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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簡史

時間:2024-11-08 10:44:06

上古時期—傳說

上古之時,文字未創,先民們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将知識與技術傳承給下一代。“神農嘗百草”就是上古時期關于醫藥起源的傳說之一,這個看似匪夷所思的神話故事,卻包含了先民們醫藥活動的真實信息。

神農是我國農業文明的開創者,神農氏時期是我國原始先民從采集狩獵的野蠻時代過渡到農業定居生活的重要階段。在原始農業形成的過程中,人們積累了各種關于野生植物的知識,辨清了哪些野生植物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哪些有毒,哪些無毒,哪些可以治療疾病等。在這個辨别過程中,先民們逐漸認識了某些具有治療作用的植物,産生了最初“藥”的概念,“神農嘗百草”的傳說便是這一過程的曆史縮影。

先秦時期—萌芽

先秦時期,零散的藥物知識還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藥”與“方”的知識融合在一起,藥物學還沒有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中藥學的發展尚處于萌芽階段。

古代,中藥被稱作“本草”。然而,“本草”這一稱呼在先秦文獻中還沒有出現,史籍中也沒有明确記載有本草學的專著。但考古資料顯示,青銅器銘文中已有“藥”字出現,先秦典籍中對“藥”也有相應的記載,如:《書經》雲:“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禮記》雲:“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周禮》雲:“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論語》雲:“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之。’”

由此可以看出,當時“藥”被認為既具有治療作用,同時又有“毒”的特點。由于人們對藥物用量缺乏足夠的經驗,藥物中毒的情況時有發生,上文中的“瞑眩”即眩暈,屬于藥物中毒的反應之一。但是,因為缺乏判定治療效果的标準,人們甚至将出現輕微中毒的症狀作為觀察藥效是否發揮作用的表現,由此還産生了《周禮》中“聚毒藥以供醫事”的說法。古人十分看重醫家對藥物毒性把握的尺度與經驗,即便是聖人孔子也不敢輕易服用别人饋贈的藥物。《禮記》中有君、親服藥而臣、子先嘗的記載。《國語》裡還記載了骊姬用摻有烏頭的肉喂狗以驗其毒性的故事。由此可見,先秦時期,認識藥物最早體察到的就是藥物的毒性,而對藥物的寒熱屬性等還未能更加細緻地區分。

雖然先秦時期尚未發現有本草專著存世,但非醫藥文獻中卻已經記載了後世屬于藥物的大量植物,然其所載主治功用的内容極為簡單。如《山海經》中記載植物名稱近八百種,言其治療功效的僅百馀種。而且,《山海經》是從“物産—功效”的角度記載,如:薰草佩之已疠,杜衡食之已瘿,并沒有關于藥物性、味的描述。而且,先秦古籍記載的藥名,多與後世藥物書中記載的名稱不同。如《爾雅》:“連,異翹。”郭璞引《本草》注:“一名連苕,又名連草。”總之,通過先秦古籍也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藥”的認識大部分是零散的,尚未形成體系。

秦漢時期—雛形

秦漢時期是中國醫學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不僅形成了中醫的理論體系,本草學雛形也已初具規模,尤其出現了最早的本草學專著—《神農本草經》。

漢代最早開始重視文獻的整理與傳承,《漢書•藝文志》開創了古籍分類整理的先河,醫藥類文獻皆被歸入“方技略”中,并被分為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種。其中,“經方”部分涵蓋了本草和方劑兩方面的内容,據“經方小序”記載:“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緻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内傷,不見于外,是所獨失也。”上述内容說明,西漢時期,人們已經明确藥物的寒熱屬性,形成五味學說的理論,也确立了寒者熱之、熱者寒之的基本用藥原則。在辨識藥物性味理論的基礎上,組合成治病之方,并注重這種方劑經驗的積累。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中雖出現“本草”一詞,但此處的“本”字作動詞,是“推本、推究”之意,“本草”指的是推究藥物的藥性。真正以“本草”指代“中藥”之意的記載也是在《漢書》中。據《漢書•郊祀志》載:“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馀人皆歸家。”顔師古注:“本草待诏,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诏者。”由此可知,“本草待诏”是漢代征召本草家進入宮廷從事藥物相關的專職工作,說明本草家已得到認可,并擁有一定的地位。另外,《漢書•樓護傳》中記載:“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随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鹹愛重之。”在醫學領域中,本草已經與醫經、方術等學科明顯地分離開來,完全作為醫學中一門獨立學科存在。既然本草已形成獨立學科,從事本草的專職工作者必然會梳理本草學知識,著書立說以傳後世。從漢代相關記載及此後的史志書目中可以看出,兩漢時期确實曾經湧現出多部本草專著。例如,東漢末年,華佗的學生吳普著有《吳普本草》,該書分别引用了托名為黃帝、神農、岐伯、雷公、桐君、扁鵲等各不同醫家的著作。由此可見,兩漢時期是本草學迅速發展的時期,本草學體系已初具規模,本草學各家之說也紛紛興起。

在這些本草專著中,《神農本草經》脫穎而出,成為漢代以後主流本草文獻的主要參考藍本。《神農本草經》原書已佚,但由于它的内容被後世本草著作所收錄,因此,今日所見《神農本草經》都是明清及現代學者的輯複本。該書雖題為“神農”,其内容卻不是一人一時之作。《神農本草經》的主體内容形成于兩漢時期,最後由南朝陶弘景補充整理而成。托名神農,皆因“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于神農、黃帝而後始能入說”(《淮南子•修務訓》),當時的農書、本草書,甚至針灸書都有托名“神農”的做法,以溯本求源。《神農本草經》記載365種藥物,按藥物功效分為上中下三品。書中分為“序錄”和“正文”兩大部分,“序錄”部分涉及藥物配伍、七情、四氣、五味、采收、鑒别、用藥及服法等内容,奠定了中藥藥理學的主體;“正文”部分明确了單味藥的叙述體例和内容範圍,其中有二百多種藥物沿用至今。這種“序錄”和“正文”的書寫模式直到今天仍被大多數藥物書籍所采用,是現代藥物著作中“總論”與“各論”内容的雛形。盡管《神農本草經》中也有“久服延年神仙”之類充滿道家色彩的内容,但它奠定了本草學體系的基礎,完成了本草體系的初創。

晉唐時期—充實

晉唐時期是古代中國醫學全面發展的時期。一方面,《神農本草經》經過陶弘景的整理補充後赢得聲譽,成為後世綜合性本草著作中的權威;另一方面,本草學體系進一步分化,除綜合性本草著作以外,以食療、炮制、藥理、藥性、單味藥研究等為主要特色的本草著作開始流傳于世。

六朝時期,《神農本草經》在反複傳抄過程中形成多種同名異書的《本草經》傳本,與此同時,新的本草專著也不斷湧現,以至于本草界出現了“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本草經集注》)的情況,甚至各本草著作中關于藥性、藥理等内容也不一緻。面對這種局面,南朝陶弘景汲取了漢代以來多種本草文獻編寫方面的優點,從廣度和深度兩個方向着手整理《神農本草經》,編著《本草經集注》。陶弘景在廣泛涉獵本草文獻的基礎上,引述諸家本草文獻中不見于《神農本草經》記載的藥物,仿照《神農本草經》的體例編成《名醫别錄》一書,增補了相當于《神農本草經》一倍的藥物數量(按傳統說法是365種),使藥物數量達到730種;同時,陶弘景又注釋、整理、補充了《神農本草經》的内容,不僅創設了一些新的寫作體例,還改變了《神農本草經》粗糙的分類方法,首創按藥物自然屬性分類的方法,使《神農本草經》原有的理論綱領變得更加豐滿。為了區分《神農本草經》與《名醫别錄》的内容,陶弘景采用了朱墨分書,小字增注的文獻出處标識法,這種标注體例被後世沿用,保證了中國本草學脈絡的清晰與完整。《神農本草經》經過陶弘景補充整理後,在本草界占據了絕對優勢。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南北朝時期的本草著作有六十多種,唐代政府在組織編寫國家藥典時,毫無懸念地選擇了《本草經集注》作為當時最為完備的參考藍本。

唐代是中國古代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走向繁盛的時期,盛唐文化為本草著作增添了新的色彩。657年,在蘇敬的倡導下,唐代政府成立了二十多個人組成的編寫班子,在《本草經集注》的基礎上共同編著《新修本草》。不同于前代醫家個人撰著的方式,此次本草修訂工作是依托于國家機構的集體創作行為。這樣做,一來,可以避免陶弘景時期南北割據、“時鐘鼎峙,聞見阙于殊方”的弊端,彌補個人撰著中“诠釋拘于獨學”的不足;二來,編寫工作得到政府的支持,動員全國力量,通過廣泛調查、集體讨論等方式,開展了一次全國性的藥物普查,保證了用藥的安全和有效。正因為如此,《新修本草》被視為世界上第一部國家藥典。《新修本草》增補了新藥114種,使藥物數量達到近850種,其中有許多是外來藥物,反映了唐代中外交流的繁盛。《新修本草》最大的亮點是圖文并茂,此後綜合性本草附圖的做法便成了通行做法。此外,醫官們在《本草經集注》的文本中還加入小字按語,進一步深化陶弘景原文的理論,增加了本草學理論的深度。

随着本草學的發展,本草著作的類型逐漸豐富,關于藥物的各方面知識也逐漸細化,出現了本草史上很多專書。如唐代甄權撰《藥性論》四卷,全書按藥物的性味、君臣主治功用等進行分類,是最早的藥性理論專著;唐代孫思邈撰《千金食治》,收載食療藥物154種,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食療本草;唐代鄭虔著《胡本草》,是最早反映中外藥物交流的專著。

宋元時期—整理

宋元時期是古代醫學發展的黃金時代,各派醫家闡述新說,各種理論争鳴而出。北宋諸帝十分關注醫藥學的發展,多次對國家藥典進行整理與校勘,使北宋時期成為藥典性本草文獻發展的鼎盛時期;南宋時期,衆多以實用性為主的私家本草著述不斷湧現,豐富了本草文獻的内容;金元時期,不同于前代荟萃本草資料的做法,醫家注重理論研究,使藥物學理論得到進一步提升。

北宋政府十分重視書籍的刊刻,對整理醫藥文獻尤其關注。在百馀年的時間裡,北宋政府就組織了三次專門針對國家藥典的編修工作。首次校修藥典是開寶年間,因此命名為《開寶新詳定本草》,由宋太祖親自寫序。随着宋初雕版印刷術的成熟,這也是雕版刊行的第一部藥典性本草文獻。由于經驗不足,第二年政府又再次校修,編成《開寶重定本草》,這兩部藥典合稱《開寶本草》。為了适應雕版印刷技術,其文獻标識法由雕版的陰、陽文代替手工傳抄中的朱墨分書,同時還補充了134種藥品以及一些注說和引文。北宋嘉祐二年(1057),政府成立了最早的國家醫書出版機構“校正醫書局”,該局成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校修本草文獻。這次針對本草的編修成果是一對姊妹篇:一是仿照唐代的做法,通過全國藥物調查的方式,在《開寶本草》基礎上拾遺補缺,拟定新的《嘉祐本草》;一是借助印刷術,制作了世界上第一部雕版藥物圖譜《本草圖經》。北宋編修本草文獻的高潮是《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簡稱《證類本草》)的出現。四川名醫唐慎微把《嘉祐本草》與《本草圖經》合二為一,并廣采博輯,著成《證類本草》,其記載藥物的總數達到了1748種。後來,由于宋政府的重視,命人多次對《證類本草》進行修訂,使該書成為本草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同時該書也是現存最早的綜合性本草專著,具有極高的文獻學價值。此外,北宋政府設置官方藥局,以制售丸、散、膏、丹等中成藥為主,不僅規範了古代中成藥生産的國家标準,也為後世中成藥走向市場發揮了先導作用。北宋時期,不僅各種劑型齊備,還出現了提煉秋石(純淨的性激素)、人工造牛黃、升華法制龍腦與樟腦等醫藥科技的新成就。

南宋時期,許多醫家紛紛著述本草,其中大部分是臨床醫生,注重臨證應用,出現一批内容精良、篇幅簡潔、各具特色的小型普及性本草文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陳衍編著的《寶慶本草折衷》,該書内容切于實用,彙集了南宋衆多藥性理論的知識,還補充了許多臨床用藥的經驗。此外,南宋畫家王介取其住地周圍的常用草藥206種繪成彩色圖譜,成為現存最早的彩色本草圖譜。其所繪藥圖,可以鑒定許多南宋常用的草藥,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

金元時期醫學界出現門戶之争,精練藥效、歸納藥理成為本草學發展的主要趨勢。受理學影響,金元醫家不再着眼于博采并彙集前人的本草資料,而是在北宋藥典的基礎上,深入探讨藥理,以簡馭繁,用新的藥性理論指導臨床用藥。例如,劉完素借用《素問》中氣味厚薄的理論說明具體藥物的四氣五味厚薄的理論,提出了更為豐富的藥性理論體系;張元素提出藥物各歸其經,各有所長,發展了藥物歸經及升降沉浮的理論,并根據藥性的寒熱溫涼歸納出“髒腑标本寒熱虛實用藥式”;李杲用述類象形的方法創“藥類法象”,如,他用寒藥治頭面及手梢、皮膚的疾病時,提出用酒炒來炮制藥物,以借酒力使藥力上騰。這些觀點為藥性理論的完善奠定了堅實基礎。

明清時期—集成

明清是藥物學發展精彩紛呈的時期。本草文獻種類繁多、各具特色,既有裡程碑式的著作《本草綱目》,也有流行于民間的本草歌訣。總體來看,高質量的本草文獻主要集中在明代中後期,這一時期的本草文獻不僅數量多、水平高,且角度多樣。清代中後期,雖然本草著作數量較多,但高水平、新見解的著作并不多見。

作為本草史上集大成的著作,《本草綱目》記載藥物1892種,附藥圖一千馀幅,附方一萬一千馀首,參考各類文獻八百馀家,不僅是本草學專著,對礦物學、化學、植物學、動物學等都有所論述,是一部古代醫學的百科全書。《本草綱目》最大的特色是其“綱舉目張”的編寫方法,标志着本草學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李時珍歸納數以千計的藥物,主要采用了“物以類從,目随綱舉”的辦法。首先是“以部為綱、以類為目”,他将所有藥物從低級到高級分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蟲、鱗、介、禽、獸、人16部,16部是一個總綱,其下又分60類。例如,木部下分為喬木類、灌木類、香木類等,使“類”與“部”形成了第一級綱目關系;其次是“基源為綱,附品為目”,李時珍把藥物的基原作為“綱”,同一基原的不同部位屬于“目”。例如“粱米”作為綱,而赤粱米、黃粱米等都列在“梁米”名下作為附品,這樣一來就大大縮減了藥物的數目;最後是“标名為綱,列事為目”,記載具體藥物的時候,以藥名為綱,後面具體分為釋名、集解、正誤(辨疑)、修治、氣味、主治、發明、附方八部分内容為目。全書以綱系目,使内容系統化、條理化,全面總結了16世紀前我國的藥物學成就,成為中國本草史上一覽衆山小的高峰。同時,《本草綱目》也是兩千多年本草學一脈相承的積累與綻放!由于《本草綱目》内容極其豐富,明末清初,許多本草文獻紛紛從該書中汲取營養,形成了衆多以《本草綱目》為中心的後續性著作,這些本草家或增補、或拾遺、或節纂、或改編、或注釋,不一而足,例如,沈長庚撰《本草綱目注釋》、徐昇泰撰《本草正訛補遺》、盧複撰《綱目博議》、趙學敏撰《本草綱目拾遺》等,引用《本草綱目》的著作也不可勝數。

除《本草綱目》外,明末清初還有很多綜合性本草、簡要類本草、歌賦類本草、炮制類本草、圖譜類本草、食療類本草、地方類本草著作湧現。其中,《本草品彙精要》是明朝唯一一部官修本草,也是我國古代最大最精美的一部彩色藥物圖譜,但它的産生卻遠不如唐、宋官修綜合性本草那樣成就顯赫。明清之際,由于人口增多,學醫的人數有所增加,歌賦類普及性本草随之盛行,僅明代就有七十馀部,明代後期流傳較廣的是龔廷賢的《藥性歌》和《藥性歌括》。此外,《滇南本草》是雲南地方藥物的專著,明初由蘭茂撰著,是我國現存内容最豐富的古代地方本草,它汲取了較多的民族藥物及用藥經驗,對雲南植物藥的品種考訂很具有參考價值。

(作者單位: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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