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四川廣漢的三星堆遺址，1929年就曾發現了一批奇特的玉石器，1933年和1963年曾分别進行過初步發掘，1980年至1986年進行了連續發掘，基本弄清它是一個距今4800年至2800年前的大型古文化遺存①。1986年7月至9月，發現了兩個距今三千二百年左右的大型“祭祀坑”，出土了數千件精美絕倫的青銅器和金、玉、石、陶器。近年來三星堆又有一系列考古新發現，證明這裡三四千年前曾有一個以“原始宗教”為基礎的“神權古國”，創造了獨具一格的三星堆文明，為我們研究人類早期文明的信仰觀念和具體形态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三星堆“青銅神樹”出土于第二号“祭祀坑”，埋入前均被打壞焚燒。經拼對修複，可分辨出大型神樹二件，小型神樹四件，還有一些零散的飾件和樹座。其中一号大型神樹最為高大複雜，複原得也較好，是神樹中的典型代表。
一号大型神樹已複原高度達3.96米，頂端尚有殘缺。樹座由一個圓環形底盤和三叉形支座構成雲山狀根基，上面滿飾對稱的弧線雲雷紋，好似一座雲霧缭繞的高山。粗大的樹幹從山巅長出，筆直向上，直插雲天。樹幹分為五節，用套管連接，呈現“竹節”狀。在第一、三、五節處，各長出三條樹枝，彎曲下垂，樹枝最高處各結一桃形果實，果托飾勾雲紋，并套有火焰狀圓盤，仙果上各有一隻立鳥，共九隻，均為長嘴、勾喙、圓眼、短頸，尾短微翹，雙翅略張，兩腿粗壯，尖爪緊抓在果實之上。神樹主幹頂端也有一個更加碩大的果托和火焰狀圓盤，果實以上部分已殘，推測上面還應有一隻更高、更大、更為精美華麗的立鳥，全樹之上可能有十隻神鳥，總高度應在4米以上。
①本文中年代均用距今多少年，讀者在閱讀時，注意“公元前1200年”與距今3200年的一緻性。下文不另出注釋。
在樹枝及分杈的末梢也各結一桃形果實，帶有勾雲紋果托，套有火焰狀圓盤。在樹枝下側、果托尖上、勾雲紋下面、鳥喙尖部等處，有很多環鈕和穿孔，用來懸挂飾物，現均已脫落。但從坑中出土的大量帶有懸鈕孔眼的銅鈴、牌、葉、璋、魚等飾物看，原來都可能是挂在大小銅樹之上的，把神樹裝扮得十分華麗。再加上九根樹枝均有意做成側擺彎曲狀，似乎在随風飄動。神樹之上，華鳥鳴飛，果實鮮熟，祥雲缭繞，充滿生機和活力。
樹幹之側，有一條巨龍盤旋而下，前爪已落在樹座底盤之上，龍尾一直高至樹梢，龍身有三處與主幹相連。此龍為方頭、馬嘴、辮索式細長身軀，獸腿式前肢和“人手”，還有枝條和曲刃劍狀挂飾。“人手”平伸張開，四指并攏，手心手背中間均有三組卷雲紋，表明它具有翻雲覆雨的神力。龍尾殘斷，現存部分長1.8米，複原高度應在3米以上。
這件銅樹以雲山為座，直柱為幹，有九枝二十二果，并有九隻(或十隻)神鳥立于枝頭，一條飛龍援樹而下，樹上挂滿飾件，祥雲缭繞，光環閃耀，高逾4米，冠于衆器，表明它是在祭祀活動中具有特别重要地位和意義的非凡之物。
二号大型神樹現有殘枝兩層，複原高度1.96米，樹枝上亦有桃形果實和立鳥，并套有壁形圓盤。最突出的特點是在三叉狀樹座上有三個跪祭人像，高19厘米，頭方面闊，吊角大眼，濃眉粗長，三角寬鼻，尖耳短頸，頭戴平冠，身穿長衣，赤足跪地，雙手平舉，作執物奉獻狀，身下各有一方壇。人像和樹座上均布滿雲氣紋，營造出仙境的氛圍，既表明了人像作為祭祀者和護衛者的身份，也突顯了銅樹的神聖作用。其他幾株神樹大小不等，殘缺更甚，但也都有其獨特之處（圖5、圖6）。小型神樹上一個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在樹枝的頂端出現了“人首鳥身”的精靈，鳥雙翅上翹，長尾下垂，全身滿飾華麗的勾雲紋。頭部人面戴冠，面部形象表情均與青銅人頭像相仿，也有人認為此鳥戴的是“人面具”。這種人獸合體的精靈出現在神樹之上，已經帶有“圖騰崇拜”的性質，更增加了銅樹的神秘社會内涵。
圖1三星堆大神樹圖
圖2神樹龍身上的“人手”三星堆青銅神樹群的出現，表現出古蜀人對樹的敬奉與崇拜。“樹崇拜”習俗是原始人類最常見的“自然崇拜”信仰之一。著名人類學家、原始宗教學科研究奠基人之一的愛德華·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書中說:“當時人們看待單個的樹木像看待有意識的個人，并作為後者，對它表示崇拜并奉獻供品。”他列舉了世界各地古今民族數十個“樹崇拜”的典型事例，認為樹木是“精靈住所”，有“居于樹上并吐露神谕的精靈”，樹神是“家族名字的來源”，“森林常常是宗教崇拜的地方”，“是第一個神聖的場所”，“唯一的廟宇”，樹木又是“适宜放置給靈物供獻的祭壇”，“起着祭壇的作用”。在中國古代神話中，也有許多關于“樹崇拜”的故事，如東方的“扶桑”，西方的“若木”，中央的“建木”等。三星堆青銅神樹群，約是距今3200年前以“原始宗教”為基礎的古蜀“神權古國”的繁榮期，是這種“樹崇拜”習俗中時代最早、個體最大、地位最顯赫、内涵最豐富的典型代表之一，成為我們研究以“樹崇拜”為代表的“自然崇拜”信仰的絕佳資料。它所表現出的“樹崇拜”觀念具有衆多含義。
圖3神樹上的神鳥
圖4三星堆二号神樹底座
圖5二号神樹圖
圖6三星堆小神樹圖圖7小神樹人首鳥首先，神樹被當作“生命之樹”，代表着出生、成長、繁衍、傳承等多方面的意義，成為原始人類普遍崇拜的對象，并把它作為“地母崇拜”“社樹崇拜”的标志物。中國古代就有“夏後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作為“社樹”崇拜的記載，當時的蜀人既然已經以農業為主，自然會出現“地母崇拜”，而衆多的神樹就是這種“社樹崇拜”的集中表現。
第二，神樹又是太陽和天使的栖息之處，是這些神靈的住所和歸宿。中國古代傳說中的扶桑樹，“有十日所居，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經·海内東經》)，這些太陽輪流飛上天空，飛向西方。西方則有“若木”，“末有十日”（《淮南子·地形訓》），是太陽的歸宿之地。太陽又常常被看成是有生命的神鳥，所謂“日中有踆烏”（《淮南子·精神訓》）。三星堆神樹上的九隻(或十隻)神鳥同時也象征着太陽栖息于樹上或飛來飛去，帶來光明和溫暖。這個鳥又被當作上天的使者，負責傳達神谕或聖意。神樹上衆多的火焰紋圓盤，也都是“太陽紋”，表明神樹就是太陽和光明永駐的神聖天堂。
第三，三星堆青銅神樹還被視為上天通神的“天梯”，是溝通天與地、人與神的中介物。中國古代傳說中有“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影，呼之無響，蓋天地之中也”的記載（《淮南子·地形訓》）。建木又稱為“鍵木”，被看作是天地中心的樞軸。揚雄《蜀王本記》注雲：“都廣，今成都也。”蒙文通先生認為《山海經》有關“建木”等部分成書于成都平原一帶。古代三星堆的人們曾認為自己居于天地的中心，可以借助“神樹”上天下地。《山海經·海内經》又雲，“建木”是“太皞援過，黃帝所為”的“天梯”，人類的始神太皞伏羲氏和黃帝等“衆帝”都曾從這裡上達天庭。三星堆一号神樹盤旋而下的飛龍，可能是古代帝王首領的化身，正攀着“建木”這個“天梯”往來于天與地、人與神之間。三星堆古國的首領們也認為自己具有這樣的神通，這可能就是青銅神樹被建造得如此高大雄偉的原因之一。
第四，三星堆青銅樹本身也成為一個“适宜放置給靈物供獻的祭壇”，“起着祭壇的作用”。在同一坑中出土的大量帶有懸鈕孔眼的各式各樣的銅鈴、牌、葉、璋、魚等飾物，其中還包括很多用金箔做成的金葉、璋形器、魚形器等，原來可能都是挂在大小銅樹之上的，把神樹裝扮得十分華麗，使之成為了一座神壇。二号神樹樹座上的三個跪祭人像，身下各有一方壇，他們赤足跪地，雙手平舉，作執物奉獻狀，更加明确地表現出三星堆青銅神樹所具有的祭壇作用。一号神樹高4米以上，遠高于各種人像和器物，可能是放置在整個祭祀場所的中心，圍繞着它來進行各種祭祀活動。平時也需要有一個十分高大宏偉的殿堂才能加以放置，并成為被祭祀的對象。
這種以“樹崇拜”為代表的“自然崇拜”信仰習俗，不僅盛行在以“原始宗教”為基礎的早期文明之中，而且流傳于人類文明發展的各個階段，直到現今的許多地區和民族中仍然廣泛存在。我國各地的不少村落中，還保存有“拜樹神”、認樹為親的風俗；納西族祭天時，要在“祭天場”中央立三棵“神樹”用以代表天、地、天舅(人皇)；苗族村寨的廣場中央常常有一棵大樹作為“神樹”，圍繞着它進行各種祭祀活動，有些則是用做成樹形的“蘆笙杆”代替，頂端立金雞代表太陽，樹上挂着各種飾物供品。各國這樣的“樹崇拜”習俗也很多，如老撾朗勃拉邦古王宮最重要的“香通寺”大殿背面高牆上，就有一棵四五米高用寶石鑲嵌而成的“生命之樹”，樹上有各種花鳥瑞獸，樹端有佛塔、佛像、仙女(飛天)等，老撾人認為“樹是萬物之靈”，各民族都以能為神樹貢獻寶石為榮，可見神樹在他們心中的崇高地位。
“自然崇拜”習俗能在人類發展史上産生這樣廣泛深刻的影響，是因為它有非常合理的思想内核，反映了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過程。在人類發展的初期，人們既感謝大自然的賜予，又懼怕大自然的破壞，就認為是有神靈在掌握着萬物，于是産生了感恩與畏懼共存的“自然崇拜”和原始宗教。随着社會和科技的進步，人們對大自然有了更加深入和理性的認識，但這種認為人與自然萬物是相助相生、相輔相成的合理内核，則是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的關鍵所在，于是有不少“自然崇拜”的習俗，就以民風民俗、村規民約等形式保存了下來，成為我們應當保護和發揚的優秀文化遺産。
作為早期文明“自然崇拜”精彩标本的三星堆“青銅神樹”，為什麼最後又被打碎焚燒埋藏到祭祀坑中了呢?這裡可能有一個過度崇拜和過度消耗的問題，也就是說三星堆古國後期違背了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規律，最終受到了自然與社會的懲罰。
三星堆神權古國大約在距今三千二三百年前後達到了古蜀文明的最高峰，原始宗教也發展到了極緻。他們集中了各方的珍寶和财物，多方面汲取神奇觀念和藝術技術，制造出大批神像、人像、動植物群，出現了三星堆遺址獨大獨尊、主要遺物遺迹大多與祭祀有關的奇特景象，其首領可能就是“魚凫氏蜀王”。但為突顯奇異觀念而營造的大量神器祭器，已大大超過了古國的承受能力，過度的人力物力集中和财富消耗，必然導緻經濟的崩潰和社會的沖突。大約在商代後期，三星堆神權古國逐漸失去了控制，最終發生了嚴重的生存災難和社會恐慌。而在成都等地新崛起的十二橋文化集團，正伺機取而代之。距今約3200年左右，人們通過一兩次盛大而奇異的祭祀活動，把平時放在神殿中的主要神器和祭器，搬到三星堆前的廣場，對着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祖先，舉行了最大和最後的祭典，然後打壞焚燒神器和祭器，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随後就把國家的中心遷到成都的金沙遺址，開始了十二橋文化占統治地位的時期，時間為距今3200年至2600年前。從《華陽國志》等文獻和考古資料證明，“杜宇氏蜀國”改變了單純依靠宗教神權的統治手段，主要依靠實力和武力擴張地盤，開始劃定了邊界，逐步成為了以地域為基礎的王權國家。
這就是我們對“青銅神樹”所代表的“自然崇拜”信仰從頂峰到衰落的一點思索，也是對三星堆神權古國消亡之謎的一種解釋，供大家研究借鑒，或許可以從中得出如何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的某些啟示。
（作者單位：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