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學家小川環樹先生曾經寫道：“中國詩可以說是文學中的花朵，現存唐代以後的作品就有大約不下幾十萬首。可是如此豐富的作品當中，寫到城市生活的那麼少，卻是出乎人的意外。”（〔日〕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著，戴燕、賀聖遂選譯《對中國的鄉愁》，複旦大學出版社，2012，197頁）小川先生所指的城市生活，主要是從商品交易的角度而言，這從他所舉例的清代詩人王士祯詩句“銅碗聲聲喚賣冰”不難看出。就古代社會而言，城市與農村最大的不同，無非是城市有相對發達的商品交易體系，而農村則完全是自然經濟。
寫城市生活的作品少，這是我國古詩詞的客觀現實。這一現實存在的基礎是多方面的。不過，所謂少也隻是相對于古詩詞“不下幾十萬首”的存世總量而言，若論絕對數量，則涉及城市生活的詩詞猶有數千首之多，還是十分可觀的。在這些寫城市生活的古詩詞中，有一類關于買花（賣花）的作品，特别能引起人們的興味。
買花入詩，唐已有之。白居易《買花》詩寫道：“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随買花去。”白居易筆下的花是整棵購買、可以移栽的，因為它下文寫了：“水灑複泥封，移來色如故。”白居易在《東坡種花二首》中對買花種樹有進一步的描寫：“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但購有花者，不限桃杏梅。”“小樹低數尺，大樹長丈馀。封植來幾時，高下齊扶疏。”在詩人筆下，買花移栽是豪富之家的特權，普通人家是沒有能力問津的。白居易生逢安史之亂後的藩鎮割據時期，對社會衰敗、民生凋敝的現狀有着十分深切的感受，所以他對于花事的描摹往往蘊含着更深沉的人文與社會關切：“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買花》）一叢深色花卉的要價，竟然相當于十戶中等人家所繳納的賦稅。這一方面凸顯出官僚階層貪圖個人享樂、不顧人民死活的醜惡面目，同時也反映了唐朝人們偏愛深色花的審美取向。這在與白居易同時的詩人劉禹錫的筆下也可以找到證據：“多沽味濃酒，貴買色深花。”（《同樂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
到了唐晚期，政治益趨糜爛，國内外各種矛盾愈加尖銳。鹹通、乾符年間(860-879)，各地盜賊蜂起，外患頻仍，李唐王朝搖搖欲墜，而“豪貴”階層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卻沒有任何收斂的迹象。時人羅邺寫道：“韋曲城南錦繡堆，千金不惜買花栽。誰知豪貴多羁束，落盡春紅不見來。”（《春日偶題城南韋曲》）又有詩雲：“落盡春紅始著花，花時比屋事豪奢。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牡丹》）比羅邺生活年代略晚的秦韬玉也有類似詩作：“按徹清歌天未曉，飲回深院漏猶賒。四鄰池館吞将盡，尚自堆金為買花。”（《豪家》）字裡行間充滿了對統治階層的諷刺和譴責。
買花移栽的風氣到宋代要更盛一些。北宋梅堯臣寫過“冷局少風景，買花栽作春”（《劉仲更于唐書局中種郁李》）。毛滂有“陽春但更買花栽。留住蜂兒蝶子、等君來”（《虞美人》）這樣的詩句。即使在南渡以後，詩人們筆下也沒斷過這一題材，比如“旋買花栽得野香，浴蘭天氣日偏長”（張镃《即事》），還有“笑呼臞鶴梅邊去，旋買寒花竹外栽”（楊公遠《借張山長韻呈方虛谷三首》），以及“倦客幾時歸去得，稅園随分買花栽”（胡仲弓《秀野》）。與唐代不同的是，在宋代，買花移栽不再是“豪貴”階層的專利，而是許多普通人家也可以興之所至的事情。這顯然與宋代商業經濟的大為繁榮息息相關。
宋代女詩人李清照流傳下來的詞作五十多首，幾乎每一首都寫到花，其中與買花有關的就有兩首。其一為《減字木蘭花》：“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染輕勻，猶帶彤霞曉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此詞作于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時年李清照十八歲，正是新婚燕爾之際（參徐培均《李清照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頁），滿滿的青春氣息與新婚之樂幾乎要從字裡行間溢出。
李清照當時居住在汴京。北宋中期以後商業城市高度發達，汴京人口超過百萬，消費十分旺盛（參芮樂偉·韓森著，梁侃、鄒勁風譯《開放的帝國：1600年前的中國曆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263頁）。在反映宋代城市生活的現實主義繪畫作品《清明上河圖》中，就有一個挑擔賣花人的形象。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對汴京花市的盛況有詳細描述：“是月季春，萬花爛漫，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晴簾靜院，曉幕高樓，宿酒未醒，好夢初覺，聞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懸生，最一時之佳況。”（孟元老撰、伊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下冊）》，中華書局，2007，737頁）
南宋雖然偏安一隅，但經濟依然保持高度繁榮，都城臨安的人口更是持續高速增長。到了陸遊生活的年代，臨安城人口竟然多達二百多萬，當之無愧地成為當時世界最大城市（參何輝《宋代消費史》，九州出版社，2016，456頁）。南宋人吳自牧在《夢粱錄》中記錄下了臨安花市的盛景：“是月春光将暮，百花盡開，如牡丹、芍藥……等花，種種奇絕。賣花者以馬頭竹籃盛之，歌叫于市，買者紛然。”（吳自牧《夢粱錄》卷二）所賣品種—牡丹芍藥，賣花的用具—“馬頭竹籃”，賣花的方式—“歌叫于市”，都與北宋盛時完全一樣，也難怪那時的人們會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題臨安邸》）的錯覺。
想必，李清照早年在汴京所熟悉的賣花擔子，後來也都原樣照搬到了臨安，所以才會有陸遊那句令人悠然神往的詩句：“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臨安春雨初霁》）大約那時候賣花人的“歌叫之聲”于“清奇可聽”之馀，又因其特有的汴京口音而增添了詩人故土難複、壯志未酬的感慨，正所謂“新愁易感，幽恨懸生”。
挑擔“歌叫”賣花的習俗直到宋末元初也沒有多大變化。蔣捷有一首小詞《昭君怨》：“擔子挑春雖小，白白紅紅都好。賣過巷東家、巷西家。簾外一聲聲叫，簾裡鴉鬟入報。問道買梅花、買桃花？”飽含着濃郁的生活氣息。
宋代詩人對于“賣花聲”情有獨鐘。類似“幾處青簾沽酒市，一竿紅日賣花聲”（曹組《寒食辇下》），“賣花聲裡憑闌處，沽酒樓前對雨時”（陳起《過三橋懷山台》），“誰家子女群喧笑，競學賣花吟叫聲”（戴東老《春日田園雜興三首》），“喚起十年心上事，春風樓下賣花聲”（何應龍《清明》），等等，這樣的詩句實在不勝枚舉。
賣花的時節大抵以春天居多，“年年二月賣花天，唯有小桃偏占先”（梅堯臣《和江鄰幾省中賞小桃》），“三月名園草色青，夢回猶聽賣花聲”（趙葵《柳花》），“午夢醒來，小窗人靜，春在賣花聲裡”（王嵎《夜行船》）。但是在其他季節，賣花人也沒閑着。秋天如此，“賣花擔上買秋光，分貯冰壺沁曉涼。滴取露珠供硯水，筆頭已覺帶天香”（姚勉《木犀》）。街頭巷尾，即使冬日也不乏賣花人的身影：“一冬天氣如春暖，昨日街頭賣杏花。”（戴複古《都中冬日》）“煙濃日淡不多寒，擔上看花雪作團。”（範成大《次韻朋元賣花處見梅》）賣花擔上品種翻新，提示人們節令已悄然推移：“客裡不知端午近，賣花擔上見菖蒲。”（方回《午節》）“輕暑著人疑酒困，賣花聲轉賣櫻桃。”（葛紹體《煙雨館》）宋代詩人趙蕃通過對賣花擔子的觀察，驚覺自己久客天涯，感慨不已：“來時才賣木犀花，賣到梅花未返家。作客悠悠有何好，定應詩興在天涯。”（《見賣梅花者作賣花行》）。
賣花人清早就得出門，“賣花人起欲天明”（杜耒《朱令招作社獻》）、“五更殘夢賣花聲”（張憲《留别賽景初》）。倘若順利的話，下午花就賣完了，“賣花聲過盡，斜陽院落”（秦觀《水龍吟》）。但是到了傍晚，花還沒賣完的情況也是常有的，“賣花聲裡夕陽斜”（王同祖《湖上》），“海棠陰淺日黃昏……賣花聲過忽開門”（呂夏卿《春陰》）。趕上下雨天，賣花生意隻得暫停，“賣花聲斷雨蒙蒙”（王镃《暮春即事》），“杏花深巷無人賣，細雨空簾盡日垂”（何應龍《題臨安僦樓》）。一俟雨過天晴，馬上又開始叫賣，“春晴好，溶溶雨盡，聽賣花聲”（劉辰翁《八聲甘州》），“午窗夢斷破微晴，蓦聽賣花聲”（劉敏中《木蘭花慢》）。
賞花離不開飲酒。在古代詩人筆下，“買花”與“載酒”經常同時出現。既可以在春天，“鬥草踏青天氣，買花載酒心情”（陳允平《朝中措》），也可以是秋季，“行期買花載酒，趁秋高、月明風清”（張翥《聲聲慢》）。柳永所謂“論檻買花，盈車載酒”（《剔銀燈》），大約是一種高度理想化的境界，不過倒也很符合他那種狂放的風格。
前文提到李清照兩首寫買花的詞作，另一首寫道：“買花載酒長安市，争似家山見桃李。”（《青玉案》）此詞前人多以為是歐陽修所作，近年經徐培均先生考證，确認為李清照作品。前人将上述詞作系之于歐陽永叔名下，大約是因為“載酒”迹近少年狂蕩之舉，不似女子所為。唐代詩人杜牧的名句“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赢得青樓薄幸名”（《遣懷》），就道出了其中的滋味。另如前文所舉柳永詞，在“論檻買花，盈車載酒”句後，尚有“百琲千金邀妓”這樣的表述。總體上，“買花載酒”是年少時樂在其中、後來回顧卻意興索然的一件事。不論是“載酒買花年少事，渾不似，舊心情”（盧祖臯《江城子》），還是“誰道買花載酒，不似少年遊”（顧阿瑛《水調歌頭》），又或者“買花載酒憶當年，風景依稀最可憐”（淩雲翰《重過柳洲寺》），看來就算是純粹的飲酒賞花，也需要與之适當的心情配合才行。
（作者單位：中國證券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