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之謙《論學叢劄》與徽州績溪金紫胡氏家族的關系最相密切。這倒不僅因為趙氏通書的對象胡培系就是胡氏家族中的重要學術人物，更鑒于信中所涉人事亦多關乎胡氏家族及其學術。叢劄提到的各色人名、字号數十上百計，而胡氏族人及其關系密切者，不下十數。叢劄述及學問之事大大小小、林林總總，并數商議編纂《國朝漢學師承續記》一事最占篇幅，而《續記》拟收之漢學家亦首推胡氏族人為多。在叢劄第一冊第五通裡，趙之謙告知胡培系：“《續記》人不下六十，而君家為大宗，其盛甲一代矣。”在第一冊第七通更明确說《績記》中“君家傅共七人”。此外，叢劄還多處提到胡培翚經學名著《儀禮正義》刻版的刷印問題，以及他與胡氏族人的過從往來之迹。因此，了解績溪金紫胡氏家學淵源及其與趙之謙的學術因緣，應對研究這批珍貴手劄的學術價值有一定的助益。
績溪金紫胡氏家族，在清代經學史上灼然有大成就，赫然有大名聲。俞樾替胡培翚撰《胡少師年譜》作序，稱徽州學術源遠流長，“至國朝而言，經學者必推績溪之胡與婺源之江、休甯之戴，并為海内所宗仰”。俞曲園先生以戴震（1724—1777）、江永（1681—1762）之學術地位而與之比肩，評價不可謂不高。然則相較三家學術，論個人成就，績溪胡氏諸賢似猶不及休甯戴東原，但不必不如婺源江慎修；若以家學“集團優勢”而言，則績溪之胡速勝婺源之江、休甯之戴。胡氏家學乃自成一派，《清儒學案》即以樸齋先生胡匡衷為案主，設《樸齋學案》推介胡氏家學淵源，共收錄胡匡衷及匡憲、秉虔、培翚、培系、紹動、紹煐、澍等八人學行，并附胡門弟子楊大堉、汪士铎二人于後。學案小序之評論，尤重胡氏家學之盛，曰：“樸齋實事求是，以經證經，遂開家學。傅及竹邨，益以邃密，《儀禮正義》允為集成之書。一門數世，自相師友，斐然有述，作者無慮十人。海内論學家之盛，于鄞縣萬氏、元和惠氏、嘉定錢氏而外，績溪胡氏實為後勁。”讀者欲了解胡氏家學淵源，《樸齋學案》自可作入門之檢，唯趙之謙《論學叢劄》涉及的胡氏家學人物已溢出學案所載。故本文将重在介紹績溪胡氏“樸齋”一族有關人物的世系、《樸齋學案》未載的胡氏學人、胡氏家學的傳承關節，以及與趙之謙學術觀點有聯系的胡氏家學某些特點。
[清]趙之謙行書信劄紙本崇本堂藏釋文：三月間由京都阜康寄天津（在針市街）阜康帽盝一個，内帽兩頂，又扇匣一個，内雕翎扇一柄，請阜康送津海運局，交總辦朱大人收。即寄杭州許益齋，此系益齋臨送行時寫條與我，非我冒入而無故惹朱大人也。及兩信寄出，海運局中竟不給回片一個，收條一紙，本已奇極。後兄信來，言益齋催寄帽扇，更奇。今日接益齋信，又雲并未收到，又雲寄津兩信皆不複，真不但奇而且怪矣。大人雖大，亦不過四金剛而止，并不能如西湖之大佛頭也。何苦作此等可笑伎倆。如以我為冒昧，則請其寫信責備許益齋可耳，與我無幹。茲将益齋原信一帋，又益齋開來條子一紙，請吾兄轉呈朱大人一看，以明非我之罪，無須此等欺人。益齋托我都中買物事，僅付洋弍拾元，我一墊又十數兩，而大宗在雕扇上。若此二種推做不知，則我不惟墊款無着，又須賠錢與益齋。弟不能做海運總辦，無瞞心昧己之錢可用，又非保舉過台，無架子可擺，請兄思之，應發脾氣乎？不應發脾氣乎？詢阜康，雲此件交與朱大人之帳房某君，如彼推不知，則請往阜康一行，問個下落（如走不動，坐轎亦可，将來到京，弟必聽還），再查此海運局門口爪牙有無幹沒情事。總之，此事差在益齋，彼自以為糧過幕友可以哄動委員，而不知朱大人之視如無物也。益齋原條千萬上呈朱大人一看，如以我為冒昧，不妨将原物打回京中。彼以道台欺我尚早佷也。我一時糊塗，妄認此人為人，以緻有此大謬，實屬自己錯，但閣下亦不可不發一言也。伯遲仁兄。弟之謙頓首。五月十八日燈下。钤印：崇本堂（朱）張氏藏劄（朱）古徽州乃大族聚居之地，其中績溪一縣的胡姓宗族，即因始遷祖各自不同而分為“金紫胡”“明經胡”“尚書胡”三大系别。據金紫胡氏宗譜記載，該宗族的“遷徽始祖”是胡宓。宓原籍青州濮陽縣闆橋村，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生，僖宗時以武功拜散騎常侍，掌節新安，後值黃巢之變，始家歙城烏聊山下，後唐時卒，葬績溪西門外。宓子沼，因守父墓祠，遂遷居績溪。宓七世孫舜陟，字汝明，北宋大觀年（1107—1110）進士，官監察禦史、侍禦史，南宋初除集英殿修撰，封爵績溪開國男、新安伯、金紫光祿大夫，家族由此榮赫，故以“金紫”名其門楣。舜陟子仔，字元任，官至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後蔔居湖州，自号苕溪漁隐，以著《苕溪漁隐叢話》而負聲名。仔子光祖，複還居績邑。及至元、明兩朝數百年間，金紫胡氏後裔除了明代胡思伸（1552—1624）小有名聲外，無論事功還是治學都不曾出過有影響的人物。這種情況直至清初才獲改觀。
胡氏家學之“中興”從宓公第二十八世孫胡廷玑開始，也即《論學叢劄》第一冊第三通提到的“瑜公先生”，瑜公是廷玑的表字。胡廷玑生于清順治十一年（1654），與康熙帝同庚，雍正八年（1730）殁，拔貢生，候補知縣，著《周易臆見》《五經解随筆》，嘗遊學京師，名公卿交相稱許，然其不樂仕進而歸鄉，以所學教後人。廷玑生有三子：長子武承公清烈早逝，仲子梅溪公清焘，季子思平公清焣。清焘生子匡衷，匡衷生子秉欽，以《儀禮正義》名世的胡培翚即秉欽之子，匡衷之孫。培翚還有位兄弟名培翼。培翼之子名肇智，字季臨，拔貢生，官拜吏部左侍郎，即叢劄第二冊第四通提到的“君家侍郎”、第二冊第七通中的“季臨侍郎”。再說清焣一房。清焣有子名匡憲，字懋中，号繩軒，邑廪生，敕封承德郎、刑部山西主事，贈朝議大夫，乾隆八年（1743）生，嘉慶七年（1802）殁。匡憲生二子：秉虔、秉元。長子秉虔，字伯敬，号敬亭，又号春喬，乾隆三十四年（1769）生，嘉慶四年（1799）會試第十五名進士，官至甘肅河州知州，丹噶爾同知，道光十二年（1832）殁于官所。秉虔生子名培孝。培孝之子名肇昕，叢劄第一冊第五通雲“竊曉庭按語者何人”，第一冊第七通雲“筱汀遺書寄來否”即是，曉庭是其字，筱汀乃其号，邑優廪生，嘉慶十八年（1813）生，鹹豐十一年（1861）殁。次子秉元，字仲吉，号雲林，國學生，乾隆四十六年（1781）生，道光間殁。叢劄第一冊第三通有“求寄示雲林君行略”，第五通有“雲林先生（專傳）弟子籍求錄示”之語。雲林公生有三子，長子培系，一名桂林，字子繼，号霞塢，由邑優廪貢生補授甯國府訓導，道光二年（1822）生，光緒十四年（1888）殁。叢劄第一冊第七通曾提到“子謙”“子書”二人，則是胡培系的兄弟。二弟子謙，名培受，邑庠生，道光間生，鹹豐十一年（1861）殁于難。三弟子書，名培字，悄生，道光十年（1830）生，鹹豐十年（1860）殁。
[清]趙之謙行書信劄紙本崇本堂藏釋文：粵中學者能問馮君最好，弟所知者，不過數人：一為陳觀樓（王石曜先生亟稱之），一為吳蘭，一為曾钊（字勉士），一即桂君文燦。今得兄書，又知其弟（陳觀樓有淮南子考證，似老都中買得之，弟為覓來者，即其人也），望一一問之。此外有人，亦望乞其開示。張臯聞先生儀禮圖都中尚可覓得，惟價極貴（書二本非四金不可），弟曾見初印本，近為沈均初所得。令華先生即陳詩庭之字，其書未刻。李申耆先生傳、姑徐圖、魏氏經學書叙說如在箧中，祈囑虎侄錄以示之。楊蕉隐在此當委，其人已老矣（詢以陽武老輩，不甚了了。其自述國風升降考一書，殊不能信，以其取今俗樂工四尺上填譜古音也），頗健忘，前來此談易竟日，與鄙見甚不合，唯唯而已。此亦詩翁一流，非學人也。此外，趙之謙《論學叢劄》提到的“文甫”“枕泉”“甘伯”等名字，也是胡氏族人，但非出瑜公一派。文甫是胡紹勳的表字，其号讓泉。枕泉是胡紹煐的表字，一字藥汀。甘伯是胡澍的表字，一字荄甫，号石生。此三人學行均見載《樸齋學案》，也是績溪金紫胡氏學家一派的學者。
績溪金紫胡氏家學綿延有緒，俊彥輩出，卓然成派。其間除樸齋先生胡匡衷有“遂開家學”之功外，還有幾位在家學傳承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人物。首先當然是家學“中興”之祖胡延玑。正由于他不樂仕進，歸而以所學教後人，才會有家族子弟習經業儒，蔚然成風的局面，才會形成“一門數世，自相師友，斐然有述”的傳統。所以，雖然《清儒學案》首舉匡衷而以“樸齋”名其學，但胡氏後裔與胡門弟子都不約而同地追溯瑜公為其家學隆興之源。如胡培翚撰《匡憲公行狀》即指出：“吾家學至瑜公公而益顯，梅溪公、思平公承父志，力學著書，益振勵之。故其後人人皆思自奮于儒術，以詩書為世業。”汪士铎撰《培翚公墓志銘》也說：“先生自高祖以來，世傳經術，道崇位卑。”
另一位是胡匡憲。繩軒先生幼承庭訓，年二十而孤，奮然自勵，于紫陽山家塾苦讀數年，盡通諸經，著有《毛詩集釋》《繩軒讀經記》《讀史随筆》《石經詳考》等。他對胡氏家學“鍊”的功績不僅在于培養了秉虔、秉元二位兒子，還帶教出在禮學研究上大有建樹的從孫胡培翚。培翚少承乃祖樸齋公家學，然年十三即轉而受業于從祖繩軒公。胡培系撰《培翚公事狀》說：“繩軒公教人以治經為本，嚴而有法。公益自奮勵，于諸經已得其要領。”當然，竹邨先生學業大成還在于他的轉益多師，《事狀》說培翚公“後又師事同郡汪孝嬰萊、淩次仲延堪兩先生，會試出高郵王文簡公引之門，故淵源至粹。”但其學業之奠基畢竟是在叔祖繩軒公手中。
再有就是胡培翚，《樸齋學案》八位傳主中的四位同他有直接的師承關系，他們是胡紹勳、胡紹煐、汪士铎和胡培系。據胡昌豐撰《紹勳公事略》說，紹勳公與枕泉“公同受業于族兄竹邨先生，先生教以各治一經，互相宣究”。又說“江甯汪梅邨先生士铎與公同出竹邨先生之門”。可知此三人都是胡培翚的及門弟子。胡培系是胡培翚的徒弟，兩人同輩分，年齡卻幾乎相差一代。兄弟倆雖無名義上的師生關系，但在培系心中，培翚就是自己的“問學之師”。此由胡培系親筆撰寫的《培翚公事狀》為證：“公與培系同高祖，少先君一歲，與先君少同學長同志，凡著一書，籌一事，必就質于先君。癸卯先君捐館，公哭之恸，嘗謂培系曰：‘吾家老成凋謝，讀書種子惟吾弟與肇昕矣。弟必勉之。’培系年甫逾冠，遽遭孤遺，與兩弟負籍紫陽，每自館中歸，晚間辄就公問難經義，舉治經之塗徑，以及持躬接物之大要，言無不盡，恒至漏三下不止。雖未嘗及公之門，然生平一知半解皆自公啟之，則固心師之矣。”胡培翚不但在家族館塾中教授子弟，而且數度出掌江南著名書院，傳揚胡氏經術，學澤廣被天下。汪士铎撰《培翚公墓志銘》說：“先生自高祖以來，世傳經術，道崇位卑。先生雖從政農部，而奸蠹布濩，未竟厥施。名臣碩輔，延主臯比，鐘山、惜蔭，士饫其教。講舍百數十人，服膺歸仁，拳拳弗忘。士铎不才，亦蒙揃拂，蓋門無棄材焉。”胡竹邨先生高足汪士铎，就是趙之謙在叢劄中幾番提出欲培系推薦從學受業的汪梅邨。如叢劄第一冊第二通曰：“前見兄書，述汪梅邨先生尚在江甯，必求兄為我作書達碩學之意。此時在遠方，當依太原事南雷故事，遙執弟子之儀。秋間南歸，能一至江甯，即叩首門下。此事關系終身，求一引進，沒世感戴。”又第一冊第五通曰：“汪梅邨先生（記是庚子舉人），弟欲附門牆者也（前有書求達愚忱矣）。其著作及蹤蹤略述之，當附竹邨先生後。”因此可以說，趙之謙的“問學路向”，因由師從汪梅邨先生之心，而與績溪金紫胡氏家學發生了較為直接的關系。而這層關系還可以從趙之謙《論學叢劄》的“問學往複之語”中找到印證。績溪金紫胡氏家學特點，非此小文能說盡。《樸齋學案》小序乃以“實事求是，以經證經”一語概而括之，茲僅别自拈出其能與趙之謙叢劄“問學之語”相比照應和者，試為之說。
《樸齋學案》在評論胡秉虔學術時這樣說：“先生之學，雖守漢儒家法，而于宋儒之是者，又未嘗不并取之，以視世之說經者确守門戶之見、不許一語出入于宋人者不同。”就是認為他雖然屬于漢學家陣營，卻并不絕對排斥宋學，準确些說是不絕對排斥朱子學說。守漢儒家法的胡氏學人皆以小學為問學途徑。如《匡憲公行狀》說他“每歎唐宋以來不明古人字借聲轉之理，解經每多隔閡。”《秉虔公行略》謂其“博通經史，實事求是，而于小學，用功最深，公餘之暇，專心撰述，辄至漏三四下始寝，晚歲研求古韻，自謂有深得。”《紹勳公事略》稱之“精研小學，實事求是，示人讀書當從聲音訓诂始，以為讀書不通聲音訓诂，比之瞽者議色，聾者論聲，終無當也”。但他們都不是囿于訓诂考證、不關經旨義理的“絕對經驗主義者”。而這一特點在匡憲、秉虔、紹勳之先祖，就已見端倪。如匡憲之祖廷玑以為：“朱子本于程子、邵子，依古經作《本義》，蓋審之精矣。
然易與天地準，理緻精微，蘊涵廣大，原非泥于一人一事之故。”故所著《周易臆見》，即旨在與先賢商榷，探求易理真義。秉虔之祖清焣著《四書注說參證》，亦在闡釋義理，自序曰：“餘極尊信朱子，且其尊信較他人更精，較他人更切，然其意有所見或與朱子不同，不欲锢沒，故為參證以質之。”姚文田序特别指出此書參證辨釋之要在于性情、理欲之辨：“《四書注說參證》一書，不務立異而背先儒，亦不肯苟同而失經意，期于推闡道原，補苴罅漏，旬可為朱子功臣。而其齗齗置辨者，則尤在‘性’‘情’二字。謂經無以性屬理，以情屬欲之文。因舉《孟子》所言為證，更足證漢儒以來诠解之誤。”衆所周知，“情欲”是否與“天理”對立，正是清學與宋明理學在儒學義理上的一大辯點。可見在胡氏經學系統中，不僅有漢儒制數之學，也有宋儒義理之學。
乍讀趙之謙《論學叢劄》，給人一個印象是，他對當時心學複起的強烈反感和憂慮，以及其“反理學”的立場。如叢劄第一冊第五通說：“台州人，雖勤學而見解多陋，此宋人講學地，其毒深入人心，故盜賊極多而所作皆可笑，儒亦同之。”第二冊第三通說：“近年又有勳臣倡立理學，改‘赤城書院’為‘正學’。”“其人（倡理學之人也）筆下别字極多，虛字不通。而動辄談文談學，自以為是，膽大無恥，莫此為甚。若輩業已散布天地，我等急宜自藏矣。”又第一冊第二通說：“數年來心學之說複起，愚者既奉為準的，死守成規。智者得以飾非拒谏，亦轉相附和，恐從此讀書種子絕矣。幸有後死者，此記不可不續。”可見其編撰《國朝漢學師承續記》的目的，即在持之與心學複起的時潮相抗。但倘若因此以為趙之謙絕對排斥宋學，就會有失偏頗。且看叢劄第三冊第三通曰：“弟少事漢學，十歲後潛心宋學者七年，今複為漢學。竊謂漢、宋二家，其原則一而流則殊。康成諸公何不嘗明理道，周、程、朱子何嘗不多讀書。流極既衰，乃有木雕泥塑之考據。子虛烏有之性命。”又第一冊第二通說：“然天下學問皆出一原，餘學無所得，而徒求文字，羊質虎皮，不值一噱。弟所以欲受業于汪師者，以此。且近年來餘學漸有解識，文字亦漸能沉着，可見作好文字當先讀書。桐城一派所以鄙陋如斯者，坐不讀書，且其師法全在‘避實擊虛’四字，則不能不為心學，否則處處隔礙。其所為心學，又不過借作門面，以為抵當衆口地步，并不能深用功。此派盛行天下，遂多陋儒，陋儒多，天下遂多名士。故弟于衆稱名士者，即避而不敢見。此間又多詩人，名士支流，是萬是一，總以‘笃信程朱’四字為聖賢招牌，沿街叫買。實不料宋儒造何冤孽，竟為若輩趨奉賣弄，出多少醜态、多少笑話，可恨可恨！”由此可見，趙之謙既反對“子虛烏有之性命”，亦不滿“木雕泥塑之考據”，以“考據求義理”是他的學術理念，“多讀書、明道理”是他的問學路向。而由此亦可發見。趙之謙與胡培系頻繁通信，往複問學，并非沒有學統上的内在來由。
責任編輯：劉光
[清]趙之謙行書信劄紙本崇本堂藏釋文：子繼兄長如見。前書已奉到。錢氏藝文志俟西老歸來再寄亦可。西老聞有宣平之信，此大累缺，萬不可往，但願無此事也。楹帖書就奉去，堂額中一字，弟家諱不敢迳書，留俟當世有學行者。弟日夕求之矣。外奕。弟試草三本，祈與荄兄、西老二分，而以一呈教，自難後家中好事此為第一。惟渠去年大受縣官之辱，故評尾及之。衰門薄祚，有此尚為深幸，不欲以己之儒冠誤身例之也。伏承曼福。謙頓首。钤印：半醒生（朱）張氏藏劄（朱）
[清]趙之謙行書信劄紙本崇本堂藏釋文：毛清士，名際盛，生甫先生之父。生甫，名嶽生，有集，撰說文述誼二卷（弟有其書），又通誼（新坿）未得，其履曆不知。王宗涑（甲辰舉人，王映江字，永伯之弟），亦嘉定人，校刻述誼者，頗精小學。葛鐵生先生小爾疋疏證卷數可查示否，已附亮甫先生後，其子名□□，亦乞示之。弟忘之矣。陳小蓮（己未進士，陳令華先生長子也），祁相國曾為弟詳言之，并示所作，祁大夫字說亦附亮甫先生後，并錄其文紀年，存真卷數，求示。旌德呂氏周禮補注，弟與荄甫皆有之，間有可采。續記搜南北人頗得五六，惟粵東諸老輩如吳曾諸君竟不可得聞。桂君文燦，弟入都時渠已行矣，并未抄其經學叢書之目為憾。如有粵人識者，求留意。張臯文有讀儀禮記，丁儉卿有儀禮周禮釋注，弟均有其書。未知見過否。又群書治要内引書多異文，其第八卷引周禮，此書不易得，而弟所有止五卷，可留意訪之。今日見陽湖楊縣丞晉藩，問申耆先生家，雲其子不肖，父書盡棄之矣。弟求蔣丹棱所撰年譜不可得，魏默深集中傳曾錄出否？包慎伯所撰傳不及其學，無足取也。葛民丈處詢先輩轶事，不能對，求其書畐，想忙甚懶甚，其學有弊坐此。戴子高有書來問安，且雲莊珍藝遺書，江甯無買處，此書弟架上有之，都中頗多，價亦廉，俟弟入都為之買一部可耳，見時望告之。渠名坿龔定先生記末矣，所著書目不能全載，以古文原始之類，微有不合弟見故也。龔集中有為竹邨先生文集序，宜錄入，家藏錄端木太寉易學，非漢非宋，竟不敢記入，并不知解。蕭山王畹香撫軍，著書頗多而未見，晚聞先生甚有名，而不知所着何書。兄知之乎？春喬先生傳已定。古韻論未鈔則不必鈔。儀禮正義中引讀經記須再檢尋，全載具可。楊君襲篠汀說，不必舉其證，可無鈔。此書必王生之遺忘也，祈遣人至崇文書院内問之。周書集訓有無取來，已有信驿遞矣。餘事已條複于别紙，孫歡伯不知歸杭州否？渠乞弟為其先德寫墓石而不買紙來，甚待也。乞囑西弟于見時告之。子繼大兄。弟謙頓首。钤印：半醒生（朱）張氏藏劄（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