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廣播裡聽王少堂說書是“文革”之前的1964年，剛剛上小學，揚州城的有線廣播和無線廣播都能收聽。那時有線廣播不曾通到家家戶戶，揚州人民廣播電台的聲音在小街上數完上百塊石闆才能聽到一節，還沒有能夠像幾年後傳達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或播放樣闆戲《紅燈記》中李玉和、《智取威虎山》裡楊子榮的唱段那樣普及。那是剛剛經曆過“三年嚴重困難”的日子，上午最後一節課總是肚子餓得咕咕叫。中午放學回來，緊忙着把飯扒下去，就等着從五燈電子管收音機裡聽書了，巴望王少堂說書，比得上最下飯的菜肴。幾十年後，研究揚州評話曆史，方知清代揚州也有俗說：“要聽龔午亭，吃飯莫打停”，大藝術家的吸引力就是這樣。聽無線電收音機沾光一位1938年的老新四軍，這位邱主任轉業後與父親同事，退休後一時沒有回到江南丹陽鄉下的家，暫住在我家廂房裡。他借用公家的電子管收音機（那年頭市面上還沒有半導體的）聽書，揚州評話與他的江南方音竟然沒有沖突，每日津津有味準時開機等待（過早開怕耗電費錢）。我就趴在他的辦公桌前盯着收音機看電子管在裡面微微閃亮，聽一個魅力無窮的蒼勁聲音從喇叭裡流淌出來，心神立即就被抓住了，記不得此前此後聽哪門學校功課這般全神貫注。大姐有女孩的羞澀，站在天井裡聽，下雨才挨在門邊來。母親雙目失明，坐在正屋槅扇後面聽，邱主任當然把音量開得比較大，還問徐師娘聽得清楚不。邱主任後來回家鄉，活到七十多歲，“文革”中不在了。母親也辭世幾年了，聽王少堂說書是她三十歲失明以後最悅耳的娛樂，幾年後有居民區“革委會”讓人勸盲目的媽媽去跳“忠字舞”，被爸爸冷面擋回去。那段日子的午飯後聽王少堂說書，是母親那一輩人維艱生活中的幸福時光。父親聽書且熟讀《武松》整理本，在他癌症最後的日子裡，我把王少堂僅僅存世的一段錄音（由揚州曲藝團刻錄為光碟）放給老人聽，隻聽他在輕微歎息。轉眼我已經到了邱主任收聽揚州人民廣播電台的年齡，閱曆了不少世界雅俗文化，唯有王少堂說書這個俗世文化滲透在我血液中。後來研究揚州評話、與李真先生合著《王少堂傳》等隻是一種反哺。那些研究論著在我任教的大學體制中得不到承認，我卻看得比有名分的專業教授、博導的教學、科研成果更有價值，研究揚州評話唯恐做得不好，有愧王少堂一輩藝術家。近年在新設專業的藝術理論課程中講揚州評話，面對研究生，總沒有和同齡的揚州老人說得起勁，隻好自嘲那是屬于老人的文化記憶了。
揚州評話演員王少堂、王筱堂、王麗堂三代合影其時有人閑話：正午12點前後，街上沒有多少行人，都在聽廣播上王少堂說書。揚州的浴室業十一二點開張，來得早的澡客都不肯下池子，坐在鋪位上聽廣播，什麼時候書了結才脫底衣，跑堂的服務員也不作興催，他們也要聽書呢。那時揚州城就是東西南北兩條十字大街，南北渡江路、國慶路、史可法路，東西江都路、廣陵路、甘泉路常常站滿了人聽書。原來，百貨公司員工好事，也不管商品能不能啟用，把收音機接上擴音器和大喇叭，一條街成了臨時書場。附近富春茶社吃茶點出來的，菜根香飯店午餐的，街邊國營、公私合營、個體商店的營業員和業主都聽書，極少有人在這種時候買東西讨人嫌。過路的也站住腳，莫忙，聽完書再各執其事。國慶路的西邊，就是往日王少堂坐鎮揚州說書的大本營“教場”，如今不像進“醒民書場”了，省下茶錢、書錢，個個舒服受用聽書。揚州城多大，書場就多大。
記得有位小學女同學，背簡單的課文肯罰站，偏好絮絮叨叨在班上複述前一天聽廣播的書詞。說到“殺嫂”一段，不知為何她潘金蓮名字說不周全，滿口嫂子長、嫂子短地把話說錯，我心底下總在糾正，隻是不如這位同學有表演欲望。有一天，我的優越感變成了虛無，武松正被吊打白虎山，五燈收音機壞了，我們老少呆在收音機邊上，裡面出來沙沙的電流聲音，沒有了武松……。第二天早早地，我、大姐跟着邱主任來到他退休的單位，那裡裝了有線廣播。從家裡出巷子經過轉角代銷店（買供應計劃商品的糧棧），廣播下面也都是等聽書的老老少少，生熟面孔。趕緊走到我們的目的地，那裡人少，父親的同事中午大都回家午餐。仰望着挂在房檐下的木頭廣播盒子，靠想象補上了中間漏聽的内容。大姐多了一項任務，回家要學說給母親聽。多年後自責：怎麼就沒有想到攙扶母親去聽廣播，即使不跟邱主任走，去代銷店也可以啊！她隻要有帶給我們快樂的事，總是不假思索就去做的。
從廣播聽王少堂的書，隻聞其聲，不見人形，隻感受他的聲音有一股磁性魅力，把老老少少的精神都凝聚到他說表的人事中。後來研究揚州評話的藝術形态，才理清其文學性、音樂性、舞蹈性的綜合藝術形态的特征。口頭文學是通俗的，不然不會深入到我們剛剛入學的小學生心裡。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揚州，真正能讀會寫的高小以上文化的聽衆少，俗人居多，王少堂的功夫就在讓俗人在聽書的過程中通往雅途，第一流說書人的使命是讓俗人變成通人。揚州是文化古城，王少堂生活的時代，街面上人談吐從不粗俗，他們也許就不看書、治學，卻由書場中陶冶品行，其得到學問的途徑是“耳治”，這也是揚州評話極盛的清朝乾隆年間的揚州府學教授金兆燕的論述。王少堂俗得那樣雅，聽他說書入耳舒服，往人的心窩膛裡去，除了聲音悅耳，便是這淺俗中的雅緻與提升人情世/事理的認知。至于聲音的音樂性，王少堂練過京劇、昆曲，發聲清晰，歸韻準确細膩，從韻頭、韻腹到韻尾，感情的濃淡、智慧的天真世故都在裡頭，無不處理得有深人雅緻的味道。聽廣播上的書，不能見到的就是那舞蹈性的動作與面部神意。王家說書，首推說表功夫，演意/義寄托于說表。王少堂登台的表演是神意具足，聽廣播而看不見他的眼神手勢，固然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領會神意與欣賞動作的機會，但僅僅有說表已經美不勝收了。且一般揚州人“聽”書，主要啟動聲音感官。
1964年揚州廣播電台播放的《武松》，不是王少堂七十五歲的現場演出，但也凸顯了老藝術家的爐火純青。他是光緒十五（1889）年出生，少年得志，中年享盛名，老來為天下師。北京侯寶林當面要拜王少堂為師，蘇州姚蔭梅不僅拜師，且随他在常州多日，聽了整整一時節的書，他們可都是名動天下的藝術家。廣播上放的錄音應是在七十歲上完成，大緻是整理本《武松》出版的時候，這個過程已難考證。李真先生和我寫《王少堂傳》，叙述他在1953年秋天在南京夫子廟魁光閣錄《武松》《宋江》兩部書，1954年春天轉到新街口紅樓書場錄《盧俊義》《石秀》兩部書，王少堂在台上說書，台下鋼絲錄音技術記錄。但是，我們可以确定揚州廣播電台播出的不是這個錄音。未經整理的台上演出的《武松》與1959年出版的《武松》有出入，現在保留的武松進景陽鎮與打虎的錄音基本是整理本的路數。僅舉道具證明，王少堂先生抵觸肖亦五同志武松用哨棒的建議。他在南京說的是家傳書，錄音當然沒有哨棒；電台播出的有，是王老妥協了的說法。當然，播放的書也摒除了“武大顯魂”“蔣忠妻妾鬥口”等迷信、沾黃的段子，這些都是“戲改”的成績。那麼，王少堂何時又重新錄音的呢？而且江蘇人民廣播電台錄音十年後交由揚州播，也不符合體制慣例。曆史之難于還原，有些東西在公衆記憶之外，于此可見一斑。
無論如何，這總是王少堂七十歲前後說的書。播音中有一種老者閱盡人情、悟透世/事理的世故哲學，語音語調都有在此基礎上産生的蒼勁感，它又是在娓娓而談中緩緩滲透到聽者心中。彼時的我隻是一個小學生，聽一位老太爺說人間世，沒有教條的強勢訓導，态度通達到任誰都可與之論情理。他講任何地方可能存在的道理，甚至分析老虎的習性、北方人洗澡，聽衆明知其未必真确，卻甯可相信他老人家。這種談話方式，就是上個世紀的揚州人際交往的方式，是一種與市井不即不離而又趨向雅緻的揚州的市民文化，這是千百年造就而又不悖現代生活的藝術精神。王少堂人雖古稀之年，說話底氣足、膛音響，仍然快而不亂、慢而不斷，人們都知道“王派水浒”的特點是“說表細膩”，他比父輩與書業同行尤勝一籌。這不需要理論家闡發，普通聽衆也能感受得到，他們不需要理性的解釋，覺得王老先生怎麼說都自然合理，也是最好。揚州人如着了魔一樣地喜愛王少堂，偏好乃至信仰王少堂，廣播把王少堂的書送到他們家門口、耳朵邊，怎能不惜福呢？
實事求是地說，王少堂六十年代上廣播并不是他自己再次選擇“過電”。這一次被尊敬地安排上廣播影響更廣大的受衆，對他的藝術發展與傳承并不起決定性作用，但此番最高水平的揚州評話藝術與現代傳媒手段結合，造福了無數聽衆，也構建了我這一輩人樂享這一本土藝術的心理機制。正是聽王少堂《武松》的廣播，激發了我探索本土文化的願望，成就了我從三十歲上對揚州評話的研究。王少堂是我的藝術信仰的一部分，走到世界上任何與東亞相關的學術語境中，都努力從學理層面去讨論揚州評話，無論在哈佛大學東亞系，還是台灣大學中文系或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我這一輩人是當年最幼稚的聽衆，聽書的過程卻是童年最深刻的記憶，它産生了深刻的本土文化的認同感，在與外來文化的比較與吸收中滋養了我們。如果對外延不那麼明确的“國學”重新定義，王少堂《武松》代表的揚州評話作為中國現代說書的藝術典範，一定是“新國學”中的一種重要元素。
王少堂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主動“過電”，也是評話曆史的一段滄桑變化，及至八十年代，它幾乎不存于世人的記憶中。王少堂在五十年代根本沒有提起過，上海人淡忘了，揚州文化部門的人也不曾刻意搜求。直到1988年為紀念王少堂誕辰100周年，我和李真先生數次去鎮江拜訪七十多歲的揚州評話藝術家、少堂老人哲嗣王筱堂先生，聽他根根節節談王家書藝的繼承與發展，才知道，王少堂于1934年去上海邱家說“堂書”盡鄉誼，另外開辟虹口、閘北一帶的揚州評話書場，還在電台拓展出現代傳播的新空間。上海之行，王筱堂随行照顧，兼聽“還魂書”提高書藝，在父親悄悄回鎮江續弦史惜玉夫人時，他還在電台代說了幾天書。其時電台說書靠廣告主出資包時段，王少堂先在華東電台說晚上十一點的書，漸漸征服了聽衆，繼而被熱捧，受大中華電台、中西電台之約在中午飯後的黃金時間說。1935年初，王少堂在上海廣播電台和新開辟的書場兩條線上雙雙獲捷。還和梅蘭芳、胡蝶一起參與國民黨政府組織的江西戰事祝捷活動出風頭，一時有“看戲要看梅蘭芳，聽書要聽王少堂”之說。這樣的活動，王少堂當然諱莫如深。我們從鎮江回來，在揚州師範學院圖史館查了1931以後五年的《申報》，固然梅蘭芳演出的廣告是整版甚或兩版，王少堂說書的廣告小到與在地的灘簧、獨腳戲一類演出等量齊觀，仍然印證了王筱堂所言不虛。為此，李真先生根據我有限的筆記，憑他過人的記憶力結合其他來源的材料與想象（如王治平與王少堂的交往，就是他在江蘇省交通廳與這位廳級上司日常交談所得），并融入了一些對揚州評話的理性思考，開始為王筱堂寫回憶錄《藝海苦航錄》。當時盒式錄音機雖不難覓，但是我們真沒有期待動用錄音手段，而且備大量的錄音器材也不是那時的個人經濟條件所允許的。所以，我們就一次次上鎮江，從第一次采訪而後五次虛懷求教于王筱堂。我的分工便是着手寫《王少堂評傳》，其中許多文獻是由筱堂先生的口述順藤摸瓜得來的，也有循徑采訪在世的書場經營者，如一位還住在教場一帶的一位陳姓老太。李真先生寫《藝海苦航錄》，一邊與我讨論，一邊說你從他那裡受教得益，我也算是投桃報李。還有一點贅叙，王筱堂後來補充記憶：1959年江蘇省評話流派會演，少堂老人的示範演出被電影制片廠攝錄下來。關于說什麼書，則語焉不詳；經過文化的浩劫，膠片的下落自然不得而知了。
我以花甲之年追憶兩段古稀的聲訊，那是王氏父子兩代人酷肖的喉音：王少堂娓娓動聽說《武松》，聲情茂盛；王筱堂侃侃而談藝苑往事，興緻盎然。這兩段不可磨滅的記憶，一段是五十多年前與揚州城幾代人一起從廣播裡聆聽說書表演的共同經驗，一段是三十年前（1988）與李真先生一道聽筱堂先生叙述少堂老人三十年代（1934-1935）的藝壇轶聞。其時，聲聞上海灘的王少堂已經故去（1968）二十年，而今，憶念中風流潇灑的筱堂先生，已經往生（2000）十大幾年了；而為王少堂傳心、為王筱堂執筆《藝海苦航錄》的評話作家、藝術理論家李真先生也辭世八年。一個時代的生活記憶，對一個藝術家口述過程的記憶，乃至對共同身臨其境者的追憶，可謂是一個套疊的揚州評話前人辭世的叙事；唯一貫穿其間不死的，是揚州評話的藝術。
追回記憶不是簡單的懷舊，記憶斷片之間是否有邏輯的一緻？兩段電台說書各不相同，就主體作用的發揮而言，王少堂在上海更具有藝術主體的自覺性。他要在大都市中拓展揚州評話藝術的生存空間，要在那個現代藝術叢林中謀生存、求發展，不無與其他藝術一決高下的雄心。雖然上海不是下江方言的區域，揚州評話的語音劣勢沒有讓他跌跟頭，還能夠赢得比拟梅蘭芳的大名。不必否認，他在上海電台的成功，相當程度也借重了鄉土人際關系。如果考慮五十年代初王少堂不在上海履行藝人登記，多少透露出他把握外埠生态環境的猶疑。六十年代在本土揚州錄音播放的成功理所當然，但王少堂對這等事情不會太在意，他更看重培養後代藝人，錄音的播放不如教學示範更上心，要不他怎肯拿出2000元人民币的巨款資助成立曲藝團呢？前者不會更其增強他的生前名望，後者才是他的主體性發揮的寄托，是他對身後的期待。但是，錄音播放客觀上強化了評話在揚州人文化生活中的分量，半個世紀以來不絕如縷。正如《武松》被整理掉不少他心愛的成分，但紙質印刷的著作，影響畢竟擴展到了世界漢學範圍。将來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這個紙質本應該列入現代名著的行列，哪怕它與口傳的說書不盡相同。前後兩段“過電”的價值意義并不局限于王少堂，從宋代繁盛的說話藝術，這千年活化石的存活更重要，孰料這錄音隻剩下一段？這個話題，于今說起來也不輕松呢，王少堂真成了古稀的聲音！
（作者：揚州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朱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