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齊、梁的帝系本是一脈相承，齊高帝蕭道成、梁武帝蕭衍皆為南蘭陵郡武進縣東城裡（今江蘇省丹陽市訪仙鎮）人。齊梁定制，皇帝死後需歸葬故裡。因此在今天丹陽市東北部的胡橋、建山、埤城、三城巷一帶分布着包括蕭道成泰安陵和蕭衍修陵在内的多座齊、梁帝陵。蕭統生前未登大位，多條史料記載，他死後并未歸葬丹陽，而是葬于南京（時稱建康）之郊。在蕭統舊臣王筠奉诏為其所作的哀冊文中，即有“今歸郊郭，徒禦相驚”之句。如今，在南京東部和南部的栖霞、江甯兩區内，分布有17處南朝陵墓石刻，包括石柱、石碑、石刻神獸等，它們都是南朝帝王或宗室貴族陵墓的标志。然而可惜的是，在這十七處陵墓之中，目前通過碑文記載或者考古發掘能夠确認墓主身份的僅有七處，皆屬梁代，包括桂陽簡王蕭融、新渝寬侯蕭暎、安成康王蕭秀、臨川靖惠王蕭宏、始興忠武王蕭憺、吳平忠侯蕭景和建安敏侯蕭正立等。獅子沖雖然擁有一對高大俊美的石刻麒麟，被視為南朝陵墓石刻的代表作，但是在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開展之前，墓葬的具體位置并不明确，墓主的身份也始終存有争議。1988年，南京南朝陵墓石刻列入全國第三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時，獅子沖被推定為陳代第二位皇帝陳文帝陳蒨永甯陵的所在地，該處石刻也因此被稱為“永甯陵石刻”。圖1南京現存十七處南朝石刻地點位置圖圖2獅子沖東側神獸衆說紛纭的前期探索
關于昭明太子的葬地，史料并不缺載，但是相互間卻有抵牾。比如《建康實錄》卷十八記曰：“（昭明）陵在建康縣北三十五裡。”《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五記載：“陵在縣東北五十四裡查硎山。”《景定建康志》卷四一三記載：“梁昭明陵在城東北四十五裡賈山前。”《建康實錄》為唐代許嵩所撰，其時與六朝相距較近，書中保存的史實和轶事，曆來為六朝研究者所重。《元和郡縣圖志》是唐代名相李吉甫為使皇帝了解全國地理政區形勢，動用國家之力撰成，是我國現存最早、編撰最精的一部地理總志。《景定建康志》雖然成書于南宋，卻是南京現存最早的地方志，而且是公認的宋代方志精品。這三部志書都是考證南京史地的關鍵史料，然而它們對于昭明太子陵墓方位的記載，或曰在北，或曰在東北；與主城的距離也自三十五裡至五十四裡不等。而且所記“查硎山”和“賈山”之名，後代史料沒有續記，無法與近現代山名對應。因此雖然史籍言之鑿鑿，但昭明太子陵對于後世的探尋者來說，并不能準确地識别和定位，隻能綜合各種記載，将其大緻推定為南京東北方向，距離主城四五十裡的地方。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一千五百多年的滄桑變化，包括昭明太子陵在内的六朝勝迹大都面目模糊，甚至湮沒無聞，它們重新得到重視，要等到近現代學術興起之後。清末，漢人耶稣會士張璜曾經對南京周邊陵墓石刻進行過實地調查，于1912年出版了《梁代陵墓考》一書。書中記錄了丹陽和南京現存的十一座齊梁帝王陵墓的位置。可惜他并未到訪獅子沖，也未找到與蕭統葬地有關的線索。20世紀三十年代，時任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的朱希祖和其子、時任中央大學經濟系主任的朱偰，先是對南京周邊古迹開展私人調查，其後又接受國民政府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委托開展正式調查，先後實地踏勘14次，于1935年出版《六朝陵墓調查報告》一書，對南京周邊現存六朝陵墓遺迹一一介紹，并盡力考證，成為現代學者研究南京六朝曆史文化的奠基之作。在此過程中，朱氏父子和其他參與者多次調查獅子沖。朱希祖發現此處石刻距離主城約四十裡，當地人将石刻所依的山地稱為“蘭山”，與古音“陵山”相近；而《建康實錄》卷十九記載，“（陳文帝永甯）陵在今縣東北四十裡陵山之陽”。據此，朱希祖第一次将獅子沖石刻所在地推定為陳文帝的永甯陵。
不過有趣的是，調查組其他成員，以其子朱偰為代表，卻傾向于推定獅子沖為宋文帝的長甯陵。其理由主要是獅子沖石刻麒麟身上的花紋，如翼膊上的鱗紋和後半身的花瓣式浮雕，與推測為宋武帝初甯陵（位于今江甯區湯山街道麒麟鋪）的石刻較為相似。對此觀點朱希祖堅不贊同，他指出石刻神獸身上的鱗紋和花瓣式浮雕，并非獅子沖和麒麟鋪獨有，其他南朝陵墓石刻如梁蕭秀墓同樣具備。而且相同的紋飾，麒麟鋪顯得樸實，蕭秀墓稍華，獅子沖最為華麗，陵墓神獸的雕刻應愈往後應愈進步，因此堅持獅子沖為永甯陵之論。父子二人針鋒相對，但卻彼此尊重，兩種觀點同時保留在《六朝陵墓調查報告》中，成為一段學林佳話。
1972年，在南京江甯區麒麟門外的靈山南麓發現了一座南朝晚期大墓，出土了高達0.8米、迄今最大的一對青瓷蓮花尊，堪稱六朝青瓷之王，而且該墓附近先後出土了兩件小型石辟邪。綜合來看，該墓具有帝王陵的特征。南京博物院羅宗真先生據此提出，“靈山”可能是《建康實錄》記載的“陵山”，靈山大墓才是陳文帝永甯陵；獅子沖仍應定為宋文帝長甯陵，其石刻雖有梁代風格，但有可能是梁代補刻的。2002年，盧海鳴先生在其撰寫的《六朝都城》中指出，獅子沖石獸風格更加接近梁代陵墓石刻，将獅子沖定為陳文帝初甯陵無法解釋這一矛盾現象。他因此推測，獅子沖有可能是梁元帝蕭繹從江陵歸葬南京後的陵墓。
2006年，南京市博物館研究員王志高先生發表《梁昭明太子陵墓考》。他認為獅子沖在南京主城東北大約四十裡，基本符合史料對昭明太子陵方位的記載；在獅子沖周圍，分布着十三座南朝陵墓，其中可考的全部屬于梁代，說明這一區域是梁代劃定的宗室陵區，陳文帝建陵于此可能性很低，而蕭統陵墓建于此處卻十分合理。王氏此說從梁代陵區總體分布入手，高屋建瓴，很有說服力，而且第一次将獅子沖與昭明太子聯系在一起。另外王志高還發現，《梁書》《建康實錄》等史料将昭明太子陵記為“安甯陵”，與梁代皇室一向以單字為陵号，如梁武帝“修陵”、梁簡文帝“莊陵”的慣例不合，他因此提出獅子沖可能是蕭統與其母丁貴嫔的合葬之地，蕭統陵号為“安陵”，其母陵号為“甯陵”，合稱而為“安甯陵”。
半途而止的考古發掘過程
從朱希祖開始，曆代研究獅子沖等南朝陵墓的學者，都期望對遺址開展考古發掘，以确證陵主身份，驗證學說的可靠性。這一夢想終于在2012年迎來了重要機遇。
該年初，南京市政府決定編制《南京南朝陵墓石刻總體保護規劃》，作為今後依法保護南朝陵墓石刻的重要依據。然而編制過程中，以往研究的缺陷毫不意外地凸顯出來—由于缺少考古證據，多數地點隻知地表石刻，對于隐沒地下的陵寝建築、墓葬位置等信息完全不明；多數石刻的主人僅憑史料大緻推定而來，可靠性存疑。編制專家組因此建議：亟需對南京南朝陵墓石刻遺址點開展深入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增強南朝陵墓石刻保護與研究的科學性。與此同時，南京市政府計劃選擇一處最具代表性的地點建設“南京南朝陵墓石刻博物館和遺址公園”，使之成為宣傳展示南京六朝文化的重要窗口。選址專家組評估後認為，獅子沖石刻高大俊美、周邊原始地貌破壞相對較小，應是擔當此任的首選。但是必須将石刻與墓葬、陵園的關系搞清楚，使未來的遺址公園結構清晰、内涵豐富。
為配合這兩項工作，南京市博物館考古部（現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受市政府委托，調派專業人員組成考古隊，于2012年6月至11月對獅子沖進行全面的考古勘探。五個月的勘探成果令人激動，收獲了衆多前所未知的信息。在石刻周圍共發現各類古代遺存三十一處，包括墓葬、窯址、夯土台基、牆基、神道等。其中關鍵的發現有三處：一是在石刻北面，距離約350米處的山坡上（現名北象山），發現兩座南朝時期的大型墓葬，與石刻存在較明顯的對應關系；二是在這兩座大墓周圍，發現四道經過人工夯築的牆體，構成了平面近似長方形，南北長約180米、東西寬約160米，周長約680米的完整陵園，将兩座大墓保護在其中。三是在陵園與石刻之間，發現了寬度達17米的神道。神道中部為土築，兩側以青磚鎖邊。另外，勘探中發現的多座墓葬和窯址，至少有一部分應與兩座大墓和陵園有關，墓葬可能是陪葬墓，窯址可能是為就近燒磚所設。
為了進一步确認勘探發現的重要遺迹，經國家文物局批準，考古隊于2012年12月開始對兩座大墓和其他遺迹進行考古發掘。鑒于該項目重要的學術價值，考古隊決定按照最嚴格的标準、運用大量新技術手段開展發掘工作，比如對遺址進行全景航拍測繪；對兩座大墓加蓋考古大棚，形成室内考古的良好環境；對于發現的重要遺迹、遺物進行三維掃描，以便今後數字化再現等。至2013年5月，經過6個月的細緻發掘，兩座大墓的主體結構基本揭示出來，恢宏的氣勢一覽無馀。位于東側的一号墓距離墓底還有0.8米，位于西側的二号墓距離墓底還有1.5米，皆已勝利在望。另外通過解剖式發掘，陵牆内部的夯築結構、石刻底部的磚砌基座、神道等重要遺迹都得到确認。正當考古發掘有條不紊進行之時，媒體和社會各界的參與卻令這項工作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化。2013年3月，媒體得知獅子沖發掘南朝大墓的消息，開始進行跟蹤報導。部分媒體抓住陳文帝與寵臣韓子高關系暧昧的野史記載，大膽“認定”兩座大墓是陳文帝和韓子高的合葬墓，以《陳文帝和他的“男皇後”》《南京發現陳文帝陳蒨和韓子高墓千年同性之戀公諸于世》等聳人聽聞的标題進行炒作。此後更多的社會人士開始關注。有南京的記者、作家、學者等通過微博發聲，質疑“南京私自發掘陳文帝陵，打破了文博界‘不挖帝陵’的鐵律”，并向國家文物局投訴。獅子沖由此成為引發社會争議的一大熱點。圖3獅子沖南朝大墓發掘現場2013年6月，國家文物局主持召開了獅子沖考古發掘專題研究會。南京市文物行政部門和考古隊向國家局彙報了獅子沖項目的緣由和發掘進展情況。針對社會上出現的質疑，南京市文物行政部門和考古隊希望在做好宣傳和解釋工作的同時，能夠繼續發掘工作，直至最終完成。其理由主要有四點：第一，本次發現的兩座大墓雖然與獅子沖石刻存在較明顯的對應關系，但是獅子沖是否為陳文帝永甯陵一直存在争議，墓主人的真實身份需要經過發掘才能最終證實；第二，獅子沖大墓及其陵園的發掘工作對于《南京南朝陵墓石刻總體保護規劃》的編制，以及南京南朝陵墓石刻博物館和遺址公園的建設至關重要，如果發掘工作進行不徹底，勢必給這兩項工作帶來較大影響；第三，文博界并不存在所謂不挖帝陵的“鐵律”，近年來各地由于各種情況發掘的帝陵級大墓并不少見，如河南省安陽市西高穴大墓（曹操高陵）、江蘇省揚州市西湖鎮司徒村大墓（隋炀帝陵）等。另外“不挖帝陵”的主張主要出于對文物保護工作跟不上的擔心，但是獅子沖兩座大墓曆史上皆遭遇過嚴重盜毀，墓頂坍塌，墓内填滿積土。南京地區土壤酸性大、腐蝕性強，在此情況下，保護難度較大的絲綢、紙張、漆木器等有機質文物留存的可能性很低，而石質、陶瓷、金屬等可能留存的遺物保護難度并不大，現有技術水平完全能夠保障；第四，獅子沖大墓周邊，工廠、度假村、現代墓園環繞，對陵園的蠶食已經相當嚴重。加快考古發掘工作，全面啟動博物館和遺址公園的建設，對于獅子沖的保護更為有利。
國家文物局在組織專家讨論後提出兩點意見：第一，獅子沖大墓的發掘并不是違規考古，而是嚴格履行了報批程序的科學考古。發掘工作目前收獲的信息已經相當豐富，基本可以确定墓主；第二，網上出現較為強烈的反對意見，說明社會各界，尤其是南京當地對于本次發掘尚未形成共識。為了緩和輿論對于考古工作的質疑，保護各界對于文物保護工作的熱情，國家文物局要求獅子沖考古發掘工作停止，兩座大墓不再向下發掘，并且盡快恢複至發掘前的原狀。
根據國家文物局的指示，考古隊立即停止發掘，制定保護性回填方案。兩座大墓被用無紡布全面遮蓋，清理出的墓磚被再次運回，整齊地碼放在墓室内，然後原土回填至原高度，最後拆除考古大棚。2013年7月末，獅子沖重新恢複了平靜。獅子沖南朝大墓也成為國内為數不多的半途而止的考古發掘項目之一。
似明未明的昭明
獅子沖兩座大墓的考古發掘雖未完成，但半年多的細緻發掘仍然收獲巨大，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較完整地揭示出兩座大墓的規模與結構。發掘表明，獅子沖兩座大墓是迄今為止南京發現的規模最大、結構最複雜的南朝墓葬。其中一号墓全長14.2米，寬6.4米；二号墓全長15.2米，寬6.48米。兩墓結構基本一緻，皆由封門牆、甬道、墓室等部分組成。其中封閉墓口的磚砌封門牆多達5道，厚達2米；甬道内前後分别設有兩重石門，門柱和門楣上雕刻着精美的仙人、神獸圖案；主墓室皆為橢圓形，墓頂雖已塌陷，但仍可看出原為高大的穹隆頂。更少見的是，兩墓外部四周分别建有10馀道呈放射狀的擋土牆。這種作法在建築力學上可以分散墓室所受壓力，使墓葬結構更加穩固；在建築美學上則使墓室形如太陽，非凡的氣勢更為突出。在規模和結構上能與它們相比的南朝大墓，目前隻有在鎮江丹陽發現的三座齊代帝陵—鶴仙坳墓（長15米、寬6.2米，推測為齊景帝蕭道生修安陵）、吳家村墓（長13.5米、寬5.19米，推測為齊和帝蕭寶融恭安陵）和金家村墓（長13.6米、寬5.17米，推測為齊明帝蕭鸾興安陵）。因此從規模上看，獅子沖兩座大墓确實屬于齊梁帝陵的級别。圖4M2第二重石門門楣圖案線描圖圖5獅子沖M1西壁發現的“竹林七賢”磚拼壁畫其次，兩座大墓中都發現了高等級的大型磚拼壁畫。用數十、甚而數百塊帶有不同模印線條的青磚，拼合成一幅完整的壁畫圖案，是南朝工匠的偉大創造，也是最具特色的南朝墓葬裝飾藝術形式。獅子沖一号墓由于發掘較深，壁畫顯露較多。其墓室東壁破壞嚴重，殘留“大龍”的局部，而西壁保存較好，發現了相對完整的“大虎”和半幅“竹林七賢”壁畫。“大虎”圖也被稱為“羽人戲虎”，位于西壁前端，長3.15米、殘高0.74米。“大虎”肢體修長，羽翼生風，闊步奔馳，雄健有力。虎前有一位手中拈花、身帶羽翼的仙人在前引導；虎後有兩位盤足仙人，呈騰空升天之勢。半幅“竹林七賢”壁畫位于西壁中後部，長2.46米、高0.72米，描繪了四位人物，依次為阮鹹、阮籍、山濤、嵇康（榜題誤為阮步兵），各人之間以松、榉、銀杏等樹木分隔，形成相對獨立的畫面。每位人物形象鮮明—阮鹹撥阮、阮籍吹笳、山濤揮麈、嵇康撫琴，表情或沉醉、或曠達、或恬淡、或剛毅。二号墓發掘深度較淺，壁畫主體部分皆未揭露，但墓室兩壁的“大龍”“大虎”圖案已經有所露頭，故推測其墓内壁畫布局與一号墓相同。在獅子沖兩墓之前，僅有丹陽三座齊代帝陵内裝飾有“大龍”“大虎”“竹林七賢”等全部大型磚拼壁畫，而南京市西善橋宮山大墓，墓主推測為陳代廢帝陳伯宗，墓内僅有“竹林七賢”壁畫，未見“大龍”“大虎”。此次全部“大龍”“大虎”“竹林七賢”磚拼壁畫再現于獅子沖，是兩墓屬于齊梁帝陵級大墓的又一重要标志。圖6M2紀年文字磚圖7M1紀年文字磚第三，兩墓之中都出土了帶有明确紀年文字的墓磚。一号墓發現的紀年磚較為完整，磚面上刻劃了22字，經辨識為：“師李，中大通弍年五月廿七日，於俊趶作此磚，大好可用。”二号墓發現的紀年磚已殘損，僅存大半，殘存的刻劃文字為：“普通七年，師張正員。”“中大通弍年”為梁武帝第四個年号，即公元530年，也是昭明太子卒前一年；“普通七年”是梁武帝第二個年号，即公元526年，恰為蕭統生母丁令光的卒年。兩塊墓磚上的刻文都相當随意、潦草，很可能是制磚匠人（師李、師張正員）興之所至的“塗鴉”之作，但是卻留下了珍貴的紀年證據。這兩塊紀年磚的發現，徹底推翻了獅子沖為陳文帝永甯陵的論斷，而将這兩座大墓的時代鎖定為侯景之亂發生之前的梁代鼎盛時期。
根據《梁書》等文獻的記載，在侯景之亂發生之前能夠享用帝、後葬制的蕭梁皇室成員共有五位：蕭順之夫婦、郗徽、蕭統與其母丁令光。天監元年（502），甫登帝位的蕭衍“追尊皇考（蕭順之）為文皇帝，廟曰太祖；皇妣（張尚柔）為獻皇後”，同時追封已逝的正妻郗徽為“德皇後”。這三位蕭梁正式承認的帝、後，都葬于祖茔“武進縣東城裡山”，即今天丹陽市雲陽鎮的三城巷，蕭順之夫婦葬于建陵，郗徽葬于修陵（蕭衍死後與之合葬）。其後就是蕭統母子。蕭統生母丁令光，天監元年被冊封為貴嫔，“位在三夫人上，居于顯陽殿”。蕭統立為太子後，母以子貴，丁貴嫔“備典章，禮數同于太子，言則稱令”。而且自郗氏以後，蕭衍未立新後，丁貴嫔是事實上的後宮之主。因此丁氏卒後，雖然史書沒有明确記載，但她憑借太子之母的身份，享用皇後葬制是極有可能的。而蕭統卒後，《梁書》記曰“诏斂以衮冕”，明确以帝禮葬之。然而蕭統母子僅為準帝、後，因此雖能享用帝陵級大墓，但不能歸葬東城裡山祖茔，隻能葬于建康近郊新開之陵區。
綜上所述，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證明，獅子沖兩座大墓是建于侯景之亂發生之前的梁代帝陵大墓；而文獻資料說明，在侯景之亂發生之前，能夠享用帝陵大墓而又葬于南京的蕭梁皇室僅有蕭統母子。因此将兩者結合起來，不少專家認為，蕭統的葬地問題終于解決了—獅子沖一号墓的墓主應為蕭統，二号墓的墓主為其母丁令光，兩者合稱即為文獻記載的“安甯陵”。
目前，獅子沖為安甯陵之說漸為學界所接受。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個結論本質上仍然是建立在一連串間接證據之上的推論，迄今尚未找到一錘定音的直接證據。最能證實蕭統母子身份的直接證據包括地表樹立的石碑、陵墓中的墓志、哀冊、印章，以及帶有“東宮”“顯陽”等銘文的陪葬器物等。找到它們的希望，主要存在于兩墓尚未發掘的底部土層之中。在找到直接證據之前，對于獅子沖墓主身份最準确的表述，大概隻能是“基本可以确定為梁昭明太子和其母丁貴嫔”。在這兩座大墓之上，還有最後一層面紗等待揭示。
距離獅子沖停止發掘已經過去四年了。由于各種原因，多次修訂的《南京南朝陵墓石刻總體保護規劃》并未公布，南朝石刻遺址公園和博物館的建設也無着落。四年中，不時有專家建議，獅子沖的考古發掘應該繼續下去，為南朝陵墓研究提供一個窗口；更有學者呼籲：蕭統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奠基者，他的托身之地應該得到充分的發掘、保護和展示，使之成為“選學”研究和弘揚傳統文化的基地。不過四年中，“不挖帝陵”的呼聲也始終未曾退卻。從1930年朱希祖、朱偰先生算起，這場探尋“昭明”之旅已經走過了87年，仍未結束，還需努力地走下去。作為獅子沖大墓的發掘者之一，我相信“昭明”真正大明的時刻，應是國家文物局所指出的，我們的考古工作具備更成熟的條件，我們的社會形成更廣泛共識的那一天。
（作者單位：南京市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