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州斵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為不輕，故力以斯文為己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迹益窮，其文益富，而其聲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獎進後學，春風和氣，隐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号為泛愛。（《遺山先生文集》卷首附錄）
據清人李光廷《廣元遺山年譜》考證，從天興三年（1234）金朝滅亡一直到去世（1257），遺山在這二十馀年間，輾轉多地，足迹遍及聊城、冠氏、濟南、東平、泰安、忻州、濟源、平陽、太原、代州、雁門、渾源、金城、應州、蔚州、燕京、趙州、壽陽、崞縣、洛陽、洛西、内鄉、曲阜、彰德、真定、相州、甯晉、慶源、鎮陽、順天、獲鹿、平定、汴梁等地。期間與大蒙古國權貴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如耶律楚材父子、東平嚴實父子、冠氏趙天錫、平定聶珪、真定史天澤、順天張柔等。遺山與這些人的往來，除了因戰亂帶來的現實生存壓力的考量，還多與文化事業密切相關：如與張德輝一起北上桓州金蓮川，觐見忽必烈并尊之為“儒教大宗師”，為儒戶群體請命，為儒家學說張目；與嚴實父子、趙天錫的交往，多矚目于興學養士，作育人才；盤桓遊依真定史氏集團，為刊刻《中州集》等著述往複奔波；至于多次到順天與張柔聯系，則意在抄錄彼處所貯實錄史籍以存金源一代之史，等等。
通過這些交遊活動，元遺山構建起了一個龐大的社交網絡。這個網絡中，除了上述這些名賢貴達，更多的則是位不高名不顯的文士。遺山以授徒、講學、唱酬、雅集、上書等多種形式，在事實上對當時的文人士大夫群體的文學創作、文學觀念，以及當時的文壇生态，産生着切實的影響。
一對後輩的提攜教導
王恽是遺山在憲宗四年（1254）自汴梁過衛輝時所收的弟子，他晚年作有《遺山先生口誨》一文，深情回憶年輕時獲得遺山獎掖汲引的情景：王恽和同學雷膺帶着近作拜谒遺山先生。遺山“憑幾東向坐”，一邊讀一邊點竄修改，細為提點講授，并以斯文之傳加以勖勉：
夜向深，先生雖被酒，神益爽，氣益溫，言益厲，覺泉蒙茅塞，灑灑然頓釋，如醉者之于醒、萎者之于起也。說既竟，先生複昌言曰：“千金之貴，莫逾于卿相。卿相者，一時之權；文章千古事業，如日星昭回，經緯天度，不可少易。顧此握管，铦鋒雖微，其重也，可使纖埃化而為太山；其輕也，可使太山散而為微塵。其柄用有如此者。況老成漸遠，斯文将在後來，汝等其勖毋替！”坐客四悚，有惘然自失，不覺歎而發愧者。既而鼓動客去，先生覆衾卧，予二人亦垂頭倚壁熟睡。及覺，日上，先生與客已觞詠久矣。于是胠箧取一編書，皆金石雜著，授予曰：“可疾讀吾聽。”惬其音節句讀不忒，顧先君字而謂之曰：“孺子誠可教矣。老夫平昔問學，頗得一二，歲累月積，針線稍多，但見其可者欲付之耳。可令吾侄從予偕往，将一一示而畀之，庶文獻之傳，罔隕越于下。”（《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五）
文章寫得很傳神，遺山先生的一代文宗風範和提攜後輩的拳拳之心，都在這篇文章中顯露無遺。王恽入元後曆官監察禦史、山東提刑按察副使、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翰林學士等職，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他是元代前期文壇的領袖式人物，也是遺山衆多弟子中的佼佼者，在文集中多次提及遺山對他的影響。其人文風剛健雄贍，頗類其師，為詩雖乏善可陳，但論詩力主宗唐、強調風雅之正、紹續其師的主張，對元代文壇的複古宗唐之風的盛行，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與友朋的詩酒雅集
憲宗三年（癸醜，1253），遺山六十四歲。當年清明時節，偕友人同遊東平鳳山靈泉寺，并作《寒食靈泉宴集序》，為此次雅集留下了生動的記載：
出天平北門三十裡而近，是為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泉。阻以絕澗，蔭以深樾。重崗複嶺，回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噴薄，殷勤溪谷。寺已廢于兵，而石樓之典刑故在。僧扉禅室，間見層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幾案間物。岩花錯繡，群莺下上，雲光金碧，林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岔集。蓋辋川之鄉社，而桃源氏之别業也。昭陽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仆燕路言歸，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之盟，千裡相思，一杯為壽。楊雄獻賦，自詫雕蟲之工；許汜求田，乃為元龍所諱。尊前見在，身外何窮？釋塵累而玩物華，厭嚣湫而樂閑曠。卬須我友，天與之時；兵廚之良醞踵來，京、洛之名讴自獻。談谑間作，塊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馀，食蘋無此時之美。一之為甚，覺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并，苦夜長而晝短。谪仙所謂“醉盡花柳，賞窮江山”者，于是乎張本。不有蘭亭絕唱，留故事以傳之，其在白雲老兄，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用韻，共九首，以《寒食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為之序。諸公可共和之。德華、周卿、德昭、英孺、文伯、元某；期而不至者，聖與、子中；不期而至者，德謙、夢符。（《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七）
又有《江城子》詠歌其事，抒發此行的忘情之樂：
梅梅柳柳鬧新晴。趁清明，鳳山行。畫出靈泉、三月晉蘭亭。細馬金鞍紅袖客，能從我，出重城。
賞心樂事古難并。玉雙瓶，為冠傾。一曲清歌，休作斷腸聲。頭上花枝如解語，應笑我，未忘情。（《遺山樂府》卷五）
南朝謝靈運說：“朝遊夕宴，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謝康樂集》卷三《拟魏太子邺中集》）此次靈泉雅集，有清流激湍、林煙彩翠，有雲光金碧、少長鹹集，兼之紅袖添香、詩酒酬酢，如此四美并具的場景，“談谑間作，塊磊一空”，難怪遺山表現出了恍若少年的輕快心态，在文與詞中均将之比拟為晉代的蘭亭盛會。王羲之等人蘭亭修禊事，也是在癸醜年（永和九年，353），遺山的此等感慨當有不讓古人專美于前的用心。同遊與約而不至諸人中，有東平府學生，如孫德謙、張孔孫（字夢符）；有府學教師，如李祯（字周卿）；有前朝進士，如朱煥（字文伯）；有官吏，如汝州倅韓文獻（字德華）、東平從事劉诩（字子中）；有布衣文士，如勾龍瀛（字英孺）、靖文炜（字德昭）；有世家子弟，如張聖與，等等。這些人身份各異，處境不一，因戰亂、求學、仕宦等種種原因聚集在一起。他們與遺山的友誼，大抵就是以文事為紐帶，在一次次遊從談藝、赓歌酬唱中逐漸深厚起來的。金元之際的文壇生态，也因為遺山諸如此類的參與，而變得更為豐滿、生動。
三和學者的唱酬辯難
遺山在燕京期間，曾與号稱理學在金元之際北傳第一人的“江漢先生”趙複有過交往。元遺山金亡後第一次至燕京在乃馬真後稱制二年（1243），若此時二人會面，距離原南宋學者趙複北上燕京也已經接近十年了。其時，趙複已經成功地打開了程朱之學在北方傳播的新局面。聯系這兩首詩，再檢視《元史•趙複傳》對二人交往的記載，就令人玩味了：
複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笃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複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為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
遺山的兩首贈答詩，一首學詩仙李白，一首仿詩聖杜甫，這應當不是無意為之。其時元遺山文名早著，趙複則是北上南人中的學術代表，晤面時自不免各擅其場。趙複臨别時贈言“博溺心、末喪本”，未嘗沒有針對遺山逞才炫博、沉溺于文學藝術的規勉之意。在理學中人看來，惑溺于文藝而不能自拔屬于舍本逐末之舉，真正的君子當以得文王孔子之道為旨歸。
從遺山的文學主張和對文學傾注的熱情來分析，趙複的規勸他無法認同。等到憲宗五年（1255），借撰寫《東平府新學記》的機會，遺山對以趙複為代表的程朱義理之學予以了嚴厲的抨擊，俨然有高建正統大纛、為士林止迷促醒的意味：
今夫緩步闊視，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後長者，亦易為耳，乃羞之而不為。竊無根源之言，為不近人情之事，索隐行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顔、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顔、子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為弛張之道。一張一弛，遊息存焉。而乃強自矯揉，以靜自囚，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纣之惡，止于一時；浮虛之禍，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為魏晉之《易》與崇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者必當戒覆車之轍，以适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已者耳，故備述之。既以自省，且為無忌憚者之勸。（《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二）
南北文士在學術思路上的差異，在這裡清晰地顯現出來。對趙複傳播的理學思想，遺山并不認同，也長期耿耿，故而批評文字顯得鋒芒畢露。文筆縱橫處的口吻如同讨伐伊洛之學的檄文，直斥之為洪水猛獸。即便他與趙複有賓主盡歡的友好會面，依然不能遮掩兩人在價值取向、問學途徑上的内在分歧。相比趙複的樂易笃厚，遺山敦促理學門徒革新面目的措辭相當激烈，但這恰好反映出他内心的焦慮和緊張，因為他以羽翼斯文相砥砺，其努力方向是意欲構建一個文學統系，來抗衡理學的道統：“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為經綸之業，窮則為載道之器。”（《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六《鸠水集引》）“文章有聖處，正脈要人傳。”（《遺山先生文集》卷七《答潞人李唐佐贈詩》）對待文藝态度上的差異，導緻雙方的矛盾難以調和。但不同的學術思想，卻恰好可以通過這樣相激相蕩的方式完成溝通。這些分歧，表面上雖然貌似水火不容，骨子裡則往往是血脈相通的。
以上列舉了數例，以說明遺山在金元之際的文化整合與文學交流活動。這些活動，伴随着欣賞認同和追随效法，伴随着折中調和和兼綜會同，其中也不乏分歧沖突，一方面在事實上擴充着遺山在文人群體中的影響，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招緻了他人的非議，就像他的朋友說的那樣：“三館才名天下聞，亂來俗議漫紛纭。”（《元詩選》三集卷一楊雲鵬《送元遺山》）聲名鵲起而謗亦随之，本就是曆代文壇的常态。衆說紛纭的交遊事件中，以癸巳歲上耶律楚材書，最為後人所熟知，也最為典型地反映了遺山保存中原傳統文化血脈做出的努力。
金滅亡前夕的天興二年（大蒙古國太宗五年，癸巳，1233）四月，身處汴京降城的元好問，不顧自己的前途尚且兇險難測，緻函大蒙古國中書令耶律楚材，以保護中州文人群體為請。他一共推薦了衍聖公而下凡五十四人，多為一時的賢俊傑特之士。他在信中說：
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于是。将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九《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信中将當時的名流勝士幾乎都網羅其中，也代表着天下的“衣冠禮樂、紀綱文章”。遺山在信中主要談了人才的重要性和作育之不易，将這些人才推薦給耶律楚材希望予以保護，既是以文人群體的命運相托，更是以斯文命脈相系。幹戈擾攘之下，文統能否傳承下去，文士群體能否找尋到全身遠禍乃至安身立命之所，端賴以耶律楚材為代表的蒙古統治階層能否意識到知識階層的重要性。在遺山看來，此事刻不容緩，“系斯文為甚重”。信中提及的大多數人，在文獻史料中都可以找尋到和遺山交往唱和的記載，相當一部分更與他有着深厚的友情，完全可以說，遺山就是這份中州五十四名賢名單中的關聯支點。這種時候，遺山充分體現出他作為士林領袖人物的擔當意識和使命感，頂着交通敵國權貴的巨大輿論壓力挺身而出，為文士群體請命。此舉是将保存文脈置于個人名節之上，在價值取向上值得肯定。若無博大的胸襟和對文化、對文人的深沉關懷，很難做到這一點。
但類似這樣的行為，在傳統道德層面未必為時人所完全理解，遺山對此則有自己的堅持，也有明晰的剖白。他在上書耶律楚材之前數月（癸巳歲正月），與同在汴京圍城中的樞密副使、京師留守完顔習捏阿不有一段對話，透露出他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念：
（元）好問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金史•完顔奴申傳》）
這種“死節”觀點今天看來頗為通達，在當時則難以獲得認同，非議責難紛起，甚至到了“百謗百罵，嬉笑姗侮，上累祖祢，下辱子孫。與渠輩無血雠、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滅”（《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九《答中書令成仲書》）的地步，未免讓遺山感到心寒，但他依然執着：“立心于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恤，橫身于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八《寫真自贊》）王國維先生曾辯白其污：“元遺山以金源遺臣，金亡後上耶律中書書，薦士至數十人。昔人恒以為诟病，然觀其書……蓋此數十人中，皆蒙古之驅口也。不但求免為民，而必求聚養之、分處之者，則金亡之後，河朔為墟，即使免驅為良，亦無所得食，終必餒死故也。遺山此書，誠仁人之用心，是知論人者不可不論其世也。”（《王國維遺書》第十一冊《耶律文正公年譜馀記》）深緻同情與理解，持論頗公允。
金元之際，中原闆蕩，金源一朝發展并逐漸成熟起來的文學形态，被鋒镝遍地的時局所中斷，一時文人凋零，文化凋敝。元遺山遭際鼎革，處身滄海橫流之時，頻頻往來于中州各地，憑借其雄厚的創作實績和系統的理論主張脫穎而出，獲得了文人階層普遍的認可，在事實上充當着各個地域文人群體和文化圈聯絡人的角色。毫不誇張地說，進入今天文學史研究視野的文人，幾乎都與遺山有不同程度的交往。通過詩酒雅集、講習撰著、指點後學甚至是上書請命等多種方式，他在學術文藝等多個領域構建起一個多維的社交網絡，完成了對金元之際文壇的整合，成為文人群體互動的關鍵點所在，也使得其時的文壇呈現出别具一格的面貌。
（作者單位：中南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