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戰，始戰，即從事戰争準備。這裡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戰陣交鋒。作，始、開始的意思，同“乍”。《詩經·魯頌》：“思馬斯作。”《毛傳》曰：“作，始也。”又，《荀子·緻士》：“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張預注：“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最符合孫子本篇之主旨。在做出從事戰争活動的戰略決策之後，接下來的步驟，就是順理成章地進入戰争綜合準備的階段，這正是孫子思想體系富有内在邏輯性和系統性、層層遞進、環環相扣的生動體現。
一
毫無疑問，從軍事學角度來講，通過曠日持久同敵人拼消耗、拼意志來完成戰略優劣态勢的轉換，最終赢得戰争的勝利，是一種頗不情願但又無可奈何的選擇。如果己方在實力上明顯占有優勢，又機遇巧合，那麼自然應該采取“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幹淨利落地戰勝對手，盡可能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這就是所謂的速戰速決。古今中外有頭腦、不糊塗的軍事家都遵奉這條原則，都把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裡打敗敵人，實現預定的戰略目标作為用兵打仗的理想追求。俄羅斯著名軍事家蘇沃諾夫在其不朽經典《制勝的科學》一書中曾指出：一分鐘決定戰鬥的結局，一小時決定戰局的勝負，一天決定帝國的命運。
軍隊的迅速機動和閃電般的沖擊永遠是真正的戰争靈魂。所以《呂氏春秋》的作者把迅猛神速、進攻速勝看成是“決義兵之勝”的關鍵（《呂氏春秋·論威》：“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明朝人尹賓商更是強調“時不再來，機不可失，則速攻之，速圍之，速逐之，速搗之”，認為如此這般，則“靡有不勝”（《白豪子兵·迅》）。
當然，這種速戰速決思想的發明權不可能屬于西方人，而隻能是屬于軍事謀略學的原生地—古代中國，更具體地說，兵聖孫武子就是進攻速勝論的首創者，他積極主張的“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兵貴勝，不貴久”，實際上已經十分精辟地概括了速戰速決理論的本質屬性。
孫子的速戰速決思想，不是憑空産生的，而是通過核算戰争經濟成本後得出的基本認識。作為參悟戰争禅機的軍事家，孫子充分認識到戰争對人力、物力和财力存在着巨大的依賴關系。這種深刻的依賴關系，在當時生産力比較低下，戰争規模、作戰方式相對原始的特定曆史條件下，不可避免地決定了戰争中速戰速決的極其重要和曠日持久的莫大危害。這一特點，要求戰争指導者在從事戰争準備活動的過程中，明确樹立起“兵貴勝，不貴久”的速戰速決指導思想，一切戰争準備工作都必須緊緊圍繞這一中心來開展。
孫子不但是一位軍事學家，更是一位經濟學家。在他看來，戰争不僅是智慧的角逐，同時也是國家綜合實力的較量。而在構成國家綜合實力的諸多因素中，經濟又占據特殊的地位。換句話說，經濟是制約一切軍事活動的最主要物質因素。沒有充足的财力物力，任何美好的戰略計劃都是空中樓閣。所以不能不算經濟賬。
在孫子看來，戰争是一場成本極其昂貴的“豪賭”：動用十萬部隊規模的軍事行動，會讓七十萬戶的家庭無法從事正常的生産活動，花銷大得讓人吃驚，簡直是一個填不滿的無底洞，“日費千金”。在“丘牛大車”的農耕社會裡，沒有比興師動衆更花費錢财的事情了。如此高投入、高消耗的戰争，一旦曠日持久，後果必定極其嚴重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孫子認為這種後果至少有三個方面：
第一，戰争曠日持久一定會導緻國家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國家經濟資源再豐富，也承受不起長期戰争所帶來的巨大支出，“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力屈，财殚，中原内虛于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車，十去其六”。金山銀山，也經不得“坐吃山空”，老是用兵打仗，國庫當然空虛，國家的建設還搞不搞？朝廷的前途還要不要？
第二，戰争久拖不決勢必會進一步加重老百姓的負擔，激化社會各種矛盾。國家的财富說到底還不是從老百姓身上征收來的，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仗打久了，國庫空虛了，便會加大對老百姓的搜刮力度，“财竭則急于丘役”，把戰争負擔轉嫁到平民百姓身上。而不法奸商也會乘機哄擡物價，大發戰争橫财，“近于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财竭”，使得底層民衆雪上加霜，苦不堪言。肚子裡怨氣積多了，遲早有一天會宣洩出來，這樣就會激化各種矛盾，導緻尖銳的社會危機，釀成可怕的政治動亂。這在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漢武帝長期對匈奴用兵，“海内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昭帝紀》），結果面臨民衆暴動的威脅：“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漢書·酷吏傳》）；隋炀帝窮兵黩武，遠征高麗，勞民傷财，導緻隋末階級矛盾劇烈激化，最終釀成隋末農民大起義的爆發，等等，便是證明。如此看來，戰争曠日持久絕對不是一樁好事。
第三，戰争時間久了很容易使國家陷入多面受敵、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春秋戰國是諸侯林立、列國紛争的分裂動蕩時代，當時的“國際”關系十分複雜。在這種情況底下，如果某一個國家長期從事征戰攻伐，暴師在外，導緻國内防禦空虛，實力銳減，後繼乏力，那麼就會給原先坐山觀虎鬥的第三國提供可乘之機，最終使得自己陷入多線作戰的不利處境，即所謂“夫鈍兵，挫銳，屈力，殚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而這樣的危險局面一旦形成，就無法挽回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從曆史的情況看，春秋末期吳國的衰亡，戰國中期魏國的沒落，都是明顯的例子。吳王夫差窮途末路，讓對手勾踐逼得在姑蘇台上自殺身亡，原因固然很多，但他好大喜功，長期窮兵黩武，追逐“圖虛名而處實禍”的霸權，多線出擊，傾全國之師北上與齊、晉等大國較量高下，打艾陵之戰，拼黃池争霸，造成“鈍兵挫銳，屈力殚貨”，以至為世仇越國所乘隙蹈虛，慘遭敗績，無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而戰國時期魏國霸權的中衰，也實與魏惠王愛面子有關。他戰略眼光短淺，多方樹敵，陷于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最終先為齊國所趁，一敗于桂陵，再敗于馬陵，喪師辱國，破軍殺将，再讓秦國添堵，丢失河西這一戰略要地。由此可見，要想避免出現“諸侯乘其弊而起”的糟糕局面，最好的辦法是盡可能地縮短打仗時間，在别人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速戰速決。
二
為了确保速戰速決作戰指導思想的實現，就需要解決戰争消耗巨大與後勤補給困難之間的矛盾。為此，孫子提出了“取用于國”“因糧于敵”的軍事後勤保障原則。
衆所周知，後勤保障是軍隊戰鬥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重要的戰略因素，直接關系到戰争的勝負，孫子對此是有深刻認識的。所謂“取用于國”，就是主張武器裝備由國内提供。這是因為，一是士兵對戰場上使用的兵器必須事先熟悉其性能，掌握其特點，這樣使用起來才能得心應手，殺敵緻勝。二是如果武器裝備直接為敵國兵庫所收藏和控制，就不能像糧秣那樣可以随時就地征發。受這兩個基本因素的制約，所以武器裝備最佳的保障途徑乃是“取用于國”。所謂“因糧于敵”，就是指在敵國境内就地解決糧饷補給的後勤保障原則。孫子認為，軍糧問題生死攸關，然而假如采取“千裡饋糧”的方式來解決補給問題，實在是弊大于利，既造成民窮國困，又導緻物價飛漲，從而引起“内外騷動”，埋下社會動亂的種子。所以，“千裡饋糧”乃是不得已的選擇，正确的做法應該是“因糧于敵”，所以，必須“掠鄉分衆”“掠于饒野”。
打仗在很大程度上是打後勤，《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六出祁山卻大多無功而返，固然有戰略指揮失誤的問題，包括重用了不該重用的人（馬谡），沒有采納魏延提出的大膽從子午谷突襲長安的作戰建議等等。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後勤補給無法跟上，不得已隻好“糧盡退兵”。盡管也造了木牛流馬來運送糧草，但畢竟杯水車薪，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古代兵家都把搞好軍事後勤保障看成是克敵制勝的重要前提，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便是這種認識的形象表述。
“民以食為天”，在整個軍事後勤保障體系中又以糧食的補給供應為首要條件。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耕經濟方式影響人們的思維，是把填飽肚子作為生存的基本要義，“無糧食則亡”，糧食問題在軍事後勤乃至整個戰争過程中始終占有最突出的地位，所以說“用兵制勝，以糧為先”。曹操一把大火燒掉了袁紹存放在烏巢的軍糧，袁紹數十萬大軍頓時不戰自潰。可見，斷炊絕糧是軍隊打仗的大忌，克敵制勝必須以有飯吃為前提。
怎樣解決軍隊的吃飯問題？孫子出的主意是四個字：“因糧于敵。”他算了一筆賬，千裡饋糧成本太高，很不劃算。“食敵一鐘，當吾二十鐘；稈一石，當吾二十石”。所以正确的方法是在敵國境内就地解決軍糧供應問題，以戰養戰。
至于“因糧于敵”的具體手段，孫子也非常坦率地提了出來，這就是“重地則掠”“掠于饒野，三軍足食”“掠鄉分衆”等。歸納起來一個字，便是“搶”：搶對方田地上長的莊稼，搶對方牧場上放的牛羊，搶一切可以用來填飽自己肚子的東西。手段很單純，目的很簡要，就是要讓對手當自己的“運輸大隊長”。孫子認為，縱兵大掠，搶得快，搶得好，至少有三層好處：一是縮短了補給線，減少了損耗率，大大節省了本國糧草開銷與運輸成本，也有效減輕了本國民衆的戰争負擔。二是有力地削弱了敵人的後勤補給能力，從根本上打擊了敵人用以支持戰争的經濟潛力，彼消我長，速戰速決有了更大的希望。三是補給上更有了及時性，就地搶糧要比遠路運送糧草更方便、迅捷，從而使捕捉戰機、掌握戰場主動更有了保障。
也許有人會覺得孫子公然鼓吹縱兵搶掠不人道，太殘暴，但這無疑是按道德家的标準來要求孫子了，用心是好的，可實際中卻行不通。孫子不是文質彬彬的道德君子，而是以功利追求為目标的兵學家。對于孫子來說，衡量一位軍事家是否成功的标志，不是虛無缥缈的仁義道德，而是實實在在的軍事勝利。與其虛仁假義标榜自己的高尚道德，不如直截了當、幹脆利索地坦白自己的克敵制勝之道。隻要能達到自己的戰略目的，又何妨使用有傷大雅的手段，搶掠不合人道，但卻能有助于戰争的取勝；仁義合人道，但卻解決不了戰争後勤的實際需要，所以也隻好是“以菩薩的心腸，行霹靂的手段”了。實在用不着“猶抱琵琶半遮面”，圖虛名而處實禍。
不過這麼一來，孫子也便成了許多人讨厭憎惡的對象。就像魯迅先生所針砭揭露的那樣：“大家去谒靈，強盜裝正經。靜默十分鐘，各自想拳經。”（《魯迅詩集·南京民謠》，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孫子赤裸裸地把軍事行動的底線告訴了大家，這就讓道學之士感到芒刺在背，不舒服到了極點。為了表達自己的“道德勇氣”，就不能不斥罵孫子這樣的“異數”，如高似孫在《子略·孫子》中所攻讦的那樣：“非詐不為兵，蓋自孫、吳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把孫子高明的兵學理論斥為人見人憎的“盜術”。
不過，與公然鼓吹“因糧于敵”、主張大肆搶掠的觀點不同，孫子對待敵方俘虜的态度卻要厚道、寬容得多。衆所周知，打仗中抓獲俘虜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如何處置戰俘，卻是身為統帥者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處置得當則可以瓦解敵人抵抗的意志，減少取勝的阻力，反之，則會激化矛盾，遇上更強大的抵抗，使自己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竹籃打水一場空”。白起在長平之戰中蠻性大發，将趙軍四十馀萬俘虜血腥坑殺，自以為由此可以吓破趙人的肝膽，不費吹灰之力攻陷趙國都城邯鄲，結果事與願違，秦軍在邯鄲城下遭到趙國軍民的殊死抵抗，最後不得不灰溜溜退兵回國。項羽在新安大開殺戒，坑殺秦軍降卒二十萬人，結果在秦國民衆中埋下仇恨的種子，所分封的三秦王章邯等人在劉邦進攻面前不堪一擊，以緻關中戰略要地很快落入劉邦之手，奠定了日後楚漢戰争中的敗局。這些都是曆史上殺俘戮降導緻全局被動、戰略失利的典型事例。從這個意義上說，白起、項羽是“名将”卻算不得是“明将”，有軍事水平卻無政治頭腦，到頭來栽跟頭、身敗名裂并不是偶然的。
孫子比起白起、項羽來無疑要高明得多，他不但是戰術學大師，更是戰略學巨匠，不但是軍事家，更是政治家。他知道借力打人的道理，絕不會逞一時之意氣、顯一時之威風而殺性大起，我行我素。所以他主張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縮小打擊對象，減輕自己進攻速勝戰略實施過程中的阻力，具體的辦法便是善待敵方俘虜，“卒善而養之”，使俘虜感激不殺之恩，心甘情願地改換門庭，為己所用，從而“勝敵而益強”。應該說，孫子這一“善俘”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孫子把握了矛盾轉化的精髓，實現了利害關系的互置，為速戰速決戰略意圖的貫徹掃清了重大障礙。三國時期諸葛亮采納參軍馬谡的“心戰”建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三國志·蜀書·馬良傳附馬谡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對南中地區叛軍首領孟獲七擒七縱，終于感化對手，永不反叛，可謂是對孫子“善俘”“勝敵而益強”觀念的實戰诠釋。
三
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孫子的速戰速決戰略思想既然符合進攻作戰的一般原理，那麼自然會受到古今中外軍事家的青睐，并在戰争實踐活動中得到廣泛的借鑒和運用。曆史上作為戰略進攻的一方，在一般情況下總是追求速戰速決、迅捷制勝的效果，即所謂“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這一原則從曆史上諸多統一戰争的進程考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秦王嬴政聽取李斯、尉缭、頓弱等人的意見，适時完成軍事戰略方針的轉變，改“蠶食漸取”為“鲸吞急進”，針對關東六國分崩離析、苟延殘喘的客觀現實，發起大規模的統一戰争，中路突破，攻占韓、魏；北上挺進，橫掃趙、燕；南下征戰，剪滅荊楚；最後東向進擊，平定田齊，馬不停蹄，人不解甲，連續進攻，大創聚殲，僅用不到十年的時間，便完成了吞滅六國、底定天下的殊世偉業。
西晉武帝司馬炎，采納重臣羊祜、杜預、張華、王濬等人的建議，經過長期精心充分的準備，毅然決然定下擊滅東吳、統一南北的決心，分兵六路從長江上、中、下遊同時發起迅雷不及的進攻，殲滅吳軍主力，費時不滿三個月，便兵臨石頭城下，迫使東吳末代君主孫皓挂出白旗，乖乖投降。這同樣是速戰速決達成戰略目的的成功範例。
隋王朝南下滅陳、統一天下的情況，與西晉滅吳之役也驚人的一緻。一樣的精心策劃、充足準備，一樣的多路進兵、互為策應，一樣的直搗巢穴、速戰速決，不出兩個月時間，便大舉攻入陳朝都城建康，将那位隻知道欣賞“玉樹後庭花”靡靡之音的陳後主，連同他的美人張麗華從枯井之中搜尋出來，押上檻車。其他像北宋剪滅南唐統一江南，十個月左右時間即高奏凱歌，大功告成；清軍進入山海關後，把握時機，及時發起戰略追擊，“兵收晉豫，混一區宇”，攻滅南明福王、唐王、魯王、桂王政權，不出數年，便奪取對全國的統治權，凡此種種，均表明速戰速決的戰争指導原則始終是打開勝利之門、赢得戰略主動的秘訣。軍事家如果不知道利用和憑借“速戰速決”這陣“好風”，那麼想直上“青雲”、成就一番事業就太難了。
四
當然，任何高明的軍事思想、卓越的作戰原則，都不是無懈可擊的，都存在着思維盲區，這就是所謂的“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有一利必有一弊”。在這方面，孫子的速戰速決戰争指導思想也不例外。它的局限性在于觀察、分析、把握問題上的片面化、絕對化傾向，缺乏全面辯證、有機統一的思維理性。就“因糧于敵”而言，他同樣未能意識到它與“千裡饋糧”的後方供應之間辯證統一、互為彌補的關系，而忽略了兩者的有機結合，對此，我們自然用不着替孫子避諱。
就軍事鬥争的基本規律而言，孫子一再強調進攻速勝固然有相當合理的一面，也大緻符合春秋晚期的戰争實際需要。但是讓人感到遺憾的是，他并沒有能辯證地認識到軍事行動中速決與持久的内在關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防禦持久在戰争中應有的地位、必要的意義，以至于将速勝與持久的關系機械地截然對立，給人留下凡是進攻速勝便是好的、凡是防禦持久便是差的的印象。其實速勝與持久乃是對立的統一，不應該人為地割裂開來。因為雖然在戰役與戰鬥的層次上采取速戰速決的方針始終有必要，絕對不能有所動搖；然而，在戰略層次上，究竟是防禦持久還是進攻速勝，則不是由戰争指導者的主觀願望決定的，而必須由特定曆史條件特别是敵對雙方各種力量的對比來決定，即戰争指導者必須根據雙方力量對比、戰略态勢、國際環境等實際情況，來具體決定到底是進攻速勝還是防禦持久，當速則速，宜久則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不可意氣用事，拘泥局囿。否則，便會遭到戰争規律的無情懲罰。
對于弱勢的一方，要戰勝強大對手，自然不能指望速戰速決，而隻能采取積極防禦的對策，這時候在戰略上同對手持久抗衡就顯得十分必要了，它要像牛皮糖一樣緊緊把敵人粘住，拖垮對手，磨得對手沒有脾氣。在這個過程中，利用時間換取空間，悄悄地完成雙方優劣态勢的轉換，等到時機完全成熟之後再果斷發起反擊，赢得戰争的勝利。
如果認真考察中國兵學思想發展的曆史，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兵學思想的演進，其實存在着兩條線索：一條是孫子為代表的主線，也是明線，強調進攻，主張速戰速決，體現的是強者的哲學，以進攻為用兵的基本宗旨，在手段上表現為“先發制人”；另一條是依據老子的哲理而衍生的輔線，它是暗線，提倡防禦，主張持重待機，體現的是弱者的哲學，以防禦為作戰的基本原則，在手段上表現為“後發制人”。這在《逸周書·柔武篇》中就是“柔武”觀念的強調：“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鬥，故曰柔武。”兩條線索一剛一柔，一陰一陽，一正一反，互為關系，互為彌補，共同推動，使得中國傳統戰略思維走向高度的成熟，并代有發展。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