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藝術成就的高低，不應局限于藝術語言、圖式、風格的範疇，更重要的是要看這種藝術是否熨帖了時代文化轉換，并以其具有創新性的形式語言，蘊含或折射了時代的風雲變化與集體無意識。也就是說，藝術不僅以其感性形式成為曆史的視覺證詞，其本身就以視覺的形态構建了曆史本身。20世紀以來，中國畫被質疑、被诘難、被批判、被否定的“機遇”與強度都是其他藝術形式或者說門類無法比拟的。從五四運動前後起直到當下，幾乎每一個時期，中國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覺樣态都成為一個“靶子”，從百多年前，康有為就發出“如仍守舊不變，中國畫學應遂滅絕”，陳獨秀直接呼籲用西洋的寫實主義“革王畫的命”，到抗戰時期“中國畫的現代化”的籲求，再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畫”之名在一些高校被取消，直至80年代的中國畫“已到窮途末路”的判斷。百年來，中國畫幾乎沒有安定的時光。如此命運，中國畫該自我消解、甘于退隐了。但是，在這種無休止的诘難中，中國畫不僅沒有隐退，沒有走入“窮途末路”的絕境，而恰恰堅韌地一方面守望着傳統，一方面又不斷地革故鼎新，拓展着自己發展的空間，使中國畫自身不斷地在功能觀、價值取向、語彙、圖式等方面轉換，顯示出強大的自我調适更新的機能。每一場诘難風潮之後，中國畫的園地裡依然郁郁蔥蔥、一片生機。我們将百年來中國畫領域中湧現的大師，如黃賓虹、陳師曾、齊白石、潘天壽、張大千、傅抱石、陸俨少、石魯等，置于整個中國繪畫史上來觀照，他們在藝術上的突破與創構并不亞于過往的許多丹青高手、翰墨大家。我們沒有理由抽離了具體的卓有成就的藝術家，而妄談“低谷”，更沒有理由信奉“窮途末路”這樣的判斷。
應該說，每一次中國傳統繪畫被質疑、被诘難，就換來了我們對中國藝術傳統的再認識與再體認。如果沒有五四“美術革命”風潮的激蕩，就不會有陳師曾、淩文淵、金城等所謂“國粹派”對中國傳統文人畫價值的再思考和再體認；如果沒有抗戰時期對“不食人間煙火”的中國畫現狀的批判，很難說會有藝術家們的“本土西行”，走向西部，在民族民間藝術中尋找本土藝術大傳統資源的壯舉；如果沒有20世紀80年代對中國畫存在價值的質疑，很難說會在中國藝術界悄然生發出文化“尋根”的現象，從而使中國畫在延綿的文脈中有了自我疆界的新拓展。可以說，正是诘難與沖擊，激活了中國本土繪畫原有的納構力，使其從以往封閉式的自我微調轉向重構式的大變革。這種大變革超越了中國古代繪畫史上自律性的對立法則框架下的微調，超越了不曾停歇的圖像“修正”的内部運動。
20世紀以來中國畫的變革與轉型的意義與價值，不單單體現在中國畫筆墨的轉化與形式風格上，更表現在功能觀的轉換與價值取向的轉換上。毋庸置疑，長久以來，傳統的以文人畫為代表的中國畫的創作尺度與評價尺度的制定者是文人士大夫，他們是藝術話語權的掌控者，多少文人在筆墨的流轉與揮灑中，釋放着他們超然遁世的人生态度與“聊以自娛”的逍遙之趣。廟堂式的仙風道骨志氣彌漫在千百年來的水墨天地間。的确，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因介入藝術，在筆墨的遊蕩中撫平了他們人生失意的心靈創傷，成就了他們全新的藝術人生。藝術成為失意者自我拯救的方舟，成為逍遙者的精神家園。超凡脫俗的作為文人内在精神和胸次表征的山水、花鳥藝術在中國傳統藝術體系中必然獨占鳌頭。“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與自娛耳”的藝術價值觀必然被文人藝術家所認同。
19世紀末以來的中國，民族救亡與生存、制度革命是社會的主題。當族群的生存面臨危機的時候，個人的或階層的精神逍遙何以可能？緣于深刻的民族憂患意識，直面人生與現實的藝術精神必然被高揚。五四運動以後，藝術改良派、美術革命派、藝術救國論者和藝術工具論者，雖然在藝術觀和藝術的價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但在反思和批判文人藝術傳統上的态度卻是一緻的，他們認為傳統文人繪畫最大的弊端就是在内容上不重現實的表現，而偏重表現文人墨客的風雅之趣和閑情逸志，在表現形式和語言上多尚筆情墨趣，常常是逸筆草草，不重形似。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藏畫目》中認為“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就在于文人畫興起“撥棄形似，倡為士氣”。夫士大夫作畫“勢必自寫逸氣以鳴高，故隻寫山川，或間寫畫竹。率皆簡率荒略，而以氣韻自矜”。魯迅先生也對傳統文人畫隻求“墨戲”的藝術旨趣予以了嘲諷與批判。在救亡圖存、制度革命的成為迫切任務的曆史語境中，一大批藝術家精英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态度，引領藝術從遣性怡情轉向現實關懷，并力求以寫實的技法直接表現社會現實已蔚成風氣，藝術家們自覺地将藝術的視野從“現實的靜象”轉向火熱的生活，從對技巧的關注轉向對民衆生活的關注，從對優雅的欣賞轉向對純樸的追求，由偏重于個人情趣的抒瀉而轉向對現實的表現。
雖然，我們不能以全稱判斷的方式認為20世紀以來的中國畫都遺棄了超然遁世的藝術理想和筆情墨趣的把玩，但是關注現實，表現現實，為人生而藝術，甚至将藝術視為民族抗争和社會變革戰車上的鏡子，這的确是20世紀以來包括中國畫在内的中國藝術現代性轉向最重要的價值取向。正是在這一價值取向的導向下，中國畫在功能觀、語彙、圖式及審美趣味與傳統繪畫相比上發生了轉換，構成了中國藝術現代性獨特的内涵。如果談論20世紀以來中國傳統繪畫的發展與成就，抽離了特定的語境，忽略了價值取向上的重要轉換，僅囿于筆墨、圖式、意趣的讨論，就很難弄清楚中國美術新的創獲和現代性構建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