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黑雲壓城城欲摧”是深入解讀李賀《雁門太守行》的密鑰、钤鍵，而正确理解此句的關鍵是要保證此詩開首兩句圓融無礙。長期以來，人們已經對《雁門太守行》的首句“黑雲壓城城欲摧”做出了很多探讨，如施蟄存先生就對前人的研究做了融會貫通：“《又玄集》選此詩，第二句作‘甲光向日金鱗開’。北宋人所見李賀詩集，此句都是‘甲光向日金鱗開’。王安石開始提出疑問：既然黑雲壓城，怎麼還有太陽光能把甲胄照成點點金鱗呢？于是大家懷疑此句文字有誤。後來居然有一個北宋刻本，此句作‘甲光向月’，許多迷信古本的人，就以此為根據，定李賀原作是‘向月’。王琦的注本也把此句寫作‘甲光向月金鱗開’，并解雲：‘此篇蓋詠中夜出兵、乘間搗敵之事。黑雲壓城城欲摧，甚言寒雲濃密，至雲開處逗露月光與甲光相射，有似金鱗。’但是，很使人詫異的是他又辯駁了王安石的觀點：‘秋天風景倏陰倏晴，瞬息萬變。方見愁雲凝密，有似霖雨欲來；俄而裂開數尺，日光透漏矣。此象何歲無之？何處無之？而漫不之覺，吹瘢索垢，以譏議前人，必因衆人皆以為佳，而顧反訾之以為矯異耳。即此一節，安石生平之拗，可概見矣。’他這樣痛斥王安石，以為既有黑雲，又有日光照耀金甲，是随時随處可有的自然現象。然而他又不用‘向日’，而采用‘向月’，并肯定這是詩人描寫中夜出兵的詩。一個人的體會，如此矛盾，實不可解。其實，甲光如果向月，絕不會見到點點金鱗。詩人既用金鱗來比喻甲光，可知必是在黑雲中透出來的日光中。”（施蟄存《唐詩百話》中冊，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224-225頁）施先生對王琦注解的分析極為細緻、精審，遺憾的是，施先生并未正面回答王安石提出的疑問。陳允吉、吳海勇兩先生的《李賀詩選評》注釋“黑雲”句：“黑雲：既指黑色的濃雲，也用以比喻與敵軍對峙的緊張氣氛。”（陳允吉、吳海勇《李賀詩選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23頁）注釋“甲光”句：“甲光：铠甲由金屬小片綴成，日照而有反光。向日：《彙解》本作‘向月’，據日本内閣文庫本改。金鱗：指連鎖甲上的反光。”（同上，124頁）注中《彙解》，據該書“導言”是指清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日本内閣文庫本則是指“日本内閣文庫藏朝鮮活字本”（同上，《導言》，10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在評析此詩的時候征引了張固《幽閑鼓吹》中的相關記載，“李賀以歌詩谒韓吏部，吏部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卻援帶命邀之。”（同上，124頁）張固為唐人，生卒年不詳，曾任金部郎中，大中（847-859）後期，為桂管觀察使。張固的筆記小說《幽閑鼓吹》“多記中晚唐事。《四庫全書總目》謂其所記‘多關法戒，非造作虛辭，無裨考證者，比唐人小說之中，猶差為切實可據焉。’《新唐書·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等均著錄《幽閑鼓吹》一卷，今存。”（周祖譔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中華書局，1992，423頁）既然唐人張固在其著作中引錄的《雁門太守行》開首兩句即“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那麼其可信度當然比日藏内閣文庫本李賀詩更高，故注釋中似以征引張書為宜。綜合以上可知，無論是據唐人韋莊《又玄集》，抑或據唐人張固《幽閑鼓吹》，更或據日藏内閣文庫本李長吉詩，李賀《雁門太守行》之次句皆作“甲光向日金鱗開”，故可确定李賀此詩的第二句一定是作“向日”而非“向月”，王琦《彙解》中之所以作“向月”，或許正如施蟄存先生所言是“迷信古本”（實際是北宋刻本）使然，但王琦沒有想到，比作“向月”的北宋刻本更早的唐人韋莊《又玄集》、唐人張固《幽閑鼓吹》中卻是作“向日”的。
既然李賀《雁門太守行》的開首兩句必作“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無疑，那麼，“王安石之問”又當作何解釋呢？
由上文縷述可見，王安石、王琦均将李賀詩中的“黑雲”視作自然景象，将“黑雲壓城”視作實有之景，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會對此詩開首兩句中的“矛盾”提出質疑，或做出探讨（王琦舍“向日”而取“向月”正表明其對此問題的糾結）。陳允吉、吳海勇有意識地将“黑雲”向比喻意上引申，從而淡化了“黑雲”“向日”之間的矛盾，其評析中更雲：“詩歌起首兩句濃墨重彩，造成一種烏雲密布、陽光破雲隙而出的強烈視覺沖擊感，同時‘黑雲’‘金鱗’等詞的綴用，又顯示出了邊塞戰地的急逼氣氛。”（陳允吉、吳海勇《李賀詩選評》，124-125頁）
與上述諸家不同的是，葉蔥奇似有意從“天文”學的角度來闡釋“黑雲”，“《晉書》：凡堅城之上有黑雲如屋，名曰軍精。”（葉蔥奇《李賀詩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23頁）葉氏并未注解此詩第二句，隻在“向日”下說明“一作月”，從而回避了“黑雲”“向日”之間的矛盾。但是，核檢《晉書》原文不難發現，葉蔥奇對“黑雲”的注釋并不正确。《晉書·天文志中》載：“凡堅城之上，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或白氣如旌旗，或青雲黃雲臨城，皆有大喜慶。或氣青色如牛頭觸人，或城上氣如煙火，如雙蛇，如杵形向外，或有雲分為兩彗狀者，皆不可攻。”比勘葉氏注文不難發現：第一，《晉書》原文作“有黑雲如星”，葉氏誤“星”為“屋”；第二，《晉書》中所記的這種作為“軍精”的黑雲其實是有利于守城的一方，表明此堅城“不可攻”，而這與李賀《雁門太守行》中所描述的詩意、情景明顯不合。葉氏斷章取義，引錄《晉書》此節原文疏解李賀詩首句，并未得其實。
那麼，“黑雲壓城城欲摧”到底該如何解釋呢？李賀《雁門太守行》的開首兩句是否自相矛盾呢？筆者認為，葉蔥奇先生從“天文”學的角度來疏解“黑雲”句，其用力方向是正确的，隻是葉氏引證文獻不當且有誤。馬王堆帛書《日月風雨雲氣占》中有兩則占語，其中的部分詞句，對于我們正确理解李賀《雁門太守行》的詩意很有幫助。其一雲：“城中氣青而高，木剽不見，城不拔；氣黑而卑，木剽見，若毋氣，城拔。”（劉樂賢《馬王堆天文書考釋》，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187頁）劉钊先生認為此處的“木剽”應讀為“木杪”，“木杪”意為“樹梢”，“木杪”又作“樹杪”，并舉李商隐《鄭州禱雨文》中的“泉間候氣，樹杪占風”做為佐證，從而将上述占語解讀為：“城中雲氣呈青色且在空中的位置很高，高于樹梢之上，說明城不會被攻占；雲氣呈黑色且在空氣中的位置很低，已經低到了樹梢，并若有若無，則說明城已被攻占。”（劉钊《書馨集：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中華書局，2013，125頁）筆者認為，劉钊先生對占語的解釋甚确，稍嫌遺憾的是将“城拔”這個占驗之辭視作了“完成時”，這個詞似乎解釋作“城将要被占據”或“城會被攻占”更合适。其二雲：“（軍在）野，軍氣（青白）而高，軍（戰），勝。軍氣赤而高，軍大榣（搖）；軍氣黑而卑，沒戟。用見，乃毋居。”（劉樂賢《馬王堆天文書考釋》，182頁)劉钊先生認為“‘戟’字在此就應該讀為本字，即兵器之‘戟’。‘沒’字用為動詞，意為淹沒、遮蔽。‘用見’之‘見’讀為‘現’”，并将這段占語解作：“部隊在野外，軍氣呈青白色且位于高空，此時如果打仗就會獲得勝利；軍氣呈紅色且位于高空，軍心就會動搖；軍氣呈黑色且位置低下，甚至遮蔽了兵戟，就不能再在此地停留。”（劉钊《書馨集：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126頁）所謂“不能再在此地停留”，當然是因為出現“軍氣黑而卑”這種現象非常不利于該軍的戰事，故對于在野的軍隊而言，“軍氣黑而卑”仍然是打敗仗的征兆。從這兩則帛書的文句可知，無論軍隊在城或在野，隻要軍隊上方出現“黑而卑”的雲氣，皆為不利征兆，若軍隊在城，則城将被占；若軍隊在野，則不宜停留。持馬王堆帛書的這兩則占語以審視李賀詩中的“黑雲壓城城欲摧”，則李賀這句詩的意思豁然明晰，此句要表達的意思便是：黑而卑的雲氣壓在城頭，對于守城兵将來說，這是城池将被攻占的預兆（城欲摧）。李賀遣詞精準，一個“壓”字既寫出了黑雲對城的逐步逼近，同時也寫出了黑雲的力度，驚心動魄，一字千鈞。其實，上舉兩則占語的意思在《晉書》中亦有類似表述。《晉書·天文志中》：“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群羊群豬，在氣中。此衰氣也……此皆為敗軍之氣。”引文中的“或黑氣如壞山墜軍上”正與馬王堆帛書之“軍氣黑而卑”意近，也正是“黑雲壓城”所要表達的意思。
由此可知，李賀《雁門太守行》的首句“黑雲壓城城欲摧”是用天文學知識形象生動地寫出了城池危殆、守城軍隊将要戰敗的意思，而這層意思正好與此詩的末尾兩句“報君黃金台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遙相呼應，表明守城軍隊最終戰敗。既然“黑雲壓城城欲摧”是李賀運用天文學知識以表明攻城一方必勝、守城兵将必敗的含義，具有極強的象征性、隐喻性，那麼當然也就不會和具有寫實性的第二句“甲光向日金鱗開”相沖突，“甲光向日金鱗開”寫出了守城兵将的英勇，也與末尾的“報君黃金台上意”隐隐相應。李賀《雁門太守行》的起首兩句一幻一真，虛實相生，奇詭而夭矯。
李賀《雁門太守行》并非僅僅首句用到了天文學的知識，詩中的“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也隐微地透發出天文學的信息。北周庾季才原著、宋王安禮等重修的《靈台秘苑》卷五“風”中有如下兩則：一，“兵勝風。初出軍日，風從後來……鼓角清而響者，全勝”。二，“兵負風……又曰出軍而飄風驟雨，牙旗摧折，旗幡繞竿或下垂者，交戰，将死”。那麼，此詩中“霜重鼓寒聲不起”的軍隊當然要吃敗仗；“半卷紅旗”的軍隊，其主将當然危在旦夕。從“半卷紅旗”中實已透露他在這場激烈戰争中的悲慘結局。
以上，以“黑雲壓城城欲摧”一句為重點，對李賀《雁門太守行》中所涉的天文學信息進行了揭示。此處尚有兩點需要補充說明：第一，李賀是通曉天文學的。宋人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下雲：“星辰家以十二宮看人命，不知所本，然其來久矣。李賀《惱公》詩雲：‘生辰在七夕，夫位在三公。’”此足為長吉知曉天文學之一證。第二，李賀作為唐代詩人，對于北周庾季才所著《靈台秘苑》及唐房玄齡等修撰的《晉書》當并不陌生，而《晉書·天文志中》之所以會與長沙馬王堆帛書暗合，也并非偶然。《晉書·天文志中》“雜星氣”下雲：“圖緯舊說，及漢末劉表為荊州牧，命武陵太守劉叡集天文衆占，名《荊州占》。其雜星之體，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氣，有妖氣，有日月傍氣，皆略其名狀，舉其占驗，次之于此雲。”上文所引《晉書·天文志中》中與馬王堆帛書相合的語句，正出自《荊州占》。而馬王堆漢墓的墓主是漢初諸侯王國長沙國相轪侯利倉及其家屬，據周振鶴先生所考，長沙國的封域“由長沙内史和高祖年間所置的兩個邊郡桂陽和武陵組成，即大緻包括有《漢志》的長沙國和桂陽郡、武陵郡、零陵郡（除去這三郡南部的陽山、曲江、含洭、浈陽、镡成、始安數縣）以及南郡南部、豫章郡西部的幾個縣”（周振鶴《長水聲聞》，複旦大學出版社，2010，12-13頁）。據《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桂陽郡、武陵郡、零陵郡均屬荊州範圍，那麼，因時間接近，地域相同，漢末的荊州牧劉表命其手下武陵太守劉叡裒輯的“天文衆占”中有與馬王堆帛書相合的内容就不足為怪了。由此可說，雖然李賀本人未必看到過馬王堆帛書的内容，但是以帛書中的相關内容來闡釋李賀詩，卻是合理的。
錢仲聯先生《李賀年譜會箋》認為《雁門太守行》作于元和二年（807）秋，依據是“元和二年八月，盧龍劉濟、成德王士真、義武張茂昭互哄，唐王朝遣宣慰使和解之。賀詩或為此而作”（錢仲聯《夢苕盦專著二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32頁）。錢著并考定李賀是在元和三年将《雁門太守行》呈交韓愈。倘如此，那麼李賀的這首詩不僅因内蘊天文學信息，容易引起韓愈的注意和共鳴，而且全詩所反映出的時事以及透發出的對中央王朝的擁護之意，亦與推崇儒學、反對藩鎮割據的韓愈冥然契合，由此也就難怪韓愈在讀到此詩後“卻援帶，命邀之”了。
（作者單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文藝評論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