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花名寶卷”從流行走向崇高
“花名寶卷”是流行小調與寶卷文化相結合的産物，最初可能就是将社會上流行的一些“唱花名”小調簡單移植到寶卷中來，後來慢慢發展出自身的特色。此點可以從二者的對比中發現。
民國時期，書局石印本的各種流行歌詞集—“時調大觀”持續走紅，這種現象說明追捧“時調”是當時的一種社會風尚。我們以1922年至1926年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新輯特别改良最新時調大觀四集》（下文簡稱《時調大觀》）為例，對時調文化與“花名寶卷”的相互影響做一點解讀。
《時調大觀》中收錄了十五種“唱花名”，反映出民衆對“唱花名”音樂的多元理解和吸收。這十五種“唱花名”的内容非常豐富，包括了風物、人名、俗文學故事、民間傳說、時事、勸善、流俗；其中取材于古代的俗文學故事和民間傳說的有五種（《孟姜女過關·唱花名》《新輯十二月大花名》《古人春調》《玉蜻蜓花名》《新編梁山伯十二月春調》），與時局社會相關題材的就有十種（《改良花名寶卷》《打養媳婦十二月花名》《新出香煙何姐》《刺花女子十二月花名調》《醒民歌》《蓮英十二個月唱春》《戰事四季唱春調》《新出三十六碼頭山歌》《新出打野雞山歌》《瞎三話四唱春》），時代感很強。
将《時調大觀》中的“唱花名”與“花名寶卷”相比，發現二者的相似程度還很高，在類目上除了流俗、色情之類的内容寶卷中沒有，其他都有。尤其是風物、人名、俗文學故事、民間傳說這幾類，與時調“唱花名”相差不大。風物類“花名寶卷”以風景、物産、鳥獸等為主題，如無錫《公花園偈》（1）、常州《十二月花名》（2）等。人名、俗文學故事、民間傳說類的“花名寶卷”特别多，如《古人花名》《方卿見姑娘》《小方卿》《許仙花名》《白蛇偈》《三國花名》等（濮文起《中國宗教曆史文獻集成·民間寶卷》第14冊，黃山書社，2005，387-401頁）。這些類目的“花名寶卷”顯然是受了流行音樂的影響，在内容上與時調“唱花名”高度相似。
不過，“花名寶卷”與《時調大觀》中的“唱花名”還是有很大的不同。“花名寶卷”的風格較為雅正，不僅不會出現色情題材（參吳子明藏抄《寶卷偈文》，李正中《中國寶卷精粹》，台北蘭台出版社，2010，385、389-390、379-380、382頁）。更重要的是，勸善成為“花名寶卷”的主導思想，這類“花名寶卷”成為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一類。勸善類花名小卷的種類不及人名類花名小卷，但在版本的種類和數量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勸善類花名小卷在形式上突破了流行的“唱花名”模式。從篇幅上來說，勸善類“花名寶卷”都比較長，拉長篇幅顯然是為了增加容量，以便語重心長地來勸善。除了篇幅上的變化之外，勸善類花名小卷将時調“唱花名”改成了宣卷的表演方式和寶卷的文本形式，諸如增加開卷偈、結卷偈，加唱和佛，或加入白文散說。不管是内容還是形式，勸善類“花名寶卷”都表現出對“唱花名”這種流行小調的脫胎換骨的改造，淨化了“唱花名”中的媚俗成分，充分發揮了寶卷的勸善功能，并且誕生了“花名寶卷”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部勸善小卷—《花名寶卷·茶花開來早逢春》。
（1）《公花園偈》用十二月花名的形式描繪了公花園的11處風景—崇安寺、小菜場、玉皇殿改成的大藥房、三清殿改成的圖書館、照相館、花園、獾皮草場、大椐樹、百花、假山、影戲院。參民國無錫佚名抄本《小卷偈文集》，載車錫倫主編《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江蘇無錫卷》第15冊，商務印書館，2014，7867頁。
（2）《十二月花名》誇贊各地的特産—白洋糖、涼帽、蒲鞋、香包、雄雞、小鴨、河豚、雨傘、大水瓜、菱角、蘿蔔、蜜棗、煙葉等。人物類的“花名寶卷”一般歌唱俗文學故事或民間傳說中的各種著名人物和事迹。參1936年常州丁記手抄本《小卷集》。
總之，“唱花名”與寶卷文化結合，誕生了多姿多彩的“花名寶卷”。這一方面是寶卷主動吸收“唱花名”，朝世俗化、娛樂化、藝術化方向發展；另一方面是仍然保留了寶卷文化在音樂、内容上的重視信仰、教化的個性特點，雖跻身“時調”之列卻又沒有在世俗的路上跑偏，而是以教化、娛樂相結合的穩重風格更好地融入民間。
二《花名寶卷》風靡全國
《花名寶卷》既是勸善類“花名寶卷”的代表，也是所有“花名寶卷”的代表，同時它也是最為經典、最有影響的小卷之一。目前發現的《花名寶卷》的最早刻本是清同治八年（1869）錢塘華邬休庵比丘烈正校補重刊《劉香女寶卷》附刊本，最早的抄本是清光緒十年（1884）抄本（參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82頁），可見《花名寶卷》的誕生要早于同治八年。它的作者不可考知，可能屬于民間集體創作。
《花名寶卷》的主題非常鮮明—勸善，它所勸導的十二種善行是“媳婦賢良敬大人”“孝順男女敬雙親”“夫妻恩愛兩相因”“弟兄和睦過光陰”“姑嫂做事要商量”“鄰舍和睦過光陰”“勸君做事要當心”“有錢不可笑窮人”“人到中年想收場”“勸君行善莫行兇”“惡人休把善人兇”“勸君念佛早回心”。這樣就把民間道德中最重要、最現實的問題都囊括其中。《花名寶卷》的文辭直接鮮明，雅俗共賞，老少鹹宜。例如正月這一段的唱詞是這樣的：“茶花開來早逢春，媳婦賢良敬大人。保佑公婆年百歲，門前大樹好遮陰。孝順公婆為第一，自己也要做婆身。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不信但看檐前水，點點滴滴不差分。在生買些爹娘吃，靈前供奠是虛文。爹娘就是靈山佛，何用靈山見世尊。一心隻管行孝道，皇天不負孝心人。”
清末民國時期，《花名寶卷》極為流行，各種抄本、刻本不計其數。筆者僅就《中國寶卷總目》、白若思《民初上海出版寶卷插圖本的用途與價值》（《繼承與發展—當代中國俗文學學術研讨會論文集》，浙江傳媒學院編印，2016，208210頁）和近年相關網上拍賣的《花名寶卷》，即已經清理出65種版本，實際遠不止此數。僅就這65種版本來看，它在民間寶卷中已經創造了奇迹。蘇、浙、滬是《花名寶卷》抄、刻的中心地域，上海又是民國出版事業最發達的地方。根據目前的資料來統計，已有17家書局出版過《花名寶卷》，而且上海各書局的出版物是面向全國發行的。從《中國寶卷總目》的著錄亦可以發現蘇、浙、滬三地豐富的館藏。再有，網上也大量拍賣《花名寶卷》。一般來說，賣家的地域有可能就是某部寶卷傳藏的地域，因為書商一般是就近收購寶卷的。相關網站上拍賣《花名寶卷》的書商來自這些地方：上海虹口、黃埔、徐彙，江蘇無錫，浙江金華、溫州、蘭溪、衢州、甯波，山西介休，安徽合肥，山東威海，遼甯朝陽，江西萍鄉，甘肅天水。這個地域範圍也不小啊！可見，說《花名寶卷》風靡全國并不為過。
如此繁多的版本、如此廣闊的地域範圍昭示着《花名寶卷》的抄刻不可能僅服務于宣卷。宣卷藝人的底本僅占很小的比重，大多數情況下《花名寶卷》是被當成流行或普及讀物供民衆閱讀、唱誦（這種唱誦不是宣卷，而是一種私人的娛樂或修行行為）的。也就是說，《花名寶卷》的流行遠遠突破了江南宣卷的區域範圍而遍及大江南北。這樣一部以流行小調為載體的勸善小卷為何會風靡全國呢？下文從出版方面做一點分析。《花名寶卷》的早期刻本是清末的木刻本，有單刻和附刻兩種。值得注意的是附刻本的出版機構。清末蘇、浙、滬的各種“經房”在刊行一些著名的修行故事和孝行故事寶卷時，都喜歡附刻上《花名寶卷》。這些經房有蘇城瑪瑙經房、常郡寶善莊、杭州慧空經房、杭州瑪瑙經房、杭州昭慶經房、浙江普陀山永記經房、南海普陀山協泰、上海翼化堂善書局。經房本的《劉香女寶卷》《白侍郎寶卷》《回郎寶卷》這三種寶卷都附刻《花名寶卷》。《劉香女寶卷》是最著名、最典型的女性修行寶卷之一；《白侍郎寶卷》講的是鳥窠禅師度化白居易的故事，也是修行寶卷。這三種寶卷在民間極為流行，是民間信仰和民間道德的典範。《花名寶卷》與它們搭配，其中的含義不言而喻。除了蘇、浙、滬經房本《劉香女寶卷》等附刻《花名寶卷》之外，清末民初的一些善書也附刻《花名寶卷》，例如清光緒十八年（1892）刻本《警心錄》卷首附刊、1920年木刻本善書《勸世賢良》卷末附刊。善書搭配《花名寶卷》，是因為二者的精神追求是一緻的，《花名寶卷》的活潑時尚又可以調節善書的刻闆教條，可謂相得益彰。可見附刻本《花名寶卷》的出版與經房、善書局關系密切。筆者所見單刻本的出版機構無法判斷其是否與善書類出版機構有關。不過，宣統元年（1909）新出的《花名新卷》（又名《增廣花名寶卷》）是常郡寶善書莊刊印的（1）。到了民國，石印本取代了木刻本，新的刻書機構取代了舊的刻書機構，上海發展成為全國出版事業的中心。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沒有打破《花名寶卷》與善書、經卷合刻的傳統，反而更進了一步。不僅是善書局，普通的書局也卷入《花名寶卷》的刊刻之中。一方面是沿襲老路将《花名寶卷》與善書合刊或附刊，例如1922年上海宏大善書局石印本《多看看》，是《多看看》《敬惜字紙》《花名寶卷》的合集；另一方面是将《花名寶卷》與中國民間社會最流行、最實用的幾種經卷合一。《彌陀真經》《往生淨土神咒》《解結咒》《大悲咒》《波若蜜多心經》《觀音高王真經》《太陽經》《太陰經》《竈君真經》《孝子報恩歌》《十月懷胎寶卷》，加上《花名寶卷》，一共十二種。這十二種經卷可以分成三類：一是民間佛教的《彌陀真經》《往生淨土神咒》《大悲咒》《波若蜜多心經》《觀音高王真經》，二是民間信仰的《太陽經》《太陰經》《竈君真經》《解結咒》，三是民間教化的《花名寶卷》《孝子報恩歌》《十月懷胎寶卷》。《彌陀真經》之類負責解脫生死、回歸極樂，《太陽經》之類要結合儀軌在生活中貫徹對最主要的神靈的信仰以及化解人生冤結，《花名寶卷》之類則是集中了以勸孝為中心的民間道德教化基本守則。這十二種經卷都極其流行，而且滲透到民衆的日常生活中，成為其必不可少的部分，它們的經文除《心經》之外都是極通俗的，不涉及高深義理的索解，主要注重的是實用性和可操作性。這十二種經卷可視為民間信仰教化的濃縮。這些合刻本以“繪圖念經真本”“新刻經卷合撰”“新出經卷合刻”“新抄經卷合刻”之類為總名，但都以《花名寶卷》做封面，充分說明了《花名寶卷》在民衆心中的地位。上海文益書局、上海大美書局、上海廣記書局、上海文華書局、上海劉德記書局、甯波朱彬記書局、上海明星書局、上海大觀書局、上海姚文海書局、上海槐蔭榮記書莊、上海大志書局都出版過這種合印本。從書商營銷的角度來講，以雅俗共賞、自帶流行元素的《花名寶卷》為主打自然更容易銷售。《花名寶卷》的善書為主兼及“時調”的性質在這類十二種的合印本裡表現得可謂淋漓盡緻。
（1）清宣統元年常郡寶善莊刊本、清徐達章撰《花名新卷》。揚州大學藏。這部《花名新卷》在《花名寶卷》的基礎上又增加若幹勸善的細則，如正月一段加入“孝順須先學和氣，笑容滿面叫低聲。進茶進飯雙手敬，彎腰曲背笑欣欣。冬天被褥烘溫暖，夏天枕簟滌宜勤”等。
經房、善書局的出版背景，與善書、經卷相搭配的出版模式，都表明了《花名寶卷》的出版與民間信仰、教化之間的密切關系，這也是它能夠流行于大江南北的主要原因。而且，《花名寶卷》的流行也受到民國流行音樂的關注，并把它吸收到“時調”之中。除了上文提到的《新輯特别改良最新時調大觀四集》，還有五種“時調集”收錄了《花名寶卷》，它們是：1941年上海大美書局石印本《時調大觀》、民國上海全球書局石印本《時調大觀·初集》、民國上海廣記書局石印本《最新口傳名家時曲精華時調指南》第二集、民國上海協成書局石印本《新編時調》、民國上海兩宜社石印本《改良南北時曲》。除了和“時調”相配，《花名寶卷》也與戲文相搭，1922年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新刻名班戲文全本·張英文讨嫁妝》的末尾附印了《花名寶卷》，上海文明書局1923年林善清主編《戲曲大全》第十二卷收錄了《花名寶卷》。發揮純正的勸善思想的《花名寶卷》廁身于時調、戲文之中，難免不倫不類，尤其是與黃色小調同處一集，極為荒唐，不禁讓人感歎民間流行文化的“兼容并包”。
《花名寶卷》是勸善類“花名寶卷”中編寫最為成功的一部，自身的思想藝術水平較高；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勸善與“時調”完美結合的性質使得它融入勸善運動和流行大潮之中。這樣，《花名寶卷》不僅是各種“花名寶卷”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部小卷，而且超越了寶卷系統，在民間得到了普遍的認可。
三《花名寶卷》與“勸善運動”
民間道德建設是傳統社會的一個中心問題。中國古代社會曆來有“教化”的傳統，民間或者說基層道德的建設，大半要依靠這種“教化”。從明代開始，帶有濃郁官方色彩、但沒有正式官員身份的鄉紳在基層社會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且以鄉紳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包括士人、工商富裕階層以及教團人士在内的勸善共同體，他們對基層社會的“教化”堪稱為“勸善運動”，是“勸善運動”的主導力量。“這種勸善不是勸導儒教經典中所說的道德的實踐，而是勸導也能被民衆（泛衆）接受的民衆道德實踐的意思”，“明末清初的善書中所顯示的民衆道德的内容，并不是直接與近代的社會倫理規範結合起來。……那是超越對立的官、民、貧、富的差别的共通的民衆宗教意識。這裡包含有不能被單單看作是古老的儒教倫理意識的再現的東西，其中可以認為具有中國文化自主發展的特殊的中國式的前進的要素”（[日]酒井忠夫著，劉嶽兵、何英譯《中國善書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14、18頁）。酒井忠夫的解讀是極為深刻的。那種“超越對立的官、民、貧、富的差别的共通的民衆宗教意識”，也就是善書所勸的“善”了。車錫倫在進行寶卷研究的過程中對寶卷中的“善行”進行了歸納：“敬天地、尊神佛、尚禮儀、守國法；孝敬父母、家庭和睦、敬重鄰裡、救濟貧困、廣行善事。它們是封建社會中平民百姓世代相傳并遵循的道德、行為準則。在寶卷中，它們又通過那些善惡果報和宿命論的故事來體現。”（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21頁）寶卷裡的這種善行也就是善書所勸之“善”，就是那種“超越對立的官、民、貧、富的差别的共通的民衆宗教意識”。之所以稱之為“民衆宗教意識”，應該是因為所有的善行都建立在善惡果報和宿命論的神學法則之上。
不過，細看之下，那種“超越對立的官、民、貧、富的差别的共通的民衆宗教意識”仍然是有官民之别的。毫無疑問，《花名寶卷》的編撰者是本着民間立場的；但《花名寶卷》的傳播卻非常複雜。清末附刻《花名寶卷》的《劉香女寶卷》《白侍郎寶卷》《回郎寶卷》的是蘇、浙、滬的各大經房和善書局。各地經房、善書局集資刊刻善書類以及善書化的書籍是近代出版史上非常值得深究的問題。酒井忠夫曾對《宣講拾遺》的出版經理人及捐書捐資者進行過深入分析，指出“刊印《宣講拾遺》、捐資捐書的集團，是陝西出身的鄉紳和衆多士人（生員）及因捐資捐書善行而被視為生員的民間人士；在民間人士當中，很明顯也有山西、甘肅出身的富裕之人。這個集團是鄉紳、士人及工商富裕階層組成的地域民間的宣講共同體”（《中國善書研究》，523-524頁）。酒井忠夫提出的民間宣講共同體揭示出善書現象背後的社會階層—鄉紳、士人及工商富裕階層。将鄉紳、士人及工商富裕階層凝聚成一個共同體的力量不是政治，也不是經濟利益，而是超越階層的在道德和信仰上的認同。道德即是所謂的“善”，信仰則是大乘教、先天道等民間宗教信仰。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刊刻寶卷、善書的經房、善書局都有民間教團的背景了。這樣一來，《花名寶卷》被卷入善書的刊刻之中說明它是被善書背後那個帶有教團背景的鄉紳、士人及工商富裕階層有意識地選擇了的。他們可能意識到他們所編撰的那些刻闆的善書很難深入人心，所以要适度地增加趣味性、藝術性的東西來做調和，《花名寶卷》自然是非常合适的對象。《花名寶卷》的勸善性質和教化信仰上的追求與善書本來就是一緻的，而且它自帶着讓人喜聞樂見的流行元素。《花名寶卷》不是清末民國時期的孤例，通過宗教結社集結起來鄉紳、士人及工商富裕階層看到了寶卷在民間社會中的巨大的勸善力量，他們也認識到了寶卷在道德和信仰上與他們有着共同追求，所以将寶卷與他們所編善書都導向同一發展道路，使二者之間原本分明的壁壘變得模糊起來，産生了一批善書化的寶卷—勸世文寶卷。盡管這種改良了的寶卷不僅在内容上枯燥乏味，在藝術上更是乏善可陳，但正如車錫倫先生所言，“民間宣卷人不演唱它們，主要作為讀物流通”。
民國時期雖然石印本取代了木刻本，但通過宗教結社集結起來的鄉紳、士人及工商富裕階層仍然穩定地存在着，他們仍然可以在出版界繼續發揮力量。不僅如此，非善書局的普通書局也把商業利益與勸善結合在一起，開展形式多樣的勸善營銷。具體到寶卷來說，就是大量改編、新編寶卷讀本。退廬散人為《新編李宸妃冷宮受苦寶卷》所做的“叙”雲：“此種寶卷，皆是勸人為善，要做賢良節婦。敝局特請名家，新編各種勸化愚民棄惡從善宗旨、忠臣孝子、烈女節婦、勸世人開通之寶卷。善惡事皆有果報，以編成數十種，陸續出版，以供士商閨閣名媛茶前酒後消遣而矣。”（民國上海仁記書局石印本《新編李宸妃冷宮受苦寶卷》，濮文起《中國宗教曆史文獻集成·民間寶卷》第18冊，454頁）從中可見一斑。所以《花名寶卷》與善書的合印本不僅繼續流行，而且更進一步地推出了與《心經》《彌陀經》等11種中國民間社會最流行、最實用的經卷合印的新版本。各家之間模拟剽竊，以求以低廉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益。商業因素更刺激了這種合印本的流行。
總之，流行小調“唱花名”進入寶卷之後催生了多姿多彩的“花名寶卷”，這些“花名寶卷”一部分是流行的市民、民間音樂和文化的折射，另一部分又吸收了寶卷勸善思想，發展成獨樹一幟的勸善型的“花名寶卷”。“念卷本是勸人善”，寶卷含有極強的勸善思想，教化是其本質之一，也是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寶卷的勸善是一種民間自發的勸善，它與鄉紳為中心的勸善共同體的半官方立場不同，它與民間社會血脈相通，采取的是最接地氣的方式。寶卷的勸善滲透到寶卷文化的方方面面。《花名寶卷》以流行小調為載體，成功地凝聚了民間勸善思想的精華，達到了一個内外兼美的高度。正因如此，它才會被以鄉紳為主的勸善共同體選中，加入到善書的刻印之中，從“流行”走向了“崇高”，這是《花名寶卷》在近代社會中長盛不衰的最為深刻的原因之一。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國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