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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靈應:十六羅漢圖的宗教功能

時間:2024-11-08 08:47:32

十六羅漢是由域外輸入中國的佛教信仰體系之一,在中國得到了充分發展,特别是羅漢圖像的大量制作,豐富了中國佛教文化的藝術形态并深刻影響了日本等地。作為信仰對象的表現形式和物質載體,羅漢圖的主要功能是滿足信衆的崇拜需求。雖然羅漢圖像由于受到佛典的較少限制,能夠充分發揮創作者的藝術天分,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定的審美趣味,不過唐宋時期,羅漢圖像一直保持着它的神聖性這一根本特征。元代以後,随着佛教義學的衰落以及民俗化過程的加劇,也出現了主要用于觀賞、裝飾等的羅漢圖像。

成書于北宋晚期的《宣和畫譜》載有南朝梁時的著名畫師張僧繇所繪《十六羅漢圖》一幅,不過在此前的畫史著錄中并沒有關于張僧繇畫十六羅漢的記載,所以《宣和畫譜》該條記載尚不能确信。倘若張僧繇真得畫過十六羅漢,那麼,他的依據應當是北涼時譯出的《入大乘論》,“又尊者賓頭盧、尊者羅睺羅,如是等十六人諸大聲聞,散在諸渚,于餘經中亦說有九十九億大阿羅漢,皆于佛前取籌護法,住壽于世界”。這裡隻出現了賓頭盧和羅睺羅兩位羅漢的名号。唐代段成式所著《寺塔記》載,長安靈華寺“佛殿西廊立高僧一十六身,天寶初自南内移來,畫迹拙俗”,這十六高僧像很可能是十六羅漢像,不過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和日本高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9世紀的著作中均未載有羅漢圖,說明當時即使有羅漢圖像的創作,也并不普遍。

唐代高僧玄奘譯出《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以後,具名的十六羅漢為中國人所熟悉,由此掀起了尊崇十六羅漢的風潮,十六羅漢圖也流行開來。對十六羅漢圖的明确記載首見于北宋初期黃休複編輯成書的《益州名畫錄》,其中提到畫十六羅漢者有唐末五代的趙德齊、張玄和貫休三人。在其後郭若虛編纂的《圖畫見聞志》中還記載,五代的王道求、左禮、王齊翰和宋初的燕恭肅王、趙長元也畫過十六羅漢。《宣和畫譜》記載,活躍于8世紀的唐代畫家盧楞伽和王維都畫過十六羅漢,唐末五代宋時畫十六羅漢圖的名家更多,如左禮、李升、張元(即張玄)、貫休、王齊翰。南宋範成大所撰《成都古寺名筆記》載大聖慈寺曾有杜齯龜、張南本、盧楞伽、丘文播、李懷讓、劉國用、杜子環等人的十六羅漢畫迹。在《宣和畫譜》之前的畫史著錄中并沒有關于盧楞伽畫羅漢的記載,《益州名畫錄》載有他所畫“行道高僧”及“馬鳴、提婆像”,貫休詩中記載自己曾在廬山東林寺見過“盧楞伽畫”,可惜沒有指出所畫内容;而王維在早期的畫史裡更與佛教繪畫毫無關聯,《宣和畫譜》出現如此僞托說明了北宋時期羅漢信仰的流行以及羅漢圖像的受歡迎程度。

随着羅漢信仰内涵的不斷增廣和羅漢圖像的大量制作,關于十六羅漢圖的靈應故事也越來越多。《宣和畫譜》記載,宋滅南唐時,一個叫李貴的步卒在金陵佛寺中掠得王齊翰所繪十六羅漢圖,為商賈劉元嗣高價買來帶到汴京(今河南開封),又質押給相國寺僧人。相國寺不僅是北宋的宗教中心,同時在北宋的經濟和文化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北宋最大和最為活躍的書畫交易場所。後來,劉元嗣拿錢去贖而僧人以過期為由拒之,劉元嗣将僧人告到官府。當時趙光義任京兆尹,見到畫後大加歎賞,留畫并厚賜劉元嗣。趙光義閱畫後十六日而即帝位(即宋太宗趙炅),遂名此畫《應運羅漢》。宋代由于最高統治者的提倡,羅漢信仰在官員、百姓、商賈、僧人、文人等社會各個階層都很興盛。

傳為五代貫休所作十六羅漢圖之伐那婆斯尊者、羅睺羅尊者、迦理迦尊者、那迦犀那尊者日本宮内廳本

[南宋]金大受十六羅漢圖軸之一172cm×77cm絹本設色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晚唐名僧貫休曾活動于豫章西山(位于今江西省新建縣西部)一帶,《圖畫見聞志》記載,西山雲堂院供奉有貫休所作十六羅漢圖真本,兩宋時,地方官民會在遭遇旱情時迎請羅漢圖到官衙供奉以祈雨。中國自古有祈雨的傳統,佛、道兩教也迎合統治者的需要而積極投身到祈雨活動中。西山因為東晉道士許遜成為道教聖地,唐貞觀年間曾有道徒主持祈雨并效果顯著而引起皇室的注意。晚唐名僧貫休隐居西山後為西山佛教帶來了名氣,其所繪羅漢圖被宋人用于祈雨,反映了當地宗教生态的變遷以及政治力量對民衆信仰的引導。

除了祈雨外,羅漢還有治病的神力。南宋李流謙《性空寺畫阿羅漢記》叙述了漢州什邡(今四川什邡市)性空寺大殿李逸所畫十六羅漢助人療疾的兩則事例:“久之裡人楊宏病,瀕死,家人環泣,計莫之出,宏神爽昧昧,忽見阿羅漢像十六現于前,命禱于寺,俄而獲愈。又任師古大疫,醫巫束手謝不能,夜夢老僧入寺啜茶于堂上,且以《心經》授之,覺而大汗,病旋脫去,明日,至寺謝焉,見降龍尊者,蓋夢中人也。”李流謙作這篇記文的目的是為了宣揚羅漢信仰特别是李逸所繪十六羅漢像的靈應,“自今使聞二子之事者,知敬阿羅漢,敬阿羅漢者,知敬逸之畫”,敬畫的本質是敬羅漢。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降龍尊者”不是羅漢名号,而是根據羅漢形象所作的稱呼。其實,十六羅漢圖中已經出現了降龍、伏虎的立意,隻是在中國人創造的十八羅漢中才作為名号逐漸固定下來。

除了寺院以外,兩宋私家蓄羅漢圖者也很普遍,用于作為臨時性或固定性供養活動的儀式挂幀。韓駒曾在其妻子生日時請人繪十六羅漢像,并作誕辰羅漢供;蘇轼家藏十六羅漢像,以茶供養,常有“乳花”征應;蘇後湖家藏貫休所作十六羅漢圖,每日以瑪瑙盂盛飯供養,如果哪天忘記了,其妻子必夢羅漢求齋;陸遊收藏貫休所畫十六阿羅漢像,曾幾作有《書陸務觀所藏阿羅漢像一軸》詩,慶元五年(1199),會稽法雲寺(陸氏家族的功德寺)觀音殿落成後,陸遊“施以禅月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像,龛于兩壁,觀者起敬,施者踵至”;邊知白曾得武洞清所繪十六羅漢圖的拓本,遣家童送到先祖墳庵供養,由于名家所繪羅漢圖價格昂貴,且不易購得,北宋時出現了羅漢圖的拓本。私人供養羅漢需要一定的經濟能力,因此也有因無力供養而将所藏十六羅漢圖捐贈寺院者,北宋張太保藏有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因“私家畜畫像,乏香燈供養”,遂交給蘇轼,請“擇名藍高僧施之”,後來蘇轼将此畫軸奉贈開元寺座主明師。

除了漢人聚居區,9世紀的西域也出現了十六羅漢圖,日本大谷探險隊在吐魯番木頭溝曾發現十六羅漢圖的殘片。晚唐時,敦煌西千佛洞第16窟中就出現了十六羅漢壁畫。之後,在11世紀的西夏及元代的敦煌壁畫中也出現了十六羅漢圖。而位于西南邊疆的大理國,作于12世紀後期的《大理國張勝溫梵像圖卷》中也繪有十六羅漢圖。可以說,中國的羅漢信仰自興起以後很快就表現出跨地域、跨民族的流行态勢,而在這種傳布過程中又逐漸包裹上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從而增加了中國羅漢信仰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作者為青島大學國學研究院副教授)[南宋]金大受十六羅漢圖軸之二172cm×77cm絹本設色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南宋]金大受十六羅漢圖軸之三172cm×77cm絹本設色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南宋]金大受十六羅漢圖軸之四172cm×77cm絹本設色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南宋]金大受十六羅漢圖軸之五172cm×77cm絹本設色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南宋]劉松年羅漢圖軸117.2cm×56cm絹本設色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款識:倚菩提樹,俯視伊尼。如示妙偈,知乎不知。樹頭結果,其果累垂。猿猴登樹,摘果以嬉。童子攓袂,仰而承之。有色有象,無意無為。細入毫發,匪夷所思。金剛四句,一幅全披。合掌欲詢,應真伊誰。辛卯新正禦贊。钤印:内府書畫(朱)三希堂精鑒玺(朱)宣統禦覽之寶(朱)嘉慶禦覽之寶(朱)

[南宋]周季常應身觀音圖軸111.5cm×53.1cm絹本設色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南宋]梁楷出山釋迦圖軸117.6cm×51.8cm絹本設色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款識:禦前圖畫。梁楷。

[南宋]陸信忠迦跋黎堕阇尊者圖軸80cm×41.5cm絹本設色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南宋]蘇漢臣冬日戲嬰圖軸196.2cm×107.1cm絹本設色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佚名十六應真渡海圖卷之一29cm×322cm絹本設色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佚名十六應真渡海圖卷之二29cm×322cm絹本設色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佚名十六應真渡海圖卷之三29cm×322cm絹本設色故宮博物院藏款識:十六應真渡海圖。丁亥嘉平奎廬半白得此卷,觀通幅,多為前人以李伯時法而作人物十八描也。澹毫輕墨,神完氣足,非俗工所能為,實可珍也,邃古之極矣。钤印:張捷印(白)半白(朱)半白父(朱)奎廬珍賞(朱)曾藏姑蘇孫倫家(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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