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劍知（1901-1975），名觐安，以字行，晚号繭翁，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林則徐女婿沈葆桢曾孫。其父沈黻清，曾任山東蒙陰知縣、閩浙督署文案、閩海關銅币局總文案等職。沈劍知系沈黻清第五子，幼承家學，工詩詞，善書畫，年少即有才名。畢業于福建馬尾海軍學校，民國時期任海軍部秘書，抗戰前任江南造船所上校官。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上海市文管會委員，任職上海博物館。著有《懶眠庵詩文稿》《繭窩殘稿》《世說新語校箋》等。
沈劍知詩、書、畫俱工，有“三絕”之稱。為人性簡傲，不輕許人，頗有“狂”名。鄭逸梅所撰《藝林散葉》及續編記其事數則，或稱其：“能書善畫，然不輕為人作，若贻人扇面，則必書畫兼施，蓋彼自視甚高，深恐空留一面，随便配合，不相稱也。”又說：“沈劍知傲慢成性，有請之寫條幅者，彼展紙撫摩一過雲：‘紙太劣，恐有損我之佳筆。’拒絕不書。”“畫學董香光，談詩頗以紀曉岚之見解為尚，範祥雍以十字贻之：‘談藝畫禅室，論詩閱微堂。’”更有一則，記其“謂王靜安（國維）之《人間詞話》，乃笨伯所為”（鄭逸梅《藝林散葉》，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303、304、631頁）。其狂狷孤傲之态，讀之如見，頗有魏晉遺風。
沈劍知所撰《世說新語校箋》（下稱《校箋》），載于1944年7月至1945年1月南京《學海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至三期、第一卷第六期、又第二卷第一期，起于《德行篇》“陳仲舉”條，止于同篇“謝夫人教兒”條，又加汪藻《世說考異》三條，共計37條校箋，近一萬六千字（本文所引沈氏《校箋》内容均出自《學海月刊》，期數頁碼不詳注）。僅從其一篇未終即得字一萬六千，便可知其聞見之博，箋釋之詳。
沈氏《校箋》以王先謙思賢講舍本為底本，又校以明袁氏嘉趣堂本（簡稱袁本）、沈寶硯用傳是樓宋椠校嘉趣堂本（簡稱沈校本），同時又佐以宋汪藻本（簡稱宋本）。為明其校箋義例，特将第一條全錄如下：
陳仲舉一條。
“登車攬辔”二句。按：《後漢書·陳蕃傳》無此辭。惟《範滂傳》：“滂登車攬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袁宏《漢紀》同。
注引謝承《後漢書》。按：《後漢書·徐稺傳》章懷注引《謝承書》與此有異。曰：“稺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吊。常于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幹以裹雞。徑到所起冢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鬥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酾酒畢，留谒而去，不見喪主。”
“武王式商容之闾”。《周書·武成》：“式商容闾。”
注“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又車上跽曰式”。按：叔重，漢太尉祭酒許慎字。此辭未詳所出，或在所撰《五經異義》中，今不可考。《書·武成》孔傳：“商容賢人，纣所貶退。式其闾巷，以禮賢。”《史記·殷本紀》：“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纣廢之。”《索隐》引鄭玄雲：“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台。”《周禮·考工記》鄭注：“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高三尺三寸。”賈公彥《疏》：“式謂人所馮依而式敬。故名此木為式。”《說文》：“跽，長跪也。”段氏改：“跽，長跽也。”《注》：“系于拜曰跪。不系于拜曰跽。人安坐則形弛，敬則小跪。聳體若加長焉，故曰長跽也。”蓋古尺制短，故人長丈，稱丈夫。三尺三寸高之式，憑而緻敬，非跽不可。則許君斯說，已足補《武成》孔疏“俯而憑式”之略矣。
注引袁宏《漢紀》。按：今本《漢紀》與此文異，曰：“蕃初為豫章太守，獨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馀人不得接。”不雲懸榻。惟《後漢書·徐稺傳》：“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汝南先賢傳》。《隋志》四卷，雲魏明帝時撰。
謝承《後漢書》。《隋志》一百三十卷，雲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按：葉德輝《世說引用書目》漏錄此書。
袁宏《漢紀》。《隋志》題《後漢紀》，三十卷，雲袁彥伯撰。
據此可知，與其他學者不同，沈氏《校箋》頗有體例，大抵遵循先校箋《世說新語》正文、次劉孝标注（以下簡稱“劉注”）、次劉注引書目之順序；其箋注包括人名、地名、書名、名物、習語、異文、本事、考辨等内容，廣征博引經、史、子、集等衆多文獻，其疏證頗有“問題意識”，抽絲剝繭，環環相扣，讀之引人入勝。今舉例簡述其箋注義例如下：
一是校正《世說新語》用詞之誤。如“管甯、華歆共園中鋤菜”一條，“有乘軒冕過門者”一句，學者一般未予深究，多解作“有坐着華車、穿着官服者經過門外”，而沈氏校箋則曰：“《左傳·闵公二年》：‘鶴有乘軒者。’杜預注：‘軒，大夫車也。’冕不當言乘，此乃贅字。蓋因行文每軒冕連用，傳鈔時不覺誤入耳。”沈氏以為此處“乘”字乃贅字，可删，“軒冕”者，實即“乘軒服冕”也。
二是考辨《世說》叙事之虛。如“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一條，沈氏對全條考辨如下：
全條。按：此條恐非事實，故孝标舉華峤《譜叙》所紀歆與鄭泰避亂出武關事，隐糾其謬也。《三國志·朗傳》：“漢帝在長安，朗為陶謙治中，與别駕趙昱等說謙勤王，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将軍，昱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則朗自徐州拜命，初未詣長安。正孫策略地江東，朗猶在會稽也。而《歆傳》：“何進征鄭泰、荀攸及歆。歆至，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邽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依袁術。旋拜豫章太守。”則董卓之亂，朗、歆未嘗共處，而此雲避難，又雲賊追至，明在是時。故知不可信也。《後漢書·鄭太傳》（即《國志·鄭泰》。蔚宗避家諱改太，或稱其字公業。）：“與何颙、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颙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則與華峤《譜叙》及《歆傳》，事合時符。知《世說》即踐此事，而為别說也。
沈氏以《三國志·王朗傳》《華歆傳》及《後漢書·鄭太傳》所記史實，考證出“董卓之亂，朗、歆未嘗共處”，《世說新語》此條“不可信也”，真如老吏斷獄，鞭辟入裡，令人信服。
三是辨析《世說新語》習語之變。如“王戎、和峤同時遭大喪”一條，有“和峤生孝，王戎死孝”句，沈氏箋注“生孝死孝”時，先引《潛确居類書》七十引《典略》：“戴伯鸾母卒，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弟叔鸾食肉飲酒，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毀容，世謂伯鸾死孝，叔鸾生孝。”複加按語稱：“生孝死孝之稱，始見于是。惟以備禮者為死孝，越禮者為生孝，與《世說新語》所以稱戎、峤者适相反。”不唯考出此語出處，更指出與《世說新語》厥義相反，真非深思密察者不能道也。
四是校訂劉注異文之訛。如“梁王、趙王”一條，劉注引朱鳳《晉書》曰“桓夫人生趙王倫”。沈氏校曰：“宋本‘桓’作‘栢’。《晉書·趙王倫傳》亦作‘栢’。或宋刊本避欽宗諱，阙畫作‘’，又訛為‘栢’也。”王利器校語與此同。又“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一條，徐箋：“臘之明日為祝歲。宋本、沈校本‘祝’作‘初’。”一般校勘異文即可，而沈氏考證了“蠟日”“蠟日宴飲”等禮俗近四百字，又進一步對劉注引“晉博士張亮議”校箋曰：
《藝文類聚》卷五、《太平禦覽》三十三同引亮《議》，作：“臘，接也。祭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謂之臘之明日為初歲，東漢以來有賀。此古之遺語也。”按：《世說》屢經宋人削改，未必為孝标原文。自以《類聚》《禦覽》所引為正也。且“祭則新故交接”句，“則”字于詞不順，“宜在”二字故當勝之。“祝歲”，宋本作“初歲”，蓋以形似而誤為“祝”也。
如此細緻的校勘，真是讓人心服口服，而沈氏腹笥之豐，學養之厚，亦可想見一斑。
五是評骘《晉書》擇事之誤。如“王祥事後母”一條，劉注引孫盛《晉陽秋》卧冰求鯉事，沈氏說：“《晉書》采取孫盛此文……又祥解衣剖冰求魚，史臣取其異行，世俗播為美談。夫藉軀體之微溫，解堅冰于短晷，祥即淳樸，愚不至此。故不如《初學記》七、《禦覽》六十八引臧榮緒《晉書》，謂‘祥朝朝冒厲風于河涯伺魚。一朝忽冰開小穴，有雙鯉跳出’，為猶近情可信也。”駁斥愚孝，一針見血，不唯見功力，亦見性情！又如“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裡，甚窮餒”至“公于是獨往食，辄含飯著兩頰邊，還吐二兒”，沈氏校箋曰：
《晉書·郗鑒傳》：“郗陷陳午賊中，午尋潰敗，鑒得歸鄉裡。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複分所得以恤宗族及鄉曲孤老，賴以全濟者甚多。”按：石勒之攻乞活陳午，《通鑒》系于永嘉五年，正《世說》所謂“永嘉喪亂，郗公在鄉裡”時也。而既能分恤鄉族，則自贍有馀矣。且兩頰能含飯幾何，烏足全活二小兒，豈非過言哉？若謂在徐龛石勒交侵兖州，百姓饑馑掘食鼠燕之時，則已是永興間事，鑒為兖州刺史，無複窮餒之理矣。《晉書·鑒傳》叙事已竟，複贅《世說》此文，蓋亦知其乖錯，無所附麗，而終不能割者，溺其詞也。
《晉書》何以廣采《世說新語》，曆來聚訟無已，而沈氏借此一事，窺斑知豹，一句“溺其詞”，非常形象地揭橥《晉書》史臣對《世說新語》“知其乖錯”而又“不忍割愛”的矛盾心理！
當然，《校箋》對《晉書》也并不全是批評。同條“祥嘗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至“愛之如己子”，沈氏就引《晉書·王祥傳》：“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争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馔，覽辄先嘗。朱懼覽緻斃，遂止。”并加按語說：“婦人兇毒，非不畏死，置酖以可泯迹，喋血無所逃刑。且以祥之孝，事匪一端，朱氏初不為感悟，豈以一朝請死，便幡然改悔，愛若己子者？《晉書》多采《世說》，乃不取是事，有識也夫！”這顯然是贊賞《晉書》編者并未一味好奇，尚能取舍合度，猶不失史家本色！
六是附錄汪藻《世說考異》校勘。共三條，分别是：1.“祖光祿少孤貧”條；2.“王丞相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豫”條；3.“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條。其中，第2例不見于今本《世說》。沈氏于“祖光祿少孤貧”條後題識如下：
按宋汪藻本《世說》，有《考異》一卷，蓋離自十卷本之末卷者。都五十一事，為今本所無者三事（為“劉琨卻胡騎”“祖約道王右軍”“王敦初尚主豫武帝會”三事，當依類附于各門之末）。馀雖重出，頗有異同，而注尤不相襲。間題敬胤曰者，皆駁正《世說》之言。汪彥章疑敬胤專錄此傳疑糾缪，後人妄取以補其書，殊未敢信，即如其說，但存正文而議之足矣，何必更為之注乎？且孝标注所取敬胤之說，皆與此同，而征引故實則否。恐《世說》先有敬胤注，自孝标注行，遂湮廢散佚，僅馀此五十一事，後人掇附劉本而傳耳。私惜刻本之糾缪難讀，因略加考訂，各麗今本同條之後，使未見王本者可以無憾，即有之亦省檢勘之勞，必責以不漏不誤，則期諸他日，猶且不敢，況若是其迫促乎！
這是對汪藻《世說考異》的首次校勘，值得重視。然沈氏對汪藻《世說考異》的性質卻判斷有誤。事實上，所謂《世說考異》，乃是汪藻對附錄于十卷本的敬胤《世說選注》的異文校勘，而敬胤注并非對《世說新語》的全注本，而是選注本，因與前九卷重出，附于書後，作第十卷，類似于今天所謂“附錄”（筆者撰有《史敬胤<世說選注>考述》一文，此不贅）。其中所出現的不見于今本的三條，應該是敬胤的“補遺”，并非《世說新語》祖本的條目。故沈氏說“當依類附于各門之末”乃是一個誤判，後來楊勇将此三條增補入書，便是受此誤判之影響（參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香港大衆書局，1969）。唯沈氏對敬胤注“存正文而議之足矣，何必更為之注乎”的疑惑，頗見學術眼光，筆者另有詳論，此不贅述。
最後要說的是，沈氏《世說新語校箋》雖考校博贍，令人歎服，亦不可避免地偶有失誤。如“陳太丘詣荀朗陵”條“苑康”一詞，沈箋曰：
又苑康。《後漢書·黨锢傳》作範康。《荀淑》《窦武傳》并作苑康。按：《廣韻》二十阮，“苑”字下不雲是姓，而“菀”字下雲：“又姓，《左傳》齊大夫菀何忌。”“宛”字下雲：“又姓，《左傳》有宛春。”則作範固誤，苑亦未必是。恐菀、宛當居其一，且以範、苑字形審之，疑或作菀也。
今按：苑姓，源自春秋時齊大夫苑何忌，今亦常見。沈氏以《廣韻》認為苑“不雲是姓”，非也。又，“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一條，沈氏于劉注引“李康《家誡》”後曰：“待考。《世說引用書目》不列。”實則對此前人已多有考證，如李慈銘《世說新語簡端記》、嚴可均《全晉文》五十三李秉《家誡》下注、劉盼遂《世說新語校箋》、程炎震《世說新語箋證》等論之甚詳，惜乎沈氏未見也。
總之，沈劍知的《世說新語校箋》雖然并非完帙，卻因其别具一格的校箋風格和詳實可據的考證成果，赢得了學界的一緻尊重和廣泛征引。其敦樸嚴謹的學風與其狂放狷介的性格及精湛的書畫藝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沈氏卒于1976年，其《校箋》稿在《學海月刊》連載了5期，最後一期是1945年第1期。如果讀者親見此書，會發現在“謝夫人教兒”條校箋之後，又加了括号的“未完”二字，這兩個等同于“待續”的漢字，猶如空谷足音，令人浮想聯翩。我們不禁會問：沈氏人生的後三十年究竟是如何度過的？這部《世說新語校箋》如果還有未刊稿，其面目若何？究竟是何原因，使其中斷了如此卓越的校勘工作？……這一切的一切，恐怕都隻能交由時間來回答了。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