖詩，有翁方綱朱筆批改，内容涉及句法、格律、語病，相當細緻。翁方綱還撰有《複初齋試律說》，大概是講試律作法的。據梁章钜《試律叢話》卷三說：“餘家舊存藏有覃溪師《複初齋試律說》一本，體例亦略如《我法集》，惜為一友借抄，竟匿之不還。後日侍蘇齋談詩，偶詢及此書，則吾師已不複省記，其家亦久無傳本矣。”如今幸有上述兩種鈔本留存，可藉以略窺翁方綱試律研究之一斑。
翁方綱在今人論著中多作為詩歌理論家來讨論，但清代後學似乎更重視其詩歌批評。鄭獻甫《書〈石洲詩話〉後》曾說：“其題目各家，權衡衆制，可謂精審确當者矣。惟末附論元遺山論詩諸絕句及王文簡論詩諸絕句及校漁洋評杜詩本，實有強作解事，不切本旨者。”（《補學軒文集》卷一）我也更傾向于将翁方綱視為詩歌理論家，并且認為他的學識和成就正體現在對前人詩學的辨析中，至于詩歌批評，似乎見識不高。最典型的是一味拾蘇、黃馀唾，輕視劉禹錫，認為“劉賓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詞》”，又說“劉賓客詩品，無論錢、劉、柳，尚在郎君胄、韓君平之下”（《石洲詩話》卷二），完全無視劉禹錫七律的成就和典範性，甚至貶其詩品在郎士元、韓翃之下，見識遠不及王漁洋。且不說郎士元詩向來無甚好評，更不會有人認為勝過劉禹錫；就是韓翃，翁方綱說他“鳴磬夕陽盡，卷簾秋色來”已漸開晚唐之調，“蓋律體奇妙，已無可以争勝前人，故不得不于一二平仄間小為變調，而骨力漸靡，則不可強為也”（同上），也純屬模糊影響之見。據我考察，韓翃恰恰是大曆詩人中難得的還殘留着盛唐馀風、亢爽豪邁之氣不減的詩人，說他走杜甫式的變調取拗之路，即使不是南轅北轍，也可以說是不着邊際，英雄欺人。以詩論家而言，翁方綱才、學都不缺，可能少了點識，即藝術判斷力。
（作者單位：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