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代以來，曆代帝王對孔子頗為尊崇，多有追封追谥，如漢平帝追封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追封其為“文宣尼父”，隋文帝稱其為“先師尼父”，唐玄宗追封其為“文宣王”，宋仁宗又改稱為“衍聖公”，元成宗加銜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清世祖尊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總之，在曆代官方或儒家的話語系統裡，孔子的名字“丘”和“尼”都是很崇高的字眼，一般人不能随意用來命名。特别是孔子的名“丘”，到宋以後竟至于要避諱，做字形的修改，或缺筆劃，或另加偏旁，如清雍正三年（1725）上谕，除四書五經外，凡遇到“丘”字，都需要加“阝”為“邱”。《說文•邑部》：“邱，地名。”段玉裁注：“今制，諱孔子名之字曰邱。”“尼”字雖不必避諱，但往往作為孔子的專稱與“父”“甫”等美稱用。
然而，“丘”“尼”這樣崇高的字眼卻在外來佛教典籍的漢譯中被大大矮化了。在佛教的話語系統裡，出家受具足戒的男佛教徒叫作“比丘”，而女佛教徒則叫作“比丘尼”。按照漢語的字面意義，“比”是并列等同之意，因而“比丘”和“比丘尼”的字面意義就是與孔丘仲尼齊同相等。換言之，儒家的聖人不過相當于佛家普通的僧衆。蕞爾僧徒，竟欲與“大成至聖先師”相比肩。“比丘”俗稱和尚，“比丘尼”俗稱尼姑。“尼姑”的詞形結構竟然與“尼父”相同。若儒家衛道士注意到這一點，将情何以堪？
幸而，“比丘”“比丘尼”隻是梵文的音譯而已。比丘，是梵語bhiksu的譯音，比丘尼，是梵語bhiksunī的譯音，意譯為“乞士”，以上從諸佛乞法，下從俗人乞食得名，即精神和肉體兩方面的乞求者。但是，由于漢語沒有完全與bhiksu、bhiksunī對等的合适的意譯詞語，“乞士”并不能完全概括其義，因為它們另有“破煩惱”等義，因此佛經翻譯一般采用音譯而不用意譯。
問題的關鍵在于，既然是音譯，為什麼不用其他的同音詞如“匕蚯”或“匕蚯泥”，而偏要用儒家至高無上的聖人的名和字“丘”“尼”而且要冠以“比”字來翻譯佛教的男女僧衆呢？實際上，bhiksu和bhiksunī還可以有另外的譯音，即“苾刍”和“苾刍尼”。
根據電子佛典CBETA（ChineseElectronicTripitakaCollectionVersionApril2014）的檢查結果，在現存中華佛典中“比丘”字串共有243000多個，而“苾刍”字串隻有24800多個，後者的使用率不到前者的九分之一。“比丘尼”字串共有31000多個，“苾刍尼”字串隻有3700多個，後者的使用率不到前者的八分之一。顯然“比丘”“比丘尼”是遠比“苾刍”“苾刍尼”更為流行的詞彙。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進一步考察我們會發現，“比丘”“比丘尼”是漢文佛典最早的譯法，始見于東漢安世高、支婁迦谶、支謙等翻譯的《長阿含十報法經》《四谛經》《佛說堅意經》《道行般若經》《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一大批佛經中。其後，經曆魏晉南北朝，此種譯法占據絕對優勢，著名翻譯家法顯、鸠摩羅什、求那跋陀羅等都采取此音譯。這就是所謂bhiksu和bhiksunī的舊譯。舊譯曆史悠久，在傳世的漢譯佛典中占據主流地位，因此即使後世新譯出現後，仍不影響其廣泛流行。
新譯“苾刍”和“苾刍尼”最早見于唐代。直到唐代的玄奘、義淨、菩提流志等人的漢譯佛典中，“苾刍”“苾刍尼”才大量出現，并逐漸為佛典閱讀者和诠釋者所熟悉。無論如何，新譯的出現多少避免了直接使用儒家孔聖人名諱的尴尬，盡管還不足以動搖舊譯的權威用法。關于“比丘”和“苾刍”的差異，有一種觀點認為，最初的漢譯佛典不是依據梵文寫本，梵文寫本傳入漢地較晚。漢譯佛典初作“比丘”，對應了巴利文的bhikkhu，後起的“苾刍”才對應梵文bhiksu。
将梵文bhiksu和bhiksunī（或巴利文bhikkhu和bhikkunī）翻譯為“比丘”和“比丘尼”，最早可能是出于一種偶然，并非有意冒犯孔聖人，因為外文翻譯通常會回避生僻文字，遵從一種簡單易讀的原則，顯然選擇筆畫較少且常見的“比丘”比筆畫較多且生僻的“苾刍”，更能迎合廣大佛經受衆的閱讀需要。所以，用比肩聖人的“比丘”“比丘尼”來翻譯僧衆，可能并不存在矮化聖人、擡高僧徒的目的，而隻是為了文字上的易認易寫。同時，“比丘”“比丘尼”的譯法，也許如清人趙翼引述《臞仙原始秘書》所說：“稱佛為牟尼，謂德同仲尼也；沙門為比邱，謂德同孔子也；女沙門曰比邱尼，謂德同孔子仲尼也。”（《陔馀叢考》卷三八“僧稱”）是僧人意欲在德行上看齊孔子的體現，是早期佛經翻譯“滞文格義”的結果。再說，孔子周遊列國時，厄于陳蔡之間，其行為也多少與“乞士”有相近之處，以“比丘”“比丘尼”翻譯“乞士”，就“格義”的原則來說，也不算太離譜。最後可能還有一種因素，在曆代（特别是中古時期）民間話語系統裡，孔子更多是一個可供調侃嘲笑、平易親切的形象，如敦煌漢文本《孔子項橐相問書》之類，所以最早的出自民間的翻譯者不妨有意以孔子的名諱去代替梵語的讀音。
無論是出于偶然撞車還是出于有意看齊，至少說明一點，即翻譯者并沒有顯示出對孔丘仲尼應有的尊崇意識，因而根本沒有考慮到對“丘”“尼”二字的避諱問題。事實上，在印度佛典引進之初，漢朝本來是有避諱的禮儀習俗的。這種音譯的出現隻有一點可以解釋，即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儒家以及孔子的地位并非那麼神聖不可侵犯，至少還未達到需要避諱的地步。從另一個角度說，“比丘”“比丘尼”這樣的外來佛教音譯詞語，隻能出現于孔子尚未完全被神聖化的東漢時期，并且在儒家意識形态相對衰落、佛教道教信仰相對興盛的魏晉南北朝的漢譯佛典中大肆流行。
如果說，唐宋時期“苾刍”的新譯多少彌補了“比丘”“比丘尼”在文字視覺上對孔聖人的輕慢，那麼，明清以來朝廷官方則更以話語權力強制改變了“丘”字的寫法。如前引趙翼《陔馀叢考》就将“丘”都寫作“邱”。與此相對應，在明清的佛教文獻中，“比邱”“比邱尼”成了更常見的書寫形式。據電子佛典CBETA檢索，“比邱”字串588個，“比邱尼”字串83個，皆為明清用例。而在另一方面，佛教文化傳統的慣性以及其超越世俗的方外姿态仍保證了“比丘”“比丘尼”的照常流行，這一點恐怕連再極端的儒教信徒也隻能徒呼奈何。
以上讨論了“比丘”“苾刍”“比邱”等詞語的流行演變，從外來詞音譯的漢字選擇中，多少能窺見一點佛教與儒家文化之間此消彼長的微妙關系。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