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古蜀亦是中華古代文明共同體中最具特色的區域文化之一。例如，僅在約當商周的三星堆—金沙遺址，就出土了号稱世界上同期遺址中最為密集的象牙、數量最為豐富的金器和玉器。而青銅器僅在三星堆兩個祭祀坑中，就有九百多件（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下引三星堆資料均出自此書，不再注明）。這些出土器物特點鮮明，如金沙遺址極為精美、動感十足的太陽神鳥金箔，已經成為中國文化遺産标志。而三星堆長達143cm的金杖，杖身紋飾包括頭戴王冠的人像，和鈎喙魚鷹背負戳入魚身之羽箭展翅飛翔的圖案。據研究，戴冠者正是蜀王魚凫氏的形象，而金杖應是其王權象征。古代中國素來以鼎為王權标志，三星堆金杖無疑與之形成鮮明對比，成為上古東亞大陸區域文明的獨特景觀。再以青銅器為例，商周王朝最重要的器類為鼎簋等及其組合成的禮器，這些神聖而系統的重器與三星堆銅器中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組成部分——青銅人神塑像群，再度形成鮮明對比。三星堆數量衆多、規格類型不一的神人造像群堪稱世界級的考古發現，不僅填補了中國古代藝術史的空白，也充分展示了古蜀作為上古區域文化與中原文化不同的鮮明個性、風格①。
①按：與此簡略概述相對，《蜀志》又曾對杜宇王朝時期蜀的疆域作過基本一緻但更為具體的記述：“杜宇稱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澤）。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
②所謂“華陽”，古代泛指以華山為主峰的秦嶺以南廣大地區，包括今雲貴川渝四省市和陝南、隴南以及廣西西部部分地區，約為今天除西藏以外的大西南地區。
上述遺物不僅數量大，而且種類多、造型美、工藝精，為研究古蜀王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風俗習尚等，提供了極為豐富珍貴的資料，反映了古蜀王國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和财富聚斂高度集中的情形。
對于擁有如此靓麗燦爛且特色鮮明的古蜀文明，人們自然會追問蜀文化及其創造主體——蜀國族群的源流，亦即古蜀文明的“來龍”和“去脈”。對此，尤其是後者，學界的探讨似乎還不多，以下謹就此作一初步的讨論。
一古蜀國族群的來源
《蜀王本紀》載：
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本或作灌）、魚凫、蒲澤（據《文選·蜀都賦》劉注引補）、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傳為西漢揚雄撰《蜀王本紀》，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黃岡王氏木刻本。按，下引《蜀王本紀》均采用此輯本，不再注明)
根據以上簡括，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以前，蜀地經曆了蠶叢、柏濩（柏灌）、魚凫、蒲澤（杜宇）、開明五個王朝。證諸史料，這是先秦五個大緻相繼王蜀的政權。但此種排列易使人忽略一個重要史實，即先秦本是邦國林立的文明初期，在以中原為核心的大一統局面到來之前，地處西南一隅的這五個政權，實際隻是蜀地的五個區域性共主，既有雄長蜀地的相繼關系，複有在共主狀态下長期并存之史實。《蜀王本紀》追述蜀人“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意在表明此地與中原的文化差異；接着盛稱“從開明已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更是想要強調本地曆史文化源流悠久獨特，明顯帶有誇張口吻。但是，說蠶叢、柏灌、魚凫、杜宇、開明族群與華夏淵源有别，則近于史實。根據《蜀王本紀》《華陽國志》等蜀地本土文獻記載和傳說，蠶叢、柏灌應屬古蜀土著族群。如上述五朝中排序第一的蠶叢氏，文獻反映是從岷江上遊輾轉徙居川西平原者，源自更古老的蜀山氏，在蜀地最早稱王，可能是最早進入文明的族群。故《華陽國志·蜀志》記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并且指出蠶叢氏舉國實行“石棺、石椁”的葬俗。循此線索，正好近世在岷江上遊傳說與發明蠶桑業有關的“西陵氏”“蜀山氏”故地的茂縣、汶川、理縣等地，以及川西高原其他一些地方，發現了大批石棺葬，其年代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延及西漢末。不僅如此，蠶叢縱目的傳說，亦因三星堆出土的三件大型縱目青銅頭像初獲印證。
①與四川盆地相鄰的陝西漢中盆地城固縣出土過23件青銅人面具和25件青銅獸面具（鋪首形器）（參唐金裕等《陝西省城固縣出土殷商青銅器整理簡報》，《考古》1980年第3期），與三星堆青銅面具風格相似，據《華陽國志》記載，這一帶屬于古蜀王國的北部疆域，故這些青銅面具本身屬于蜀文化。
魚凫氏，據研究是以鸬鹚為神聖标志的族群。鸬鹚本為該族先民馴養捕魚的一種帶鷹鈎嘴的水禽，俗名魚凫。文獻和出土資料反映，魚凫氏當是源于長江中遊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商時期的漁獵民族。約當此期的湖北宜昌中堡島、路家河和四川廣漢三星堆等長江中上遊遺址，所出形似魚凫的鷹鈎嘴鳥頭形陶器柄等大量器物，與川渝鄂境内沿長江水系分布的大量魚凫(魚符、魚複)地名，包括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晚期寶墩文化遺址溫江魚凫城，表明魚凫族确實存在從長江中遊向成都平原逐漸遷徙推進的悠久曆程（參張勳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與蜀人、僚人的關系》，《南方民族考古》第1輯，1987；林春《宜昌地區長江沿岸夏商時期的一支新文化類型》，《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這些地名和出土資料，應是其沿途居留建國的曆史印記。
三星堆遺址分四期，依次約當新石器時代晚期、夏代至商代前期、商代中期或略晚、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其中三、四期出土數量可觀的鳥頭形陶器柄，聯系祭祀坑中金杖上的魚凫王圖像，這些帶有強烈信仰色彩的特征性器物揭示，三星堆古城曾是雄極一時的蜀地共主——魚凫王朝的都城。三星堆城牆始建于二期地層，其文化因素與溫江魚凫城存在明晰的承繼關系。而祭祀坑中又出土了巨型蠶叢縱目神銅像，暗示在魚凫王朝之前，這座規模宏大的古城可能已曾是更早的邦國聯盟共主蠶叢或柏灌的都邑。
其後稱王的杜宇氏，因其傳說中的風流韻事和失國悲劇，在古代知名度頗高。根據《蜀王本紀》，這是一個來自“朱提”亦即今雲南昭通一帶的族群。史載杜宇王朝時期，巴蜀農業有了曆史性的長足發展，因而巴蜀地區曆來把杜宇尊為農神。
最後稱王的開明氏，《蜀王本紀》和《華陽國志》明确記載是“荊人”，亦即同魚凫氏一樣，是來自長江中遊的族群。文獻反映這一來自水鄉地域的族群擅長水利，其首領鼈靈因成功地治理好了杜宇王朝末年的空前水患，受杜宇禅讓而稱王，建立起著名的開明王朝。
二蜀文化與華夏文明關系甚深，淵源流長
《史記·五帝本紀》雲：
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史記·五帝本紀》）
以上文字，實出自《大戴禮記》的《五帝德》及《帝系姓》二篇，《五帝本紀》中唐代張守節《正義》明确指出：“《大戴禮·帝系》出于《世本》。”（《〈世本〉茆泮林輯本·世本諸書論述》引《尚書序·正義》曰：“《大戴禮·帝系》出于《世本》。”參《〈世本〉茆泮林輯本》，第3頁，《世本八種》，商務印書館，1957）可知這是先秦以來的古老傳說，其中西陵氏、蜀山氏前已說明是蜀地土著，不僅與黃帝及其族群聯姻，而且聯姻所生育的後裔也來到蜀地定居，“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唐代司馬貞的《史記索隐》明确指出：
降，下也。言帝子為諸侯，降居江水、（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是蜀
有此二水也。
由《索隐》所引《水經》之文可知，“若水”即今雅砻江，在今攀枝花市境内彙入金沙江。而青陽所降居之“江水”，則直指今岷江上遊。晚明徐霞客實地考察之前，傳世文獻中之“江”或“江水”均指長江，而長江上遊的正流或曰幹流，古人亦均認定為岷江。正因為如此，《索隐》才徑謂“蜀有此二水也”。這就說明，傳說中的黃帝二子青陽、昌意所“降居”之地，就在今四川西部。中國地理形勢西北高東南低，所以從學術角度審視上述傳說，“降居”雲雲，所反映的史實應是黃帝族群的兩個親緣支系，由北而南、自高徙低，從西北黃土高原輾轉遷徙到了川西。
上述傳說得到考古學印證。如在岷江上遊地區營盤山遺址、波西遺址、沙烏都遺址中就有反映。在這些遺址的出土資料中，既有土著文化的特征，又不同程度地存在黃河流域文化的因素。如距今5500年至5000年的營盤山遺址文化即以本土因素為主，但同時吸收了來自甘肅東南部的彩陶等文化因素，也受到了四川盆地北部和東部邊緣地區同時期文化的影響（參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縣營盤山遺址試掘簡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2000）》，科學出版社，2002）。波西遺址出土器物文化内涵既與隔江相望的營盤山遺址有聯系，又帶有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晚期特征，如出土的細泥紅陶弧邊三角紋彩陶斂口曲腹缽與河南陝縣廟底溝遺址仰韶文化的A3碗（H10：128）、A10g盆（H47：42）等風格相似，且共存的雙唇式小口瓶、尖唇斂口缽等其他陶器，以及細泥紅陶及其紋飾所占比例最多的特征等，均屬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晚期（參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縣波西遺址2002年的試掘》，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2004）》，科學出版社，2006）。而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正是學界追蹤的黃帝族群遺存。
沙烏都遺址也緊鄰營盤山遺址和波西遺址，據發掘者推測其時代約為距今4500年左右，該遺址在文化内涵上不僅與營盤山等遺址脈絡相承，且與成都平原寶墩文化存在較為密切的聯系。營盤山、波西和沙烏都等遺址的情形，頗為清晰地揭示了岷江上遊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來源的多元性。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無疑是來自黃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正是它們在數千載之後，向我們提示了黃帝族群遷徙蜀地的曆史信息，讓傳說展示出了曆史本來的生動面目。
古蜀文明中來自中原的文化因素，在蜀地考古資料中還可以看到很多。其顯著者如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陶盉，明顯來自二裡頭文化。而三星堆—金沙遺址的大量玉璋，其源頭也顯然在黃河流域二裡頭文化以至更早的龍山文化。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銅尊、罍，乃是典型的商周青銅禮器。至于三星堆遺址精美絕倫的獸面銅牌飾，類似的發現亦見于河南偃師二裡頭和甘肅天水，以二裡頭的最早，其次為天水出土者，三星堆的最晚，學者據此推測天水地區可能是連接中原與四川地區文化交流的紐帶（參張天恩《天水出土的獸面銅牌飾及有關問題》，《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由上可知，以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古蜀文明，乃是由土著文化和華夏等外來文化多元融合而成的輝煌結晶，并在上古長期興盛于大西南地區。
三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去脈”
秦并巴蜀，一舉終結了蜀地相對獨立發展的曆程。由于改朝換代，蜀地經曆了大規模族群遷徙的持續動蕩。一方面，秦把大量秦民遷徙到了蜀中，并在兼并中原列強後，又強制遷徙其富豪到蜀地，前後移民數量相當大。另一方面，蜀地原來的族群也發生了大規模的遷徙流亡。史載秦滅蜀，“蜀主更号為侯”（《戰國策·秦策一》）。秦貶蜀為侯以後，蜀侯或曰蜀統治集團已不可能再留居成都及其附近。公元前311年，史載張儀、張若城成都，從所有流傳下來的文獻記載看，成都大城、少城分别作為蜀郡和成都縣治所，城中絕無蜀王或蜀侯府邸之迹可考。此外在郫縣、臨邛、雒縣等成都附近各縣也無迹可尋，顯然也無其立足之地。惟《太平寰宇記》記蘆山縣“有開明王城故址”，開明王城應為秦貶蜀為侯徙封之遺址。成都平原上的開明氏、蠶叢氏等族群，大概亦多随蜀王遷徙于這一帶。當第三次所封的蜀侯绾被誅後，蜀侯被廢，蜀統治集團遂率蜀地族群繼續南逃，最後輾轉遷徙到越南北方建立了安陽王國，漢初被南越國兼并。
蜀地族群的另一種流徙方式是四散流亡，如蠶叢氏族群主體随開明蜀王遷往雅安，故該地又号為古青衣羌國；但其另一些支系，則沿岷江河谷，退徙川西高原故地，這一帶戰國晚期至西漢的石棺葬應為其遺迹。此外《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補雲：“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裡，常來朝降，輸獻于漢。”其地約當古代姚州，即今雲南大姚、姚安一帶。這應是《史記》黃帝入蜀二子的後裔蜀亡後流徙之地。蜀民流徙過程，自然亦是蜀文化傳播的過程。
除遷徙者外，留居原地的古蜀先民，連同整個蜀地，以及西南廣大地區，則在秦漢以後陸續融入華夏，從此正式成為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不過，蜀文化各個層面或方面融入華夏的曆程并非完全同步，而是快慢錯綜、先後交織，非常豐富、複雜，既從根本上表現了區域文化共趨變遷的普遍規律性，又相當充分而深刻地展示出蜀文化動态曆程中的鮮明特點。
首先，由于商鞅變法後秦國急遽崛起，秦治模式在所到之處強勢推行，蜀地很快就從制度層面上與華夏融為一體，進程相當迅速。其次，在經濟生活層面，考古資料反映，一些帶有蜀文化特色甚至巴蜀文字符号的器物仍然存續了兩三百年，到西漢中期才基本消失，蜀地在物質技術方面亦基本上華夏化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精神形态層面。蜀文化在與中原文化全方位融彙的同時，一方面接受了秦漢文明從文字到意識形态、價值觀念的整個體系，另一方面又保持、傳承了自身一些鮮明的個性和特色，構成了中華文明百花苑中的一道靓麗景觀。因此，本文側重從精神這一層面，集中談談秦漢以降的古蜀文化的精神風貌，亦即對其長期遺傳、彰顯的文化精神，尤其是文脈氣質作一些分析。
一是富于開放兼容精神。古蜀文化主要産生并彙聚于四川盆地，雖然周圍群山環繞，地理形勢四塞且對外交通不便，但正因為如此，先民自古就追求開放，通向域外文明的蜀道、南方絲綢之路很早就開辟形成，甚至成為發達的交通系統，如蜀道至遲在戰國晚期就有了“棧道千裡，無所不通”之譽。此外，蜀地曆來就是八方移民彙聚之地，古代至少有過五六次大規模的移民，小的就難以計數了。也正因為如此，這裡自古形成了包容而不排外的文化氛圍。在傳統農耕文明時代，盆地空間雖較廣袤但不甘自足，物産豐盈，号稱“天府”。土著和移民文化彙聚而成的蜀文化猶如大型水庫，不斷吸納融入外來資源和先進因素，極為繁榮，由此亦催生了從揚雄哲學上的“一分為三”，到人類最早的紙币“交子”等若幹引領天下的發明創造。
二是文氣十足，浪漫豪放。富于濃厚的文化藝術氣息和浪漫精神，是蜀文化的一大特色，這應該與蜀地自然環境尤其是山川形勢的大起大落、多元多樣分不開。至遲從三星堆—金沙時期開始，出土器物每每以精美的人神和動植物造型藝術令人刮目。如前述各類人神具象系列，特别是生動的面目造型，尤其富于藝術生命力和人文精神；而太陽神鳥、通天神樹等動植物造型，亦特别富于誇張靈氣。這種充滿浪漫氣息和想象力的“文藝範兒”，對後世影響很大。
三是重義理和思辨精神。這也與上述三星堆以來富于浪漫氣息和想象力的文化特質直接相關。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經學，自漢代以來分為重章句訓诂的古文經學，和重“微言大義”亦即義理的今文經學兩大派。蜀地經學的發展基本與之同步，亦古、今文兼行，但與前述蜀地重思辨和想象力的文脈相承，今文經學特别發達，因而曆來就有“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之說，并由此形成源遠流長的傳統，不僅對蜀地文化影響深遠，且影響及于全國。如号稱戊戌變法“思想發動機”的晚清今文經學大師康有為，其理論實深受蜀中今文經學大師廖平影響。今文經學中重“微言大義”的特點，不僅契合蜀人重思辨的精神，而且二者的合流強化了蜀文化富于想象和創造力的氣韻，因而蜀文化學術譜系中曆來不乏富于創造精神的百科全書式人才，揚雄、蘇東坡、楊慎、李調元、郭沫若等群星燦爛，正是其輝煌體現。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
小知識
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古遺址分布面積約12平方公裡，距今約5000至3000年，是迄今在中國西南地區發現的範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内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現有保存最完整的東、西、南城牆和月亮灣内城牆。三星堆古遺址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文物是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産，在中國浩如煙海蔚為壯觀的文物群體中，屬最具曆史科學文化藝術價值和最富觀賞性的文物群體之一。在這批古蜀秘寶中，有許多光怪陸離奇異詭谲的青銅造型，有高2.62米的青銅大立人、有寬1.38米的青銅面具、更有高達3.95米的青銅神樹等，均堪稱獨一無二的曠世神品。而以流光溢彩的金杖為代表的金器，以滿飾圖案的邊璋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屬前所未見的稀世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