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忠華郭玲玲
雪舟，是活躍在日本室町時代的一名畫僧，被尊稱為日本“畫聖”。1420年，雪舟出生于日本岡山縣一個武士家庭，原姓小田。雪舟幼年時在當地的寶福寺出家，10歲來到京都相國寺，師從住持春林周藤，學習禅宗佛法，又拜師天章周文學習繪畫技藝。1454年，雪舟離開京都來到周防（今日本山口縣地區），受到周防大名大内政弘的賞識，并在今天的山口縣山口市建造了畫室，名為“雲谷庵”。1462年，雪舟得到在日本揚名的元僧楚石梵琦寫的“雪舟”兩個字，便請教相國寺鹿苑院住持龍崗真圭。龍崗真圭為其作了《雪舟二字說》，其中有兩句是“雪之純淨不塵者，心真如之體也；舟之恒動亦靜者，心生滅之用也”。雪舟被龍崗真圭所講的禅學哲理感動，從此改名“雪舟”，作為自己的終生名号。
雪舟之所以成為日本的“畫聖”，與其在明朝時期留學中國大陸，學習中國傳統繪畫有很大關聯。本文拟從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方面考察雪舟中國留學的成功，以及對其繪畫成就的影響。
一、天時—入選遣明使
1467年，48歲的雪舟迎來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轉機。他乘上了大内氏組織的遣明使船，作為遣明使節來到了中國，開始了他的留學之路。
1.遣明使的選派
公元600年，日本第一次向隋朝派遣使節。使節的主要成員為漢學修養較高的官員以及優秀青年學生、學問僧等。這種官方派遣的交流形式在唐朝達到了高潮，繁榮的大唐文化讓世界矚目，同時包括周邊的高麗、日本。不過，随着唐朝的沒落，日本開始逐步重視自己的文化，于是，公元894年，由菅原道真的提議，遣唐使被廢除。然而，12世紀末期，日本的貴族政治被崛起的武士階級所取代，進入幕府統治時期。崇尚質樸的武士推崇當時宋朝由中國傳入日本的禅宗，禅宗的傳播重新帶動了中日交流。雖然因為忽必烈的兩次征伐日本，中日關系陷入低潮，但是兩國在宗教上的交流沒有間斷，禅僧成了交流的主角。14世紀後期，進入鐮倉幕府統治的日本，因為經濟狀況低迷，試圖通過與明朝的通商而恢複國力，于是，中日交流史上的又一次規模宏大的遣明使團出現。
關于“遣明使”，日本學者綿田稔在其著作《漢畫師》一書中是這樣介紹的：
遣明使是向中國明朝朝貢的使節。15世紀初期，由室町幕府第三代将軍足利義滿開始施行。在嚴格控制次數的情況下，16世紀中葉為止先後派遣了19次遣明使。遣明使不以天皇為名，而是以幕府将軍為名義進行編組。因為當時日本最初是沒有受到明王朝的冊封，所以遣明使團處于一個暧昧的位置。使團從第二回之後，以熟練掌握漢語的禅僧作為正使，剩下的就是僧人和俗人的混合組合。使船在甯波入港，接受入國審查，然後确定上京人員的數量，到紫禁城參見明朝皇帝并奉上貢品，進而換回巨額賞賜。在北京短暫停留之後返回甯波，然後再等待風向回到日本。〔1〕
從上面的資料我們可以得出幾個結論，第一，當時日本與明朝的關系是附屬的關系。此時中日的國力對比是中國占優勢的。“靖難之役”後，永樂皇帝朱棣奪帝即位，也如乃父一樣，派遣使臣宣谕周邊諸國。而此時的日本随着室町幕府的建立與南北朝對立局面的結束，出于自身利益需求，也重新展開了對明交涉。永樂元年（1403）9月，幕府将軍足利義滿派遣使臣從甯波入貢明朝，不久又接受明朝“日本國王”的冊封，正式加入到以明朝為核心的東亞區域秩序體系當中。第二，船在甯波入港，甯波在明朝一直是中日貿易唯一準入港口，所以當時甯波當地有衆多中日僧侶和文人，進行佛教和文學藝術上的交流，而甯波也成為明朝時期中日交流集中地。第三，遣明使團從第二次以後由掌握漢語的禅僧作為正使，而且去北京直接面見皇帝的人是受嚴格限制的。這說明禅僧這個身份的重要性。日本禅僧都是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基礎，語言交流甚至可以做到無障礙。
遣明使是繼遣隋使和遣唐使之後，又一次大規模的中日政府間的交流，先後持續了一百多年，另外，遣明使團主要任務是進行與明王朝政府之間的官方貿易活動。除第一次外，其餘十八次的正副使幾乎都是清一色的五山禅僧〔2〕。不僅如此，凡當時有志于遊覽中國山川風物之美、借以潤色詩文的人，全都以居座、土官或者做他們的從僧而入明。由于以上這些人都喜歡吟詠詩文、鑽研儒學，所以從中國帶回去的大量的佛教典籍、詩文集、儒書、史書等〔3〕。
2.明代畫院的發展
1495年，雪舟弟子宗淵創作的作品《潑墨山水圖》中，有雪舟親筆的題跋：
餘曾入大宋國，北涉大江，經齊魯郊至于洛求畫師，雖然，揮灑清拔之者稀也。于茲長有聲、李在二人得時名，相随傳設色之旨兼破墨之法矣。數年而歸本邦也……這裡所記載的長有聲，此人史籍無載，已無從可考。但是李在是當時明朝畫院的一名職業畫家，雪舟入明時在北京跟随李在學習繪畫技藝，得到了其指點并傳授了設色的要領和“潑墨法”繪畫技巧。如此可見，雪舟的中國留學之旅，其在明代畫院的學習經曆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這就需要我們了解一下明代畫院的相關情況。
明太祖朱元璋建國之初，出于政治教育、樹碑立傳等需要，下令進行藝術方面的創作活動。其目的在于利用美術作品來鞏固和宣揚自己的統治，為此廣招前朝畫院之士和民間善畫之人進入朝廷，繪制了一系列大型的壁畫，來宣揚自己的政治功績。除了壁畫，還為開國功臣們塑造功臣像等，歌頌他們的開國創業事迹。由于為具體的政治目的服務，朱元璋需要摒棄自由抒發情感的元代文人畫，提倡宋代的畫院之風。同時，這些藝術創作活動迫切需要大量專業畫家進入宮廷服務，于是衆多畫家應召進入内廷供職。至此，明代畫院的雛形已經形成。
之後，明成祖朱棣對畫院的建設更加重視，他曾試圖效仿宋代翰林書畫院的體制，建立明代翰林書畫院。雖然後來因為政治動亂沒有完成，但是對明代畫院的構建完善做了很大貢獻，而且對以後明代畫院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明代畫院進入初創階段。
明代畫院得到完善、達到鼎盛時期是在宣德、成化弘治年間，當時畫院的規模甚至可以和北宋宣和畫院相媲美。宣德到成化年間，由于政治的相對穩定，社會經濟财富得到一定積累；加上明宣宗、明憲宗等皇帝對繪畫的愛好和倡導，使得明代畫院日益昌盛。此時的院體畫，創作題材比以前更加豐富，風格更為多樣，畫院畫風已經得到了根本确立，形成了融合宋代李成、郭熙、馬遠、夏圭各派系于一體的典型的明代院體格式。成形的院體繪畫開始逐步脫離元代文人畫的影響，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院體繪畫的創作也達到了高峰時期。同時，元代畫風受到排擠、摒棄，南宋的院體畫風開始占據畫壇主流。
然而，明朝廷腐敗加劇，明代畫院開始沒落，日漸衰敗。與此同時，在明代畫壇上，吳派文人畫開始崛起。明中後期，書法家、藝術理論家董其昌針對中國傳統文人畫創作所提出的“南北宗”論對後世影響很大，成為之後近三百餘年文人畫創作的主要指導思想。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骕，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诘始用渲淡，一變勾斫之法，其傳為張躁、荊、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謂雲峰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雲：吾于維也無間然。知言哉。〔4〕
董其昌将唐至元代的繪畫發展，按畫家的身份、畫法、風格分為兩大派别，認為南宗是文人之畫，而北宗是院體畫，且崇南貶北，提倡文人畫的南宗，貶抑行家畫的北宗；推崇吳派文人畫，貶低明代院畫和浙派山水畫。
由此來看，明中期後，院體派已經受到打壓，文人畫開始崛起并成為繪畫藝術的主流。倘若這個時期雪舟作為遣明使來到中國，那麼就自然不會學到院體畫的真髓，而受到當時畫壇的影響去學習文人畫了。因此雪舟在成化年間來到畫院，由于當時的明憲宗非常喜歡繪畫，又恰逢明代畫院的鼎盛時期，正可謂占盡天時之利。
二、地利—留學之地
1.甯波
1467年，雪舟乘坐的遣明使船從日本九州出發到達中國甯波，在甯波把貿易品卸貨，等待上京許可。期間，他在甯波停留了約一年時間，也因此到處遊覽山水，體驗民風民俗。雪舟在甯波停留期間結識了一大批明州文士和畫家，他畫下了甯波府附近的山水風光，如《育王山圖》《鎮海口圖》《四季山水圖》《甯波府圖》等。1468年，雪舟路經杭州、鎮江、南京，一路北上，來到北京。雪舟在北京結交了不少文人墨客，更受當時的禮部尚書之托，為禮部中堂繪制壁畫。1469年從北京回到甯波，等待季風返回日本。他的好友甯波詩人徐琏為之送行，并作《送雪舟歸國詩》：“家住蓬萊弱水灣，豐姿潇灑出塵寰。久聞詞賦超方外，剩有丹青落世間。鹫嶺千層飛錫去，鲸波萬裡踏杯還。懸知别後相思處，月在中天雲在山。”
甯波三面環海，其亞熱帶氣候對于通航日本非常有利，加上便利的内河航行，可以經京杭大運河可以直達北京。而甯波和江浙地區的經濟又比較發達，因此從唐代中期開始，甯波便成為中日海上往來的重要港口。入明以後，甯波便成為明朝法定的專通日本的唯一港口〔5〕。其次甯波屬于杭州地區，南宋時期，杭州是京城所在地，也一直是當時的文化中心。甯波作為中日交流的窗口，日本使節能夠在此長期停留，可以說，甯波當地的文化對于遣明使的影響以及甯波文人與遣明使的交流都在中日兩國關系史上意義非常。
2.浙派
通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雪舟在中國的行程，大部分的時間是在中國江浙一帶活動。建立在南宋時期都城臨安（今杭州）的南宋畫院及其藝術活動，大大促進了浙江地區藝術的發展。南宋滅亡以後，許多畫院畫家散落民間，元滅南宋後，這些畫家仍持續繪畫創作，這為浙江地區南宋院體畫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該地區也因此形成了較深的南宋院體畫傳統。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依照宋制建立畫院，由于浙江地區的畫工技藝較高而被大量征召入宮，奉職内廷。浙派創始人戴進（1388—1462）也曾入宮，但遭人毀謗，後隻得于江湖賣畫為生。但是由他所開創的浙派繪畫與宮廷的院體畫共同占據着明初畫壇的主流，并成為明代最有影響力的畫派之一。戴進的山水以取法南宋馬遠、夏珪為主，上溯北宋李成、郭熙，并及元人，出入各家，顯示出豐富多樣的風貌，終于自成一家。在浙派繪畫的影響下，成化、弘治前後，宮廷内外的畫風多傾向于粗筆水墨，以挺拔豪放取勝。加之浙派繪畫風格的疏簡而易于臨習，使其在民間有着深遠的影響，作品也多被制成版畫，廣泛傳播，進而流入日本等地。戴進的畫風無論是在宮廷内還是在宮廷外都有極多的追随者，所以在中國學習繪畫的雪舟，其風格也必定受到浙派的影響。這一點從雪舟的山水畫中就能夠得到證明，雪舟的山水畫無論構圖、用筆、用墨，都能看到馬遠、夏圭等南宋院體畫風格的影子。
三、人和—畫僧的身份
禅僧一般有“諱”和“字”，諱是他們本來的名字，字是入籍以後的稱号。雪舟的諱是等楊，“雪舟”是他的字。一般稱呼禅僧時，先呼他的字，後稱他的諱。比如雪舟，正式的稱呼應該是“雪舟等楊”。從同時代禅僧的文書看，也有人經常稱他為“楊知客”。知客在禅寺中主要管接待工作，地位不高。雪舟直到晚年還被稱為楊知客，可見他在禅界的地位一直低下。但是雪舟獲封甯波天童山景德禅寺（宋時的五山之一）“禅班第一座”的稱号，這是第七十二代住持、無傳嗣禅師贈予雪舟的稱号。所以雪舟歸國後，每逢署名必然寫上“四明天童第一座雪舟筆”的字樣。
室町時代，随着中日經濟貿易關系的發展，日本的禅宗僧侶成了當時兩國間文化與外交往來的重要使者。在繪畫上，日本僧侶很推崇中國的水墨山水畫。至14世紀末，這種具有中國風格的水墨畫已流傳到日本高等武士以及貴族家中。最初，這種畫在寺院與貴族家裡是以屏風或障子形式作壁面裝飾的。至15世紀，在禅宗的大寺院内，以及在有權勢的顯貴府邸，禅僧已成為最有資格作這種山水畫的高雅學者了。他們不僅畫山水，還用中文寫詩唱和，在畫上留出空白，供友人題詩寫詞。于是，這種詩畫軸的藝術形式開始風行日本。
作為去明朝進貢的使團，禅僧及其他使節的任務就是盡可能多地從明朝宮廷和寺院獲得賞賜。同時禅僧還兼任鑒定書畫和古籍等文物的真僞，确認價值做成貿易。在周防修行的雪舟，一邊承擔大内氏的文物鑒定和貿易助手的工作，一邊收購宋元畫，并一一摹寫。于是，作為遣明使節，雪舟也被要求承擔類似鑒定和購入文物的任務。
另外，雪舟利用在中國甯波的停留、去北京朝觐的各種機會，在各地寫生名山大川和自然風物。
《各國人物圖》就是雪舟在中國留學期間的寫生作品之一，描繪了中國各階層的各種人物形象，如“内官”、“秀才”、“道士”、“貴婦”、“百姓”、“平民女子”、“唱人”等。人物的體态、服飾及氣度各異，又與各自的身份相宜，可見畫家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出色的表現能力。
結語雪舟之所以能成為日本“畫聖”，其在中國的留學及遊曆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本文從雪舟留學的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對其在中國的繪畫留學活動進行了考察。首先雪舟是作為遣明使節，乘着當時幕府派遣的遣明使船到達中國的。因和元王朝的兩次戰役而陷入經濟困境的室町幕府，積極展開和明王朝的貿易，來複興國内經濟。這種擔負着進貢任務的使船獲得了明王朝的大量賞賜，幕府由此獲利頗豐，從而更加主動且大規模地派遣使團來中國。雪舟正是為了學習正統的中國繪畫，來到了當時與明王朝貿易頻繁的周防地區，通過大名大内氏的推薦，成為遣明使團中的一員。另外，當時日本進入中國的入港地隻有浙江甯波，雪舟利用在甯波停留期間，遊覽山水，積累了一定素材。除此之外，他還受教于李在等著名院體畫家，且在具有南宋院體畫傳統的浙江地區結識了衆多同好之士，受到了南宋院體畫的深刻影響。最後，雪舟的畫僧身份是其在中國的繪畫學習的一個有利條件。他之前在大内氏曾有過鑒定文物的經曆，于是可以成為入宮朝觐的使節之一，而這一路的遊曆也讓他體驗了各種名山大川與民風民俗，成就了他在水墨山水、人物、花鳥畫上的整體創作能力。
雪舟從中國帶來的北宗院體畫風，給以後的日本畫壇帶來了很大影響，并且開創了以“雲谷庵”命名的雲谷畫派。另外，開創于足利幕府時期的狩野派也受到了雪舟的影響，而近代新日本畫的領袖狩野芳崖的畫風也有雪舟的影子。由此可以看出，雪舟作為日本“畫聖”，名副其實。
注釋：
〔1〕綿田稔《漢畫師》，ブリュッケ出版，2013年10月，第183頁。本文日文文獻的引用均為筆者譯，以下略。
〔2〕南宋時期，禅宗發展迅速，在宋甯宗時期，模仿釋迦牟尼在世時所建五精舍，把江南的禅宗根據地—徑山萬壽寺、北山靈隐寺、南山淨慈寺、明州阿育王寺、太白山景德寺定為“五山”。日本又效仿南宋之制，把幕府所在地鐮倉附近的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淨智寺、淨妙寺定為“五山”。後來禅宗傳播到皇室所在地京都，1342年，室町幕府選定的“五山”變成了以京都為中心的南禅寺、天龍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這五所寺廟。這些寺院裡的五山禅僧不僅修行中國的禅學，還進行漢文學的創作、程朱理學的研究、漢籍的校注等。參照王建民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68—71頁）
〔3〕陳小法《關于日明佛教交流的考察—以〈策彥入明記〉為例》，收錄于《四天王寺國際佛教大學紀要》（41），2005年，第41—64頁。
〔4〕董其昌《畫禅室随筆》、錢屋惣四郎、1840年、山口縣立圖書館藏。
〔5〕明王朝把對外窗口市舶司設置在浙江甯波、福建泉州以及廣東廣州，這三處也是入貢船隻的指定入港口。其中，甯波為日本、泉州為琉球、廣州為暹羅的指定入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