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蔡春旭
由江蘇省書法院主辦、江蘇金太陽集團協辦的“書寫的曆史與現狀—2014揚州高層書法論壇”于12月26日至29日在古城揚州舉辦。16位海内外知名學者在論壇發表論文，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叢文俊教授、美國波士頓大學藝術史系白謙慎教授、蘇州大學藝術學院華人德教授、南京藝術學院研究院黃惇教授、暨南大學藝術學院書法研究所曹寶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莫家良教授、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祁小春教授、中國書法家協會劉恒先生等8位著名學者擔任讨論人。論壇從作品的風格形式到器具技法，從作品本身到政治與書寫活動的關系，從書法的形式傳統到書法與具體社會環境的關聯，全面考察中國古代的書寫文化，同時以“後之視今”的反思立場，觀察、分析當代的書法創作現象、傾向與走向，對當代書法創作提供理論上的借鏡。
中國書法院院長、江蘇省書法院院長管峻先生在開幕式上說，書法不僅是寫字，中國古代的文字遺迹也不全是書法，全面了解過去，才能更好地把握現在與未來。當前書法界創作很熱，但理論研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長久地看，創作若沒有藝術史與藝術理論的深入研究作為支撐，這樣的“熱”很難持久。舉辦這樣的論壇，正是希望借助學術研究來促進創作界參與思考。本次會議的主辦方也贊助60位博士（碩士）研究生旁聽會議。
拿波裡東方大學畢羅先生的論文《書法的書寫過程與其序列性》從漢字的視覺特點出發，考察漢字的結構與筆畫特征，他以“之”字為例，分析其從金文到唐楷的字形與筆畫特征，認為漢字的書寫過程存在序列性。作者通過對文獻的梳理和圖像的解讀來思考書寫的過程與書法的創作，認為序列性對漢字結構的調整具有決定作用，而社會接受的序列性最終成為筆順。
山東藝術學院姚宇亮先生的論文《“書寫”與“書法”—“日常書寫”的書法史意義》首先厘清了漢字與字母文字的區别，指出其“立象盡意”的表達特點，繼而認為中國書法史也有一個線性的曆史，“書寫”是推動其發展的動力。由此作者嘗試對書法史進行分期，并以漢簡書法中的八分體形成和魏晉筆法的演化兩個例子來讨論“書寫”和“書法”的關系。
西南大學曹建先生的論文《日常手書與書法創作關系辯證—華西實驗區檔案手書的初步研究》考察了華西實驗區檔案手書中的尺牍、便條、公函、聘書等日常書寫，并參照清代包世臣書論中“佳品”的标準，對檔案手書進行品評，肯定其藝術價值。他從這些自然輕松、娴熟從容的書寫出發進一步讨論日常書寫與書法創作的辯證關系，認為日常書寫的藝術化與藝術創作的日常化是書寫的一體兩面。日常手書與藝術創作的區分這一命題的提出在當代具有現實意義。作者最後對當代書法中的“展覽體”進行發難，呼籲日常化書寫的回歸。
青島農學院李慧斌先生的論文《20世紀以來出土書迹對當代書法創作與批評之影響研究》從取法對象的轉變、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創新、審美風尚的變更等方面着眼，尤其讨論了在傳統的帖學和碑學之外，甲骨文、簡牍帛書及殘紙和敦煌寫經等新出土書迹的影響。作者特别指出在新的取法對象和審美風尚背後缺乏相應的批評标準和品評語彙，因而對新出土書迹的理論研究仍需得到重視。文章最後讨論了出土書迹之學術研究和書法創作的關系，認為當代諸多的創作缺乏學術性，無法獲得傳統題跋的意趣和書卷氣。
蘇州大學毛秋瑾女士長期研究敦煌寫經書法，此次她的論文《從甲骨到簡牍：有關書寫與契刻的物質文化環境的考察》則結合文獻材料、出土實物以及過往的研究成果對商周甲骨文和金文時代以及簡牍時代的書寫材料工具和物質環境做了細緻的梳理，對文獻中涉及的部分名詞也做了新的考釋。文章最後結合文獻材料對簡冊的使用時間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其不至于早到以往學者推定的夏商時期。她還根據印度貝葉寫經的現象推測早期可能存在一種較易腐朽的文字載體，如樹葉或類似的物質。
日本迹見學園女子大學橫田恭三先生的論文《古代毛筆考—從出土資料看楚筆與秦筆的特性》梳理了先秦到兩宋文獻中關于毛筆的記述，而後考察了20世紀中葉以來出土的戰國至秦漢的毛筆，通過對楚筆和秦筆的筆鋒長短、形狀、軟硬等方面的比較，并結合文獻中“蒙恬造筆”之說，認為秦筆的改造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隸變的出現具有不小的影響。
台北故宮博物院何炎泉先生對晉唐兩宋的書寫與物質文化有長期的關注，他的文章《晉唐法書中所見之節筆與折紙書寫文化》從考察傳世晉唐法書中的節筆與折紙現象出發，在回顧前人“折紙定位說”的基礎上，提出不同看法，認為折紙是基于持書的方便，将大面積的紙折成小行解決了紙張強度不足的問題，以提供較平坦穩定的書寫面，并因此産生了節筆。折紙持書在北宋桌椅普及、書寫方式發生變革之後則漸遭淡忘與誤解。同時他也考察了唐代草書僧書寫的不同方式，并推測帶有節筆現象的晉唐法書都是稿本，如孫過庭《書譜》、王羲之《十七帖》等。
南京藝術學院薛龍春先生的論文《工具、材料與王铎的書作》在梳理王铎詩文、題跋和尺牍文獻中關于筆、墨、绫絹紙、硯的材料後指出，和慣常認為王铎“不擇紙筆”的形象相反，王铎對書寫工具與材料非常講究。作者進而分析了一組王铎作品及其書寫工具、材料、環境之間的關系，認為王铎生活于戰亂頻仍的明末清初，很難獲得優良的文房用具，他的很多作品因而常常呈現出破碎、粗糙、時露圭角、對比強烈的面貌，與使用精筆嘉墨所創作的精緻順暢、溫潤飽滿的作品有明顯的差異。引人深思的是，前一類的作品反而更符合今天評論者對王铎的風格定位，由此作者引出書家個人的自我感受和評價與後世的認識和解讀之間的張力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