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生的畫展，過去在成都、重慶，我看過兩次，連這次是第三次了，誰都會異口同聲地說：“奇怪，張先生的畫，每次的風格不同，随時都在變花樣。”
或者如大千老友，也是畫史、評論家的陳定山先生所言：
大千多變，變無不興!
其實，這才真正代表了大千同時代的藝評家和畫家，在當時對他的看法。此外，試以大千先生曆年畫展引起畫壇的一些反應，進一步了解張大千繪畫藝術的變革和時代的關系。
1927年春末、夏初，張大千在南京個展，展品中各種題材都有，觀衆甚為踴躍，尤以仿石濤畫最受贊譽。當時劉侃生多次參觀，因見其畫甚是漂亮，遂興拜師之願。
1929年，大千先生被聘為全國美展審查委員，葉恭綽賞其畫才，鼓勵畫人物。
1934年9月，大千于北平首次畫展，由于作品風格與北平畫壇大異其趣，因而“極大的震撼了故都畫壇。……氣勢磅礴、繪藝之精，給觀衆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金碧山水，富麗堂皇，和光燦奪目，使人震駭。臨摹唐伯虎仕女圖……惟妙惟肖……不得不連歎佩服。……展品已悉數售空，當時曾有不少人雲先生為保守的北平畫界，吹進了一陣新風”。
1935年9月，張善孖、張大千昆仲畫展于北平舉辦，大千先生的大幅《黃山奇景》震驚藝壇。
1935年12月，大千在北平中山公園水榭舉行張大千關洛紀遊畫展，雖是隆冬季節，而大千以其清新畫風，再度轟動北平。水榭的東西南北四室，黑壓壓擠滿觀衆。
1939年9月，正值抗戰期間，大千在成都舉行畫展，展出百餘幅作品，前往觀畫、購畫、要求學畫者絡繹不絕。
1941年3月初，近作百幅在重慶展出，不出三天，展品全部售空。
1943年8月，大千自敦煌返四川，在蘭州舉行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展覽，是大千在蘭州的首次畫展，“參觀者擁擠異常”，“達萬人以上”，作品“别具風格，觀者無不飽賞眼福而去”。當時前往參觀者人山人海，絡繹于途，甚至天水鄰近各縣愛好繪畫人士皆不辭辛勞，跋陟前來。原定展覽三天，因為觀衆太多，欲罷不能，結果展示了一個星期，為天水亘古以來盛事。是年12月大千返成都，友好紛紛上門求觀臨摹之壁畫，先生應接不暇，遂決定公開展出。
張大千部分畫集一覽
郎靜山攝
張善孖（坐者）與張大千（立者）共研畫藝，攝于蘇州網師園
約1970年攝于美國，拍攝者不詳
自右起：錢瘦鐵、黃大密、拍攝者、顧青瑤、李秋君、張大千、李祖韓（李秋君大哥）、周鍊霞、葉世琴、陳肅亮合影留念1944年1月，成都展覽臨摹之壁畫，展品全為非賣品，參觀者十分踴躍，成為蓉城春節期間一樁盛事。展品雖是大千的臨摹，但是因為觀衆未曾見過唐宋的壁畫，所以皆為此視覺上的新鮮戚而歎為觀止，也是大千“以古為新”的一個例子。後因觀衆擁擠，畫展延長四天。同年5月又在重慶展出，雖需購票入場，但仍然大排長龍。甚至有人第一天沒買到票，特地在次日早起排隊才買到票。這次展覽“震動陪都”，并且在内地掀起了一股“敦煌熱”。
1945年10月大千在成都舉行近作展，大獲成功，數日内展品定購一空。其中《水月觀音》一幅，多人争購，經省長張群決定，由新都區買下，供于寶光寺内。筆者于1989年往訪該寺，《水月觀音》仍張挂在玻璃框内。
1946年6月，大千在西安舉行畫展，展出百餘幅，在四天内即被購完。觀衆絡繹不絕，對丈二荷花等作品贊歎至極。同年10月上海畫展，展出絢麗多姿的敦煌藝術，如此新鮮的視覺經驗同樣也震驚了上海藝壇，連日往觀者極為擁擠。此時抗日戰争已勝利，大千的重返上海，使原本熟悉他作品的觀衆耳目一新，因此畫展而名聲大振。
1947年5月，上海的近作展，部分展品将唐人技法參以己意，繪出現代的新題材，顯示他并不保守。即使那些是老題材的作品，畫風卻清新活潑地表現出現代感，“因而又一次震驚滬上”。同年10月在成都舉行張大千康巴西遊紀行畫展，展出西康的奇山異水及粗犷活潑之藏族人民生活畫面，使人感到一股勃勃的新鮮氣氛，再次轟動蓉城。這一年大千曾在泰國舉辦畫展，也是盛況空前。
1949年11月，張大千赴台北舉行近作展百餘幅，其中雍容華貴的金色絹上荷花通景屏，以及其他的各色作品，震撼台灣藝壇。而自此之後，大千未再在大陸展出。
1950年2月，在印度展出，轟動首都新德裡，展覽為之延長一個月之久。
1953年5月，台北畫展，情況熱烈，作品銷售一空。
1958年，巴西畫展，所有作品全部賣光。
1962年8月，大千在台北曆史博物館舉辦畫展，其中多幅作品系以潑墨、潑彩寫成。這些筆墨淋漓、畫法新穎的作品，令台灣藝壇人士大為震驚。
1963年10月，在紐約，展品全部賣光，包括荷花通景屏。
1964年5月，作品在德國科隆展出。
1967年10月，大千在台北曆史博物館展出近作，包括《蜀中四天下》屏，觀衆踴躍，台灣《新生報》10月8日報道“張大千畫展，昨掀起高潮”“⋯⋯畫廊擠得水洩不通”，并引起藝評家熱烈讨論破墨與潑墨問題。展覽為之延期閉幕，創台灣畫展參觀人數新紀錄，掀起高潮。畫家、藝評家何懷碩先生當時雖評大千之畫雄奇穠麗而缺乏苦澀，但仍認為：“大千先生年來每有新作，而面目都有所不同，可說是畫愈來愈放恣、愈雄奇、愈單純、愈淨化。逐漸減卻往時精細瑣屑之處，建成渾穆壯麗的繪畫世界。”同年，加州展。
1968年7月，台灣曆史博物館展出《長江萬裡圖卷》。同年，加州克密爾畫展備受矚目，并引起熱烈讨論。“博物館如山陰道上，六千觀衆前擁後趨，乘星期假日湧進曆史博物館。”
1972年，在舊金山，舉行張大千四十年回顧展。
1973年，在台灣曆史博物館舉辦張大千回顧展，其他地區的收藏家和藝術家們，專程前來參觀。
1974年秋，大千在東京舉行畫展，觀者如雲。
1976年，台北展的展品全被售光。
1978年11月初，大千在韓國漢城（現首爾）舉行邀請展，“吸引了觀衆數十萬人，除了上次中國國寶展出以外，據報社說，這是最熱鬧的一次”。
1983年1月20日，台灣曆史博物館展出大千先生的《廬山圖》，“展覽會開始的那天，展場中有人滿之患，待得嶽公(張群)和大千先生光臨時，政要、名流、書畫界，乃至老弱婦孺，形成人潮”。
以上所引也隻是摘錄當時報章所報道刊載的極小部分。綜觀大千一生，自青年時代起即已成為媒體争相報道的對象，到了中老年以後更成為藝壇新聞的焦點人物，所到之處，無不被擁簇包圍。當他去世之日，各報章雜志，無不大幅報道，并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行隆重祭奠。大千以一介畫人，而極盡人間如此之哀榮，即千古以來，吳道子、閻立本、李公麟、趙孟頫等大家，亦無從相比。張大千可以說是最受媒體注目寵愛的畫界中人，其被報道頻率之高絕對是曆來畫人所無法比拟者，不但可以列為空前，恐怕也将絕後。其所以能至此，固然是他的傳奇人生與形象上的特殊性，但最主要的還是他在藝術上能夠不斷推陳出新，才能維系他對于群衆和媒體的注意力和吸引力。
許多現代畫家，生前因人際關系熱鬧滾滾，死後即聲聞寂寂，但是大千在卒後十餘年，他的畫仍然是收藏界最熱門的對象之一。抗戰期間，張大千的畫展被形容為“标價之高，搶購之盛，真是空前絕後”，同樣也适用于他于台灣定居前後的盛況，卒後畫價更是飙漲，便不是人脈亨通的緣故，而端賴他作品本身的魅力。像大千先生這麼高産量的一位畫家，若是千篇一律、缺少變化，老調重彈、重複自己，他絕不可能盛名不減，作品的市場光景持久不衰。
在大千先生的畫上有一方常用的閑章，印文是“大千豪發”，意思是這一幅畫隻是他全身豪發之一而已。又有一方印是“遊戲神通”，在顯示他的兼擅多變，神通廣大，具備十足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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