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秦漢簡牍資料中，有一些關于個人身份信息的記載，西北漢簡所見戍卒的身高和膚色較早引起大家的注目，尤其是出現了大量的“黑色”人，不少例子是一個家庭的所有成員均記錄為黑色，讨論集中在是單純的膚色問題還是有人種基因的内涵，甚至一度懷疑漢代中國存在黑種人。随着資料增加、樣本愈加豐富，問題反而迎刃而解，大可不必過多追究種族問題，而應該看作當時“人臉識别”的一般記錄。
漢簡所記并非特例，來自秦代帝國南方的資料進一步确認了這一點。例如，湖南湘西出土的裡耶秦簡牍中，編号為8-894的竹簡記載：“故邯鄲韓審裡大男子吳騷，為人黃晳色，橢面，長七尺三寸，年至今可六十三、四歲，行到端，毋它疵瑕，不知衣服、死産、在所。”[本文中，涉及到簡文的文獻，編号以8開頭的，均出自陳偉主編《裡耶秦簡牍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以其他數字開頭文獻，均為零散公布。
]裡耶秦簡牍是秦代遷陵縣的政府公文檔案，該枚竹簡記錄的是成年男子“吳騷”的身份信息，他籍貫為邯鄲韓審裡，皮膚為黃晳色，臉呈長圓型，身高大約七尺三寸（秦漢一尺相當于今23.1cm，其人約169cm），年齡大約六十三四歲，走路姿勢端正，身體無瑕疵。在已公布的裡耶秦簡中也有一則皮膚為“黑色”的記錄，出現在編号為9-757的竹簡上：“更戍卒士五城父成裡産，長七尺四寸，黑色，年卅一歲，族。”三十一歲的戍卒“産”膚色就是黑色，他的家鄉在今安徽亳州，被派遣到今湖南湘西地區戍守。類似記錄有：“騾□言為人白晳色，隋，惡發須，長可七尺三寸，年可六十四。騾燕，今不智（知）死産、存所，毋内孫。”（8-534）“簪子大男□，為人圜面，【惡】……□□不智（知）【死】産。”（8-1863＋8-1866）“騾李廣□客，晳色，長可七尺，年丗歲，衣□騾。”（12-140）這些不知生死和去向的記錄大多屬于針對逃亡和盜賊的通緝文書。
這類記載有很多，其大體内容包括了籍貫、年齡、身高、膚色、臉型、發須以及明顯的身體缺陷。體貌特征方面，除身高和成年與否的判定外，膚色有赤色、晳色、白晳色、黃晳色、黑色、青黑色；臉型有橢面、圜面；發須疏密有多發未産須、惡發須等。不可否認，包括肩水金關漢簡在内的西北簡中的膚色描述确實以黑色居多，但也有黃色、赤色等，這種膚色特征更有可能是遺傳或生活環境塑造的結果，而與人種無關。
張家山漢簡《津關令》記中央要求對出入津關人員的身份進行盤查，列出了核查的具體項目：“□、禦史請諸出入津關者，詣入傳，書郡、縣、裡、年、長、物色、疵瑕見外者及馬識物關舍人占者，津關謹閱，出入之。”對照來看，上揭邯鄲人吳騷的個人信息恰是按照“郡、縣、裡、年、長、物色、疵瑕見外者”的框架和順序羅列出來的，制度規定與實際運行之間十分吻合。肩水金關漢簡也多見“謹疏年長物色谒移……”的文書内容。由此也可知“物色”對應我們現在所說的“相貌”，也就是膚色、臉型、發須等臉部信息，并非單單指膚色。裡耶秦簡8-85雖然殘斷較為嚴重，但同時提到了物色和赤色，也透露了兩者的對應關系。此外，“物色”也是形貌特征的統稱，于人于物皆可使用。裡耶秦簡8-769記載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就獻鲛魚與山今鲈魚一事，遷陵縣政府下行文書給啟陵鄉，要求鄉内人員“知此魚者具署物色，以書言”，意思是以文書寫上魚的基本信息上報縣廷。此處的“物色”具體指這類特殊的魚的外觀信息。
一般而言，個人的身份信息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内容，一是國家對個人的身份标識，以籍貫和職業為主要内容，屬于人的社會或行政屬性，即社會人的一面。例如“冗佐上造臨漢都裡曰援”（8-1555），“更戍士五（伍）城父中裡簡”（8-1000），“士伍城父成裡産”（9-757），“罰戍士五（伍）資中宕登爽”（8-429）等，秦漢時期基本政區為郡、縣、鄉、裡，外加名和爵，泛稱“名縣爵裡”，而秦代籍貫隻稱縣和裡，部分身份标識不書爵位而是職業。這種身份記錄流傳到現今則是以戶口和身份證件為體現。二是個人的形象标識，以體貌特征為主要内容，屬于人的自然屬性，即自然人的一面。秦漢時期記為年、長、物色、疵瑕見外者，今也部分呈現為身份證件上的圖像和年齡資料。兩種形式互為表裡，共同确認個人的身份。現代社會依然如此，以火車站進站驗票系統為例，目前，這種根據體貌特征主要是臉部進行身份辨識的方法，與查驗身份證件的方式仍需配合着使用，以保證身份信息的吻合度。“人臉識别”系統通過現代技術實現了人臉資料數字化，識别方式人工智能化，其核心内容和達到精确匹配、身份确認的目的與傳統時代是一脈相承的。現代身份信息的确認還增加了更具唯一性的數字編号，也就是身份證号，這自然是從西方引入的數字化管理的産物。
記錄個人身份信息的意義在于國家對個體實行有效控制。秦漢實行八月案比制度，年末對戶口進行核查，逐戶逐口記錄年齡形貌等個人信息，作為造冊的依據，由鄉制作文書逐級向上彙總。隋統一後推行大索貌閱，核對戶籍記載和個人體貌特征，确定的内容包括姓名、出生年月、體貌、年齡段、疾病等，糾正魏晉以來戶口隐匿和瞞報之風，以保證國家賦役來源。對個體形貌的掌握，以法律和制度化的形式保證其實施，且由地方官親自主持。
出入津關需要“占”，入籍入職同樣需要“占”，“占”就是記錄個人身份信息以備案，目的則是随後的“驗”，即進行人員信息核對。一占一驗，整個行政運行過程才算完成。《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說：“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可見這種制度大約是商鞅變法時确立的，而商鞅本人也難免于其外，出入津關需要嚴格查驗身份信息的規定也一直延續下來。“物色”資料在對逃亡人以及盜賊的追捕中應用較為普遍。裡耶秦簡8-439+8-519+8-537+8-1899記秦始皇統一天下前夕，遷陵縣徒士伍“缭可”随軍行進到零陽庑溪橋時逃亡一事：“廿五年九月己醜，将奔命校長周爰書：敦長買、什長嘉皆告曰：徒士五（伍）右裡缭可，行到零陽庑溪橋亡，不智（知）外内，恐為盜賊，敢告。缭可年可廿五歲，長可六尺八寸，赤色，多發，未産須，衣絡袍一、絡單胡衣一，操具弩二、絲弦四、矢二百、钜劍一、米一石五鬥。”敦長“買”、什長“嘉”描述了“缭可”的形象，年齡大約二十五歲，身高大約六尺八寸，臉色發紅，頭發茂密，還未長胡須，以及他随身所攜帶的物件、兵器情況，詳細描述的目的是便于遷陵縣發布通緝，追索其人。此人“操具弩二、絲弦四、矢二百、钜劍一”，顯然屬于危險分子，若為盜賊則後患無窮。六十三四歲的邯鄲人“吳騷”來到遷陵縣之後也不知生死、不知去向，同樣需要掌握其身份信息以便尋找。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賊死》中恰恰有一封涉及不明身份的盜賊死亡的司法文件，記錄某亭求盜甲上報其轄域内有賊死，賊結發，但不知何男子一人，縣政府派遣令史某前往勘驗，文書登錄了男子的身份信息：“男子丁壯，皙色，長七尺一寸，發長二尺，其腹有久故瘢二所。男子死所到某亭百六十步，到某裡士伍丙田舍二百步。”對該男子的年齡段、膚色、身高、發長和身體瑕疵以及去世地點都有描述，屬于刑事案件現場勘察的内容，目的也是便于确認死者身份。
“人臉識别”在抓捕盜賊中的作用尤為突出，甚至在經驗總結的基礎上抽象形成了一套數術理論，用來指導日常生活。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盜者”章描述了不同日期的盜者形象，可據以追索，十分具有操作性。如子鼠日，“盜者，兌口，希須，善弄手，黑色，面有黑子焉，疵在耳，臧于垣内中糞蔡下”。醜牛日，“盜者，大鼻，長頸，大辟臑而偻，疵在目，臧牛廄中草木下”。盜賊的形象和藏身之地一目了然。從“物色”的角度将這些形象歸類，膚色有黑色、青赤色、黃色、赤色；發須有希須、長須；臉型有圓面、大面頭遂；五官及肢體有兌口、大鼻、蛇目、長耳、長而黑、瘦而黃色、面有黑子、長頸、大辟臑而偻；明顯的身體缺陷有疵在耳、目、面、辟、鼻、腰、肩、頰、足。另外還有一些特長和外露的性格方面的描述，如善弄手、為人我我然好歌舞、為人也卑卑然、為人也剛履等，通過這些細緻的描述就可以很方便地驗明哪些人是盜者了。在傳統史書中，人物性格的描述相對豐富，屬于“物色”方面的資料要少一些，或是因其更具體瑣碎的緣故而被史家放入次要位置。秦漢時代雖距今遙遠，社會普通人的形象卻宛在眼前，正是包括簡牍“物色”記載和各類畫像在内的這些出土資料，拉近了我們與曆史之間的距離。
（作者單位：華中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