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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種西傳故事與中西初識

時間:2024-11-08 11:09:16

考古資料和曆史傳說都表明,至遲在公元前6-前5世紀,中國的絲綢已經傳至遙遠的歐洲。在西方人不了解蠶桑絲織技術的年代,歐洲人曾對美麗的絲綢以及生産絲綢的東方國家産生種種奇妙的幻想,中國也流傳着種種關于極西遙遠的被稱為“大秦”的國度的傳說,彼此皆有關于對方神話般的朦胧認知。西方人是通過絲綢了解中國的,因此他們稱這個國家為“支那”“賽裡斯”,其義便是“絲綢之國”“絲國”。對絲綢的認知反映了他們對中國的認識一步步加深的過程。

一公元1至2世紀西方文獻中的“賽裡斯”

羅馬人獲知中國的絲綢,起源于與安息帝國的卡爾萊戰役。公元前53年,羅馬三位執政官之一克拉蘇率軍與安息軍隊交戰,正午時安息人突然展開他們鮮豔奪目、令人眼花缭亂的軍旗,羅馬軍團備受驚吓,因而潰不成軍,克拉蘇父子都在這場戰役中喪生。那色彩斑斓的軍旗可能就是羅馬人所見到的第一批絲織品。

歐洲文獻提到絲綢和東方“賽裡斯國”最早大概在羅馬時代。羅馬人對“賽裡斯”國最初的認識是模糊的,因為得之于傳說。讀一讀羅馬作家的著作,還有佚名作者的《厄立特裡亞海航行記》以及托勒密的《地理志》,他們對遙遠的不曾涉足的賽裡斯國及其絲線、絲綢的産生曾有多少不切實際的記載!

關于絲線和絲綢,他們一直傳說是産于樹上的“羊毛”或絨毛織成的。維吉爾詩中說:“賽裡斯人從他們那裡的樹葉上采集下了非常纖細的羊毛。”(《田園詩》)賽内克(Sénéque)說:“也不要遙遠的賽裡斯人采摘自他們樹叢中的絲線。”(《悲劇作家賽内克》)老普林尼書中說:“人們在那裡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賽裡斯人,這一民族以他們森林裡所産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們向樹木噴水而沖刷下樹葉上的白色絨毛,然後再由他們的妻室來完成紡線和織布這兩道工序。”(《自然史》)

關于賽裡斯人,奧維德詩裡說:“你的秀發這樣纖細,以至不敢梳妝,如像肌膚黝黑的賽裡斯人的面紗一樣。”(《戀情》)斯特拉波說:“有人聲稱賽裡斯人比能活一百三十歲的穆西加尼人還要長壽。”“甚至超過二百歲。”(《地理書》)老普林尼說賽裡斯人“身材超過了一般常人,長着紅頭發,藍眼睛,聲音粗犷,不輕易與外人交談”(《自然史》)。斯塔西說:“賽裡斯人吝啬已極,他們把聖樹枝葉剝摘殆盡。”(《短詩集》)包撒尼雅斯說:“賽裡斯人以及所有那些居住在附近島嶼的人都屬于埃塞俄比亞種族;也有一些人聲稱,他們遠不是埃塞俄比亞人種,而是印度與斯基泰混血人種。”(《希臘志》)盧西安說:“整個賽裡斯民族以喝水為生。”(《論高壽者》)在他們的傳聞中,所謂賽裡斯人或許就不是産絲之國的人,或許是從事絲綢貿易的其他民族(以上引文見[法]戈岱司編、耿昇譯《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中華書局,1987,以下稱《輯錄》)。

關于賽裡斯人的貿易活動,梅拉的著作中說:“賽裡斯人是一個充滿正義的民族,由于其貿易方式奇特而十分出名,這種方式就是将商品放在一個偏僻的地方,買客于他們不在場時才來取貨。”(《地方志》)中國古代并沒有這種被稱為“鬼市”的交易方式。張星烺說:“此啞交易風俗,僅文明程度低下之民族有之。中國及羅馬古代皆無之也。然西人古代記載,多謂中國有此風俗,而中國《新唐書·拂菻傳》又記西海有市,貿易不相見,置值物旁,名‘鬼市’。”(《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1冊,民國叢書本,上海書店,1996,70頁)這可能是西方人把西亞地區的某種習俗移植到了中國人身上。老普林尼說賽裡斯人“不與别人交往,坐等貿易找上門來成交”,也不符合中國的實際。

至1世紀末和2世紀,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越來越接近事實,但仍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認識。佚名作者《厄立特裡亞海航行記》寫:“大海流到一個可能屬于賽裡斯國的地區,這一地區有一座很大的内陸城市叫做秦尼。那裡的棉花、絲線和被稱為絲國的紡織品被商隊陸行經大夏運至婆盧羯車(印度西北海岸古吉拉特地區的港口),或通過恒河而運至利穆利。要進入賽裡斯國并非易事,從那裡來的人也極為稀少罕見。”安敦時代的包撒尼雅斯知道絲“并不是從樹皮中提取的,而另有其他來源。在他們國内生存有一種小動物,希臘人稱為‘賽兒’,而賽裡斯人則以另外的名字相稱。這種微小的動物比最大的金甲蟲還要大兩倍”。這比較接近事實,但他卻說“賽裡斯人制造了于冬夏鹹宜的小籠子來飼養這些動物”,“在第四年之前,賽裡斯人一直用黍作飼料來喂養”,第五年“改用綠蘆葦來飼養”,“它們貪婪地吃着這種蘆葦,一直到脹破了肚子,大部分絲線就在屍體内部找到”(《希臘志》)。說絲線從小蟲子肚子裡得到的,有點兒影子,但這裡對中國人養蠶工作的記載是離譜的。

羅馬人好像也偶爾得到來自中國的其他特産,比如在他們的著作中提到過賽裡斯國的“鐵”“弓箭”“床台”“皮貨”等,這些有的可能得自東方的其他民族,比如皮貨可能得自草原民族。但他們主要是通過絲綢了解中國。當羅馬人獲得中國的絲綢時,中國與歐洲之間隔着建立在西亞地區的安息帝國,為了壟斷絲路貿易的利益,西亞人阻撓中國與羅馬之間的直接交往。羅馬人“常欲通使于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魚豢《魏略·西戎傳》),“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缯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後漢書·西域傳》)。因為沒有直接的接觸,因此關于對方的信息便得之于傳聞,羅馬人文獻中的“賽裡斯”未必是他們的想象。這種傳聞有的可能來自中國,中國本來就有關于人能長壽和絲綢産于樹上的神話傳說;也有可能出于安息人的故弄玄虛,他們不願意把真實的信息透露給羅馬人。羅馬人從安息人那裡得到的關于中國的信息,總是不利于羅馬人與中國直接交通,比如說在通往賽裡斯國路上要經過有“食人生番”的國度和艱險難以逾越的路段:“從斯基泰洋和裡海出發,一直向東洋前進,人們首先會在這一地區發現雪堆,然後是一望無際的沙漠,再往前便是一個令人發指的食人肉的生番,此後又是一片被猛獸所騷擾的地區,他們使一半道路已斷人行了。”(索林《多國史》)這是羅馬人著作中反複提到的東方道路的情景,其中有一定的真實成分,但更多誇張和恐吓,這種對東方恐怖環境的渲染可能包含着有意阻撓西方人東行的用心。

二3至6世紀西方人對“賽裡斯”認知的飛躍

公元3世紀至6世紀的西方世界,無疑對中國有了更多和更加切實的了解。2世紀末和3世紀初的巴爾德薩納的著作引述當時人的說法:“在賽裡斯人中,法律嚴禁殺生、賣淫、盜竊和崇拜偶像。在這一遼闊的國度内,人們既看不到寺廟,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奸的婦女,看不到逍遙法外的盜賊,更看不到殺人犯和兇殺受害者。”(《輯錄·阿布德·厄賽波,布講德音的準備》)這不免過分美化了當時的中國,但也确有與西方世界不同之處的某種真實性。他說的“寺廟”指的是基督教教堂。羅馬人知道中國“至今尚未傳播基督教”,中國人“不懂得上帝”,“不信神”。成書于3世紀的《馬塔厄姆的一系列舊诠釋》中說:“無論是在賽裡斯人中還是在東方諸民族中,至今尚未傳播基督教。”(《輯錄》)他們甚至知道中國人的發型,三、四世紀之交的伊彼芬尼亞《反對異教徒》中說:“在賽裡斯人中,男子也結發,在他們之中也如同女子一般使用香料和進行梳妝,以便取得其妻子的歡顔。”(《輯錄》)這是符合實際的,但他又說:“女子們的情況正好相反,所有的人都剪去自己的青絲,緊束一身男裝,并且還從事所有的農業勞動。”這又有點兒失實或以偏概全,或以偶然現象或特殊情況代指一般情況了。

380年左右,希臘人阿迷安·馬爾賽林(AmmienMarcellin)《事業》一書講到賽裡斯國,“用高牆築成的圓城廓”環繞起來,“以其土質肥沃和疆圉遼闊而著稱,西部與斯基泰接壤,北部和東部與被雪覆蓋的沙漠相接,南部一直延伸到印度和恒河”,“有兩條江河的名稱很著名,奧伊哈爾德斯河和博提斯河相當緩慢地流經這一平原”(《輯錄》)。這裡記載的長城、平原、黃河、長江和中國四鄰都是大體符合實際的。當然這種認識是逐漸加深的,仍不免模糊和錯誤,提到絲綢仍然缺乏真實的認識:“深色的森林相當豐富。賽裡斯人經常向這些樹木噴水,使之變軟之後便從中采集一種柔軟而纖細的産品,這是一種充滿液體的絨毛。然後他們再将這種線織作賽裡斯布。”其中記載中國人的性格和貿易活動:“他們在追求所需方面非常有節制,特别喜歡和平生活,以至于極力避免與其他人建立關系。如果有外人渡過江去采購絲線或某些其他貿易商品,他們便以目測而估量商品之價格,甚至連一句話也不交談。”(《輯錄》)這些顯然都是沿襲舊說。

亞美尼亞地處東西方交通的中間位置,亞美尼亞人通過絲路行旅了解到東方的中國。其史家摩西的著作《史記》成書于440年後,書中稱中國為哲那斯坦國,國境皆為平原,西界西提亞,為世界最東之國,人民富裕、文物昌明、民性溫和,不但可稱為“和平之友”,而實亦為“生活之友”。其國産絲甚豐,自上至下莫不身着絲衣。而這種絲服在亞美尼亞則為罕見之物,且十分珍貴,隻有王侯巨富才得衣之。又産麝香、紅花、棉花、孔雀。境内有二十九國,文明程度不能齊等。有一國則專嗜食人,王之稱号為“任柏古爾”,駐修爾夏城,鄰近無名地。秦尼國與哲那斯坦國接壤,其境内有七國,川河山嶽甚多,疆壤亦至無名地而止。關于中國的方位,他的說法大體是準确的。雖然說“自上而下莫不身着絲衣”有點兒誇張,但中國盛産絲和絲綢也符合實際。至于中國的物産也大體正确,棉花雖原産于南亞,但早在漢代已經移植中國。他把中國分别稱為“秦尼國”與“哲那斯坦國”,反映了中國南北分裂的狀況。“修爾夏城”指洛陽,秦尼國或指東晉。

6世紀,希臘人科斯麻斯《基督教世界風土記》關于中國的介紹更加切實可信。他的書成于535年至550年。書中稱中國為“秦尼查”和“秦尼斯達”:“自錫蘭至中國相去甚遠,中有丁香國。由中國及南方諸國運往錫蘭之商品有絲、伽羅木、丁香、檀香等。中國在亞洲極東,大海洋環其左,海與巴巴利(今索馬裡)之右岸大海相通。往中國之舶向東航行後多日,轉向北,行多日,經一段海程,至少約等于忽裡模子海峽至幼發拉底河口之路程,始至中國。由此可知何以由波斯經陸路至中國較海道為捷近也。”此段中有關中國方位的記載相當準确。關于丁香國,張星烺指出:“今代麻喇甲(馬六甲)半島仍為丁香之出産地也”,“在六世紀時,即有此等知識,不能不謂為地理學上之大進步也”(《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3冊,5頁)。科斯麻斯的書中記述了他自亞裡山大裡亞東行至錫蘭、印度的艱險航程,說曾見到世間有不避艱苦、遠往天涯海角以取絲綢者。他知道中國是産絲國,“在印度諸邦中為最遠者,當進入印度洋時,其國在吾人之左手方面。唯離波斯灣及賽萊底巴甚遠。賽萊底巴為印度人之名稱,希臘人則謂為塔勃羅貝恩島(即斯裡蘭卡)也。産絲國之名,為秦尼查國。大洋海環其左。此洋與環巴巴利右岸者,同一洋也”。這裡把環中國之左之大洋與巴巴利之右之大洋視為一洋,正是古代世界太平洋和印度洋未分,人們不必經陸地而能通過海洋東西間直航所造成的印象,這反映了6世紀時古代世界航海水平的提高。

科斯麻斯比較了中國與波斯之間海陸兩路距離的遠近,說明大宗絲貨經陸路遠至波斯的原因:“秦尼策國在左邊最遠之境。絲貨由陸道經曆諸國,輾轉而至波斯所需時日比較上實甚短促。若由波斯而經海道往彼,所需時日實甚久也。蓋第一原因,航海者須由塔勃羅貝恩所處之緯度及稍北諸地,航行長程一節,約有波斯灣之長,始得達目的地也。第二原因,則渡過印度洋全境,由波斯灣至塔勃羅貝恩,更由塔勃羅貝恩而至轉舵向北,以往秦尼查之地,海程甚遠也。由是觀之,自秦尼查由陸道往波斯,實行經短捷路程。而在波斯得見有大宗絲貨者。”他說:“過秦尼查即無航海船之影蹤,亦不見有人居住。”關于中國的距離,科斯麻斯說:“若果有人用直線量大地之東道裡,則自秦尼查國向西直抵西極,共有四百程(Marches)左右也。每程合三十邁耳(Mile)。”邁耳為古代羅馬人所用道裡之名,其長約合今英國丈量一千六百二十碼,或一千四百八十二米突。在海上交通不發達的時代,中國絲綢主要通過沙漠綠洲之路傳入西方,科斯麻斯的記載符合實際。

三蠶種西傳故事透露的信息

對絲綢的關心促使西方人努力了解中國。赫羅迪安書中說:“安東尼鄙視所有的羅馬或希臘織物,他所提出的理由是這些織物所使用的羊毛都是不值分文的東西,他僅僅看重于賽裡斯人的織物。”(《輯錄》)與他同時代的菲羅斯特拉特在《希臘書簡》中說:“絲綢來自賽裡斯人中,我們對所有這些東西的酷愛超過了自己的土産。”(《輯錄》)

6世紀,拜占庭人不僅對蠶絲的産生有了真實的認識,而且引進了蠶種,開創了自己的絲織業。西方人先是獲得中國精美的絲織品,進而獲得蠶絲—絲織品的原料,當他們知道了絲是由一種被稱為“蠶”(Sê)的小蟲産生出來,便夢寐以求地想獲得蠶桑絲織技術。波斯人的壟斷終于被打破。在西方文獻中蠶種西傳至拜占庭的故事有兩個版本,一是賽薩雷的普羅科波《哥特人的戰争》,一是載于《圖書大集》和《希臘文曆史片斷》裡拜占庭的泰奧法納講述的故事。前者說來自印度的僧侶從賽林達把一批蠶卵帶到了拜占庭,後者說是一位波斯人把蠶卵裝入一個小盒子攜至拜占庭。時間都是查士丁尼皇帝時代(527-565)。

蠶種故事隻是一個趣聞,其細節不值得推敲。泰奧法納說:“在查士丁尼統治時期,一位波斯人曾在拜占庭介紹過有關蠶蟲的起源問題。一直到那時為止,羅馬人對此尚一無所知。”好像直到查士丁尼時代的6世紀前半葉,羅馬人才知道蠶桑絲織技術的秘密,這與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的早期拜占庭絲織品的事實相矛盾。4世紀末和5世紀初,拜占庭的使節到過東晉都城建康(今南京),5世紀中葉拜占庭已經與北魏有了頻繁的通使交往活動,他們的使節多次來到中國。這些來到中國北方絲織業中心的拜占庭人,對他們最關心的蠶桑絲織技術一定細心追問。拜占庭人關于蠶桑絲織技術決不會是到了查士丁尼時代由幾個印度僧人或某個波斯人告知的。換言之,查士丁尼時代拜占庭與中國的相互認知決不像這個故事裡那樣簡單和粗淺。由于雙方都一直在關注着對方,由于雙方有了直接的接觸,此時雙方都已經撥開傳說的迷霧,認清了對方的真面目。可以設想,那時拜占庭人關于中國的知識應當是非常豐富的,隻是因為蠶絲吸引了他們的主要注意力,所以文獻上我們隻看到關于蠶絲、蠶種的種種趣聞。蠶種故事的意義在于它反映了五六世紀是中西方互相認知的一個飛躍的時代。

從公元前2世紀至6世紀,中國與羅馬、東羅馬之間的認識大緻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張骞出使西域至東漢末年,雙方知道了對方的存在,都希望建立直接的交往和貿易關系,但由于安息人阻撓而不得實現。二,從漢末桓帝時到5世紀中葉,雙方有了直接的人員往來。首先是羅馬人經海路來到中國,桓帝延熹九年(166)羅馬“安敦使團”經海路到日南,又至洛陽(《南史·夷貊傳》)。馬其頓人馬埃斯(Maês)手下的商隊曾經陸路到達中國,他們記下了“從幼發拉底河河道到石塔(一般認為在蔥嶺上之竭盤陀國)之間的距離”,和從石塔至首都賽拉城(當即洛陽)的距離。三國時大秦商人秦論來到孫吳,受到孫權的接見并返國;西晉時大秦使節經海路至廣州,來到都城洛陽。4世紀末至5世紀初,東羅馬與立國江南的東晉政權發生通使往來,因此中國與羅馬雙方對對方的認識不斷加深。三,公元5世紀中葉至6世紀,拜占庭政權結束了與波斯薩珊王朝長達百年的戰争,經過陸路與中國北魏政權有了頻繁的通使交往活動。當時中國人稱拜占庭帝國為“普岚”“蒲林”或“拂菻”,都是伊蘭語族Frwm的漢字對音,出自東羅馬帝國的名稱Rum。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456)普岚國遣使貢獻,這是東羅馬與北魏官方交往的最早記錄。和平六年(465)普岚國再次遣使入魏,獻寶劍。獻文帝皇興元年(467)普岚國使節又一次入華。西方文獻中也有中國使節到彼方的記錄,拜占庭人西都瓦納·阿波利奈爾《詩集》雲:“賽裡斯人帶來了其羊毛。”阿維圖斯《詩集》提到“賽裡斯人為我們運來的摸起來柔軟的織物”(《輯錄》)。這樣的往來必然使雙方進一步加深了解和認識,中國與東羅馬的相互認識同時産生了一個飛躍,雙方都沖破了傳說中的迷霧,基本上看清了對方的真面目。

總之,由于中國與羅馬、東羅馬之間交通的發展,雙方都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在他們的心目中和文獻裡,對方都從傳說還原為現實,都認識到對方與自己一樣是世界上的文明國家,在對方看太陽、月亮跟自己所在的位置是一樣的,從對方繼續前行不是日出、日入處,而是大海。有人認為中國與西方的認識是從大航海時代之後、明清傳教士入華才開始的,認為那是“中西初識”,把中國與歐洲的相互交往和了解往後推遲了。五六世紀雙方直接交往的道路已經走通,雙方有頻繁的使節往還,通過這種交往雙方都對對方有了切實的了解,雙方建立的這種關系還在繼續發展下去。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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