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時代的胡人記錄中，有偏好戰鬥的民族，有偏重商業的民族。這一點在《史記》《漢書》裡就分得清清楚楚。如《史記·匈奴列傳》雲匈奴，“其俗，寬則随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同書《大宛列傳》則不同，如說安息（古波斯帕提亞帝國）“有市，民商賈用車即船，行旁國或數千裡”；又謂大夏（巴克特裡亞）“善商賈”，人口百萬衆，其都城叫藍市城（即巴克特拉，在今阿富汗巴爾赫省會馬紮裡·沙裡夫附近），“有市販賈諸物”。
粟特人就屬于偏好商業的民族。漢唐時代的“胡商”“商胡”“胡姬”大多指粟特人。
一關于昭武九姓
《舊唐書》卷一九七《西戎·康國傳》對“昭武九姓”的解釋是：“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南依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為姓氏，不忘本也。”我們知道月氏人居住在祁連敦煌間，被匈奴所擊破，然後西遷至大夏地區（阿富汗境内）。《舊唐書》認為粟特人也有一個從東向西遷徙、然後定居中亞的過程。這種說法并非完全無據。粟特人屬于印歐人種，“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須髯”。印歐人向東遷徙，河西地區和新疆塔裡木盆地，都曾經是其遷居地。先秦時代，從甘肅到西域的通道上，歐亞大陸文明有過複雜的交互影響。部分粟特人像大月氏那樣，先入河西，又曾往西回到中亞河中地區，完全可能。
昭武九姓的“九姓”大約指衆多，未必就實指九國。粟特人的諸多城邦國家在曆史上存在了上千年，由于沒有形成統一國家，國家組織十分不堅固。在波斯阿契門尼德王朝，在居魯士二世、大流士一世的大規模擴張時期，粟特地區被納入其控制範圍；亞曆山大大帝東征期間，中亞河中地區也隸屬于其在遠東的行省。其後粟特人相繼被嚈哒人、突厥人、唐朝所統治。到8世紀上半葉，阿拉伯人控制了粟特，粟特古國也就逐漸消亡。
唐朝貞觀（627-649）初年，唐玄奘曾經過其地，《大唐西域記》卷一記雲：“地名窣利（即粟特），人亦謂焉（即人也叫粟特人）。文字語言，即随稱矣（即拼音文字之意）。字源簡略，本二十馀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說粟特文是一種拼音文字，有二十多個字母，文字豎寫。粟特語屬于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東伊朗語分支。
粟特人在中古時期的表現，與亞歐大陸東部其他的遊牧民族不同，無論匈奴、柔然，還是鮮卑、突厥，都是用武力來表達自己的政治和經濟訴求。粟特人不一樣，粟特民族更多的是通過商業互動，來獲得财富。《舊唐書·西戎·康國傳》注意到粟特人“善商賈，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遠之旁國，來适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
就中西文化關系史而言，粟特研究的意義有三：第一，粟特人向東部中原地區的移動，形成很多聚落，這些聚落在中國境内的生活，構成了中西關系的豐富内容。第二，粟特人是絲綢之路上的主要轉運商，他們把西方的物質與精神文化（宗教、音樂等）輸送到中國，同時，把中國的商品轉送到西方。第三，粟特人與中古突厥、回纥、沙陀等民族關系密切，他們實質上參與了中原王朝的政治事變。這三個方面歸納起來就是，移民與文化交流活動、商業活動、政治活動。
二粟特人入華及其聚落
粟特人入華，有商業的動機，也有戰争的原因。入華之後，留居内地或者邊陲，形成聚落，乃至入籍為編民，則有多方面的機緣。
1969年，在新疆吐魯番古墓發現了一份粟特文的地名錄，記錄的是唐朝末年粟特人在歐亞大陸的交通路線，從西到東分别是：拂菻（拜占庭）、苫國（叙利亞）、波斯（伊朗）、安國、吐火羅、石國、粟特、拔汗那（大宛）、朅盤陀（大石國）、佉沙（疏勒）、于阗、龜茲、焉耆、喀喇沙爾、高昌、薩毗、吐蕃、吐渾、弭藥、薄骨律。（參林梅村《粟特文買婢契與絲綢之路上的女奴貿易》，《西域文明》，東方出版社，1995，71頁）這是一條東西方人員和貨物運輸的交通走廊。
拂菻是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安國、吐火羅、石國、粟特、拔汗那（大宛）、朅盤陀（大石國）是中亞國家；佉沙（疏勒）、于阗、龜茲、焉耆、喀喇沙爾、高昌，在中國新疆地區；薩毗、吐蕃、吐渾，則是青藏和甯夏一帶；弭藥（黨項地區）、薄骨律（甯夏靈武），則是位于長城邊塞的甯夏地區。粟特文的這份地名，記錄了粟特商人經常行走的東西貿易通道。
粟特人入華多數首先進入新疆地區。新疆塔裡木盆地有許多粟特人聚落。敦煌寫本《沙州伊州地志》殘卷中有一則受到中外研究者廣泛關注的文獻，記載了粟特移民聚落的形成：
石城鎮，東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裡，去上都六千一百裡，本漢樓蘭國……更名鄯善國。隋置鄯善鎮，隋亂，其城遂廢。貞觀中，康國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碛（上元二年改為石城鎮，隸沙州）。
這條材料道出了粟特人入華在西域定居的一般情狀。先有大首領移民打前站，然後陸續有胡人随之而入，形成聚落。入居之地，大約是前代毀棄的城鎮。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于阗語文書及粟特文封簽（編号BH4-135、BH4-136）就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參段晴《粟特商隊到于阗—BH4-135之于阗文書的解讀》，榮新江、羅豐主編《粟特人在中國》上冊，科學出版社，2016，96-115頁），有粟特商隊來到于阗，需要在當地居留一段時日，他們首先與當地的粟特居民取得聯系，委托辦理諸如土地購置、生活用品（比如酒、糧食、蔬菜、絲綢）等事宜。将康豔典的情況與此則材料聯系起來考察，可以感受到粟特人入住西域的具體細節。
根據《沙州伊州地志》殘卷的進一步記載，康豔典還不斷拓展其城居範圍，他陸續修建了新城、蒲桃城、薩毗城。根據《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石城鎮）在蒲昌海（即新疆羅布泊）南三百裡，康豔典為鎮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裡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豔典所築。”弩支城，就是粟特語新城的意思。這條材料顯示，康豔典已經被唐朝政府雇傭為地方軍官，他不僅是胡人居住地的城主，而且是唐朝沙州地區的邊防機構石城鎮使。唐高宗上元三年（676）改且末為播仙鎮，有粟特人河（何）伏帝延在高宗末年任播仙城主（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三聯書店，2014，37頁）。相信他同樣也是鎮使。他們所統領的軍人，無疑以粟特移民為主。當然，随着時間的推移，軍人的成分會複雜化。
《唐開元二年（714）帳後西州柳中縣康安住等戶籍》記載，戶主康安住（72歲）垂拱二年疏勒道行沒落，弟康安定（54歲）垂拱元年金山道行沒落，弟安義（49歲）也是垂拱二年疏勒道行沒落。戶籍上還寫着“右件一戶沒落”。失蹤之時（“沒落”）距離開元二年的戶口登記已經過去了二十九年左右。時康安住44歲，弟安定25歲，安義21歲，都是青壯年齡。垂拱元年（685）前後，正是武則天廢除中宗、平息徐敬業起兵的時候，西域方向有地區性用兵（參唐長孺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康氏兄弟全部失蹤，他們定居時就沒有子嗣妻兒，顯得十分蹊跷。很可能他們當年落戶的時候就是“興生胡”；或者因其他機緣居留下來，不堪兵役，選擇了逃離。
粟特聚落的居民結構複雜，文化多元。《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記載“四所雜神”，分别是土地神、風伯神、雨師神、祆神。祆神就是粟特人崇拜的神祇。沙州地區的祆廟，在出土文書裡，屢有記錄。在唐代長安，至少有五座祆祠，分别在布政、崇化、醴泉、普甯、靖恭五坊，隋代頒政坊也曾有祆祠。《朝野佥載》卷三記載，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豬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祈禱活動結束之後，推舉招募一胡人為祆主，觀看者施錢并與之。“其祆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咒之，平複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祆祠的活動已經從宗教互動轉向文化娛樂活動了。
三粟特人的商業活動
石城鎮又稱典合城，《壽昌縣地境》作“興谷城”，王小甫認為“興谷”當作“興胡”（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系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167頁），榮新江頗贊同之（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三聯書店，2014，40頁）。這是一個富有想象力的合理推斷。“興胡”，又稱“興生胡”，是對粟特商人的專稱，“興胡城”就是胡商聚居之城。唐高宗鹹亨四年（673）有西州前庭府隊正杜某交用練14匹，“于康國興生胡”名字叫作康烏破延的粟特人處，“買取黃敦駝一頭”，保人有“同鄉人康莫遮”（《吐魯番出土文書》叁，文物出版社，1992，485頁）。
關于粟特商人的史料，粟特文獻十分有限，敦煌吐魯番文書和傳世漢文資料有許多零星珍貴記錄，考古資料也有豐富的遺存。
斯坦因在新疆烽燧中發現的七通粟特文信劄，透露了中國内地與西域之間，存在一個比較固定的商業網絡和郵傳系統。2号古信劄明确寫明“寄往撒馬爾罕”，因為路途遙遠，所以用亞麻封皮和絲綢雙層封裹。這封信也許不是直接送往撒馬爾罕，而是先送到樓蘭（鄯善）某處，然後再進一步送到目的地。信中還提到把商品（麝香）從敦煌送到撒馬爾罕。有研究者認為，當時的商品傳送網絡與郵傳網絡也許是分開的。信使要求更快捷，商隊的物資輸送則可能比較慢。這些信劄提到的交易商品有亞麻布等紡織品，還有麝香、金子、酒、胡椒、銀色金屬、樟腦。大概而言，西方輸入中國的是金銀，而準備運往西方的則是胡椒、酒、米和銀（魏義天著、王睿譯《粟特商人史》，廣西師大出版社，2012，28-34頁）。這些粟特文古信劄大約寫作于4世紀的兩晉時期。
大約兩百年後高昌王朝時期，有一份《高昌内藏奏得稱價錢帳》的文書，記載了某一年（約在610-620年之間）從正月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吐魯番地區進行的三十五筆交易活動。其中絕大多數（二十九筆）都涉及到粟特人，約三分之一（十三）筆交易是在粟特人之間進行的。粟特人在西域商業活動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于此可見一斑。交易的商品除絲綢外，以奢侈品諸如金、銀、香、番紅花、銅、藥、石蜜等為主。
新疆阿斯塔那墓135号出土一份粟特文女奴買賣文書，内容說，高昌胡人乘軍從康國興胡手中購得女奴優婆遮（突厥籍胡人），保人分别是米國興胡、康國興胡、小石國興胡、何國興胡，書佐是高昌胡人帕圖爾，書吏（執筆書寫的人）烏浒安是帕圖爾的兒子（林梅村《粟特文買婢契與絲綢之路上的女奴貿易》）。這是粟特聚落内部進行的一次女奴交易，代表官方身份的書佐帕圖爾也是胡人，文書甚至是用粟特文書寫。這名叫優婆遮的女奴是曹族人，出生在突厥（突厥與粟特關系之密切，于此可見）。粟特人所擁有的女奴有可能進一步賣給了漢人豪家。
如《唐開元十九年（731）唐榮買婢市券》（《吐魯番出土文書（肆）》，文物出版社，1996，264-265頁），有“興胡”粟特人米祿山賣給京兆府金城縣（今陝西興平縣）人唐榮一名叫“失滿兒”的12歲婢女。交易地點在西州，保人石曹生、曹娑堪、康薄鼻都是高昌縣的粟特人，另有“保人寄住康薩登”當時還沒有入籍的粟特人，大約相當于我們今日所謂常住非戶籍人口，另外一名保人高昌縣的羅易沒，王仲荦說是吐火羅人（王仲荦《試釋吐魯番出土的幾件有關過所的唐代文書》，《文物》1975年第7期）。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買家來自京兆府。長安當垆賣酒的胡姬，也許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到酒肆工作。這些“外籍”招待女郎，容易吸引西市周邊胡商的目光，漢族消費者也會感受到異域風情的新奇。但當事人也許有一段令人心酸的身世。
河西走廊地區，是西域通向中原的重要通道。西邊的甘肅，東邊的張掖和武威，都是粟特人居住的中亞據點。由河西走廊往東部及偏北方向，就進入靈州、夏州、原州、六胡州，以及山西和河北的北部。若從金城、天水往東方及偏南方向，則進入長安、洛陽一線。康義羅施的商隊目标就是到長安去經商。于是，長安與西域的商貿活動就形成了一種聯系。唐代著名詩人張籍“無數鈴聲遙過碛，應馱白練到安西”（《涼州詞》），形象地道出了内地絲綢在駝鈴聲中販易到西域的熱絡情形。
吐魯番文書中有一件著名的粟特經商文書。唐高宗鹹亨二年（671）某月，粟特胡商曹祿山對來自長安的漢族商人李紹謹提出訴訟，地點在西州高昌縣（今新疆吐魯番）。李紹謹與曹炎延、曹果毅、曹畢娑等幾位粟特商人一起從長安到西域經商，走到弓月城（遺址位于今新疆伊甯縣吐魯番于孜鄉上吐魯番于孜村境内），這裡當時是絲綢之路北線重要的軍事、政治和商貿中心。又準備同行去龜茲，這時李紹謹向曹炎延借貸275匹絹。這是很大的一筆财富。可能曹炎延家族在弓月城設有很大的倉儲中心。這件文書可以看出粟特商人在長安和西域地區的經貿活動具有聯動性。文書的訴訟者說“身是胡，不解漢語”，所控訴的對象李三是漢人，希望官府給出公道。最後，唐朝官府在審判這個商業糾紛時，并沒有偏向漢人，欺負胡人，反映出唐代營商環境是大體公平的。唐代商業稅負很低，大體在3%的水平，這也是大唐吸引西域商人來華的重要原因。
唐代長安的粟特人主要居住在兩市附近，特别是西市作為城市商業中心，逐漸發展成一個胡人聚居圈。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