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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與宋齊禅代

時間:2024-11-08 11:07:16

說到夢,大家都不陌生。作為一種與生俱來的生理現象,人皆有夢,古今中外,概莫如是。因此,記夢也一直是中國古代曆史叙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南齊書》中就記載了幾個有關宋齊禅代的夢。這些夢的内容和解釋,以今天的立場看當然有其荒誕的一面,但曆史細節卻也常常因此“荒誕”而得窺一二。解讀這些夢,可以讓我們更加直觀地感受到蕭齊政治集團崛起的一些曆史場景,捕捉與呈現宋齊禅代中所構建的“應天革命”政治幻景的幾幅畫面。

解讀《南齊書》所記載有關禅代的夢,必先明其源流。《南齊書》的作者是蕭子顯,他是齊高帝蕭道成之孫,齊武帝蕭赜的同母帝豫章王蕭嶷之子。誠如趙翼所言“古未有子孫為祖父作正史者”(《廿二史劄記》卷九),《南齊書》作者的身份的确很特殊。加之,該書撰成于蕭梁時期,梁武帝蕭衍本就屬于疏遠的蕭齊宗室,蕭衍父子二人又曾是蕭齊重臣,且宋、齊、梁三代史事多有勾連,蕭子顯在修《南齊書》時,既有其鮮明的身份立場,同時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或刻意、或無意、或不得已,既要為齊諱,又要為梁諱。所以,我們在閱讀《南齊書》時,不能無視其作者身份的這種特殊性,同時也不應過分解讀這一特殊性。畢竟,作為史書的作者與通常意義上的作者并不相同,史家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即使身份特殊的蕭子顯,也同樣不能例外。蕭子顯将這些夢記入《南齊書》,當然是為了凸顯其祖“應天革命”的政治形象,其主觀動機不容否認。但是,這些夢的作者(準确地說是史料來源)卻并非蕭子顯,也就是說,這些夢并非蕭子顯所臆造,而是有所承襲,在當時的社會上應當是廣為流傳的。蕭子顯在記夢時,還引用了蘇侃、庾溫的一些解釋,而蘇侃在齊高帝蕭道成即位的建元元年(479)就已經病卒。由此可見,這些夢即使是造作的,也是在宋齊禅代時,而非修《南齊書》的蕭梁時期。我們若進一步推斷,《南齊書》所記有關宋齊禅代的夢,很大的可能是出自蘇侃為宋齊禅代所編寫的《蕭太尉記》《聖皇瑞命記》及庾溫編寫于齊武帝永明時期的《瑞應圖》。宋齊禅代之際,甚至一直延續到齊武帝永明時期,蕭道成禅代所引起的“物議”仍未平息,因此,就政治現實需要而言,這些夢正是為了影響社會輿論而廣為宣布的。基于此,蕭子顯在《南齊書》中所記的夢,并不是自己造作的,而是對有關記載的承襲。當然,蕭子顯的選裁,同樣是其立場的表達,也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被視為作者,畢竟是他賦予了這些夢以曆史叙事功能。

我們根據《南齊書》所記夢發生的時間順序來一一解讀這些夢。《南齊書》所記關于宋齊禅代的第一個夢,發生在齊武帝蕭赜出生之時,做夢者是蕭赜的祖母陳道止和母親劉智容。蕭赜是蕭道成長子,出生于元嘉十七年(440),當時蕭道成年僅十四歲。蕭赜出生的那個晚上,陳道止和劉智容“同夢龍據屋上”,後來,這個新出生的孩子就叫“龍兒”。“龍兒”是蕭赜的乳名,當是一種事實,因為這在生活中可以驗證。但其得名,是否一定是基于祖母和母親的夢,則無法驗證。夢,是一種主觀的心理體驗,一個人是否做夢及做了一個什麼樣的夢,是無法加以驗證的。而且,記載中聲言二人“同夢”,這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可能性并不高。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個夢未必實有其事。而就《南齊書》的記載而言,表面上是在解釋蕭赜乳名的由來,但鑒于“龍”在中國古代的特殊象征,其夢所指不言而喻。

蕭赜出生在建康青溪。蕭氏本籍是東海蘭陵,其家族在永嘉時期南渡,居住在晉陵武進縣東城裡,籍屬南蘭陵郡蘭陵縣。過江後的蕭氏家族,政治地位并不高。其家族崛起于劉宋時期,蕭道成之父蕭承之以軍功官至太守,其家遂遷居建康青溪。元嘉十七年(440),宋文帝廢黜彭城王劉義康,将之遷到豫章軟禁,蕭承之負責領兵防守,十四歲的蕭道成就是在這一年舍棄學業随父去了豫章。蕭赜出生時,祖父蕭承之僅僅是一個中級軍官,蕭道成本人還是一個稚嫩少年,此時正處于被稱為中國曆史上盛世之一的“元嘉之治”時期。所以,以蕭道成父子的身份,即使真的做了這樣的夢,人們也未必在意,即使是他們自己也不會多想,所以,蕭赜乳名“龍兒”,在當時并無特别的政治上的寓意。所以,《南齊書》也并沒有對此事做過多的渲染,看上去更像是在解釋蕭赜的乳名為何叫“龍兒”。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這個夢會進入曆史叙事,正是後來蕭道成地位不斷上升并最終稱帝的一個結果。隻是在曆史叙事中,是将結果作為預兆,作為蕭齊的天命依據之一來加以宣揚的。

《南齊書》所記有關宋齊禅代的第二個夢,發生在元嘉二十年(443)。這一年,十七歲的蕭道成夢到了“夢乘青龍西行逐日,日将薄山乃止”。夢醒之後,蕭道成很是恐懼,家人決定進行占蔔,占夢者說這個夢是“至貴之象也”。蕭子顯在記載這個夢時,還引用了蘇侃對這個夢的解釋。蘇侃認為這個夢中的“青龍”是指宋,青色的五行是木,按照王朝五德更替理論,宋的五行正是木,所以蕭道成夢到“乘青龍”正是乘宋運而起之象,而“日将薄山”乃是宋室“末運”的象征。經過蘇侃的解釋,蕭道成的夢就成了禅代的預兆,成為蕭道成“應天革命”的一個重要的天命依據。蘇侃的解釋是在蕭道成進行禅代之時,有理由認為這個夢可能與蘇侃有密切關系,甚至不排除是由其造作而成。但是,另一方面,将這個夢僅理解為造作又過于簡單了,我們也要看到,這個夢的發生時間和蕭道成在做夢之後所表現出的恐懼,值得深入分析。這個夢為何要系于元嘉二十年?蕭道成又為何因夢而恐懼?元嘉十九年(442),荊州竟陵一帶的“蠻人”叛亂,元嘉二十年,宋文帝命令蕭思話帶兵平叛,十七歲的蕭道成參與了這一軍事行動。《南齊書》并未記載蕭道成的具體職務,僅言蕭道成是受宋文帝之命領偏軍前往。這一記載并不完全可靠,蕭道成的第一個職務,是在元嘉二十三年(446)被任命為左軍中兵參軍。所以,其在元嘉二十年西征竟陵蠻時,最大的可能是一個帶領自家部曲參與軍事行動的基層軍官,“受文帝之命領偏軍”顯然是《南齊書》的溢美之詞。十七歲的蕭道成雖然沒有任何正式的職務,但元嘉二十年畢竟是他軍事生涯的開端,對其人生而言是有特殊意義的。對于第一次參加軍事行動,蕭道成和家人有所擔心和恐懼也是人之常情,這種擔心、恐懼在夢中有所體現也合乎情理。所以,蕭道成的恐懼及家人的占蔔,又和蕭道成元嘉二十年面臨的人生狀況有一定的契合。因此,元嘉二十年的夢,又有一定的事實因素。如果我們将有關天命的解釋部分加以剝離,那麼,蕭道成在此年做了一個有關西征的夢,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夢境中的一些描述和蘇侃的解釋,可能都是後來宣布蕭道成天命攸歸的需要。一個可能的事實是,蕭道成在元嘉二十年确實做了一個有關自己軍事生涯的夢,家人也對此進行了占夢。但是,蕭道成的夢未必是所謂的“乘青龍逐日”。在宋齊禅代的背景之下,在政治現實需要的情況下,蕭道成轉述了(不排除部分虛構)自己早年的夢,然後由蘇侃加工和解釋,最終以“天命”的形式載入《聖皇瑞命記》而在社會上流傳,蕭子顯再将之記入《南齊書》,由此構成了一個“應天革命”的曆史叙事。

《南齊書》所記有關宋齊禅代的第三個夢,準确地說并不是一個夢,而是一系列夢的記載。做夢者是齊武帝蕭赜,做夢時間是在他十三歲那年,也就是元嘉二十九年(452)。據《南齊書·祥瑞志》,這一年,蕭赜先後夢到自己“舉體生毛,發生至足”,又夢到有人指着蕭道成所站的地方為“周文王之田”,又夢自己在“虛空”中飛起來,夢見自己穿上了“孔雀羽衣”,又夢鳳凰落到了建康青溪的住宅中,又夢到自己穿上了桑木屐走在建康的太極殿上。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元嘉二十九年,蕭赜的父親蕭道成仍然隻是一個中下級軍官,領偏軍征仇池。當然,這一年對于蕭道成而言也有重要的人生改變:這一年,蕭道成承襲了其父蕭承之的晉興縣五等男的爵位。蕭承之亡于元嘉二十四年(447),到了二十九年蕭道成才獲承襲爵位。這一方面說明,蕭道成在當時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很低;另一方面,也說明經過個人奮鬥,蕭道成在元嘉二十九年獲得了宋文帝的某種認同。蕭赜夢到自己穿上“孔雀羽衣”,庾溫将之解釋為“雀,爵位也”,正是暗指蕭道成在此年獲得了五等男的爵位。至于其他夢,庾溫也做了一些解釋,都明确指向蕭道成特别是蕭赜的“天命”,這些材料可能就出自庾溫在永明年間所獻的《瑞應圖》一書。當然,值得注意的是,關于蕭赜穿桑木屐走在建康太極殿的夢,庾溫将之解釋為:木屐象征宋的五行,穿木屐象征宋齊禅代。而蕭子顯對此做出了新解釋,他認為“桑(桒)”字為“四十而二點”,此夢預示了世祖(齊武帝)後當在四十二歲後即位。我們知道,蕭子顯撰寫《南齊書》是在蕭梁時期,此時蕭齊的天命已經不是一個現實的政治需要,而隻是一種曆史叙事的需要,所以蕭子顯将庾溫關于宋齊禅代的天命解釋,轉向了蕭赜本人即位時間的解釋。

《南齊書》所記關于宋齊禅代的第四個夢,發生在宋明帝泰始七年(471),時蕭道成為南兖州刺史,都督北讨前鋒諸軍事,鎮淮陰。做夢者,是時任淮南太守的孫奉伯。泰始七年元旦,蕭道成在南兖州駐地淮陰舉行元會活動。元會,是慶祝新年的官方活動,具有慶祝、工作總結、選拔人才等多種政治功能。時為淮南太守的孫奉伯,是蕭道成的重要親信之一。據說,元會的當晚與蕭道成同寝,孫奉伯做了一個夢,夢到蕭道成“乘龍上天”,而他卻“捉龍腳不得”,醒來後就對蕭道成說:“兖州(蕭道成)當大庇生民,弟不見也。”這個夢的講述者,就曆史叙事而言是孫奉伯,而此夢應驗的方式是建立在孫奉伯死亡的基礎之上的。孫奉伯在禅代之前死去,正是此夢所昭示的禅代天命的成立前提。而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宋明帝對于蕭道成是有所防範的,曾經以賜酒的方式考驗蕭道成的政治忠誠。在當時,孫奉伯即便真做了一個這樣的夢,也不可能向第三者講述,而此夢為人所知一定是在蕭道成禅代已成事實的前後。所以,孫奉伯是否做了這樣一個夢,無從驗證,而且這個夢的成立又以其死亡作為前提。以理性的角度看,這個夢無疑是在禅代前後為了影響社會輿論而造作的。但是将此夢系于泰始七年,說明這一年在蕭道成政治崛起過程中有特殊意義。泰始七年,宋明帝征召蕭道成回建康。當時,蕭道成的部下擔心宋明帝會對蕭道成有不利舉動。蕭道成卻認為宋明帝屠殺宗室,是因為太子年幼,是在為自己身後的政治安排考慮,所以征召他進京不會有任何不利于他的舉動。他還進一步指出,劉宋宗室“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将興,方與卿等勠力耳”。這說明,蕭道成在宋明帝屠殺宗室的行動中看到了自己的政治機遇,進而開啟了其篡代的政治野心。泰始七年,蕭道成要與“卿等勠力”當然不是為了劉宋朝廷,而隻能是為了自己政治集團的利益。也就是說,至少到了泰始七年,蕭道成對更高的政治地位已經産生了觊觎之心。所以,孫奉伯的夢正是這種背景之下的産物,符合此時蕭道成集團的實際政治狀況。就此而言,此夢雖是造作,但也揭示了泰始七年前後蕭道成政治集團崛起的曆史場景。

泰始七年前後,蕭道成另一個心腹荀伯玉也也做了一個有關宋齊禅代的夢。荀伯玉是廣陵人,當時擔任蕭道成軍府刑獄參軍。據《南齊書·荀伯玉傳》,荀伯玉請假回家鄉廣陵,夢到在廣陵南樓上有兩個青衣小兒對荀伯玉說:“草中肅,九五相追逐。”荀伯玉低頭一看,城下的衆人頭上皆有草。所謂“草中肅”,蕭也;“九五相追逐”,宋齊禅代也。此夢就其内容而言與前所記諸夢不同。這個夢以小兒謠諺與谶言相結合的方式來暗示蕭道成的天命,具有極為明顯的人為造作因素,這是公然在為蕭道成角逐大位作輿論準備。這個夢雖然系之于泰始七年,但是其可能造作的時間當是在升明元年(477)之後,即蕭道成開始進行禅代的時候。據《南齊書》記載,正是在此年,蕭道成對荀伯玉說:你昔日所作之夢,今日全部應驗了。這一記載,恰恰說明該夢可能造作于升明元年。此外,軍府參軍崔靈運也聲稱自己夢到天帝對自己說:“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因為自三皇五帝至蕭道成受命,共十九人,所以,蕭道成為天帝第十九子。崔靈運的這個夢,比起荀伯玉的夢,更加直白。因此,這個夢可能造作的時間更晚,當在蕭道成即位前後,也就是建元元年(479)。公開稱蕭道成為天子,這樣的夢不可能更早。

就曆史叙事而言,泰始七年前後的這些夢,做夢者均為蕭道成僚屬,這些夢與劉宋元嘉時期的夢,其政治指向更加直接明顯。在禅代形勢已經逐漸明朗之際,這些夢基本上可以認為是為了禅代而刻意為之,其有意造作的痕迹也較為明顯。當然,蕭子顯将這些夢記入《南齊書》,無疑是為了彰顯蕭齊禅代的正當性,塑造蕭道成“應天革命”的政治形象。作為曆史叙事,其成立的條件并不是以夢的真實性作為基礎的,因此,就曆史叙事功能而言,這些夢的記載達到了蕭子顯的目的。而且,有理由相信,在當年宋齊禅代的曆史場景中,這些夢也起到了一定的輿論“效果”,有助于平息人們對蕭道成禅代的“物議”。

蕭子顯在《南齊書·禮志》還記載了一個齊武帝蕭赜的夢,這個夢看上去與禅代無關,屬于無意中的記夢。正是因為其非故意,所以,這個夢可能是真實。這裡的真實,是指做夢本身,而不是指夢的内容與現實的相符。據記載,蕭赜在蕭道成去世之後,曾夢到蕭道成對他說:“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别為吾祠。”于是,永明九年(491)齊武帝就命豫章王王妃庾氏在蕭道成建康青溪故宅,用家人之禮祭祀宣帝蕭承之(蕭道成禅代後所追谥)和高帝蕭道成。蕭子顯之所以将此事記入,是因為在他看來此事“義合前典,亦一時之盛也”。齊武帝蕭赜這個夢,當在永明九年或稍早。此時,距宋齊禅代已經十幾年了。這個夢是蕭子顯在記述蕭齊禮制時提到,夢在此曆史叙事中僅僅是一種行為的解釋而非政治行為的預兆,屬于無意識記載。而根據通常的史料分析規律,無意的史料往往比有意的史料更加真實。因此,可以認為《南齊書》所記蕭赜的這個夢可能是真實的。

這個夢在蕭子顯的曆史叙事中并無特别的含義,但是,我們卻可以從中解讀出有關宋齊禅代“應天革命”的幻景,解讀出蕭道成、蕭赜父子對于宋齊禅代中誅殺劉宋宗室的悔愧的内心狀态。蕭赜是宋齊禅代的重要推動者和參與者,他先後參與了剪除劉宋宗室及其支持力量的種種殘殺行動。宋齊禅代的實質,并非如《聖皇瑞命記》《瑞應圖》等所粉飾的“堯讓舜受”的天命渡讓方式,也不是如《南齊書》所刻意叙述的“應天革命”的曆史過程。其實質,是滅人之國的殘酷的政治鬥争。蕭道成父子,不僅剪除了忠于劉宋的諸多政治力量,還直接殺害了後廢帝和順帝兩位劉宋皇帝。蕭道成父子先後為宋文帝、孝武帝、前廢帝、明帝、後廢帝、順帝的臣下,雖然蕭齊政治集團不遺馀力地鼓吹天命攸歸,但在内心深處對于禅代行為當是有所抱愧。蕭赜之所以有此夢,之所以下令以家人之禮祭祀,正是這種抱愧心理的真實反映。這種無意之間進入曆史叙事的夢,其所傳遞的曆史信息也就更加真實可靠,讓我們從中可以一窺宋齊禅代中血腥、殘酷的真實的曆史場景,這可能是蕭子顯在記載此夢時所沒有想到的。

就夢自身而言,它是一種單純的個人體驗。一個人是否做了夢及做了一個什麼樣的夢,是無法加以驗證的。曆史記載中的夢,也同樣如此,其真實性常常令人懷疑。或者說,曆史記載中的夢,因其肩負的曆史叙事功能,其真實性更加值得懷疑。一般而言,夢的叙事功能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人物命運的預兆或者行為動因的解釋。這些預兆或者解釋本質上是一種“後見之明”中的“先見”,是從結局向前追溯的一種曆史叙事方式。但是,作為一種曆史的存在,這些夢又有其真實的一面,并不都是曆史撰寫者個人的虛構,而是一種社會存在的曆史記錄。基于叙事功能的分析,固然可以展現我們後來者的“理性優勢”,但卻無法否定夢作為曆史存在的這種“真實性”。然而,夢畢竟是個人的心理體驗,特别是在理性昌明的今天,我們更有理由去質疑這些夢的“真實性”。但我們要質疑的“真實性”到底指什麼呢?是夢本身還是依附于夢的預兆和解釋?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呢?“事如春夢了無痕”,做夢者、記述者雖早已遠去,但這些夢卻常讀常新,而且還會被人們反複地讀下去。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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