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輝
費新我是一位富有人民情結的畫家，其畫作有着鮮明的時代特征。縱觀費新我一生的藝術軌迹，他始終把人民大衆放在第一位，這可以從其生前的手稿中看出。一提到費新我，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左筆書法。殊不知，在費新我的早期繪畫中，人物畫題材的創作一直是費新我所鐘愛的，也是其最為擅長的。重觀費新我的人物畫作品時，首先流露出的是他的“人民情懷”和“人民情結”，還有那精湛的筆墨技巧和精确的人物造型能力。
一、當時的社會概況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鐵、興修水利……新生事物層出不窮，全國上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這種建設的高潮，同樣也影響到了美術界。1950年9月25日，“全國戰鬥英雄代表會議”和“全國工農兵勞動模範代表會議”在京召開。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緻辭，号召全國人民向英雄模範學習。此後，美術界掀起了圖繪勞動模範的熱潮。接下來，中國畫創作受政治條件的影響，提出了“新國畫”必須“内容新”“形式新”，“畫山水必須畫真山水”，“畫風景的必須到野外寫生的新要求”（艾青《談中國畫》，見《文藝報》1953年第15期）。在新時期創作思想和觀念的引導下，内陸的各個省份都表現出了極大的熱忱，畫家們積極投身于這股洪流中去，用熾熱的筆端去讴歌那個偉大的時代。以北京為例，1953年，北京中國畫研究會就多次組織畫家到北京近郊的風景名勝去寫生。1954年4月，中國美術家協會創作委員會“為幫助國畫家深入現實生活、創作表現祖國新面貌的新作品”（《中國美術家協會創作委員會召開畫家黃山寫生座談會》，見《美術》1954年第7期），組織了北京的山水畫家吳鏡汀、惠孝同、董壽平等人到安徽黃山和浙江富春山一帶去寫生旅行，開時代寫生風氣之先河。其後李可染、張仃、羅銘又赴西湖、太湖、黃山、富春山等地寫生，并于9月19日在北海公園舉辦了“李可染、張仃、羅銘水墨寫生畫展”。同年，中國畫研究會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了第二屆展覽會，共展出280件作品（事見1954年7月18日《人民日報》）。在這次展覽中，電線杆、火車、寫實風格的房屋、穿幹部服的人物等都被寫進了畫中，新時期中國畫的這種創變引發了對中國畫題材中“傳統與藝術是否反映當代人的生活”與“關于國畫創作接受遺産”問題的讨論，這是1949年以來關于中國畫問題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讨論，《美術》雜志前後共發表了10篇文章（陳履生《建設新中國—20世紀50年代中國畫中的建設主題》，見關山月美術館編《建設新中國20世紀50至60年代中期中國畫專題展》，廣西美術出版社2005年版），持續了近兩年的時間。
此時的文藝思想界與創作界也存在着多樣性，延安革命的文藝傳統、蘇俄現實主義的教學體系以及繪畫上“洋務派”的影響，使中國傳統山水畫形成了一種集通俗、寫實、教化于一身的新的正統模式，注重藝術與社會政治的結合，注重山水畫中所蘊含的社會政治意義，提倡以寫生描繪祖國新貌（張新英《潮起潮落—20世紀50年代後社會主義建設題材中國畫概說》，見關山月美術館編《建設新中國20世紀50至60年代中期中國畫專題展》，廣西美術出版社2005年版）。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中國畫還是從無主題向有主題的一個過渡過程，那麼進入60年代中期以後，以社會主義建設為題材的中國畫則已經具有了明顯的政治宣傳色彩，以積極的正面歌頌為主，在手法上帶有部分誇張的特點，如張安治在1960年創作的《人民自有裁雲手》、王定堯1964年創作的《敢教日月換新天》等（張新英《潮起潮落—20世紀50年代後社會主義建設題材中國畫概說》）。
深入到建設和生活一線中去寫生，在當時得到了大多數畫家的響應，他們将建設工地、地質勘探、森林伐木、農田勞作以及毛澤東詩意、革命聖地等都納入了山水畫的表現領域，使其具有了更加廣泛的社會意義。李可染在《談中國畫的改造》中講到：“深入生活是改造中國畫的一個基本條件，隻有從深入生活裡才能産生為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新的内容，根據這新的内容，才能産生新的形式。”（李可染《談中國畫的改造》，見孔令偉《中國現當代美術史文獻》，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在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之間，誕生了一大批以社會主義建設生活為題材，反映新中國、反映社會主義建設者精神面貌的作品，在中國畫發展史上形成了一個特殊的藝術現象。
二、江蘇省國畫院創作概況
1960年3月，江蘇省國畫院成立。首任院長傅抱石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緊緊抓住當時新中國建設的情況，讓文藝服務于政治，而這一創作思想的引領，使得江蘇省國畫院的畫家們在寫生、創作上有了明确的指向性。傅抱石認為中國繪畫優秀傳統主要體現在政治、生活、藝術的統一，為現實服務，為主題服務上。傅抱石站在時代發展的浪潮前，在思想上與時俱進，先後提出了：
我們的藝術是為廣大的人民群衆服務的；是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是為無産階級的政治服務的。我們的作品應該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現實的内容和人民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傅抱石《在更新的道路上前進》，見葉宗鎬選編《傅抱石美術文集》，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大家都在變”，這是好幾省的觀摩、座談會上都聽到過的一句話，也是我們在黨的教育下學習毛主席文藝思想和初步接觸了偉大的現實生活的結果。亞明畫的《華山》《三峽夜航》和其他幾位的有關人民公社的題材而作為山水來處理的《食堂》和《菜地》等幾幅，對此行來講，實在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傅抱石《江山如此多嬌—談談江蘇國畫工作團旅行寫生的山水畫》，見葉宗鎬選編《傅抱石美術文集》，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大家響應黨的号召，學習政治，自覺地要求改造，紛紛走出個人的小天地，和年青同志們一道，到農村去，到工廠去，或者到偉大美麗的大自然中去，體驗體驗從來也沒有接觸過的新人新事，把它們一一收之畫本。（傅抱石《筆墨當随時代—看“賀天健個人畫展”有感》，見葉宗鎬選編《傅抱石美術文集》，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同時，傅抱石也清楚地看到了國内中國畫創作現狀上的不足：
從偉大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新的形勢要求說來，不可諱言，我們的國畫事業，還不能與之相适應，尤其是國畫創作方面，無論是數量或是質量，還遠遠不能滿足當前人民的需要，應該說，這是很不相稱的。十年不算太短，還沒有産生若幹思想性藝術性高度統一的典範作品；多少新人新事，還沒有形之筆墨，加以刻劃，介紹給廣大的讀者；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出現的全民大躍進，工業、農業和各個生産戰線上輝煌璀燦的勝利接着勝利……如此富于浪漫色彩、富于詩意的偉大而又幸福的時代，我們的國畫家們還沒有畫将出來。但是，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不遠的将來一定會出色地畫将出來。（傅抱石《中國繪畫史的新頁—談談十年來國畫事業的發展》，見葉宗鎬選編《傅抱石美術文集》，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傅抱石還曾提出：
時代變了，生活、感情也跟着變了，通過新的生活感受，不能不要求在原有的筆墨技法的基礎之上，大膽地賦以新的生命，大膽地尋找新的形式技法，使我們的筆墨能夠有力地表達對新的時代、新的生活的歌頌與熱愛。（傅抱石《思想變了，筆墨就不能不變—答友人的一封信》，葉宗鎬選編《傅抱石美術文集》，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傅抱石帶領着江蘇國畫院的畫家們深入生活，以寫生帶動創作，1960年進行了二萬三千裡旅行寫生。這次寫生團人數為13人，以傅抱石為團長，亞明為副團長，于1960年9月15日出發，為期三個月，先後訪問了鄭州、西安、成都、武漢、長沙、廣州等地，跨越河南、陝西、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六省。1961年5月2日至21日，“山河新貌”畫展在中國美術家協會展覽館舉行，展出了150幅作品。郭沫若、王昆侖賦詩贊美，葉淺予、郁風、老舍等撰文評論，認為“巧妙地運用了傳統的筆墨，表現了祖國的大好河山，突破了舊筆墨的束縛，在傳統的基礎上創造出了新筆墨”（馬鴻增《新金陵畫派的發展曆程、藝術特征與文化價值》，見《畫學經緯》，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頁）。從1961年到1966年5月，江蘇不斷組織畫家寫生，其間1961年6月至9月底，傅抱石又到東北地區寫生，行程四千多裡，創作出《天池林海》《鏡泊飛泉》等代表作。錢松喦、宋文治、亞明、魏紫煕、費新我等國畫院畫家在山水畫、人物畫題材方面的變革出新，受到了美術界的矚目。此外，錢松喦創作的《芙蓉湖上》《木船革新競賽》《秋耕突擊隊》《水上高歌豐獲歸》《排澇》《軍民浚湖積肥》《運料》《罱河泥》等一系列作品，被華君武推崇為“山水畫推陳出新的樣闆”（華君武《山水畫推陳出新的樣闆》，見1964年第5期《文藝報》）。宋文治在1956年《人民畫報》上刊出的《桐江放筏》及1960年的《山川巨變》可看作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三、20世紀60年代費新我的創作情況
在費新我收藏與使用的印章當中，有一枚印章為“換了人間”，這枚印章在費新我早期的繪畫和書法作品中經常出現。從這枚印章我們可以了解到費新我對新時代的向往和對新中國翻天覆地偉大變化的喜悅之情。從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費新我對藝術變革的一面，他顯然要把這一偉大的變化濃縮于自己的繪畫之中。
1956年8月，費新我應全國美協的邀請，與顧坤伯及在京的文藝界人士一行九人赴内蒙古體驗生活，後來又經哈爾濱獨去了小興安嶺，行程70天，一萬三千餘公裡，為了《草原圖》的創作，他搜集了近千張素材，積累了百餘張草稿，畫了二百張左右的大小草圖。此圖後曾被豐子恺先生譽為内蒙古的“清明上河圖”。
事實上，費新我的社會主義建設新題材和人物畫的創作從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如1953年創作的《歡迎志願軍歸來》，1954年12月創作的《花崗石支援中蘇大廈》，1956年費新我創作的《刺繡圖卷》（此卷堪稱人物畫的代表作，著名畫家于非闇曾撰文，盛贊費新我的《刺繡圖卷》是一件反映婦女辛勤勞動極其出色的作品），1958年1月創作的《夜戰》，1959年11月的《郊區友聯隊，畜牧大發展》等。其中1954年創作的《花崗石支援中蘇大廈》組圖完全建立在寫生基礎上。費新我親自赴滬觀察中蘇友好大廈工地及石庫，又兩次到金山浜，創作出金山石中國畫一套六幅。1955年2月重繪，後更名為《花崗石支援中蘇大廈》。此畫面由六幅組圖構成，具有故事情節上的連貫性，把中蘇大廈所用的花崗岩的制作流程，進行了帶有情節性的叙述，把每個工人的勞動神态進行了細微的刻畫，此圖可稱為費新我人物畫的又一精品力作。
20世紀60年代的主要創作：1960年3月創作的《大浦河節制閘》（草稿），1961年11月的《金山石礦一角》，1962年1月的《農業豐收扇面》，1962年冬創作的《農具供應》，1963年的《點爆竹》《顆粒還家》《老師到處有，活書讀不完》《新安江頌》，1964年9月的《趕田頭書場》（草稿），1965年的《鋪路圖》（草稿）和《擂戰鬥鼓、唱豐收歌》等。其中1962年創作的《農具供應》一圖，費新我着重刻畫了兩大場景：一為農具店的各式農具，樣式俱全；二為農具店的兩位女性工作人員，一個工作人員在給已購農具的人們開發票，而另外一個工作人員在為購買者講解，畫面極具親近感。1963年創作的《老師到處有，活書讀不完》一圖，以田間地頭為場景進行構思，三個小夥子身着工作服，頭戴鬥笠，在融洽的交談中，充滿了對知識的渴望。
費新我早年受教于上海的白鵝畫會，陳秋草為當時的主要教員之一。新中國成立後，陳秋草曾任上海美術館館長。陳秋草在1951年7月寫的《上海新國畫研究會概述》中就提出“藝術應為勞動人民服務和一切藝術從屬于政治的觀點”。費新我在繪畫觀念上始終受到陳秋草的影響。在人物畫技法方面，葉淺予對費新我影響很大，葉淺予也是一位與時俱進的畫家，提出必須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來解決筆墨問題。（葉淺予《刮目看山水》，見孔令偉《中國現當代美術史文獻》，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560頁）
費新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創作的中國畫題材，如同國内同時期的其他中國畫家一樣，堅持藝術為勞動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藝術觀點。這種題材畫在當今及以後的歲月裡，不會因時代的變化而退出曆史的舞台，恰恰相反，作為一種圖像的曆史，它會更加深入到人民群衆當中去，因為它讴歌了社會的巨變，人民需要它，曆史需要它。這些繪畫不僅發展了原有中國畫的優良傳統，也充實了中國畫的創作題材，不僅诠釋出了藝術對一個民族精神存在的偉大意義，還诠釋了勞動人民的質樸和偉大，傳達出了所有的一切呼喚這個至情的時代，表現出了崇高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