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竹記》作于貞元十九年（803）春，白居易時年32歲，考上進士已有三年，被授予秘書省校書郎，在長安校刊書籍。“帝都名利場，雞鳴無安居”，盡管“小才難大用，典校在秘書”（《常樂裡閑居偶題……》），而且“官小無職事，閑于為客時”（《首夏同諸校正遊開元觀因宿玩月》），但畢竟還是不錯的起點，因為秘書省校書郎雖是閑職，品級不高，隻是正九品上，職掌也與直接行政無關，但卻為文詞清華之選，是文人官僚初仕最有希望的途徑，主要工作不是學術性的，而是技術型的，目的隻是讓剛釋褐的士人，有一些工作的經驗，遠比縣尉的工作性質單純，元稹與白居易都是由此而進入仕途。上面詩題中提到的“常樂裡”，據清人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位于朱雀門街東第五街常樂坊，是由興慶宮往南的第二坊，東面離春明門很近，是白居易最初在長安定居之處。
唐代長安是當時世界知名的大都市，白居易來到長安，首要的問題是住在哪兒？雖說他少年時就曾來到京城闖蕩，但是真正在長安城落戶還是到任校書郎後。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載：“樂天始至長安，與周諒等同居永崇裡之華陽觀。至選授校書郎，乃居常樂裡，蓋此為蔔宅之始也。”所謂“蔔宅之始”，即出自白居易《養竹記》所雲“始于長安求假居處”。不過，據白居易自己永貞元年所作《春中與盧四周諒華陽觀同居》詩，居華陽觀實際上是在常樂裡之後，徐松的叙述尚有失準确。忽略這一細節，同現在的北漂一族相似，初入京城的白居易選擇了租房。租住的房子就在長安城常樂坊内，房主原是已故相國關播，唐德宗時曾為檢校尚書右仆射。《舊唐書•關播傳》載：“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也。天寶末，舉進士。……建中三年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三年正月卒，時年七十九。”關相國去世六年後，白居易搬入關相國的舊宅，就住在其中被稱作東亭的所在，宅院不大，倒很清幽。上引《常樂裡閑居偶題十六韻》一詩還寫道：“茅屋四五間，一馬二仆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馀。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勿言無知己，躁靜各有徒。蘭台七八人，出處與之俱。旬時阻談笑，旦夕望軒車。誰能雠校閑，解帶卧吾廬。窗前有竹玩，門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數竿對一壺。”正可為《養竹記》一文參考。
住進相國府的第二天，白居易在東亭内四處走走，來到東南角，發現這裡有一片竹叢，然而這片竹叢卻枯黃憔悴，沒有絲毫聲色。他向相府裡的老人家請教，得知這片竹子是已故相國親手所植，相國六年前去世以後，府内房舍外租，房客常将竹子編筐子、做掃帚，亂砍濫伐，剩下的殘竹不足百根，雜草叢生。愛竹之人白居易，有感而發，由物及人，寫下這篇托物寓意的散文《養竹記》，以竹子為題詠的對象，将竹子比作賢人，贊美具有正直堅強品德的君子賢人，對肆意摧殘竹子的行徑表示憤慨，同時，深感人才的成功離不開環境因素，“地雖生爾材，天不與爾時。不如糞土英，猶有人掇之”（《寓意詩五首》其一），竹子和賢人都是由于使用者不同才顯示出差别，所以提出應該正确培養和使用人才。
這篇小品文很短，寓意卻深遠，其最突出的藝術特色就是借物詠志。宋人劉摯（1030-1097）撰有《和洗竹詩》，洪咨夔（1176-1236）《題劉忠肅〈和洗竹詩〉帖》稱劉摯：“《洗竹》和篇與白樂天《養竹記》同意，辟邪衛正，嚴矣。異時罷相，乃出于所善之楊畏，何荟翳托根之深耶！”劉、白寫竹詩文意同之處，即在于借物詠志，辟邪衛正。宋人黃堅選編《詳說古文真寶大全》評價白樂天《養竹記》說：“此作與濂溪《愛蓮說》相似，一寄意于賢，一寄意于君子，非徒在于竹與蓮而已也。白居易字樂天，其人樂易君子也。文字明白平正，不尚奇異深奧，亦與其詩大體相類雲。”也看出這篇小品文借物詠志的特點。
白居易的《養竹記》，圍繞着竹子展開，記叙中顯真意，描寫中有見識，二者自然和諧，看似無意，實則藏鋒。全文可分為三個部分來賞讀。第一部分開篇不凡，“竹似賢”（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第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744頁），兼含賢德與賢人。以下用排比句式，将竹子的特征和人的高尚品性聯系起來，表面寫竹，實則寫人。這一傳統淵源有自。《吳越春秋•彈歌》所載“斷竹、續竹、飛土、逐肉”，還隻是客觀描寫，至《詩經•衛風•淇奧》中的“綠竹猗猗”“綠竹青青”，已開始将竹賦予主觀色彩。此後，寫竹之篇綿延未斷，以賦為主。如初唐許敬宗《竹賦》稱其“惟貞心與勁節，随春冬而不變”，王勃《慈竹賦》美其“抽勁綠以垂霜，總嚴青而負雪”，盛唐吳筠《竹賦》贊其“不規而圓，不揉而直”。而真正确立以竹寄物寓意并比德于君子的文章，應該始于白居易的《養竹記》。文章從竹的“本固”“性直”“心空”“節貞”四方面，寫出人的品德節操，文字酣暢淋漓，不愧是大手筆。作者對竹的評價，其實就是對賢者的評價，作者對竹的特征歸納得精辟簡練，隽永含蓄。古往今來，那些仁人志士不正是這樣嗎—虛中潔外，堅定正直，光明磊落，處逆境不折腰，陷污泥而不染，在史冊上留下美好的一頁。
白居易早年筆下的竹意象多用于比德，例如元和八年（813），他以“孤”“直”來喻其友元稹，《酬元九對新栽竹有懷見寄》寫道：“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中心一以合，外事紛無極。共保秋竹心，風霜侵不得。”秋竹正直孤高的品格，見證了文學史上少見的一對摯友的金石膠漆般的友誼。《與微之唱和來去常以竹筒貯詩陳協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又稱：“粉節堅如太守信，霜筠冷稱大夫容。”《題盧秘書夏日新栽竹二十韻》則寫道：“久持霜節苦，新托露根難。”說明守節之難，于是有《别橋上竹》的感慨：“穿橋迸竹不依行，恐礙行人被損傷。我去自慚遺愛少，不教君得似甘棠。”“迸竹”即迅猛生長的竹子，寓意積極進取。“甘棠”像是勤政愛民，德治化民。“竹”與“甘棠”意象的對比，反映出所憧憬的政治人格理想，以及這種憧憬未能完滿實現的自慚。這些皆可與《養竹記》相互參讀。
第二部分記叙作者的經曆。由于拔萃選及第，在長安租了房子，在房子的東南，見到“叢竹于斯”，但“枝葉殄瘁，無聲無色”。原來是主人辭世後，編筐的人砍竹子，紮掃帚的人割竹子。經過劫難，“刑馀之才”，還有什麼生氣，加上雜草叢生，美好的竹子已被折騰得慘不忍睹。這是多麼讓人痛心，痛惜之情随之變為憤慨之意。“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不甘讓竹子就這樣面目全非地存在，于是除去雜草髒土，給竹子松土施肥，竹子從破敗中解脫出來。“日出有清蔭，風來有清聲”，竹子是“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多麼豐富的想象，那竹子富有情意，對自己的厄運不埋怨，對他人的扶持充滿感激。這又是竹子象征意義的凸顯。
第三部分卒章顯志，是全文精華所在。結出文章題目中的“養”字，點出竹德須養，養竹之德，即養君子之德，賢者之德；與此前許敬宗、王勃、吳筠等人的賦竹之篇那種簡單比德于竹的寫法，至此真正拉開了境界上的間距。作者從竹子的遭遇，想到賢者被壓抑。大千世界，萬事萬物，各有其别。竹子和草木，就如同賢者和常人不能同日而語，不能使自己驚世駭俗，他們需要愛護扶持，隻有這樣，美的事物才有價值，賢者才能為國效力。所以在結尾處點明：此文不僅是“贻其後之居斯者”，同時“亦欲以聞于今之用賢者”。從比德于竹到養竹之德，白居易以《養竹記》寫出自己對寓意于竹的文學傳統的創新。
拓而言之，這一創新出自白居易對竹的熱愛，從常樂裡開始，還一直延續至“竹木池館，有林泉之緻”（《舊唐書•白居易傳》）的洛陽履道裡。《吾廬》詩中寫道：“履道幽居竹繞池。”《履道西門二首》（其一）則曰：“履道西門有弊居，池塘竹樹繞吾廬。”《招山僧》亦雲：“欲知住處東城下，繞竹泉聲是白家。”大和三年（829），他在《池上篇•序》描述其履道裡宅園的構成：“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文中又雲“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環池而種的大片竹林，強化了園林的雅緻情趣。“竹徑繞荷池，萦回百馀步”（《閑居自題》），詩人或池畔閑步、或泛舟池中、或長吟、或酌飲，竹為其營造高潔脫俗的氛圍。“日晚愛行深竹裡，月明多上小橋頭”（《池上閑詠》），“一酌池上酒，數聲竹間吟”（《林下閑步寄皇甫庶子》）。觸目可見的清竹，是成就履道裡池台清幽脫俗意境的重要元素。《秋池二首》（其二）：“露荷珠自傾，風竹玉相戛。”《池上清晨候皇甫郎中》：“深掃竹間徑，靜拂松下床。”《秋涼閑卧》：“露荷散清香，風竹含疏韻。”《池上作》：“豈如白翁退老地，樹高竹密池塘深。華亭雙鶴白矯矯，太湖四石青岑岑。”《小台》《立秋夕有懷夢得》《池上二絕》（其一）詩更兩次用到竹的意象。《小台》：“六尺白藤床，一莖青竹杖。風飄竹皮落，苔印鶴迹上。”《立秋夕有懷夢得》：“露簟荻竹清，風扇蒲葵輕。”“回燈見栖鶴，隔竹聞吹笙。”可見竹林的幽靜，竹間的清風，是白居易内心追求淡泊、閑适的向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而《池上二絕》（其一）：“山僧對棋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寫竹陰裡與山僧對弈的情境。清清竹陰，寂無人喧，唯聞下子之聲，清幽絕俗的詩境，傳遞出淡淡的禅意。
竹意象本身所獨具的幽靜淡泊，常見于白居易筆下。例如《東樓竹》：“影轉色入樓，床席生浮綠。空城絕賓客，向夕彌幽獨。”《新栽竹》：“已覺庭宇内，稍稍有餘清。最愛近窗卧，秋風枝有聲。”幼竹還沒長成，就已感覺到清靜之感，更不用說挺拔的竹林是多麼的幽靜，難怪詩人如此喜愛并付之歌詠。《北窗竹石》：“筠風散餘清，苔雨含微綠”“莫掩夜窗扉，共渠相伴宿”，窗外種竹，以竹為伴。《竹窗》曰：“是時三伏天，天氣熱如湯。獨此竹窗下，朝回解衣裳”“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清風北窗卧，可以傲羲皇”，竹窗下如此甯靜舒适，甚至可以傲視羲皇，可見詩人對閑适淡泊生活的欣賞。而一旦遠離這種閑适之境，便産生深深的憶念，《思竹窗》：“惟憶新昌堂，蕭蕭北窗竹。”《玩松竹》：“幽懷一以合，俗念随緣息”“乃知性相近，不必動與植”，性情與竹的幽靜特性相近，因此可以抛棄功名利祿俗念，安享淡泊閑适的生活。《題李次雲窗竹》：“不用裁為鳴鳳管，不須截作釣魚竿。千花百草凋零後，留向紛紛雪裡看。”詩人并不追求竹的功用，不作“鳴鳳管”，不作“釣魚竿”，隻留着“雪裡看”。
竹之幽靜，令人以甯靜安詳，使人心絕塵慮；悠閑自得的情趣和理性思辨，于是在不經意間閃現。《池上竹下作》寫道：“水能性淡為吾友，竹解心虛即我師。”外在的幽靜與内心的虛靜相映襯，營造出清幽絕俗的意境。《竹樓宿》：“小書樓下千竿竹，深火爐前一盞燈。此處與誰相伴宿，燒丹道士坐禅僧。”既是詩人以竹為伴的參禅生活的形象寫照，也是清竹掩映之下禅機禅趣的自然流露。所謂平常心是道，白居易對竹的熱愛與其佛教（尤其是南禅宗）修養密切相關，同時相互促發。像《湓浦竹》：“誰肯湓浦頭，回眼看修竹？其有顧盼者，持刀斬且束。剖劈青琅玕，家家蓋牆屋。”描寫竹多蓋房的平常事實。《食筍》：“此州乃竹鄉，春筍滿山谷。山夫折盈抱，抱來早市鬻”“置之炊甑中，與飯同時熟”，描寫最平常的吃飯問題—吃竹筍。《洗竹》：“獨立冰池前，久看洗霜竹。先除老且病，次去纖而曲”“小者截魚竿，大者編茅屋”，描寫洗竹的過程和分類。極為普通的小事，成為白居易歌詠的對象，既表明詩人對日常生活的留意，同時也是南禅宗的“平常心是道”這一思想的體現。
在白居易《養竹記》之後，延承其以竹寄物寓意傳統并且繼續發揚光大的散文作品有兩篇值得一提，分别出自刑部侍郎劉伯刍的兩位公子。一篇是劉岩夫的《植竹記》，文章明确提出“君子比德于竹”之論，并雲：“原夫勁本堅節，不受霜雪，剛也；綠葉萋萋，翠筠浮浮，柔也；虛心而直，無所隐蔽，忠也；不孤根以挺聳，必相依以林秀，義也；雖春陽氣王，終不與衆木鬥榮，謙也；四時一貫，榮衰不殊，恒也。垂蕡實以遲鳳，樂賢也；歲擢筍以成幹，進德也。”（《全唐文》卷七三九）一連列出竹的八大特點：剛、柔、忠、義、謙、常、樂賢、進德，這也正是君子應有的道德品性。另一篇是劉寬夫的《竹記》，文章認為竹之美，在于“群居不亂，獨立自持，振風發屋，不為之傾，大旱幹物，不為之瘁；堅可以配松柏，勁可以淩雪霜，密可以泊晴煙，疏可以漏宵月，婵娟可玩，勁挺不迴”（《全唐文》卷七四○），所謂“群居不亂，獨立自持”，以及堅、勁、密、疏等，也從另一側面道出竹之可以比德于君子的特點。
宋代三山先生林之奇（1112-1176）的弟子呂祖謙（1137-1181）編有《東萊集注類編觀瀾文集》，其中選錄白居易詩文九篇，《養竹記》即為其一，其馀八篇是《江南遇天寶樂叟歌》《無可奈何歌》《長恨歌》《太行路》《座右銘并序》《太湖石記》《廬山草堂記》《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乾隆皇帝（1711-1799）有《題白居易養竹記》雲：“潇灑白少傅，妙理寄清談。自為養竹記，竹性頗能谙。森森抽枝筱，千頭綠玉篸。欲疏不欲密，三昧還須探。亦思覓幾個，琅玕栽宅南。”乾隆之弟愛新覺羅•弘晝（1712-1770）亦有《題白樂天養竹記》，詩雲：“樂天愛竹取何意，取其勁直聳千畝。亭亭蒼秀在我園，蕭蕭幽韻傍我牖。樂天記竹記何美，記其不凋與不朽。森森密葉待鳳來，通中直外耐長久。想彼夭夭桃李花，與彼翠翠岸旁柳。秋風瑟瑟霜露寒，前日妖嬌今皆醜。何如此君曆四時，翠色不改挺操守。宜乎樂天作竹記，永與松梅為三友。”皇兄禦弟二人的共同推崇，無疑對白樂天《養竹記》的廣泛流傳有引導之功。
而此前的宋代，呂午（1179-1255）《跋漕司佥廳壁書白樂天〈養竹記〉》曾雲：“佥所改造既成，靓深闳麗，于王畿漕幕為稱。堂後有隙地，同官相與種竹僅百個，翠葉交加，秀色可餐。每朱墨馀閑，啟窗視之，心目開明，俗塵一洗。竹之有助于人如此。乃書白樂天《養竹記》于壁，庶幾來者知所封植雲。嘉定五年閏九月某日，新安某書。”早有先發之功。
續此佳話，1995年，這篇《養竹記》由陝西師範大學教授霍松林教授題寫，刻碑立于東亭舊址，石碑嵌入一面仿古的白牆之中，意在建構白居易題壁《養竹記》的佳話。白牆的後面，是一片郁郁蔥蔥的翠竹。在西安交通大學百年校慶之際，在教學主樓以東、東六舍以南的一塊清幽之地，又重建了東亭，“東亭”牌匾由啟功先生題寫，環以茂林修竹，琉璃瓦牆。紀念亭的一側，是雕塑家陳雲崗創作完成詩人白居易的全身立像，昔日的一代詩豪，中立不倚，節概凜然，昂首眺望遠方，似乎在追溯大唐昔日的榮光。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