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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昆曲瑣憶

時間:2024-11-08 10:52:38

1990年以來,我開始昆曲文物資料搜集及田野調查,平時與學生閑聊,會談到這些事,有時學生聽得興味盎然,就勸我寫下文章。但這類文章,學術期刊不接受,一般報紙副刊和雜志也很難登刊。現在趁台灣“中央大學”博物館開館之際,寫下一些回憶,也許是适當的時機吧?

一張充和手抄曲譜

1991年6月我赴美國哈佛大學,趙如蘭教授邀我在東亞文明系當訪問學人。大部分時間在燕京圖書館看書。有機會認識考古人類學系張光直教授(曾任台灣“中研院”副院長),他的辦公室就在燕京圖書館斜對面畢巴底考古民族博物館(PeabodyMuseum)裡面,每周大約有一二次我們會相約共進午餐。8月3日,張光直教授打電話給我:“張充和女士和夫婿傅漢思現在我這裡,過來見面。”張光直曾任耶魯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主任,傅漢思曾任耶魯大學東亞學系主任,二人曾共事,光直夫人還向充和學昆曲。當日與漢思、充和夫婦相見甚歡,充和邀我到她家住幾日,我欣然同意。8月4日午餐後,漢思開車,三個多小時抵達他們“也盧”的家(位于耶魯大學不遠的“新港”NewHaven)。是一棟木造兩層樓的房子,窗明幾淨,庭園約有一千平方米,花木扶疏,種有竹子、葫蘆,是從中國移植來的。當天晚餐即見到台灣來的耶魯博士生王瑷玲,她說她的姐姐是王瓊玲,是我台灣“中央大學”的學生。學生之妹,益增親切。當晚唱曲,充和吹笛,她說中國帶來的笛子,由于美國氣候幹燥,常常裂開,她索性制作了一隻金屬笛子,音色還不錯。王瑷玲從充和學曲不久,也唱了《長生殿•絮閣》。第二天(8月5日),參加紐約海外昆曲社在社長陳富煙新澤西家的曲會,參與者除了充和、漢思、陳富煙、我之外,還有住華盛頓特區的曲友王希一、張惠新夫婦,前江蘇省蘇昆劇團小生尹繼芳,前上昆演員蔡青霖、史潔華,畫家王令聞,畫家馬白水夫婦等十馀人。在充和家住了六天,白天漢思帶我去參觀耶魯大學圖書館、博物館,也曾和王瑷玲的博士指導老師安敏成聚餐。晚上與充和談曲論藝,她有十多卷錄音帶,都拷給我,其中有趙景深的唱曲。她拿了許多書畫、印石出來欣賞,包括她手寫的曲譜手折。充和是曲家又是書法家,字迹古雅娟秀,手折确實迷人。她看我喜歡,就把一件《牡丹亭•遊園、驚夢、尋夢》的手折送給我。我打開一看,是在前幾天(即1991年7月26日)完成的,這一天剛好是我的生日,如獲至寶,不勝欣喜。9日晚上,充和拿出三大冊《曲人鴻爪》給我看,從1937年吳梅題字開始,大多是響當當極有分量的名人,如吳梅、王季烈、李方桂、胡适、餘英時等,看過之後,要我題字,我是一個很容易膽怯的人,遇到好紙或在名家、衆人之前總寫不好字,但那天晚上竟連謙詞也沒說一句,提起筆來很快就輕松寫好了。

1992年10月台北“國家劇院”為慶祝成立十周年,制作昆劇《牡丹亭》演出,邀請上海昆劇團旅美名角華文漪飾杜麗娘、史潔華飾春香,台灣京劇名小生高蕙蘭飾柳夢梅,演出四場(後來加演一場),并委托聯合文學雜志社執行,在台灣“中央圖書館”舉辦“湯顯祖與昆曲學術研讨會”,台灣“中央大學”戲曲研究室籌辦“昆曲文物展”。主辦單位邀充和來台灣參加研讨會,講評我的論文。充和看了台灣中大戲曲室的文物展,很高興,戲曲室才成立十個月,竟在三百多平方米的空間展示了豐富的收藏。當時就答應再送我一冊她精繕的手折《長生殿•絮閣》,并答應送我一支她珍藏的顧傳玠的平均開孔竹笛。竹笛後來由王瑷玲從美國回台灣時帶回來給我。

二俞振飛的褶子

1991年4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振興昆劇指導委員會等二十個單位聯合主辦的“俞振飛誕辰九十周年、舞台生活七十周年祝賀活動”在上海舉行,演出十五台京昆戲,4月9日人民大舞台演《販馬記》,俞振飛扮演《團圓》一折的趙寵。這是俞老最後一次粉墨登場(趙寵《寫狀》由蔡正仁飾演,《三拉》由李松年飾。李桂枝由張靜娴、李玉茹、李薔華分飾)。并有研讨會、餐會等活動。台灣有許多曲友前去參加,我全程參與,和俞老有幾次見面、談話的機會。我和俞老說:“我規劃在台灣成立昆曲博物館或文物陳列室,俞老師是否有戲服,送我們一件。”俞老說:“經過‘文革’,可能都沒有了。不過,我再找找看。”此後,我不敢再提此事。1993年俞老過世,台灣劇作家貢敏前往吊祭,俞師母李薔華女士将此件褶子交給貢敏先生,說:“俞老生前囑咐此件褶子要送給洪惟助教授,煩你帶回台灣,交給洪教授。”俞老一諾千金,令人感動,此件褶子乃俞老于1958年4月至10月為訪問歐洲七國(英國、法國、瑞士、比利時、盧森堡、捷克、波蘭)與言慧珠女士演出《百花贈劍》所制。

俞老據其尊翁俞粟廬口授唱法校訂折子戲二十九出,由吳中書家龐蘅裳精繕,于1953年在香港出版,名曰《粟廬曲譜》。1991年3月“文建會”主辦、“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承辦之“昆曲傳習計劃”亟需唱曲教材,我們想到《粟廬曲譜》是最适當的曲譜教材,又适逢俞老九十壽誕,乃在台灣重印一千冊,呈俞老一百冊以為祝壽獻禮。1996年再印一千冊,2012年由台灣重制再版。在台灣的三次印行,俞老及夫人李薔華女士都慨然應允。?

三倪傳钺蘇州昆劇傳習所舊址圖

1981年蘇州昆劇傳習所創建六十周年,倪傳钺先生作“蘇州昆劇傳習所舊址圖”,題雲“餘曩曾學藝于此,今逢創立六十周年,作此志念。辛酉之秋,古吳倪傳钺,時年七十又四”。1991年我訪倪先生,和他說:“倪老師,蘇州昆劇傳習所創立六十周年,您作一圖志念。今逢七十周年,是否再作一圖,我攜回台灣,讓台灣的昆曲愛好者也能瞻仰您的作品,緬懷昆劇傳習所對昆曲傳承的影響。”倪老師欣然同意。但到第二年的二月才畫好,題款雲:“辛酉之秋,曾作一圖紀念創建六十周年,匆匆十載,又逢七十周年,再作此圖為賀。壬申二月倪傳钺,時年八十有五。”壬申三月他又用毛筆寫了一本手折《寄子》,與昆劇傳習所圖一起送我。20世紀90年代,我每年赴大陸至少二至六次,到上海常訪倪老師,顧兆琳兄經常陪我去,并帶了笛子,倪老師興來要唱曲,或論昆曲,需唱曲說明時,就由兆琳吹笛。有時會錄音、錄像,這些紀錄都留在台灣“中央大學”戲曲研究室。訪倪老師常問他傳習所到仙霓社的情況,有一次他就給我五頁的手寫稿,題《昆劇傳習所、新樂府、仙霓社演出概況》。我曾問他在傳習所學習、生活的情況,他用鉛筆為我畫了昆劇傳習所的配置圖。我為倪老師唱曲的錄音有:《千金記•追信》《麒麟閣•三檔》《彈詞》《一枝花》《長生殿•酒樓》《琵琶記•掃松》等。

四胡忌傳淞先生靈前長歌

1990年9月至1991年8月我休假一年,1990年秋天與曾永義教授規劃“昆曲傳習計劃”,1991年3月傳習計劃開辦,此時就與周純一規劃編撰《昆曲辭典》,并規劃在台灣“中央大學”成立“戲曲研究室”,搜集資料,以為編輯辭典的基礎。因曆史原因,在台灣能夠看到的昆曲資料有限,研究昆曲者亦少,編纂《昆曲辭典》,必要赴大陸訪求資料,向大陸研究昆曲的前輩學者請教。1989年年底台灣開放公教人員赴大陸,1990年農曆初四我即赴南京參加江蘇省社科院舉辦的“兩岸古典小說研讨會”,此時認識了《昆曲發展史》的作者胡忌先生、劉緻中先生和南京大學吳新雷教授,他們是對昆曲有長遠關注的學者。1991年4月、5月我在南京住了兩個月,每天從早到晚與胡忌、劉緻中、吳新雷四個人聚在胡忌家,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談得最多的當然是昆曲,尤其是我規劃編纂的《昆曲辭典》,從體例、架構到轶聞趣事,無拘束地論談。劉緻中藏書數萬冊,不乏珍本,而且讀得爛熟,談論中經常引經據典,包括此事見于某書第幾章第幾節,都記得清楚。2005年我請他來台灣“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戲曲組擔任短期客座教授,學生對他的博聞強記,無不佩服。吳新雷治學甚勤,著述頗豐,研究領域以戲曲為主,又及于宋詞、紅樓等,他埋首書堆,常赴圖書館找尋數據,又勤于田野調查,曾調查河北昆弋、湘昆流播,魏良輔《南詞引正》的發現,尤為學界所稱道。胡忌家學淵源,十四五歲得肺病即不上學,在家養病,讀父親的藏書,聽電台的戲曲節目,打下了文史和戲曲的基礎,二十歲左右從父執趙景深學戲曲,在趙景深家借書、讀書,當時張傳芳每周一次到趙家拍曲,胡忌也參與學唱曲。1956年胡忌二十五歲即完成名著《宋金雜劇考》,1978年進入江蘇省昆劇院工作,學用相長,1989年出版了大著《昆劇發展史》(與劉緻中合作)。劉緻中話不多,但談言微中。吳新雷講話聲音大,濃重的江陰口音,透漏天真無邪的氣息。劉、吳二人是治學勤奮的學者型,胡忌則是比較享受生活的文人型,喜歡詩詞書畫、茶酒聊天。中餐、晚餐都在胡忌家附近的飯館,一邊飲酒一邊聊天,胡忌和我都喜歡酒中趣,每餐共飲一瓶黃酒,主要是我們二人喝。

在胡忌家聊天,胡忌有時會拿出他的收藏寶貝或他的作品共賞,有一次拿出他1987年王傳淞逝世時所作的《傳淞先生靈前長歌》,我說:“詞與字都自然流暢,有韻味。可否送我?”他很慷慨地把這幅寫在宣紙上的墨寶卷起來送給了我。

1995年我規劃編《昆曲叢書》,第一批即向胡、劉、吳三位先生邀稿,但是隻有吳新雷完成《昆曲研究新集》,參加《叢書》第三輯。2005年台灣“中央大學”九十周年校慶,主辦“2005年中大戲曲藝術節”,4月20日至24日白天在台灣“中央大學”開“昆曲國際學術研讨會”,晚上在台北新舞台欣賞蔡正仁、華文漪主演的五場昆劇。胡忌很高興,答應與會,并約洛地一起來,住同一房間,方便讨論學問。沒想到,開會前胡忌竟過世了。研讨會中我們為他默哀,日本學者赤松紀彥放映胡忌生前的唱曲、講話,大家一起懷念這位可敬的學者。

胡忌答應思考寫一本有價值有意義的書,劉緻中不滿意他與胡忌合作的《昆劇發展史》,說當時是在倉促中完成的。我就邀他寫一部新的《昆曲史》,他很高興地答應了,此後我們每年都至少見一兩次面,問起撰稿情況,都說書要有新材料、新觀點才有意義,所以進展甚慢,過了十多年,都已八十歲了,還是這麼回答。我說:“人生有限,不必要求十全十美,能夠超越舊作、超越前人,就有意義了。”他治學甚勤,但自定标準太高,未能完成著作,在2016年12月24日逝世了!在今日風行大量生産論文、出版著作的時代潮流中,緻中先生堅持嚴謹的著述态度,是稀有可貴可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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