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時珍其人
李時珍出身于醫學世家，他的祖父就是當地名醫，父親更是醫術精湛，曾在太醫院供職。李時珍出生後，家人希望他能夠走科舉的道路，然而，十四歲就通過童生試的李時珍，在考舉人的鄉試中，卻多次落第，在功名路上近十年無所成就。少年時代的李時珍酷愛讀書，對子史經傳、聲韻農圃、醫蔔星相、樂府諸家等都有濃厚的興趣。《白茅堂集》記載他讀書極為刻苦，十年足不出戶。《蕲州志》也談到他癡迷讀書，遍覽經史百家。名儒顧日岩在給《奇經八脈考》作序時也談到，李時珍的家庭具有較強的文化修養，父子家人不但熱愛讀書，而且多有著述。
大量閱讀的經曆，讓青年李時珍具有了廣闊的視野，在棄儒從醫以後，他敏銳地發現，前代本草著作的撰述存在諸多弊病。我國最早的藥物學專著《神農本草經》，把藥物按照功效和毒性分為上中下三品，基本忽略了藥物本身的自然屬性。又受到當時服食丹藥的風氣影響，有毒的朱砂被列為上品。此後，曆代本草著作雖然不斷補入新的藥物，增添不同的分類方法，但直到李時珍生活的時代，以南宋唐慎微所編撰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為代表，通行的本草學著作仍然處于十分混亂的狀态。主要問題有藥物分類混亂、藥物記載混淆、藥物功用收錄不全等。尤其是許多同名異物、同物異名的記載，造成“名不副實”現象，嚴重幹擾了臨床醫生處方用藥的準确性。因此，三十四歲的李時珍決心重新編撰一部本草專著，以正視聽。
李時珍曾在楚王府擔任醫官“奉祠正”，後又被推薦到太醫院，醫官的經曆，使他有機會讀到很多珍貴的本草文獻。在分析本草著作分類、編排、體例等方面的不足之後，他花費數十年親自翻檢文獻、田野調查，積累豐富的經驗和材料，“奮編摩之志，僭纂述之權，歲曆三十稔”，耗時二十七年，終于完成了《本草綱目》的編撰。完稿後，為慎重起見，他又“稿凡三易”，進行多次修訂。
二《本草綱目》其書
《本草綱目》全書五十二卷，190萬字，共分為16部60類，“标名為綱，列事為目”，收載藥物1892種，其中新增374種；附方11096篇；插圖1109幅。這部巨著内容豐富，卷帙浩繁，“上自墳典，下及傳奇，凡有相關，靡不備采。如入金谷之園，種色奪目；如登龍君之宮，寶藏悉陳”。不但是中醫本草領域的裡程碑著作，也是世界科技史上的煌煌巨著。
然而，年逾花甲的李時珍沒想到的是，這部精彩紛呈的巨著，因其卷帙浩繁，銷路難料，各大書商都不肯捐資付梓。為了能讓畢生心血刊刻出版，李時珍耗費十馀年，先後奔波于各大圖書機構，還曾兩度遠赴江蘇太倉，請求文壇領袖王世貞為此書作序，以期提高社會影響。1590年，王世貞終于應允作序，并高度評價此書“博而不繁，詳而有要，綜核究竟，直窺淵海，實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有了這樣的名家背書，金陵書商胡承龍決定出版《本草綱目》，李時珍時年七十二歲。1593年，《本草綱目》在南京面世時，李時珍已于三年前去世。胡承龍刻印的《本草綱目》，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李時珍手稿原貌，世稱“金陵版”，極為珍貴，目前存世7部，分别藏于中日德美。八年後（1601），江西巡撫夏良心偶爾見到此書，認為“大有裨于生人，非特多識資也”，捐資重印，由張鼎思主持重刻，形成了圖文精美的“江西本”。此後，随着此書的影響力不斷增加，各種新版本逐漸湧現，明末迄今，各色版本逾百種，各類簡編三百馀家。
三博文約禮，綱舉目張
李時珍和《本草綱目》的偉大之處，很難進行全面、完整的表述。撥開四百多年的曆史迷霧，當我們以現代的眼光審視這部巨著時，會發現其内容包羅萬象，應有盡有；各種“不經之談”的咒語、匪夷所思的藥方，也一應收錄。很多海外學者推崇此書，主要是對其豐富的内容和嚴謹的分類歎為觀止，認為該書是我國古代博物學的集大成之作。
《本草綱目》最重要的貢獻，是創造了“古代最完美的分類法”（李約瑟語）。通過“以綱挈目”的體例，對衆多藥物分門别類加以編排，做到“博而不繁，詳而有要”。全書遵循先非生物後生物、先植物後動物、先簡單後複雜、先低級生命後高級生命的排列順序，共分為16部，即“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蟲、鱗、介、禽、獸、人”，相當于大綱。其下分60目，是對“部”的二次細分，如草部分為山草、芳草、隰草、毒草、水草、蔓草、石草等10目，木部分香木、喬木、灌木等6目，禽部分水禽、原禽、林禽、山禽4目。其中“金石”部收載礦物275種，歸為金、玉、石、鹵石四類，每一類的化合物排列順序，基本符合現代藥物化學無機藥物分類基本原則。而對植物和動物的分類方法，更是與達爾文的進化論理念不謀而合，比1735年林奈提出的自然系統理論早150多年，内容也比後者豐富得多。
《本草綱目》具有較嚴密的分類體系，這是它能跻身于世界科學之林的重要原因之一。通過“析族區類，振綱分目”的手段，使藥物物以類從、目随綱舉。由于應用了綱目體，藥物的相似特征和親緣關系被階梯式的等級條目區别開來，使藥物從品系、形态、鑒别、歸類到分析比較等，眉目清楚，綱舉目張，科學的藥物分類法由此誕生。
在每種藥物的具體記載上，一個部類中的每一味藥，用大字記載其“氣味、主治”；用小字記載該藥的“釋名、集解、發明，辨疑、正誤、附錄、附方”等，前者為“綱”，後者為“目”。這樣的記錄結構體用兼備，幾乎囊括了明代以前藥物學的發展，尤其是藥學理論方面的發展，其中的附方也為藥學與臨床醫學的發展搭起了一座橋梁。這種“雜而互之”“條而理之”的做法，既保證了内容豐富，又做到了有條不紊。
《本草綱目》的分類和體例，顯然借鑒了朱熹《資治通鑒綱目》中所使用的“綱目體”結構。“綱目體”是朱熹在改寫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時形成的體例，在“大綱既舉、衆目畢張”的原則指導下，以“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的形式組織材料，以《左傳》擴充、注釋《春秋》的模式，按年為單位歸并資料，大字記載事件梗概，小字分注詳細經過，前者為“綱”、後者為“目”，使得龐雜的曆史事件變得綱舉目張，便于閱讀。李時珍不但完全繼承了這種綱目體的編撰形式，還擴展了“綱”和“目”标準的多樣性和層次性，發展了綱目體例。
應當提及的是，李時珍博覽群書，編撰《本草綱目》所借鑒的遠不隻是一部《資治通鑒綱目》，我國古代的類書分類體系傳承，對李時珍分類思想的确立也有幫助。宋代的《太平禦覽》中涉及醫藥、動物和植物方面的十四部，如疾病部、百谷部、飲食部、獸部、羽族部、鱗介部、蟲豸部、木部、竹部、果部、菜茹部、香部、藥部、百卉部，部以下分類，類下又分有若幹細目。這種類書的編撰對分類方式的探讨，為李時珍“完美的分類法”提供了深厚的積澱。
四格物通典，遠播海外
《本草綱目》成書不久，就遠播海外，在東瀛和西方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金陵版”《本草綱目》面世不足十年，就已經由長崎傳入了日本。1607年，德川幕府掌權第五年，日本著名學者林道春（1583-1657）就将此書進獻給德川家康（1543-1616）将軍。德川家康對此異常珍視，常置于座位右側，以備翻閱。因此，《本草綱目》在日本又稱為“神君禦前本”。林道春是日本江戶時代聲名顯赫的鴻儒，精研朱子學，同時也是德川幕府的高級幕僚，曾先後做了四代德川幕府的講學先生。他為《本草綱目》精深的學術和豐富的文化傾倒，欣然為《本草綱目》作跋，并且節譯《本草綱目》為日語，撰成《多識篇》五卷。書名來源于朱熹的“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并以之為教材，為德川将軍和當時的日本儒生講學。
在德川家康文治策略的主導下，由于林道春對《本草綱目》的推崇，在江戶時代，研究《本草綱目》在日本蔚然成風，醫家中形成了不同的學派精研本草，學術水平空前，在翻刻和全文翻譯《本草綱目》的基礎上，日本醫家對其消化吸收，撰寫《大和本草》，從單純學習模仿，到強調本土特色，逐漸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本草學。在醫學領域之外，《本草綱目》體現出超越學術價值的影響力，從而成為整個江戶時代思想文化界所崇尚的經典之作，其中所體現出的“格物緻知”的儒學特色、以名物認知來實踐朱子學術思想等，都成為江戶幕府治國的基本理論。而《本草綱目》本身的科學性、思想性和文化内涵，不僅江戶時代二百多年間獨領風騷，其影響更遠及19世紀末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對西方科學的認識和接受，也深深打上了《本草綱目》精神的烙印。
《本草綱目》傳入歐洲，主要是由于各國來華傳教士的介紹。1656年，波蘭籍耶稣會士蔔彌格的《中國植物志》在維也納出版，書中向歐洲介紹了若幹中國動植物及其藥用功效。有學者認為，他是将《本草綱目》的内容翻譯為拉丁文的第一人，開創了歐洲人關注、研究該書的先河。後世德國、英國許多學者，都在蔔彌格的介紹下，關注中國的博物學研究，尤其對《本草綱目》推崇備至。
1735年出版的四卷本法文版《中華帝國全志》，收錄了《本草綱目》部分譯文，這是歐洲第一次提供了明确出處的《本草綱目》節譯。該書作者為巴黎耶稣會士杜哈德（1674-1743），此書是他收集了27位來華傳教士所撰寫的中國資料編撰而成，其中衛匡國(1614-1661）、南懷仁(1623-1688）、巴多明(1665-1741）等，不但通曉中文，在中國多年，而且與宮廷多有往來，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較深入的了解。該書第111卷有個醒目标題：《節錄〈本草綱目〉，即中國本草學或中國醫藥用博物學》，節錄了《本草綱目》書首部分，即序例中《神農本經名例》《名醫别錄合藥分劑》，附李時珍小傳，又有一些中藥條目，包括人參、茶、冬蟲夏草、三七、當歸、阿膠等。
當時，啟蒙運動的泰鬥伏爾泰等人對中國文化十分推崇，在歐洲掀起了“中國熱”的潮流。由于《中華帝國全志》全面記述了中國的地理、曆史、文化科學等多方面内容，出版後引起很大反響，首版當年售罄，次年在荷蘭海牙第二版發行的同時，還在倫敦發行了英文版，名為《中國通史》。十馀年後，又譯成德文出版，書名為《中華帝國及鞑靼全志》。這樣，在這本書風靡歐洲的時候，《本草綱目》的大概情況和一些内容也受到了歐洲知識界的廣泛重視。此後，随着啟蒙運動中一些漢學家緻力于對中國古代科學文化書籍的翻譯和介紹，更進一步促進了歐洲學界了解和運用《本草綱目》。達爾文（1809-1882）就曾在其進化論著作中多次引用《本草綱目》的内容，以中國的烏雞作為例子來探讨雞的變種；把宋代金魚的馴養曆史作為動物被馴養的案例等。
1882年，俄國駐北京使館醫師布米希德詳細研究了《本草綱目》，并把其中的植物藥358種全部收入他的著作《中國植物》，對該書在俄國的傳播起了積極作用。今天，《本草綱目》擁有日、韓、英、法、德、俄、意、荷、比等十馀種譯文，堪稱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中國古籍。
明代是一個輝煌而偉大的時代，誕生了我國曆史上最豐富而燦爛的博物學成就。明末四大科技名著《農政全書》《本草綱目》《天工開物》《徐霞客遊記》，都是世界科技史上輝煌的著作，這些書無一例外地“牆裡開花牆外香”，通過傳教士的翻譯介紹到西方，在歐洲掀起了追捧中國科學技術、崇拜中國文化的“中國熱”；通過商貿流入日本、韓國，對其科技進步也做出了巨大貢獻。
然而，宋應星的手工業巨著《天工開物》，沒能收入《四庫全書》裡，反而是巴黎皇家文庫18世紀就将其收藏，被贊為“技術百科全書”，法國漢學家儒蓮曾贊歎，這本書中的好些技術，比如野生樹皮造紙、制墨、制銅、活塞風箱、提花機，都要遠強于當時歐洲。
徐光啟的農業巨著《農政全書》，由于參加編撰刊印者多為反清志士，清朝初年長期被禁毀，直到收入《四庫全書》後，才得以艱難留存。而在歐洲，則和《本草綱目》一同被《中華帝國全志》節譯，其中養蠶和種植棉花的章節，引起了法國和整個歐洲的轟動，甚至直接促進了葉卡捷琳娜時代俄國棉花産業與蠶絲紡織業的起飛。
而崇祯年間成書的《徐霞客遊記》，作為珍貴的地理科學報告，長期以手稿形态輾轉流傳，乾隆四十一年（1776）才有了第一個校勘本問世。科技史學界公認其為世界上最早記載石灰岩地貌的著作，其中對石灰地貌的描述和考察，對石灰岩進行系統分類的記載，比歐洲早了一兩個世紀。
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與另外幾本輝煌的科學巨著，在海外作為中國古代科技的代表著作，受到空前的歡迎和好評。那是一個輝煌的時代，名著輩出如群星璀璨；那是東西方交流頻繁的時代，人類社會走向現代科技文明的曙光，已經在地平線上閃現。然而，與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科技不斷發展形成對比的是，我國士人空談性理，鄙視技藝，傳統價值觀對于技術的輕視，導緻對科技的追求過早沒落，也帶來了慘痛的曆史教訓。這些輝煌的巨著，在那個短暫的群星閃耀時代之後，陷入了數百年的沉寂。直至複興号角響起，“文化中國”的建設方興未艾，這些輝煌而美好的曆史财富，或将在新的時代大放異彩。
（作者單位：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