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最值得介紹的是隋朝裴矩（547-627）的《西域圖記》，唐代杜環的《經行記》、賈耽（730-805）的《皇華四達記》，還有最早的海上絲路上的官方使節楊良瑤（736-806）的那次旅行。
一裴矩《西域圖記》：最早的絲路全圖
裴矩（547-627），字弘大，出自著名的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裴氏家族。曆仕北齊、北周、隋、唐。北齊滅亡後，他為定州總管楊堅所啟用，入隋，他南征陳朝，北伐突厥，頗立戰功。大業年間，他又是隋炀帝的寵臣，貞觀初年依然受到唐太宗的器重。北朝隋唐時代，王室本來就出自六鎮及關隴貴族一系，朝臣跟着朝代一起改移，并不鮮見。裴矩的曆史性貢獻，主要是他在隋朝做出的。
裴矩曾在楊廣麾下參加了平定陳朝的戰役。統一之後不久，裴矩受命巡撫嶺南，還沒出發，從江南吳越到廣州就都發生了叛亂。裴矩帶三千兵卒，一直打到南海，鞏固了來之不易的統一局面。世人皆知隋炀帝對于江南的愛慕，卻不知道他對西域的熱情不減江南。他是曆代帝王中，第一個到過河西走廊的人，第一個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率軍征戰的人。推動隋炀帝西巡的就是裴矩。
裴矩有與突厥多年的交往經驗，隋炀帝任命他以重臣的身份主持西域工作。他注意采訪來張掖（河西四郡之一）參加互市的胡商，并搜集其時的書傳記載，撰寫了三卷本的《西域圖記》（大約書成于606年初）獻給炀帝，激發了炀帝經營西域的熱情。
《西域圖記》這本書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推動了隋朝對于西域的經營。《隋書•西域傳》稱:“炀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實際上炀帝并沒有出玉門關，最遠到達燕支山，即今甘肅永昌西、山丹東南之焉支山），置伊吾（今哈密市）、且末（塔裡木盆地東南邊，今仍稱且末縣），而關右暨于流沙。”這段話包含唐初對于隋炀帝的批評，卻也道出了炀帝的雄心因為裴矩的《西域圖記》而得到滿足的事實。
其時，阻礙絲綢之路交通的，是地處青海地區的吐谷渾部族。西域胡商之所以隻能在張掖互市，一個原因就是吐谷渾的勢力威脅到内地與張掖之間的通道，所謂“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隋書•裴矩傳》）。裴矩聯絡鐵勒（西北邊遊牧民族，一度曾成功反叛突厥），聯合擊潰吐谷渾，隋朝設立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其中西海郡治所，在吐谷渾故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的鐵蔔恰古城），郡下設宣德、威定二縣，威定縣的治所大約在今青海省都蘭縣境，就是今天的格爾木地區。格爾木以東是西甯，以北是敦煌，以南是拉薩，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通往新疆、西藏等地的關鍵樞紐，漢武帝時代也不曾納入版圖。正是因為設立了西海郡，清除了吐谷渾的威脅，609年隋炀帝西巡張掖，才有安全保障。這是内地皇帝西行最遠的地方。炀帝在張掖召開的西部地區“絲綢之路博覽會”，吸引了27個國家的君長出席。次年，這個盛會又搬到了洛陽，推動了絲綢之路沿途政權與中原内地的政治互信和經貿文化關系的發展。隋朝政府采取多種措施鼓勵西方商人來長安，比如要求沿途各地要熱情接待外國商賈，并為他們提供種種費用。在絲路要沖設立軍政機構，并大量屯田，以保證絲路行旅的供應。
裴矩《西域圖記》的另外一個意義，就是保留了關于陸上絲綢之路的交通路線。這本書記載了44個西域國家，并且附有地圖和圖畫，多為絲路商人“周遊經涉”的地方，以及“利盡西海（地中海或阿拉伯海），多産珍異”。這部三卷本的文獻，今天已經看不到了，隻有《隋書•裴矩傳》中留下了其序言，保留了裴矩對于絲綢之路三條西行路線的記錄。序文雲：“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即由敦煌至“西海”的三條路線。這裡的“西海”究竟何所指？從《隋書•裴矩傳》所殘存的内容看，應該是指地中海、阿拉伯海（含）波斯灣或者是印度洋。
裴矩所記三道分别是：北道從伊吾（哈密市），經蒲類海（新疆巴裡坤湖），……至拂菻國（東羅馬），達于西海（地中海）。其中道從高昌（吐魯番）、焉耆、龜茲、疏勒（均為今新疆同名地區），經塔裡木盆地，越過蔥嶺（帕米爾高原），經過中亞，至波斯（伊朗），達于西海（波斯灣或阿拉伯海）。其南道從鄯善（今新疆鄯善）、于阗（今新疆和田），西行越過蔥嶺，又經阿富汗、巴基斯坦，至北婆羅門（印度），達于西海（印度洋）。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
《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記載說，天寶年間，唐玄宗問諸蕃國遠近，“鴻胪卿（掌管蕃國接待等事務）王忠嗣，以《西域圖》對，才十數國”。如果《西域圖》就是裴矩的《西域圖記》的話，說明其時已經沒有全本。
二唐朝前期對于西域地區的經營
唐朝建立以後，中西陸路交通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其根本特點就是中央政府通過設立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和廣置羁縻府州實現對中西陸路交通更為直接的經營與管理。
唐初，西域地區雖然還處在西突厥控制下，但西域各國國王都曾派使者來長安或親自來訪以示歸附，因此唐王朝很快就恢複了西域交通。特别是在貞觀十四年（640），唐朝政府平定阻撓中西交通正常進行的高昌後，在高昌設立西州并置西州刺史。貞觀末年，又設置安西四鎮，統屬于安西都護府，屯駐軍隊以鎮守整個西域地區。
高宗平定突厥阿史那賀魯部叛亂後，在原突厥聚居的天山北部設昆陵、蒙池兩都護府，并下設許多都督府和州，而此前太宗曾在天山以北建立瑤池都督府。這些無疑都體現出對絲路北道的高度重視，因為平定西突厥直接促成從前由西突厥控制的絲路北道日趨重要和繁榮。武後長安二年（702），唐朝政府又從原安西都護府中劃分出北庭都護府，治所設在庭州（今吉木薩爾），以專理天山以北的廣大西域地區，重點自然就是絲路北道。安西都護府從此隻管理天山以南地區。
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是唐朝中央政府設立在西域地區的最高軍事和行政機構，其下還設有都督府、州、縣、軍府等軍事與行政機構，它們為中西陸路的暢通提供了可靠保證。顯慶三年（658）唐朝政府平定西突厥，在原西突厥統治的中亞河中地區相繼設立大宛都督府、康居都督府等羁縻府州。
龍朔元年（661），唐朝政府更在于阗以西至波斯以東的十六國分别置都督府，并置州八十、縣一百、軍府一百二十六，所涉地區雖絕大部分位于今中亞地區，但也涵蓋了西亞（如波斯）和南亞（如罽賓）的個别地方。這些機構都屬于羁縻府州性質，均以當地首領為都督、刺史，可以世襲，貢賦版籍也不上戶部。
唐朝并不幹涉當地行政，不加重當地經濟負擔，保持該地區對唐的友好态度，以之為安西都護府的穩固外圍。但唐朝政府有征發羁縻府州軍隊的權力，而且羁縻府州雖然沒有固定的貢賦義務，唐朝政府卻也可以向他們征發貢賦以作為臨時軍需。此外各羁縻府州必須定期向中央政府朝貢。設立羁縻府州不但加強了上述地區同唐王朝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也進一步保障中西陸路交通的安全暢通。
為保護絲路行旅和加強對西域的管理，唐朝政府除設立安西、北庭都護府和衆多羁縻府州外，在從長安通往西域的主要交通要道上均設有驿館，有專門的“捉館官”負責。驿館供給過路商人和官員食宿與牲畜的草料，大大便利了商人和官吏在絲路上的往來。此外，從河西走廊的涼州（今甘肅武威）到天山南北的各條大道上，凡稱軍、鎮、城、守捉的地方都駐有軍隊，以保護交通和地方安甯。在絲路沿線的主要地區，如安西、疏勒、焉耆、北庭、伊吾、高昌等地，唐王朝還組織屯田，據載僅龜茲、疏勒、焉耆、北庭四地屯田就達二十七萬畝，屯田軍隊加上官員、家屬及當地居民，形成衆多的繁華城鎮。唐朝政府也進一步嚴格了過所制度，過所上詳細登記持過所者的姓名、年齡、随從、所帶之物、從何處來、欲往何方、所行目的等内容，主要關卡要在過所上簽字、查驗，無過所者不得通行。近年所發現的吐魯番文書中有多件這樣的過所。
751年是唐代西域形勢發生反轉的關鍵點。這一年，唐将高仙芝攻打中亞國家石國，激起西域國家的反抗，在怛邏斯城（Zhambyl，今哈薩克斯坦之江布爾）被東進的阿拉伯軍隊擊敗。加上幾年之後的安史之亂，抽調西域鎮守軍隊平定内亂，唐朝大大收縮了對于西域地區的控制。
三杜環《經行記》：一個戰俘的西遊記
在751年的怛邏斯城之役中，有一個叫杜環的唐軍士兵，被伊斯蘭軍隊俘虜，他在西亞、北非生活了十馀年。762年搭乘商船回國，寫下了《經行記》。杜環是唐代政治家和史學家杜佑（735-812）的族侄，由于杜佑在《通典》卷一九二、一九三中引用了該書而保留了部分内容。杜佑曾在西亞蕃客雲集的廣州擔任嶺南節度使，德宗貞元年間（785-804）曾任宰相之職。杜環的遊曆和見聞很可能豐富了唐朝官方對于西亞地區的認識。
杜環的記載，涉及到中亞、西亞、北非的諸多國家和地區，如拔汗那國（今烏茲别克斯坦費爾幹納）、康國（今烏茲别克斯坦撒馬爾罕）、師子國（今斯裡蘭卡）、拂菻國（東羅馬）、摩鄰國（今北非摩洛哥）、波斯國（今伊朗）、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西南）、石國（今烏茲别克斯坦塔什幹附近）、大食（阿拉伯）、朱祿國（末祿國，今土庫曼斯坦馬裡）、苫國（今叙利亞）等國。
杜環《經行記》記中亞國家雲：“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裡，東隔山，去疏勒二千馀裡，西去石國千馀裡。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大唐天寶十年，嫁和義公主于此。國主有波羅林，林下有球場。又有野鼠，遍于山谷。偏宜蒲陶、馣羅果、香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着靴。婦人不飾鉛粉，以青黛塗眼而已。”（《通典》卷一九二《邊防典•疏勒》）
關于黑衣大食國，杜環記雲：“一名亞俱羅（庫法）。其大食王号暮門（《新唐書•地理志七下》作茂門），都此處。其士女瑰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指戴頭巾）。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每天禮拜五次）。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系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争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教堂），容數萬人（《新唐書•大食傳》作“容數百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為衆說法。”所記大食王說法内容，主要包括兩大要點，一是告誡莫要作奸犯戒：“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奸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于此，罪莫大焉。”二是參加聖戰獲福報：“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杜環說，這些道理，“率土禀化，從之如流”。又記其習俗風物雲：“法唯從寬，葬唯從儉。郛郭之内，裡闬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湊，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于市肆。駝馬驢騾，充于街巷。”《新唐書•地理志七下》提到“茂門王所都縛達城”，縛達城即巴格達，黑衣大食遷都巴格達是在762年。這一年正好是杜環回國之年。
《經行記》又說，“其氣候溫，土地無冰雪。人多瘧痢，一年之内，十中五死。”對于阿拉伯人擴張兼并，也有察覺，“今吞滅四五十國，皆為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于西海焉”。又記載說，“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發”。這些内容都是很準确的。
杜環對大秦（東羅馬）的記載也比較詳細，雲：“拂菻國（拜占庭東羅馬）在苫國（叙利亞）西，隔山數千裡，亦曰大秦。其人顔色紅白，男子悉着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幹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裡，四面境土各數千裡。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
杜環記載了流落在中亞和西亞的唐朝各種工匠，金銀匠、畫匠、紡織技工，雖然他沒有提造紙匠，但是，怛邏斯戰役結束後不久，撒馬爾罕就出現了造紙工場，絕非偶然。撒馬爾罕盛産可用于造紙的大麻和亞麻，“撒馬爾罕紙”以其精美适用的優點，聞名于大食統治下的亞洲各地。794年，在呼羅珊（今伊朗東北部）總督的建議下，當時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的哈裡發哈侖•拉西德，按照撒馬爾罕的模式，在巴格達開辦了西亞第一家造紙工場。此後，大食帝國境内的也門、大馬士革、特裡波利、哈馬、太巴列等地，陸續建立了按中國工藝生産紙張的工場。在長數百年的時間裡，距離歐洲最近的叙利亞大馬士革，成為歐洲用紙的主要産地，以緻“大馬色紙”長期以來是歐洲人對紙的另一稱呼。
但是，造紙術傳播到北非，則是藉阿拉伯人之力，于9世紀初傳入埃及、摩洛哥等地，并在十世紀取代紙草，成為埃及的主要書寫工具。11世紀時，紙張在埃及的用途已擴大到日常生活領域。1040年，有位波斯遊客來到開羅時，驚奇地發現，賣菜和賣香料的小販都用紙張包裹所售之物。由于紙張在埃及被普遍使用，用來造紙的破布，也從一文不值變為身價百倍，竟至市面破布缺貨。于是有人不惜搜掘古墓，以盜取木乃伊的裹屍布，賣給造紙工廠獲利。10世紀以後，摩洛哥首府非斯成為造紙中心，并以此為基地，在12世紀中葉，将造紙術傳入伊比利亞半島，繼而傳至歐洲各地。直到18世紀以前，歐洲各國造紙工場中采用的技術和設備，依然都是中國的傳統方法，工藝和質量還遠不及中國宋代的水平。（未完待續）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