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極人臣
元稹之姓本非漢姓，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改鮮卑族拓跋氏為元氏，故元稹自稱洛陽人。大曆十四年（779）二月，元稹出生于長安靖安坊一座破敗的老宅中。這座宅子是元稹六代祖元岩留下來的。元岩在隋代曾官兵部尚書，進爵平昌（一作昌平）郡公，是元稹之前隋唐兩代元氏祖先中為官最大者，因此，元岩留下來的這座宅子，就成了元家輝煌時代的見證。到元稹父親元寬這一代，官做得小，死得又比較早，沒有留下多少積蓄，而其時“積未成童，稹生八歲”（元稹《告贈皇考皇妣文》），元家經濟之拮據可想而知。元家沒有了經濟來源，而“長安米貴，居大不易”，無奈之下，曾一度考慮把這座祖宅賣掉，以度過那段倍感艱難的時光。但元稹同父異母的哥哥元秬不同意，宅子最後保留了下來。萬般無奈之下，元稹的母親帶着未成年的元積、元稹遠走鳳翔，投靠她的娘家人去了。大約七八年之後，參加禮部明經科考試的元稹，才再次回到長安。
元稹《誨侄等書》說：“憶得初讀書時，感慈旨一言之歎，遂志于學。”元稹母親的那一聲歎息，很可能是感慨元家的衰落與窘迫。曾經的輝煌與眼前的寥落，應該是元稹日後矢志于學并積極進取的無窮動力。也許是太急于入仕以改變目前慘淡的現實了，元稹沒有選擇及第難度較大但更有利于仕進的進士科，而是選擇了難度小很多的明經科，并于貞元十年（794）十五歲時以明兩經及第。在中唐時期，無論進士及第還是明經入仕，都隻是候補官吏，都要有一段守選時間，守選過後才有可能正式為官，所以元稹的首任官職是貞元十九年（803）平判科及第後出任的秘書省校書郎。秘書省校書郎屬中央直屬機關的官員，工作清閑，升遷機會較多，“為文士起家之良選”（《通典·秘書監》），元稹自然非常滿意。
校書郎三年任滿之後，元稹又參加了制舉考試。制舉試是皇帝下诏甚或親臨主持以選拔非常之才的特殊科目，登第者往往被授予清要之官，所以，元和元年（806）及第後元稹被授予左拾遺，很快又升遷級别雖不高但權力卻不小的監察禦史。雖然，在這段時間裡，元稹曾被貶河南尉，但由于母親去世，元稹基本沒有到任，對其影響可以忽略不計。進入仕途的元稹春風得意，不但獲任美差，而且結婚高門。元稹妻子韋叢出身京兆韋氏，門第之高自不待言；元稹嶽父韋夏卿在元韋結婚前後，曾官京兆尹、太子賓客等，官高位尊。對于中國古代文人來說，人生之大事莫過于婚與宦。到目前為止，元稹的婚與宦都是讓他非常滿意的。
但元稹做事雷厲風行，執法無禁區，其仕途注定不會一帆風順。自元和四年（809）被趕出長安、元和五年被貶江陵士曹參軍，曆通州司馬、虢州長史，大約十年之後，才得以再次回到長安。元和十五年（820），唐穆宗繼位，元稹迎來了他人生的第二個輝煌階段。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元稹從一個剛脫離谪籍的小官員，榮登仕宦的頂峰—宰相，這樣的榮光幾人能有？因此，元稹多次在詩文中表達對唐穆宗的感激之意。然而，當他人生極度燦爛之時，猜忌、憤疾也如影随形。在政治對手的排擠之下，大約三個半月的時間，元稹就罷相，并被趕出京城，其在相位時間之短，也實屬罕見。此後，輾轉同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武昌節度使，飄零地方再次成了元稹人生之常态。雖然大和三年（829）歲末曾入京為尚書左丞，但腳不旋踵即授武昌節度使，入京離京之快也是少有人能比的。縱觀元稹一生，雖曾位極人臣，但一生被排斥在外約二十年，而在朝時間不到八年，在相位僅三個月，人生起伏之大，命運多舛之甚，實屬不多見。“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而不偶，谪瘴鄉凡十年，發斑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隻有“執友居易，獨知其心”（白居易《元稹墓志銘》）。讀懂白居易的這幾句話，就大緻能讀懂元稹一生之大半了。
二雷厲風行
最懂元稹的人，當然莫過于白居易。白居易說：“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于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于安人活國，緻君堯舜，緻身伊臯耳。”（《元稹墓志銘》）雖然，中國古代文人的夢想都是“為王者師”，輔佐君主實現天下大治，但心性不同，表現自然各有差異。元稹是一個特别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人，是一個堅定執着、百折不撓的人，不像有些文人，一旦遭遇坎坷，便調頭轉向，進行心理的自我調适，進入萬物皆備于我的自足境界—“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雖然元稹在遭遇人生打擊之後，也曾寫過“酒熟哺糟學漁父，飯來開口似神鴉”（《放言》之一），寫過“睡到日西無一事，月儲三萬買教閑”（《通州》），但這正如咽下苦澀而強作笑臉一樣，表面的曠達正隐含着一顆正話反說的憤懑之心，遠未達到完全放下濟世之志之後虛淡靜默、雲生雲滅的澄明境界。曾自言“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叙詩寄樂天書》）的元稹，隻要有機會或手中有權，就會奮發淩厲，幹出一番事業，其工作效率之高，實不多見。
元稹第一次大有作為是任職監察禦史之時。元和四年（809）二月，元稹授任監察禦史。三月，以監察禦史充劍南東川詳覆使。唐制，監察禦史正八品上，“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唐六典·禦史台》），其品階雖低，職務則劇，權限則大，而其遷轉亦速。元稹三月從長安出發，約六月回到長安，曆時約三個月。在這三個月裡，元稹要越過險峻的秦嶺與大巴山，到達“二千九十裡”（《舊唐書·地理志四》）外的梓州，并原路返回長安。在唐代的交通條件下，往返一次花費三個月毫不稀奇，而元稹還要處理大量的公務，時間當然更為緊張。元稹此行處理的公務主要有：查實已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砺擅自“籍沒”轄區内官吏、百姓等莊宅與奴婢，查實嚴砺擅自于兩稅外加征百姓錢、米及草，查實山南西道于兩稅外加配管内州府錢及草。這些案件涉及對象很多，案情比較複雜，但元稹都在極短時間内完成了。元稹回到長安，舉奏不法行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砺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山南西道觀察使“罰一月俸，刺史各罰一季俸”。元稹大刀闊斧地懲治不法，“名動三川”，當地百姓“多以公姓字名其子”（白居易《元稹志》），而“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舊唐書·白居易傳》）。
元稹動了一些官僚的“奶酪”，同一利益集團的人自然不會輕易放過他。元稹回到長安，喘息未定，即被趕出京城，以監察禦史分司東台。高宗、武則天及玄宗初年恒居洛陽，原長安百司亦皆随皇帝東遷。玄宗及以後諸帝定居長安，百司自然亦皆回遷，但在洛陽保留着禦史台等機構的一些架子。分司就意味着靠邊兒站，但元稹卻沒吸取教訓從此收手。“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元稹《叙奏》），于是，“性鋒銳，見事風生”的元稹，在洛陽大約八個月，就處置了十馀件較為重大的案情，從禮制上之禁忌到中央對地方之失控，從宦官權力之膨脹到賦役制度之破壞，從官員決策之失誤到濫用行政職權等，涉及面極廣。在元稹處置的這些案件中，對其仕宦有直接重大影響者，一是河南縣尉擅自離職從軍，一是武甯軍節度使王紹違敕傳送監軍使孟升進靈柩。處理後一件事，獲罪于宦官，遭報複恐難避免；處理前一件事，“忤宰相職”，他人落井下石已是必然。于是，就有了元和五年的被解職罰俸、被貶江陵士曹參軍的經曆。
元稹的第二次大有作為是大和三年（829）年底至大和四年（830）年初。大和三年九月，元稹被征為尚書左丞。唐初虛設尚書令，開元之後仆射亦成名譽性虛銜，尚書省政務實際由尚書左、右丞主持，實權反在名義長官仆射之上。尚書左丞正四品上，監督稽查吏部、戶部、禮部十二司事務，國家最高命令經門下省審查後，也得經過左、右丞複審，有一定的否決诏敕的權力。由于妻子裴淑生子，耽誤了一些時間，元稹歲末才到達長安。據新舊《唐書》本傳載，元稹上任後大肆整肅綱紀，大約在一個月内，就罷免不稱職而引起公憤的下屬七人。正是由于整肅官紀，獲罪于人，大和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元稹旋即被任命為武昌節度使，再度被趕出京城。任職一月就被罷免，這無疑是非常少見的。晚唐範摅《雲溪友議》載，诏命下達時，元稹妻子裴淑聞訊恸哭，感慨入京之後，“親情半未相見”，即又遠走他鄉。元稹無奈，隻有寫詩安慰妻子。
三愛情婚姻
元稹一生娶了兩位妻子和一位妾。第一任妻子是名門閨秀韋叢，與元稹一起生活了大約七年時間，“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韓愈《監察禦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志銘》）；第二任妻子是大戶出身的裴淑，元和十年（815）在涪州與元稹結婚，陪伴元稹到逝世，生育子女四人，似俱未成年；妾安仙嫔是元和六年元稹被貶江陵士曹參軍期間“買”的，不知何出，元和九年卒，與元稹一起生活了大約三年時間，生育二女一子，俱夭折。娶妻也好，“買”妾也罷，都是合乎當時倫理要求的。韋叢三年喪期未滿，元稹即續弦安氏，有人因此指責元稹薄情，并違背當時的婚姻倫理。其實，古代男性喪妻之後，三年内确實不能再娶，但那隻是指不能娶妻，不包括納妾。妾同買賣，不是娶的，不在禁止之列。比如，韋叢出生不滿月，母親裴氏即辭世，當此之時，“女抱子幼”，父親韋夏卿不能娶妻，而子女需有人撫養，自己的生活亦需有人照料，于是武威段氏就以妾的身份來到了韋家（參元稹《唐左千牛韋佩母段氏墓志銘》）。
對于中國古代文人來說，愛情總在婚姻外，這一點兒也不稀奇，而是極為普遍的事實。因為合法的婚姻，往往排斥雙方當事人的自由選擇，往往讓感情之外的現實考慮滲透其中。而且，在中國古代的文化中，跟着情感走，任性而為，是之謂“淫”，被視為禍國敗家的根本，而用禮教節情制欲，才是值得肯定的作為。因此，婚内感情往往既不純潔也不真摯，既不濃烈也不纏綿，而真正的愛情卻往往滋生于與婚姻無關的浪漫故事中。與白居易一樣，元稹在正式入仕之前，也有過一段讓他刻骨銘心的戀愛經曆。這次戀愛發生在貞元十六年（800）守選期間，地點是河中府，後來元稹用自傳性小說《莺莺傳》記錄下自己感情的發展曆程。故事開始之時，張生“内秉堅孤，非禮不可入”，但見到崔莺莺之後，禮教的藩籬被抛到九霄之外，開始了一場對“走私”的自由戀情的熱烈追求。但是，張生的理智告訴他，放縱情感的後果是嚴重的，追求自由戀情是違禮的。于是，從河中府來到“首善之區”的長安後，反思自己，節情制欲，回到“以禮自守”的人生原點，就是張生的自然且必然的選擇。《水浒傳》中的宋江從體制内出走梁山，但他認為體制内的路才是正确的人生之路，因此，當朝廷既往不咎招安他的時候，他心甘情願地回到了體制内。張生與宋江不同的隻是，一是為情所牽主動“出走”，一是為事所累被動“出走”。當一個人不能完全肯定自己所走之路的正當性或合法性時，不管他走多遠，日後的悔過自新，回歸“正途”，都是自然且必然的歸宿。張生沒有讓非禮法的感情泛濫到失控地步，及時回到以禮自守之路上來，所以，“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莺莺傳》就是元稹的忏悔錄或悔過書。
雖然悔過，但元稹又确實難于忘情。與“崔莺莺”分手之後，元稹寫了不少“豔詩”，表達自己對那一段感情的難以釋懷。既寫豔詩又寫悼亡詩的元稹，讓讀者一時難以明白他到底對哪個女人是真感情。其實，元稹對韋叢之死确實挺傷情的，但對韋叢的感情隻是感激與愧疚，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愛情。因為韋家比元家門第高，比元家富有且有權勢，韋叢是“謝公最小偏憐女”（元稹《遣悲懷三首》之一），出嫁前過的是錦衣玉食的生活，而嫁到元家之後，“落葉添薪仰古槐”，過的是比較貧寒的生活。所以，對于韋叢的下嫁，對于韋叢的勤儉持家與無怨無悔，對于許諾韋叢将來會有好日子而韋叢沒等到那一天即離他而去，元稹充滿了感激與愧疚。正是這感激與愧疚，讓元稹寫下了一系列頗能觸動讀者“淚點”的悼亡詩。但“崔莺莺”的美豔、多才與風情萬種，才是讓元稹真正動情的地方，現代意義上的愛情在“崔莺莺”這一邊兒。
後人對元稹的指責，用情不專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有文獻記載，元稹在婚姻存續期内偷腥，與一代名妓薛濤關系暧昧。有關元、薛關系的最早記載，見于晚唐範摅《雲溪友議》：“安人元相國，應制科之選，曆天祿畿尉，則聞西蜀樂籍有薛濤者，能篇詠，饒詞辯，常悄悒于懷抱也。及為監察，求使劍門，以禦史推鞫，難得見焉。及就除拾遺，府公嚴司空绶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但這段記載實在荒誕不經。第一，“安人（仁）元相國”“曆天祿畿尉”者非元稹而為元載，此有《舊唐書·元載傳》可證。第二，元稹出使東川的目的地是梓州，而薛濤卻在成都，兩者原不相謀。而且，嚴绶當時亦不在成都。第三，元稹元和元年（806）四月除左拾遺，九月即罷任，至四年二月方除監察禦史，而非先除監察禦史，再除拾遺。元稹為拾遺在長安，薛濤在成都，千裡相隔，如何能多次會面？第四，據卞孝萱先生考訂，薛濤比元稹大十九歲，元、薛戀愛之事不大可能。餘嘉錫先生謂“摅生于晚唐，以處士放浪山水，仰屋著書，不能常與中朝士大夫相接，故所記……不免草野傳聞，近于街談巷語”（《四庫提要辨正》），是矣。
四升遷迷案
元稹仕途升遷最快的時期，是元和十五年（820）二月至長慶二年（822）六月。在這大約兩年半的時間裡，元稹從一個剛剛脫離谪籍回到朝中的膳部員外郎，經由“祠曹員外試知制诰”、祠部郎中知制诰、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工部侍郎，最終升遷至宰相。元稹的升遷為什麼能如此之快？新舊《唐書》《唐會要》等史書幾乎衆口一詞，都說元稹走了宦官的門路，如《舊唐書·元稹傳》雲：“荊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馀篇奏禦，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诰。”然而，這個記載卻有不小的疑問：第一，元稹遷祠部郎中、知制诰在元和十五年（820）五月，不在長慶初。第二，崔潭峻為參與謀害唐憲宗的元和逆黨中堅分子，其歸朝在元和年間，不在長慶初。第三，元稹元和十五年二月遷“祠曹員外試知制诰”，五月遷祠部郎中、知制诰，由試用期轉正，是比較正常的升遷，為何非得借助崔潭峻的力量？
不僅《舊唐書·元稹傳》，《唐會要》等記載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不但如此，即使史書記載不存在疑問，仍有讓讀者疑惑之處。第一，宦官崔潭峻、魏弘簡、王守澄同為元和逆黨中堅分子，牛黨李逢吉與王守澄等交結，而與元稹水火不容，元稹如何能依靠崔潭峻等人的力量？敬宗及文宗大和朝，王守澄等氣焰熏天，而元稹則谪居浙東七年；大和三年末（829）元稹入朝為尚書左丞，四年正月旋又出鎮武昌，何曾借力升遷？第二，《舊唐書》說元稹遷官靠的是崔潭峻，《唐會要》卻說靠的是魏弘簡，那麼，到底靠的是誰？謊言的一大特征就是自相矛盾。第三，根據史學大家岑仲勉先生說法，中晚唐史料多由牛黨骨幹分子秉筆，記載元稹事迹的《穆宗實錄》《唐會要》（德宗至宣宗大中七年部分）的編寫班子，基本都是牛黨骨幹。尤其是《唐會要》成書之時，唐宣宗否定穆、敬、文、武四朝政治，李黨遭遇重大打擊，政治氣候對李黨極為不利，而元稹與李黨領袖與骨幹的李德裕、李紳關系都比較密切，這些出自牛黨骨幹之手的史料如何能對元稹平心下筆？
細繹文獻不難發現，元稹升遷确實走的不是正常的渠道：不由宰相之門，而靠結私恩于唐穆宗，“命由中出”，這一點兒元稹多次形諸筆墨。《謝恩賜告身衣服并借馬狀》雲：“去年陛下擢自郎吏，命掌書詞，非因宰相奏論，特是聖慈超授。”《同州刺史謝上表》亦雲：“不料陛下天聽過卑，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诰，延英召臣賜绯。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萬侵毀。”穆宗做太子時就欣賞元稹的才藝，登基之後飛速提拔元稹，讓元稹感激涕零，因此元稹以為，隻要有穆宗在，自己即使受點兒委屈，被排擠出長安，日後也一定有東山再起的希望。可是，穆宗年壽不永，長慶四年（824）即駕鶴西去，在越州得知消息的元稹寫了兩首詩（《題長慶四年曆日尾》《長慶曆》），表達自己的灰心至極。升遷不由宰相，是要冒很大政治風險的。《資治通鑒》卷二四九“大中十一年條”載，唐宣宗欲以京兆尹韋澳判戶部，韋澳推辭，回到家裡，其甥知道之後頗不以為然，韋澳說：“主上不與宰輔佥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
歧得之，何以自明？”所謂“以他歧得之”，即走宦官門路得之。韋澳因擔心難以自明因而不敢接受，元稹毫不遲疑接受因而難以自明。元稹的超資曆被提拔與“非因宰相奏論”，給許多人留下了無限想象的空間，于是，元稹結交宦官以求仕途升遷的傳說也就産生了。
由于時間的推移塵封了一部分曆史真相，由于心靈的隔膜讓不同時空的靈魂在信息傳遞時出現了“亂碼”，在仕途上投機，在感情上始亂終棄，就成了元稹人品上最醒目的标簽。而随着曆史的展開，文人的道德激憤越來越漫過理性的學術分析，明清時期對元稹品格的鄙視日益變本加厲。而當我們不囿成見，直面真相，試圖理解研究對象之時，就會發現原來是另外一番風景。
（作者單位：河南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