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快書小品《考連長》中國曲藝牡丹獎是經中央批準，中國文聯、中國曲協共同主辦的全國性曲藝專業獎項，每兩年評選一屆，今年迎來了第九屆。和往屆不同，第九屆中國曲藝牡丹獎是曲藝界嚴格落實全國性文藝評獎改革各項要求之後的第一次評獎，面臨很多新情況、新問題、新任務、新要求，因此備受關注，成功舉辦與否，必将對今後評獎工作和藝術發展産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其牽動性、導向性和示範性尤為突出。
7月25日至29日，合肥賽區比賽如期進行，相聲、小品、三書幾項曲種同場競技。本賽區入圍節目主要來自北京、天津、河北、遼甯、山東、河南、安徽、廣東等17個省區市和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中國廣播藝術團、中國鐵路文工團等專業院團以及山東快書研究會等民營曲藝團體，涉及200餘名演職人員。其中相聲類節目17個，小品類節目12個，快闆類節目13個，評書快書類節目14個。涉及節目獎參評節目23個，表演獎參評演員28人，新人獎參評演員28人，文學獎參評作品19篇。由于賽制、參賽人員構成等現實條件的變化，圍繞賽事出現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新情況，筆者謹以該賽區賽況為例，梳理如下:
評獎數量和标準的變化對曲藝創演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獎項數目的減少等變化，比起對傳統作品的演繹，參賽作品更注重原創性，對曲藝創作在尊重藝術本體的基礎上能夠有所思考和創新的要求應運而生。
本次比賽中頗受好評的群口大同數來寶《工錢》創作時間長度接近一年半，迄今已演出八十餘場。主創之一柴京海表示：“創作時我們必須走進工廠、走進農村、走進建築工地，真正和農民工在一起摸爬滾打，熟悉他們的語言、生活方式、心理上的困擾和喜悅，力求能做到感同身受。讓人感到立在舞台上的形象就是農民工自己，避免太重的表演痕迹。形式上打破了群口數來寶大家共說一詞的慣有模式，形成了劇情關系，演出時讓每一個演員都着力突出一個他所代表的群體的明顯個性特色，一個人代表了一個工種。”依照這一設計原則，台上有數的一群演員實際上在有限的舞台空間裡濃縮演繹了較為廣大的農民工這一群體。在數十場面向包括農民工在内的不同人群的演出中，作品不斷得到打磨，主創的匠心甚至細緻到對人物的口音設計上——“所以在這個作品中你可能聽出來有人說話帶有一點南方口音，而他到底來自四川、雲南，還是貴州呢？并說不清。農民工常年在外工作，走南闖北，四海為家，他的語言已經混雜了，所以我們沒有把語言倒口做得特别準，反而顯得不那麼準确，才是對的。”群口大同數來寶《工錢》合肥賽區賽況表明，“突出曲藝藝術特色、觀照現實”的創作選材更受歡迎，現實迫切地呼喚着真正來源于生活、有溫度的曲藝作品。創作中具有“問題意識”很重要。“首先你能不能提出一個問題，其次你是否具備疏導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解決社會問題是政府職能，作為曲藝作者和演員我們并不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看到問題、将之剝絲抽繭，至少能緩解、舒緩人們的情緒，形成正确導向，這是《工錢》的一個創作核心。”柴京海說，“創作的燃點要保持和表現對象在一個水平上，我們這個作品的表現對象是農民工，如果你推高了、拿範兒，他們會覺得跟你有距離，因此我們要求即使平時打闆兒打得再好，在這個節目中也不能玩兒出花哨和架子來。因此，表演需要颠覆以往的方式，要像真正的農民工拿着勞動工具一樣，真情流露，看着是闆兒，但實際很可能代表一對鉗子，或者一對鏟子。包括服飾、道具，台上的一舉一動都是由深入工地幾個月觀察得來的結果。創作出有溫度、有筆端的東西，才是真正體驗了生活、提煉了生活、還原了生活，完成了藝術的再創造。”
“越比越感覺到創作的迫切性，越比越感覺到我們要走在時代最前列的迫切性，越比越感覺到我們的青年一代的成長過程中間需要的除技巧之外，更多的是思想上的飛躍，這絕不是講空話和大話，而是實際迫切的需要。”多年從事曲藝創作表演的楊魯平評委表示。他認為在反映當今社會的道德風尚和人文審美情趣上，曲藝做得還遠遠不夠，并沒有走在時代最前列，而原因恰恰是創作不夠─“我始終認為有了創作就有演員，沒有創作，好演員最後也将淪為一般。這是創作的重要性。”
目前很多小劇場的創作中流行一種模式：即拿來傳統作品的框架，像加佐料似的加上一些時興的網絡語言，再加上現代社會流行的生活方式等等，糅合糅合，攢一個所謂的新創作品。在楊魯平看來，這種急功近利的創作方式十足不可取：“盡管劇場效果可能不錯，而這不應該是曲藝創作最終的目的，新時期的曲藝創作應該立足抒寫屬于我們時代的新的作品。人們講文學即人學，好的作品必然人物刻畫得好，給人思考和啟迪。快餐式的創作模式則很可能忽視了這一點，總覺得我火了，包袱也不少，然而從創作規律上講，這樣的作品呈現碎片化，很難出人物，遑論給觀衆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新人獎角逐見證了并作用于曲藝新生代的崛起
合肥賽區比賽中新人表現突出是一大亮點，新人獎提名的角逐異常激烈。由于該獎項參報人數多且質量高，并且分布于不同曲種、不同行當，因此被評委認為是“最難評比的獎項”。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曲藝新生代的崛起，曲藝藝術後繼有人；同時由評獎進一步得到明晰的導向，也将起到規範和指導新生代成長的作用。如王聲（參評曲種相聲）、袁國虎（參評曲種四川評書）等新人獎評選參與者的現場可圈可點，他們的舞台表現和與觀衆的交流能力已經趨于成熟，形成了自身獨有的風格。苗阜、王聲表演相聲《西遊新說》頗受年輕一代觀衆歡迎的青年相聲演員李丁也攜原創作品《男朋友女朋友》參加了本次新人獎的角逐并獲得提名。從當初的嶄露頭角到如今摸索出個性鮮明、辨識度較高的表演模式，他對于相聲藝術的實踐和思考漸趨成熟。通過比賽中的同場競技和賽場下的交流切磋，他越發清醒地意識到個性鮮明的表演模式是一把雙刃劍。形成穩定的表演模式的同時也相當于受到一定套路的限制，那麼如何進一步打開表演的空間，發掘和實現更多的可能性成為一個需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李丁表示：“現在我比較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看看是否有更多的表演方式、更多的創作模式能夠被我掌握和運用，無論是像他人學習也好還是自己研發也好。比較客觀地說，現在确實是我的一個瓶頸期，用固有的套路去寫節目不太甘心。我不想雖然内容不一樣了，但是表演手法、處理包袱的方法還是一樣。我和搭檔董建春希望盡可能在台上有不同的嘗試，給觀衆帶來不同的呈現，然而這些東西需要慢慢摸索，我确實感到了很大的壓力。然而壓力也是動力，促使我不斷嘗試塑造不同的人物，在人物之上再形成新的作品。比起拿來現成的作品，自己動手在人物塑造上應該更占有優勢，更能比較準确地表達我們想要表達的東西。”
評獎的公開性和重要性為厘清藝術邊界糾紛提供了機會
小品是廣為觀衆歡迎的一種藝術形式，然而自它誕生之日起，藝術邊界的糾紛從未停歇。作為全國性的專業獎項，牡丹獎的重要地位和廣泛的社會關注度毋庸置疑。因此在牡丹獎這一平台上嚴格把握藝術的本質特征加以評判顯得尤為重要，這關乎藝術發展的導向性，是一個“專業知識”面向大衆普及的絕佳機會。中國曲協副主席崔凱認為：“比賽中還有對藝術形式把握不準的現象存在，有的小品很明顯地從創作到表演都是戲劇小品，缺乏曲藝表演的本體特征，而如果以話劇小品參加牡丹獎評選顯然不合适。”他認為這并不是創作者的問題，而是過去的評獎過程中強調得不夠好，導緻現在對藝術形式的把握出現了偏差。他強調：“還是應該把握藝術本體的特征，曲藝小品有曲藝小品的特征，比如戰友文工團表演的山東快書小品，無論如何你都覺得它是曲藝，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上藝術的邊界糾紛是能夠通過引導和強調得到解決的，解決了邊界問題，曲藝小品在藝術内涵上的提高和表現形式上的創新才是更值得着力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