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押大多破真從草，取其便于書記，且難于模仿。北宋黃伯思認為唐人及宋初前輩與人書牍，或隻用押字，上表章也是如此。但到了他的時代，花押開始用于檄移公文，甚至不書自己的名字，而是别作形模，他認為不合于古法。北宋人的花押，今日雖難得一見，不過在宋人的記載中：李建中不唯以書名，他的紙尾花押，筆力亦自不凡；歐陽修與門人書劄，外封多用花押；米芾給兒子米友仁的家書，花押常常有兩種樣子；黃庭堅的尺牍，題名“堅”字時作三字形；蔡襄的署款也常類花押之狀。這些花押雖是文人細事，亦可見弄筆成妍的妙處。
唯獨王安石的押字，一直遭到人們的非議。有人說他押“石”字，初橫一畫，右引腳中為一圈。他性子急，作圈時常不圓，往往窩溢收橫，圈又多帶過，就有人議論他的花押是個“歹”字。王安石聽說之後，開始加意作圈。作圈不圓時，便以墨塗去，旁别作一圈，其目的無疑是要矯正物議。
使用花押的風氣在南宋時似漸消歇，蓋不署名有輕視之嫌。楊萬裡跋《薛谏議曾都官帖》雲：“薛谏議曾都官與親戚少者書，前署名而後花押，使施之今之後生，怒罵不置矣。”事實上，前人書狀簡尺多用押字，并非出于自大或是相輕，而是從簡省以代名，不過時人不複識，見押字便怒。南宋周密也曾記載，在前朝，不僅朝廷進呈文字往往隻押字而不書名，前輩簡帖亦止是前面書名，其後押字，即使名刺也是如此。前書姓某起居，其後亦用押字。士大夫不用押字代名，乃一百百餘年間的事。
雖說有自大輕人之嫌，但花押從未真正消失過。即以明代而論，無論是文獻還是實物，皆有可資讨論者。郎瑛《七修類稿》有押字一條，他記載明人花押有時用字，有時用名，但上下多用一畫，取地平天成之意，這是與過去大不相同的地方。他同時指出，“凡釋褐入官者，皆以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僞，故京都有賣花字者，随人意欲，必有宛轉藏頓，苟知所本，則當以名，庶不乖古義雲。”可見他是主張押名不押字的。
關于明人花押，在小說中所見極多，如《古今小說》《拍案驚奇》之類，無論分家析産、土地契約，或是婚約遺囑，例有立約人與中間人的花押。在民間，花押無疑與印章一樣，有着防僞的功用。值得留意的是，明代蘇州文人的一些花押，也伴随着家書與契約流傳了下來。
押記的目的既是防止作僞，其設計往往頗有匠心。文徵明《家書》時用“徵明”合體花押，左密右疏，看起來既像徵，又像明。如翁萬戈先生藏文徵明書劄卷，書于嘉靖二年（1523）春夏之間，其時文徵明因李充嗣薦，應貢入京，這些書劄就是北征途中及入京後生活境況的寫照。除了第一通是寫給夫人吳氏的，其餘八通均寄二子文彭與文嘉。從這批手劄中可以了解文徵明應貢途中及供職翰林院初期的生活、心理以及官場生活中的各種人情。他的外孫姚希孟在卷後有一跋，稱此卷乃“千金家報，亦千裡程圖”，可謂的評。無論是在信的末尾，還是外封，文徵明都使用了花押，率筆寫就，同時也富于裝飾性。南京博物院藏文徵明家書數封，書于1525年至1526年間，其中談到嘉靖丙戌年（1526）的科舉，袁袠在二甲，而王守卷子最好，拟在首選，不意搬亂，二甲亦未得，真是命運不濟。在信中文氏也一再表露希望及早告歸之意。這幾封信也都不署名，用花押。與此類似的例子還有無錫博物館所藏文彭《與文肇祉劄》，書于文肇祉就選上林苑錄事以後，押一“彭”字，在外形與趣味上與“徵明”頗為一緻。此外，祝允明的花押見于美國寶蒙堂所藏祝氏寫給兒子祝續的家書，亦是“允明”二字橫向合體，且花押上下各有一橫畫，符合郎瑛對明人花押的觀察。另一封上海圖書館所藏明人書劄系名祝允明，當是花押下有殘印“允□”字樣誤導了整理者。信中提及“蘇州祝宅平安家書，煩順帶送崇安街内收”，可知必不出祝允明手筆。花押類于草書的“謹”字，上下亦各有一橫畫，但難以判斷何人所書。
除了家書，王寵與文彭的票券也是了解明人花押的好材料。嘉靖七年（1528）王寵向袁褒借銀五十兩，或充當年應南京鄉試之費，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王寵借券雲：“立票人王履吉，央文壽承作中，借到袁與之白銀五十兩。按月起利二分，期至十二月，一并納還，不緻有負。恐後無憑，書此為證。嘉靖七年四月□□日，立票人王履吉（押），作中人文壽承（押）。”後有歸昌世、趙宧光、文柟、朱筠、翁方綱等數十人題跋（詩），一張文人的借券成為後人眼中的風雅之物。這張借券的最後有立票人王履吉及作中人文壽承的簽名，同時各押其名“寵”與“彭”。文彭的花押與他的家書中一般無異，王寵的花押則誇張了寶蓋及龍的右鈎，其餘部分則密匝不透風，雖非草書，卻草意濃郁，也顯得收放自如。上下各加一橫畫，一遠一近，再次強化了花押的疏密反差。借助強烈的粗細與空間對比來強調其獨特性，是吳門文人花押的重要特點。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亦藏一文彭票據，雲：“文壽承收到陳處《赤壁賦》價銀一百兩正，餘物票一紙、欠票一紙，共淬銀一百兩，俟京中書到，即将物來取票，是實耳。嘉靖庚申（1560）四月廿八日票。文彭（押）。見票人李太華。”此時距文徵明剛剛下世不到一年，信中提到的《赤壁賦》很可能是文家所藏蘇轼墨迹，此時文彭以一百兩銀子變賣，同時變賣的還有其他物品，他先期支取了淬銀一百兩，稍後将以物品來消票。這份票據應該一式兩份，陳處稱“票”，文彭則稱“欠票”。在這份票據上，文彭沒有署名，隻用花押，而見票人李太華則署名，未用花押，可見當日的契約簽署并沒有嚴格的規定。
花押在明代文人生活中使用應該相當頻繁，隻不過流傳到今天的文人家書與契約已經是吉光片羽，所以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即使是少量傳世的墨迹，卻能幫助我們認知花押在明代的使用情況，并從中領略其設計與書寫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