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是詞論家，他的詞也往往本能地表達着他的審美觀念。如其《蝶戀花》之“除卻天然，欲贈渾無語”，便是通過對眼中“天然”燕姬的贊賞，表達其對自然、樸實之美的推崇之意。在王國維詞中，類似這樣的詞并非個别。如下面這首《浣溪沙》：
本事新詞定有無。這般绮語太胡盧。燈前腸斷為誰書。隐幾窺君新制作，背燈數妾舊歡娛。區區情事總難符。
這首詞裡有兩個人：一個是作詞的“君”，一個是評詞的“妾”。這兩個人在字面上是夫妻還是戀人，無法确定，可以确定的是他們已經相處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否則“舊歡娛”便無從說起。所以這個“妾”不僅大緻熟悉“君”詞的風格，而且能從詞句表面看出其裡面的“本事”之有無，而其結論則是情、詞難符，也就是說詞中所寫之事與妾心心念念的“舊歡娛”并不一緻。因此而生兩重疑問：其一，何以绮語盈卷？其二，究竟為誰而書？如果這是一首情詞，似乎“妾”之不滿意溢于詞，也隐有對“君”過于豐富而迷離的情感有所懷疑，所以才有“為誰書”之疑問及“隐幾窺君新制作”之舉動。
所謂“本事”，即引發創作沖動的故事或背景。起句“定有無”應是疑問句，答案其實包蘊在這種疑問句之中，局促于本事之“有”，未免阻塞聯想之思；抽離于本事之“無”，恐題旨汗漫無歸矣。王國維下一“定”字，其實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極端的情況，主張将本事與題旨的關系置于有無之間。如此既不失根源之脈絡，亦不失馳想之空間。王國維實際上在強調本事與新詞之間的離合關系，不可太執着于本事，但也不能簡單否定本事的意義。
起句關于本事有無的疑問是怎麼引發的呢？次句就交待了原因，因為讀了這首新詞，感覺其中“绮語”很過分，甚至很可笑，“太胡盧”即指忍不住發出笑聲。“绮語”，現在一般多作關于男女情事绮麗豔冶、令人起邪思之語，但其本義來自佛教，指虛浮不實之辭，是佛門所規誡的内容之一。在本詞中，“绮語”其實可以合起來理解，即讀來感覺虛假浮豔、描寫男女私情之語。因為新詞绮語明顯與此前“君”與“妾”的經曆不相符，或誇張失實，或于事無據，“妾”因而生出另一疑問：如此看上去柔腸百折、肝腸寸斷的“绮語”既不是為君、妾之事而寫，那究竟是在回憶與哪位女子的情事呢？這一疑問的内涵很複雜，可供聯想的空間自然也大。
上阕雖疑問頻起，但此“妾”也不想簡單下判斷，下阕遂由窺新詞而細思兩人交往之經曆，其實這種“數妾舊歡娛”，仍是希望能與绮語背後之本事對應起來，希望能消解掉上阕的種種疑慮，故反複回憶。此處著一“數”字，可見其努力搜索往事之情形。而由“隐幾窺君”可見上阕所描寫乃悄然偷窺之情形，此“妾”之狡黠可見端倪。但無論怎樣回憶，仍覺得與“君”相處的點滴情事與“君”所寫之滿紙绮語難以合上，至此直接逼出“妾”之落寞和幽怨。
此詞從頭至尾都在描寫一個女性的心理活動和獨白，從初見“绮語”之發笑，到猜測“君”詞為誰書，從細數舊歡娛到結果的情事總難符，情感曲折而總歸于無奈。雖然“燈前”有“君”，詞中绮語也恣肆，但這是“隐幾”“背燈”之下的眼中之景和心中之情。明處的“君”未發一言，暗處的“妾”思緒萬千，一明一暗，一靜一動，如此對應寫來，雖是描寫心理動蕩，實亦展現迷離之境，藝術手段堪稱高明。
二
王國維不是柳永、張先，素無浪遊之習，所以這個“妾”當然不會是曾與燈下缱绻之青樓歌伎。那麼會否是描寫王國維夫妻家居生活的一個片段呢？這種可能性當然是有的，但同樣無法證實。我覺得既然無法勘察具體情形，倒不妨從具象中抽離出來，将其從理論的角度來審視，其實就是談的創作與評論的關系呢？或者由評論而引發對“本事”與“新詞”關系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呢？
我想起了顧随對此詞的評論，他首先覺得這首詞“很怪”，難以忖度王國維的原意，但他說：“一個詞人有二重人格，一個我在創作，一個我在批評……此詞也可視為靜安自己批評自己之作，二重人格。”（《顧随全集》三卷《講錄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40頁）陳永正的看法似乎與顧随不謀而合。他認為這首詞其實是王國維對自己詞集的一份“說明書”（參陳永正《王國維詩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00頁）。這份“說明書”說明了什麼呢？我覺得至少涉及到詞的本事之有無，情與詞是否相合，绮語與腸斷的關系諸問題，但這三個問題又可以歸結為生活與藝術的關系問題，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創作與批評的關系問題。
詞的本事問題看上去隻是填詞的背景問題，實際上涉及解析詞的理路與方法問題。如果執着于本事，往往便泥于寄托之說，深文羅織，殊失詞趣。他在《人間詞話》手稿中說：
固哉，臯文之為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蔔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臯文深文羅織。阮亭《花草蒙拾》謂：“坡公命宮磨蠍，生前為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觀之，受差排者，獨一坡公已耶？
作為常州詞派的開山祖師，以寄托說詞乃是張惠言的基本理路所在。事實上，不少作品基于明确的本事而寄寓有托意，也是一種常見的情形。但對于一些本事在有無之間的作品，如果硬尋其寄托，甚至逐句落實，未免走向另一極端。如張惠言評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曰：“此感士不遇也。”又曰：“‘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張惠言《詞選》卷一，中華書局，1957，12頁）張惠言評說蘇轼《蔔算子》，先是說明此詞乃是在黃州作，接着引用陽居士之語雲：
“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詞與《考槃》詩極相似。（張惠言《詞選》卷一，39頁）
鲖陽居士幾乎将蘇轼之詞句句落實到隐喻、寄托之上，難免有過度闡釋之嫌。而張惠言原文照錄陽居士之評，顯然是接受并高度認同的，這也與他以“意内言外”說詞的基本理路是一緻的。王國維又參酌王士禛《花草蒙拾》中評價蘇轼一人之語，并将其擴大到溫庭筠、歐陽修等人，實際上正是表達了對這種過度闡釋的不認同，所以《浣溪沙》開頭的“定有無”，雖似未下判斷，讓結論徘徊在有、無之間，但在王國維的語境中其實側重在“無”，末句“區區情事總難符”即露出本相者。
說王國維“本事新詞定有無”，雖是疑問語氣，但其判斷側重在“無”，其實也并非說王國維便完全否定“本事”與寄托的關系問題。王國維提倡境界，而大旨落實在真景物、真感情以及二者的藝術結合上，這意味着“本事”成為填詞的前提當然是有可能的。他的《人間詞》便多有明确本事者，如《蝶戀花》（窈窕燕姬年十五）、《蝶戀花》（莫鬥婵娟弓樣月）、《虞美人》（碧苔深鎖長門路）等，其本事便宛然具在。那麼，如何既立足“本事”，又在藝術表現中超越于本事之外，展現出更為深廣的聯想之思與藝術魅力呢？我覺得《人間詞話》中至少有以下兩則應予關注：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内，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緻。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夢見。
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
這兩則其實都是說的詩人與外物的辯證關系，入乎其内便是重視外物，出乎其外便是輕視外物。重視外物，所以能觸摸到鮮活的生活和風景；輕視外物，便能擢拔于生活與自然之上，展現出審美的“高緻”。這是王國維對詩人與藝術關系的基本判斷，很顯然，“本事”在這樣的藝術追求中，隻是處于起興和喚起情思的地位，而非藝術的最終落腳點，所以“隐幾窺君新制作”“背燈數妾舊歡娛”，從藝術評論的角度，難免路徑有差。換言之，一味追求情事相符，并非是評價藝術的上佳法門。因為王國維一直對詩人的要求甚高，而對政治家的要求偏低。他認為政治家之眼是“域于一人一事”，而詩人之眼是“通古今而觀之”，并明确提出：“詞人觀物，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參《人間詞話》）在這樣的理論批評框架中，“本事”與詞的關系注定應該是若即若離的，如此，才能因其不限一隅一事而見出通貫古今的思想氣度與文學高緻。
三
細究之下，王國維此詞其實還有着深刻的時代背景。晚清民國以來，因為端木埰、王鵬運、朱祖謀等人先後鼓吹，夢窗詞風幾乎席卷南北，追慕夢窗蔚成一時之風氣。但正如況周頤《蕙風詞話》所雲：“非絕頂聰明，勿學夢窗。”吳文英詞在密實意象之下的潛氣内轉，并非一般詞人可學，所以很多人學夢窗隻能流于模糊影響。即便在王國維眼裡，隐秀的朱祖謀雖偶爾能寫出比吳文英更勝的“情味”，但于“古人自然神妙處，尚未夢見”（參《人間詞話》），他人更可想見。
更重要的是，王國維對吳文英詞的總評價也就是“映夢窗，淩亂碧”六個字，即虛幻、迷離、淩亂、多彩，而這其實完全不應是詞體所追求的。周濟說吳文英的詞如“水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極，追尋已遠”，而王國維認為吳文英除了一二詞句之外，“實無足當此稱者”，總體否定了周濟的說法（參《人間詞話》）。因為對吳文英詞的極大反感，所以在《人間詞話》手稿中，王國維對吳文英以及晚近的追随者統稱為“夢窗輩龌龊小生”，出語不可謂不重，但也足見其與王國維對晚清以來詞學所持的針鋒相對的基本立場。
其實王國維不僅不喜歡吳文英，連整個南宋末年的詞人群體，都在他的鄙視之中。他在《人間詞話》中很有感慨地說：“宋末諸家，反可譬之腐爛制藝，乃諸家之享重名者且數百年，始知世之幸人，不獨曹蜍、李志也。”根據《世說新語》的記載，曹蜍、李志與王羲之同時，其書法在當時雖亦可與王羲之争衡，但其人品素為世所诟，這是從人品角度批評此二人。而南宋末年之詞，則被王國維整體拟之如八股文，不僅多為長調，而且結構上有嚴重的程式化傾向。這樣的詞在此後數百年卻備受尊崇，特别是晚清民國多以學習南宋末年詞人為尚，并以所謂“重拙大”，而探測其中深隐之寄托，這在王國維看來，不僅在師從方向上有偏差，簡直是“倒行逆施”，迷失了基本的詞體認知。他說：“梅溪、夢窗、玉田、草窗、西麓諸家，詞雖不同，然同失之膚淺。雖時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棄周鼎而寶康瓠，實難索解。”（《人間詞話》）明明是“康瓠”一般的庸才詞人，卻被近人膜拜如斯，堪稱價值判斷完全颠倒了。宋末的時代已經遠離了詞體的繁盛時期，加上創作天賦不足，從而導緻了南宋詞壇的整體衰落。晚近詞人匍匐在這樣膚淺的詞作面前，強作解事，勉求寄托，王國維覺得簡直是情何以堪。他帶着激憤的語氣說：
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學也。（《人間詞話》）
對“近人”的這種重南輕北之觀念予以了辛辣的嘲諷。他認為近人即便是學南宋，也是無視辛棄疾的獨創之功，而偏師其粗犷、滑稽，此無疑是買椟還珠了。“這般绮語太胡盧，燈前腸斷為誰書”，面對這樣的绮語藻飾，而欲求其情事相符，真如白居易《長恨歌》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才情、寄托兩欠，如何奉之為正範？
由以上對王國維詞與詞論的對比分析，可見《人間詞話》中的相關觀念，其實已經部分先醞釀于其創作之中，并有了初步成型的理論文字。從創作之體會到詞論之建立，其間的路徑有迹可循。《浣溪沙》（本事新詞定有無）一詞則為勘察其詞與詞論的關系，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個案。如此說來，顧随、陳永正二先生将此詞理解為王國維對自己創作的說明，似乎還不充分，或許将其定位為王國維基本的詞學觀念和批評标準，才更契合《浣溪沙》作為“論詞詞”的特性所在。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