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平準書》載：“（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從這條記載看，桑弘羊的青少年學習可以“年十三”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由于家境富裕，桑弘羊應從小就接受了正規的學校教育。這突出表現在他對算術的精通上。一般來說，在兩漢時期，人們計算數字都要用一種被稱為“籌碼”或“籌算”的計算工具。這種籌碼或籌算多數是用竹子制作，長六寸，上面刻有不同的數字符号，以便于計算。如《漢書·律曆志上》：“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而桑弘羊的計算因已達到非常熟練的程度，在計算時則可以不用籌碼，隻要“心計”即心算，就能夠準确地得出答案。桑弘羊的心算實際是把籌碼或籌算的計算規律都背誦下來，在大腦裡進行默算，這與現代速算把算盤的各種計算都記在大腦裡的原理完全相同。可以肯定地說，正因為桑弘羊具有這種特殊的心算技能，所以他才會被征召入宮，也為後來鹽鐵官營等等“運籌”奠定了基礎。漢代的小學主要學習語文和算術，桑弘羊的語文學習能力也應該很強。
除了學校教育，桑弘羊還受到家庭和社會教育的浸染。他的商人家庭對其學習的内容曾産生很大影響。這使桑弘羊不僅在思想上高度重視商業的作用，而且也初步了解了商業經營活動的主要環節。在大概七十年後的鹽鐵會議上，老年桑弘羊竟把商業的作用提到富國足民的高度，甚至宣稱“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鹽鐵論·力耕》），可以說最早即淵源于他的家庭教育。桑弘羊還自誇理财有方，通過經商而使得家庭緻富，所謂“奉（俸）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緻富成業”（《鹽鐵論·貧富》），也表明他特别精于此道。這與其少年時期就了解經商的過程和方法亦不無關系。
桑弘羊的家鄉是号稱為“天下沖扼，漢國之大都”的洛陽。洛陽始建于西周初年，是一個以商業著稱的都會。“周人以商賈為資”（《史記·貨殖列傳》），其中特别著名的，就是戰國時期的白圭。他善于觀察時機，以賤買貴賣為經營原則，成為當時聞名遐迩的大富商。《史記·貨殖列傳》稱：“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谷，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予之食。”白圭還把自己的成功經驗比喻為“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并把其中秘訣概括為“智”“勇”“仁”“強”。由于白圭經商取得了極大成功，因而當時的商賈都紛紛效法，“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即尊為經商的祖師爺。這對于年少的桑弘羊也有着潛移默化的影響。僅以白圭為例，在桑弘羊的經濟理論中，便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其薪火傳承的蹤迹。在鹽鐵會議上，桑弘羊曾明确提到白圭說：“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鹽鐵論·貧富》）
除了以上所說，洛陽人文荟萃，許多先賢對桑弘羊的少年教育也有着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從現有資料來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蘇秦和賈誼。
蘇秦，戰國中期著名的縱橫家。據說他早年曾師從鬼谷子學道，自認學成後到秦國遊說，未被采納。在經受了幾次挫折後，蘇秦貧困落魄地回到家裡，沒想到竟受到他的兄嫂弟妹甚至妻妾的譏笑。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蘇秦發憤讀書，掌握了兵家謀略和縱橫家理論。後來遊說燕昭王成功，而一舉成名，至五國合縱攻秦時，他兼任齊、趙、燕三國之相（一說并相六國），并被三國同時封為武安君。蘇秦的這些經曆或傳說給桑弘羊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說，他對蘇秦執完全肯定的态度，包括“刺股”的求學精神。在鹽鐵會議上，桑弘羊就把蘇秦尊稱為“天下名士”，認為蘇秦“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鹽鐵論·褒賢》），并強調“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鹽鐵論·毀學》）。可見他完全服膺蘇秦的做法，對所謂“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史記·蘇秦列傳》）的看法也是有同感的。
賈誼（前200-前168），西漢前期著名的政論家和文學家。為了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賈誼曾多次上疏，提出了諸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驅民而歸之于農”、抗擊匈奴等等頗具遠見的建議（參《漢書·賈誼傳》），對制訂西漢前、中期的政治、經濟政策起到了導向作用。西漢後期的著名學者劉向曾這樣評價說：“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尹）、管（仲）未能遠過也。”（同上）其子劉歆更高度評價說：“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漢書·楚元王傳》）可以說，賈誼的思想曾影響了西漢幾代政治家。桑弘羊當然也不例外。他反對和親政策，主張統一貨币等，便明顯受到賈誼的影響。
在十三歲就擔任侍中後，桑弘羊又作為伴讀，接受了代表當時最高水平的宮廷教育（參晉文《桑弘羊入宮原因蠡測》，《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學習：
首先，在桑弘羊入宮不久，武帝便逐漸實施“獨尊儒術”的政策，這對于桑弘羊的知識結構産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從當時的宮廷教育看，武帝在學習上對經學曾表現出很大的積極性。尤其是研讀《公羊春秋》，他更是傾注了許多精力。武帝時期的重大舉措一般都征引《春秋》為據，即說明他對《春秋》大義已達到非常熟悉的程度。不僅如此，根據《漢書·儒林傳》記載，武帝還曾經師從王臧學習過《魯詩》，并曾就《尚書》與倪寬讨論說：“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足見對武帝來說，經學确已成為學習的一個主要内容。因此，作為武帝伴讀的桑弘羊，他的學習也自然會大緻相同。另一方面，從社會教育來看，随着“獨尊儒術”政策的确立，經學已經被奉為官方文化，它不僅成為衡量知識分子的唯一标準，而且更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一個特别突出的表現，就是許多人都對經學趨之若鹜，所謂“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史記·儒林列傳》）。倪寬就是一例。史載他治《尚書》，在選為博士弟子後，發奮苦讀，乃至“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辄讀誦”（《漢書·兒寬傳》）。因此，對桑弘羊來說，在全社會都尊經讀經的情況下，他的學習也勢必會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在幾十年後，桑弘羊仍評論倪寬等人說，“自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睹先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鹽鐵論·刺複》），可見其印象之深。盡管從以後的思想軌迹看，桑弘羊的政治立場還偏重“霸道”，但他在“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的影響下曾熟讀經書，這卻是毫無疑問的。
事實也是如此。在鹽鐵會議上，桑弘羊在辯論中便多次引用過《五經》。例如：“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緻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鹽鐵論·本議》）其中即征引了《周易·系辭》。再如：“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鹽鐵論·通有》）乃是征引了《論語》《春秋》和《詩經》。還有征引其他經傳的事例。
當然，桑弘羊大量征引《五經》還與經學至上的特殊曆史背景有關。這也可以說是更重要的原因。翻翻《史記》或《漢書》，便可以清楚看出：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所謂《五經》不但在思想界已具有最高的權威，而且在政治上也成為漢王朝賴以統治的主要依據。僅就《春秋》而言，司馬遷便高度贊揚說：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漢書·司馬遷傳》）
因此，為了證明自己所提主張的合理性，不管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包括皇帝在内，人們都盡可能地稱引經義，并成為論辯的一種固定模式。由于漢武帝特别尊《春秋》（參晉文《漢武帝尊〈公羊〉的原因》，《曆史教學》1995年第7期），故當時即主要是征引《春秋公羊傳》，如董仲舒、公孫弘、嚴助等人的《賢良對策》，韓安國與王恢關于匈奴的和戰之争等。桑弘羊的做法也同樣如此。陳直先生便總結說：“漢代盛行公羊春秋。桑大夫、禦史、丞相史及賢良、文學所辨論，多引公羊事例，在當時為普遍學說。”（陳直《鹽鐵論解要·前言》）但從中亦可看出桑弘羊研讀儒學經典的造詣。
其次，經學“霸王道雜之”的特點，以及在皇宮伴讀的優越條件，都使桑弘羊得以廣泛涉獵儒學以外的其他學說。在鹽鐵會議上，他的下屬禦史就明确指出，桑弘羊的财政政策是借鑒了先秦齊國的成功經驗，所謂“今大夫君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鹽鐵論·輕重》）。從有關記載來看，桑弘羊也的确對“太公、桓、管之術”頗為欣賞。據《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太公立國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在經濟上主要是發展齊國所具有優勢的漁鹽業。至春秋桓公時期，管仲相齊後，也采取了“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的政策。而鹽的專賣則恰恰是桑弘羊“運籌”中的一個主要内容。為了更加說明鹽鐵官營的重要性，桑弘羊便引證太公說：
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于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鹽鐵論·禁耕》）
具體來說，桑弘羊對管子的學說非常熟悉。他在鹽鐵會議上曾多次直接或間接引用《管子》，例如：
管子雲：“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備也。”（《鹽鐵論·本議》）
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末利，則本業無所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鹽鐵論·通有》）
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鹽鐵論·力耕》）
毫無疑問，在激烈而且難以預料會議進程的辯論中，桑弘羊還根本不可能都做好準備。但即便如此，他也能夠幾乎原文不變地引用《管子》，可見他不僅服膺管子，早年對《管子》也肯定曾下過苦功。
桑弘羊對商鞅的事迹更加熟悉。在鹽鐵會議上，他曾高度肯定商鞅變法的作用，并把商鞅視為應當效法的政治家和理财家。為了申明其治國必須重刑的觀點，桑弘羊便特别征引商鞅的事例說：“商君刑棄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鹽鐵論·刑德》）在《鹽鐵論·非鞅》中，他更是全面、集中地贊揚了商鞅的曆史功績。例如：“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嚴刑罰，饬政教，奸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馀。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既然桑弘羊對商鞅的評價如此之高，也就說明他對商鞅曾作過反複研究，并欽佩或心儀商鞅的“緻利”和“尚法”，所以才能在思想上對這些做法産生強烈的共鳴。
桑弘羊對李斯也非常欽佩。他向往和羨慕李斯的位高權重，并把李斯的尊榮、富貴與包丘子的貧困潦倒相比，甚至為推崇李斯，竟宣稱其“功侔伊、望，名巨太山”雲雲。“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于甕牖蒿廬，如潦歲之蛙，口非不衆也，卒死于溝壑而已”（《鹽鐵論·毀學》）。桑弘羊還高度贊揚李斯是“龍升骥骛，過九轶二，翺翔萬仞”的典範，認為“鴻鹄華骝且難同侶，況跛牂燕雀之屬乎”（同上）。可以說，他已經把李斯完全視為自己的人生楷模。當然，桑弘羊的這些看法并不可取，他的悲劇結局即根源于此。
桑弘羊還肯定熟讀過曆史。從《鹽鐵論》的記載看，桑弘羊的發言曾涉及到許多曆史人物和事件。以上古和三代為例，桑弘羊便直接談論過黃帝、蚩尤、唐堯、虞舜、丹朱、象、商均、許由、夏禹、後稷、伯益、桀、商湯、伊尹、葛伯、太王、纣王、箕子、比幹、周文王、周公、召公、周昭王、周宣王、仲山甫和徐偃王等。再如春秋戰國時期，除了齊桓公、管仲、孔子、孟子、荀子、白圭等人，桑弘羊還談到了曹沫（曹刿）、宋襄公、楚莊王、華元、墨子、長沮、桀溺、猗頓、弦高、百裡奚、由餘、公輸班、歐冶、尾生、柳下惠、盜跖、公孫寮、子路、季孫、子貢、顔回、原憲、冉求、宰我、子羔、晏子、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崔杼、慶封、田常、齊簡公、蒯聩、魯穆公、子思、子柳、伍子胥、阖闾、專諸、夫差、陶朱公（範蠡）、文種、勾踐、魏文侯、吳起、楚悼王、樓寄、景監、子臧、樂毅、燕昭王、蘇秦、張儀、範雎、王稽、趙武靈王、燕惠王、魯仲連、鄒衍、莊蹻、烏獲、聶政、靳尚、楚頃襄王、屈原和荊柯等，幾乎涉及到了各個領域。秦漢時期，對桑弘羊來說是近現代史，并有着閱讀皇家檔案的便利條件，桑弘羊的曆史知識則顯得更為豐富。僅就武帝時期而言，我們便可以找到大量例證。諸如：
趙绾、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绐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為！（《鹽鐵論·褒賢》）
類似事例還有許多，可見其曆史知識的廣博。誠然，桑弘羊的豐富學識乃是長期研讀的結果，所謂日積月累，但他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和勤奮學習，卻顯然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階段。
總之，桑弘羊之所以能成為西漢著名的理财家和政治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青少年時代接受過良好教育。盡管很多人并沒有桑弘羊的優越條件，但從小就接受正規教育并刻苦攻讀，卻是每個人成才的基本要素。桑弘羊的青少年學習就是曆史上的一個典範。
（作者單位：南京師範大學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