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唐時期高昌的政權與建制
在高昌建城之前，吐魯番盆地本為姑師民族生活栖息的地方。通過考古發現，該地區有人類活動的曆史可追溯到七千年以前。據考古資料和專家研究，“姑師”大概為先秦古國，在西周時期就已經存在了，但其名稱文獻記載不多，且出現較晚。最早提到“姑師”之名的是《史記》，後來《漢書》也有一些記載，這些記載大都把姑師與樓蘭相提并論。當時姑師人的活動範圍以吐魯番盆地為中心，包括羅布泊以東、以北至天山北部的廣大地區。公元前2世紀左右，姑師臣服于匈奴，漢朝與匈奴争奪西域控制權，要開通西域之路，必須占有樓蘭、姑師，從而打擊匈奴的軍事和後勤力量。姑師，既是古代生活于吐魯番地區的居民的名稱，又是他們在這裡建國的國名。關于姑師人的種族，至今還沒有統一的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姑師人與塞種人有着很大的聯系。塞種人和姑師人都是吐魯番盆地早期的居民，後來逐漸退出曆史舞台。姑師與車師本為同名異譯，但《史記》和《漢書》卻記載不同。“姑師”為該國歸漢以前的稱謂譯名，而“車師”則是其破敗後分裂為“車師前國”和“車師後國”及山北六國之後的名稱。《漢書•西域傳》記載：“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号交河。”這既說明了交城之名的由來，更說明了交河故城為車師前國的王城。關于車師前國的人口狀況，文獻記載各不相符，《漢書》記載較少，《後漢書》記載較多：“領戶千五百馀，口四千馀，勝兵二千人。”說明其人口較多，領土廣闊，兵力強盛，據車師八國之首。交河地處天山南路，北接匈奴，是前往焉耆、龜茲的通道，更是絲綢之路中段北道的門戶，同時高昌地區自然條件獨厚，又是西域重要的糧食産地，故而成為漢朝與匈奴争奪的重中之重，有“五征車師”之說。最終以漢王朝的勝利告終。
《北史•西域傳》中對高昌的曆史有較為詳細的記載：“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東西二百裡，南北五百裡，四面多大山。或雲：昔漢武遣兵西讨，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雲：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為國号。東去長安四千九百裡。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并居于此。晉以其地為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去敦煌十三日行。”西漢宣帝時，派士卒攜家屬往車師前部屯田，且耕且守。元帝時，在其地建築軍事壁壘，“地勢高敞，人庶昌盛”，稱為高昌壁，又稱高昌壘。同時，設戊己校尉，治于高昌，主管屯田和軍事。東漢、魏晉沿襲其制。這一時期，高昌壁隸屬涼州敦煌郡。
西晉至十六國初期，高昌社會經濟發展，開始具備置郡的條件。前涼建興十五年（327），戊己校尉趙貞謀叛，張駿擊擒之，在其地置高昌郡及高昌、田地等縣。十六國時期，此郡先後隸屬前涼、前秦、後涼、西涼、北涼五國。北涼承平十八年（460），柔然攻高昌，滅高昌北涼沮渠氏，立阚伯周為高昌王，為高昌建國之始。阚伯周死後，兒子阚義成繼位。之後阚義成的兄長阚首歸弑殺阚義成篡位，不久阚首歸被高車王阿伏至羅所殺。後來張孟明、馬儒相繼為王，被國人弑殺；高昌人推舉馬儒長史麹嘉為王。高昌經曆了所謂的阚氏高昌（460-491）、張氏高昌（491-496）、馬氏高昌（496-499）、麹氏高昌（499-640）四代政權，麹氏高昌政權曆時最長，至貞觀十四年（640）為唐所滅。麹嘉為高昌王時，嚈哒伐焉耆，焉耆向高昌麹嘉王求救，麹嘉王派次子為焉耆國王，高昌勢力開始壯大。
隋開皇中，突厥曾破高昌城，大業五年（609）遣使朝貢，并出兵協助隋朝攻打高麗。貞觀初（626）高昌王麹文泰來朝。後來麹文泰與西突厥結盟，唐太宗派遣侯君集、薛萬均等大将征讨。貞觀十四年（640），唐朝滅麹氏高昌。置高昌縣，後設安西都護府統之。安史之亂時，高昌為回鹘侵占。
二高昌民族成分與漢文化的主導地位
以今吐魯番盆地為地理涵義的高昌，大緻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高昌壁時期（前48-327），高昌郡時期（327-442），高昌國時期（443-640）。在長達數百年的曆史時限内，以交河城、高昌城為中心，日漸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穩定的以漢人為主體的生活區域。
高昌本車師人故國，漢代鑿空西域，因其地理之要，于此設戊己校尉屯戍，漢人始大規模進駐此地。前涼開始在高昌置郡，前秦、諸涼因襲之，漢人遷聚繁衍益盛。高昌國系漢族在西域的分立政權，史稱高昌人“本漢魏遺黎”，意指由屯田士卒肇端。如《魏書•高昌傳》記錄了一段北魏孝明帝對高昌的诏書，稱：“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唐太宗統一高昌後，對高昌人下诏說：“爾等并舊是中國之人，因晉亂陷彼。”另一封诏書也說：“高昌之地，雖居塞表，編戶之甿，鹹出中國。”（《貞觀年中巡撫高昌诏一首》）高昌社會漢人主體地位的形成，也是與魏晉以降河西及隴右乃至内地漢人為躲避戰火而大規模向西遷移和中原政權向西移民密不可分，他們當中很大一部分後來融入了高昌人口。
據《魏書•蠕蠕傳》及《魏書•高車傳》記載，5世紀後半葉，曾有十多萬帳落高車人不堪柔然的壓迫之苦，集體西遷，經阿爾泰山至吐魯番地區。而在魏晉時期，回鹘人屬高車部。後來雖有許多人遷走，但也有不少回鹘人定居于此地。另外，多種史料記載證明，在8世紀時，高昌地區已經有不少回鹘居民。他們與當地的其他居民一樣，較早地接受漢文化影響，也信奉佛教。9世紀中葉，大量的回鹘人西遷至吐魯番地區，受先前到達的回鹘人以及當地濃郁的漢文化與佛教文化的影響，他們很快也皈依了佛教。
此外，高昌居民中也有相當數量的西域及北方民族人等。從十六國到唐代，許多名籍、戶籍和其他出土文書中，都記有不少屬于古代非漢人族體的姓氏，如車師的車氏、鄯善的鄯氏、焉耆的龍氏、龜茲的帛氏或白氏、匈奴的沮渠氏、氐族的強氏、鮮卑族的秃發氏等。如十六國時期《按赀配馬帳》中“亡馬”的煎蘇獦，《分配乘馬文書》中的思頭幕、阿賢提亦肯定不是漢人，諸如此類姓氏在文書中時有所見。從麹氏高昌時期開始，昭武九姓中的曹、何、史、康、安、石、米等姓遷來的日益增多，有一件與正光元年（520）随葬衣物疏共出的高昌時期名籍，殘存人名四十五個，皆非漢族（參《吐魯番出土文書》）。同時，高昌曾先後臣服于高車、柔然、突厥等北方強族，且地理相毗，居民中也必定浸入這些民族成分，他們的習俗與漢人傳統生活習慣彼此吸納，以緻出現胡人漢化和漢人胡化的傾向。
東晉前涼政權于327年正式在吐魯番地區設置高昌郡，大批漢人從河西走廊遷居于此。在以後的年代裡，這裡形成了以漢人為中心的封建割據勢力，晉至唐幾百年間，幾代高昌王均由漢人擔任，高昌的豪族宋、馬、索、麹、車幾大姓氏，除了車氏為舊車師國的王族後裔之外，其他幾大姓氏均來自甘肅敦煌郡、金城郡。《北史•西域傳》中關于高昌的記載中有：“正光元年，明帝遣假員外将軍趙義等使于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诰，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明帝許之。”表明高昌王族積極學習漢文典籍，以華夏文化為宗來教授子弟。另有“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北史•西域傳》）。《梁書•高昌傳》載：“（高昌）有五經、曆代史、諸子集。”《周書•高昌傳》載：“（高昌）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吐魯番地區相繼出土了晉人寫本的《三國志》、唐人寫本的《論語鄭氏注》、蔔天壽的《論語》鈔本以及《毛詩》《尚書》《孝經》等原本，從而表明《論語》《毛詩》《孝經》《千字文》《三國志》等大量漢文經書從内地傳入吐魯番地區，并成為教授漢胡子弟的教材。當地的少數民族仰慕漢文化，一些人甚至改用漢姓漢名，精通漢語漢文。漢文與少數民族文字并用，以緻北齊史籍中有高昌居民“言語與中國略同”“文字亦同華夏”的記載。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資料，都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從晉到唐的高昌文化是以漢文化為主導的。
三高昌的宗教文化
佛國高昌，聞名西域。古代吐魯番地區，是西域四大佛教文化中心之一。佛教大約于1世紀初或公元前1世紀傳入于阗和龜茲地區，佛教傳入吐魯番地區的時間稍晚一些，有關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證明魏晉時期佛教在這一地區的傳播情況。在吐魯番地區吐峪溝佛寺出土文物中，發現了标有西晉元康六年（296）三月十八日的佛教寫經《諸法要集經》，還有西晉永嘉二年（308）抄寫的《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另有文獻記載，魏晉時期派駐高昌的戊己校尉中，有一名為馬循的就是一個佛教徒。法國學者伯希和發現的文書中有一件《馬和尚邈真贊并序》，稱“和尚俗姓馬氏，香号靈信”等等。這時的車師前國，佛教已成為國教，已經建築了相當多的寺院佛塔。交河城的佛寺建築，高昌郡時期主要集中在西城門外，即今日的雅爾湖石窟。雅爾湖石窟是反映車師前國早期佛教文化的寺院，關于雅爾湖千佛洞建窟的情況，未見文獻記載。随着佛教在車師前國的廣泛傳播，該國上下皆為佛教信徒，一時間鑿窟建寺，佛塔林立，西域各地高僧雲集。吐峪溝佛寺遺址是車師前國時期的佛教建築傑作，也是吐魯番地區最古老的石窟寺群建築。
而後的沮渠氏安周王朝，更是大興佛教、開鑿石窟。出土的《佛說菩薩經》鈔本，署名為“大涼王沮渠氏安周供養”，表明吐峪溝佛寺洞窟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經十分興盛，是當時高昌王國的重要佛教寺院。通過出土的壁畫可以得知，吐峪溝佛教藝術既有接近西方的龜茲藝術風範，也有漢地風格的莫高窟繪畫神韻，說明高昌地區早期的佛教首先接受了佛教從印度東傳的影響，而後，由于高昌地區與中原聯系的緊密，又受到佛教中國化後中原藝術回傳的影響。吐峪溝現存洞窟主要是晉、十六國和麹氏高昌時期的遺存，這一時期正是甘肅河西與高昌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幾乎一體化的時期，所以其佛教藝術受中原地區影響的痕迹顯而易見，不僅表現在壁畫的内容和風格上，而且壁畫的榜題也都是漢文。這一時期不僅官吏屯田遍駐高昌各地，而且内地的文人畫匠及流民技工也紛紛湧向高昌，漢文化必然會在高昌佛教文化中表現出來。
沮渠安周北涼流亡政權時期，由于立足未穩就遭受到罕見的天災，為尋求精神上的護佑，沮渠安周本人大力倡導佛教。他抄寫經卷、鑿窟建寺、修造功德碑，還從涼州請來著名僧人如法進等，以統治者的身份在高昌地區推行佛教。除了吐峪溝石窟寺，沮渠安周還在火焰山木頭溝開始興建佛寺。
高昌也是西域譯經的重要場所。前秦建元十八年（382），高昌國師鸠摩羅跋提就曾向苻堅獻梵本《大品經》一部。弘始二年（400），法顯西行途經高昌時，也得到供給行資，順利地直進西南。當時也有高昌沙門道晉、法盛等遊曆西域。并有沙門法衆、沮渠京聲等從事譯經。由此可見，這時的高昌佛事已經非常興盛。
麹氏王朝成立後，佛教受曆代諸王保護，佛法隆盛。當地統治者也極為尊崇佛法，如高昌王麹伯雅聽沙門慧乘講《金光明經》，竟以發布地，請慧乘踐之。唐太宗貞觀三年（629），高昌國王麹文泰迎來了大唐帝國西行取經的玄奘法師。玄奘西遊時，國王麹文泰率全城歡迎，熱情款待，并請求永留其國。麹文泰堅決挽留，玄奘絕食數日，才獲準允其西去。但是，還堅留玄奘講經一月，并度四沙彌以充給侍，又贈送法服、黃金、绫絹等物，派遣二十五人、三十匹馬，為之送行。又寫信給龜茲等二十四國，懇請護衛玄奘法師。從這些方面可以知道當地民衆推崇佛法竭心盡力。
吐魯番地區的佛教，經曆了從車師前國到高昌郡時期的傳播、發展，已經達到了初步興盛的階段。到高昌王國與唐代西州乃至回鹘高昌時期，高昌佛教進入了空前的鼎盛時期。
四高昌文學的多元文化元素
漢文寫作文學是高昌文學不可忽視的一部分，緣于高昌一直沿用中原王朝政治體制，推行漢文化教育，必然存在漢文寫作。《北史•西域傳》中關于高昌的記載中有：“正光元年，明帝遣假員外将軍趙義等使于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诰，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明帝許之。”表明高昌王族積極學習漢文典籍，以華夏文化為宗來教授子弟。另有“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的說法。其學習漢文典籍，又兼用胡語。這從米蘭（若羌）詩人坎曼爾寫于唐元和十年（815）的《憶學字》中可推想而知：“古來漢文為吾師，為人學字不倦疲。吾祖學字十馀載，吾父學字十二載，今吾學字十三載，李杜詩壇吾欣賞，迄今皆通習為之。”坎曼爾一家數代皆習漢語文化，漢文化風氣濃厚。至于十六國時期高昌與河西文化一統期間，不僅高昌漢人以漢文寫作，少數民族鮮卑秃發氏、盧水胡沮渠氏等都以漢文寫作。如夏侯粲所撰《沮渠安周造像記》，秃發歸作有《高昌殿賦》等。
有關民族文字的創作，因為回鹘西遷以前塔裡木地區的居民主要有塞人、漢族人、藏族人、粟特人、吐火羅人、突厥回鹘人及其他印歐語系居民等。文字種類有佉盧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古代突厥盧尼文、婆羅米文字等。如新疆吐魯番出土佉盧文文獻，新疆哈密岩刻婆羅米文字等。婆羅米文字是印度古代最重要、使用最廣的字母。專家們認為近百年來在中國新疆發現的古代梵文及其他文字的殘卷是用中亞婆羅米斜體字母書寫的，随着佛教東傳到西域地區，當地人用這種文字的字母進行融合，加入自己的特色。日本學者荻原裕敏認為：“它（婆羅米文字）是一種音節字母，自左向右橫行書寫。每一個字母代表一個元音或者後面帶-a的輔音。如果輔音後面是-a以外的元音，則在字母上面、左面或右面另加不同的符号表示。這種婆羅米字母可以抄寫不同的語言。”（《新疆哈密岩刻系婆羅米文字》，人民網•文化）有關漢唐時期的民族文字史料還有待于進一步發掘與研究。又這一時期宗教以佛教為主，回鹘人多信奉佛教，也有摩尼教信徒，現存的回鹘文獻有佛教、摩尼教的經典，有穿插故事的勸喻作品、創世紀、贊美歌、注釋性的著作等。
高昌文學中重要的一部分為佛教翻譯文學。由于舉國信佛，為适應講說佛經的需要，出現了很多佛教經典的翻譯作品，有回鹘文《方廣大莊嚴經》《妙法蓮華經》《彌勒下生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觀無量壽經》《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觀世音菩薩》《阿彌陀經》，等等。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回鹘文經文大多是入唐以後由漢文本重譯的，因為時至唐代，印度的佛教已經趨于衰落，而中土佛教曾一度向西倒流。有名的翻譯名家有：别失八裡人詳古舍利都統（大約9到10世紀年間人），他精通漢、梵，曾将漢文的《金光明最勝王經》翻譯成回鹘文，此外他還翻譯了《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等。
結語
自公元前2世紀前後，漢武帝擊敗匈奴伊始，高昌地區逐漸形成了以漢文化為主導的多民族聚居之地。經漢、魏、西晉、十六國、北朝至隋唐，相繼設置行政區域。高昌居民“言語與中國略同”“文字亦同華夏”，且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宗教信仰主要是佛教。在這種文化土壤中生成的文學，具有典型的中國西北地域文學特征，具體而言與敦煌、涼州或十六國北朝文學元素相近，其特點是漢文字作品和民族文字作品并存，宗教文學與翻譯文學占有重要數量。所以研究高昌文學時必須充分認識其地緣文化因素，否則難以準确把握。
（作者單位：石河子大學文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