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閻肅老師1992年末相識于沈陽。
那一年東北三省電視台聯合舉辦春節晚會，特邀大名鼎鼎的黃一鶴擔任總導演。通過著名相聲藝術家金炳昶先生的推薦，黃一鶴導演大膽啟用了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業餘作者為晚會創作相聲。我也很争氣，創作出了相聲《八字迷》。沒想到這段相聲那一年同時登陸東北三省的春節聯歡晚會和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并拿了一系列的大獎，從而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閻肅老師那年被黃一鶴導演請來擔任撰稿，就這樣，我們在劇組裡相識了。記得有一次吃飯時，閻肅老師還開玩笑說：“你們遼甯就是有人，随便找一個業餘作者，就能寫出一流的相聲作品”。
《八字迷》的成功讓我在圈内火了起來，那些年頻頻受邀，連續參加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以及其他大型綜藝晚會的創作，因此和閻肅老師越走越近，以至于成為了忘年交。在劇組裡，大家都親切地稱他為閻公。
有一次，我和閻公聊天。我說：“閻公，其實咱倆的淵源，還要追溯到更遠，我和你之間曾發生過一段間接的故事。”他說：“怎麼回事？”于是，我向閻公講述了一件往事。
那是粉碎“四人幫”後不久的1977年，當時，我在丹東市食品公司工作。那年月，電視還未走進家庭，收音機是百姓家庭唯一的娛樂工具。我因酷愛文藝，每晚都收聽電台的文藝節目。一天，收音機裡播送空政歌劇團恢複上演歌劇《江姐》的實況錄音，令我激動不已。我一直聽到深夜，始終沉浸在藝術氛圍中。不料，聽到結尾處卻使我大吃一驚。就在江姐告别難友，大義凜然走向刑場時，雙槍老太婆突然率華蓥山遊擊隊從天而降，消滅了敵人，救出了江姐，全劇在江姐和戰友們共同歡慶勝利的時刻結束。聽到這裡，我簡直懵了，實在不理解，為什麼會這樣處理。藝術作品可以虛構，這個道理我是懂得的。但是江姐這個人物是真實的，她是革命烈士，其壯烈犧牲的事迹早已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這樣的人物怎麼能把她改活了呢？這樣的創作是不是太不嚴肅了？第二天到了單位，我和同事們說起了這件事。當時有一位也喜歡藝術的老同志說，聽說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改的，因為當年毛主席看了《江姐》後，心情不好，指示讓江姐不死，和我們一起建設新中國。我說這不可能吧，我這人比較較真，加上年輕氣盛，回家後就寫了一封信，直抒我的觀點，強烈反對這樣的改法。當時播出作品，并不說明作者，我也不知道有個閻肅，隻知道這出戲是空政歌劇團演出的，于是，将信寄給了空政歌劇團。
過了一段時間，我接到了空政歌劇團寄來的厚厚一件信函，打開一看，是歌劇《江姐》的劇本和全劇的音樂總譜，此外，未見一字的回複。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寫信是要讨個說法的，為什麼光寄劇本不答複？難道是讓我好好學習一下劇本？難道多讀幾遍就能理解？可我越讀劇本越想不通，反倒上來了犟脾氣，于是，又給空政歌劇團寫了第二封信，再次重申了我的觀點，強烈要求将戲的結尾改過來。這封信寄出後，我再未收到回函。兩年後，這部戲拍成了電影，我聞訊後特意趕去觀看，這回的結尾終于尊重了曆史，以江姐的凜然就義結束了全劇。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不正常的創作過程呢？多少年過去了，我一直未能尋找到答案。
後來，我知道了《江姐》的作者是閻肅，但沒想到有一天我能和他坐在一起聊這段往事。
和閻肅老師在春晚劇組留影閻公聽罷，先是哈哈一笑，然後緩緩道來。
閻公說，《江姐》于1963年創作完成，當時的結尾本來就是以江姐就義告終的。後來，毛主席看了演出，流下了眼淚，但當時并沒有說什麼。有一個周末，中南海裡舉辦舞會，當毛主席和一位女演員跳舞時，得知她是空政歌劇團的，對她說，你們演出的《江姐》我看了，不錯。江姐的犧牲，太可惜了，她如果不死，和我們一道建設新中國該多好哇！這本來是毛主席緬懷革命先烈的一種情感表達，并不是在作什麼指示。當時，誰都沒太在意。幾天後，那位女演員和同事唠嗑時，說起了此事。不料，此事傳到了團裡某領導的耳中，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立即上報了有關部門。有關部門找來那位女演員予以核實後，便确定了這是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于是，召來了閻肅，令他立即修改劇本，讓江姐活下來。閻肅當時也懵了，江姐是烈士，把她改活了，這不是太荒唐了嗎？你讓她活，觀衆也不信哪。但是，他是軍人，又無法違抗軍令。何況，那時正值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年代，他又有什麼法子？無奈，隻好違心地修改了劇本，就這樣，早已犧牲了的江姐，又在閻肅的筆下極其荒誕地活了下來。但修改後的劇本沒怎麼上演，就趕上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閻肅和《江姐》一道被打入冷宮。
“文革”結束後，1977年，文藝複蘇，《江姐》得以恢複演出。按閻肅的本意，是要尊重曆史，按最初的劇本上演。但那時“左”的影響還十分嚴重，閻肅的意見沒有得到采納。于是，重新上演的《江姐》就成了我前面說過的那個樣子。閻公說，“《江姐》複演後，團裡接到一些來信，但都沒讓我看，有專人處理。持你觀點的人還有不少，但都沒有給以答複，也确實沒法答複，怎麼說呀？你還不錯，不管怎麼人家還給你寄了劇本和總譜。後來拍電影時，形勢好轉了，結尾才終于恢複過來了。”我說，“這事可真夠荒唐的。”閻公說，“你不知道，還有一件荒唐事。文革期間，我正蹲‘牛棚’呢，突然有一天，文化部來人把我帶到一個地方，斷了跟外界的聯系。幹什麼呢？原來是讓我參加《紅燈記》的修改，也是要把李玉和給改活了。這比改《江姐》還難，因為江姐的死與活，不管合理不合理，隻是一個結尾的處理，對前面的戲影響不是很大。而《紅燈記》不是這樣，它的主題是革命的後代踏着先烈的足迹前進，前半部分戲已經對李玉和的犧牲作了充分的鋪墊，而且李玉和犧牲後，情節仍然在發展，戲的份量依然很重。如果把李玉和改活了，後面的戲不能演了，前面的戲也很成問題，即使改出來，這出戲也肯定是面目皆非了。幾個人折騰一氣，實在弄不出讓人滿意的東西。再加上當時《紅燈記》已經是影響很大的樣闆戲了，真的改得不倫不類恐也沒什麼好結果。後來，此事不了了之。”
那次和閻公的聊天，不僅解開了我心中的一個謎團，也讓我對那個荒唐年代有了更深的認識。
（責任編輯/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