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曆史人物不能過于脫離史實
塑造曆史人物，首先應該尊重基本史實。不能走得太遠，如果過于脫離史實，那就叫“胡編濫造”了。數年之前，我曾聽過某位評書藝人說《太白醉酒》，他把大詩人李白說成“劍客”，不僅“武藝高強”，還會“蹿房越脊”，甚至跟安祿山比武時，一劍掃去安祿山頭上的盔纓。這種說法，他堅持了多年。須知，從前聽衆文化水平低，隻聽個熱鬧，很少挑剔。而今人受教育水平普遍較高，對曆史名人的作為也都較為熟悉。像大學士李白“劍掃盔纓”的情節，未免距離史實已經走得太遠，因而喪失了故事的真實感。曲藝作品與其他文藝作品同樣，在對曆史人物再創造時，要讓人們覺得真實可信，如果讓人看出“假”來，則會削減或失去興趣。不能引起人們興趣的作品，算不得好作品。
當然，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來看。對曆史人物的再創造不能過于脫離史實，并不等于完全拘泥于史實。曲藝是舞台藝術，是表演給人看的，若将曆史人物完全定格于曆史形象，那就成了在課堂上曆史課，而不是舞台表演了。我在創作實踐中認為，應該“大事不含糊，小事不在乎”。什麼是“大事”？李白是文豪，這是大事，含糊不得，不能讓他去“劍掃盔纓”。至于“醉草吓蠻書”、高力士托靴、楊國忠研墨，都是小事，可以不在乎是虛是實，因為合理，使李白的人物形象更加豐滿。我在創作評書《陳毅進京》時有一個情節處理。根據史料，陳毅任上海市長之初，發現某些黨的幹部進城後貪圖享樂，被糖衣炮彈腐蝕。他給毛主席發電報，請求中央下文件要求全黨、全軍遵守紀律。這雖是史實，卻略欠故事性。于是我将陳毅市長發電報改為親自進京，根據陳毅的性格，人們覺得可信。這個改動不影響史實，倒能加重陳毅的人物分量。他向毛主席、周總理當面彙報，雙清别墅的“三人對話”将曆史人物展現在觀衆的眼前，既增強了故事性，又體現了領袖之間的親密友情。
二、對曆史人物的評論不是多餘
我認識一位評書藝人，他是大學畢業生，曾任中學語文教師，後拜師下海。他在說《三俠五義》時，有段“打棍出箱”的情節，涉及北宋名臣範仲淹。他便評論範仲淹，背誦《嶽陽樓記》，并逐句加以解釋。師父認為，觀衆是奔聽故事來的，評論影響故事的進度，多餘。徒弟認為，既稱評書，就少不了評論。最後師徒不歡而散。曲藝作品對曆史人物是否應加以評論？我看不是多餘，而是必須。必要的評論讓觀衆或讀者更加了解曆史人物的生活背景、所處的社會環境、性格特點、愛好追求等等，不僅幫助人們去思考美醜是非，同時還能增強作品的知識性和趣味性。資料記載，明朝末年，柳敬亭說書時多加評論。評書允許評書，但不是評書的專利。“跳出跳入”是曲藝藝術的共性，各種曲藝門類在“跳出”時，都應加入些評論。我在創作鼓曲《霸王别姬》時，引用了李清照“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的詩句。由這首詩，先是引出項羽的悲壯，再評論他雖然“力拔山兮氣蓋世”，卻又“剛愎自用缺智慧，有勇無謀少思維。總把張良當鼠輩，失去韓信人中魁。九裡山下雙對壘，才落得，勝者王侯敗者賊……”寫這段唱詞的目的是向觀衆提醒項羽的兩面性，讓人們對他加深了解。他既是人傑、鬼雄，同時也有勇無謀、不重用人才，所以才落得烏江自刎的悲劇下場。特别應當注意的是，評論要與所述人物相關，切不可支離太遠，宜粗不宜細。說“打棍出箱”時，可以評論範仲淹，而逐句解釋《嶽陽樓記》就顯得有些多餘了。
三、曆史人物要走出故紙堆
曆史人物終究離我們很遙遠，他們在故紙堆中的作為，今人畢竟感到生疏。對曆史人物形象的再創造，應該“古人不古”，讓古人的形象貼近今日，盡量與今人情相通，意相連。當年，劉蘭芳的一部《嶽飛傳》為什麼使得萬人空巷？藝術家的魅力當然是主要的，我還覺得，這與老書新說、古人不古有些關聯。那時，剛剛粉碎“四人幫”，人們痛恨奸臣，懷念忠良，而《嶽飛傳》恰恰表述了秦桧弄權，嶽飛被害，曆史與當時現實的巧合讓聽衆産生了貼近感與親切感。人們在聽故事的同時，會有“古事今談”的感覺，似乎曆史人物走出故紙堆出現在今人的眼前。我在創作二人轉《忏悔錄》時，查閱了相關資料，和珅這個中國曆史上最大的貪官雖然權傾一時，贓銀過億，但他并不是沒有恐懼心理。乾隆末年，他曾多次讨好皇儲未來的嘉慶皇帝，甚至一路小跑地追趕嘉慶，低三下四地說小話、送厚禮。遭到拒絕後，他日日提心吊膽，唯恐犯案。對于這個曆史人物，在被處決前夕，我讓他寫了一份“忏悔錄”——
身為高官，當做典範。可是我，依仗手中權，結交下三濫。我敢貪、我敢占，什麼錢我都敢賺！我步步高升，本該收斂，可是我貪婪無厭。既心存僥幸，又害怕後患，睡夢中，心頭顫，常驚醒、出冷汗，怕暴露，怕法辦，怕家破人亡，怕妻離子散！都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貪污犯啊貪污犯，能有幾人回頭看？臨死前，進一言，似我者，聽我勸：莫伸手，伸手必斬斷！
這篇忏悔錄，不像出自和珅之手，倒似今日貪官的手筆。我所以這樣寫，就是想讓“古人不古”，更宜被今人接受。至于和珅寫沒寫過這篇忏悔錄，我想沒人會追究。即便有人覺得是“假”，也會一笑了之。因為它沒有過于脫離史實，和珅屢次送厚禮讨好嘉慶就是這篇“忏悔錄”的依據。
曆史人物終究離我們很遙遠，他們在故紙堆中的作為，今人畢竟感到生疏。對曆史人物形象的再創造，應該“古人不古”，讓古人的形象貼近今日，盡量與今人情相通，意相連。
（作者：國家一級編劇）
（責任編輯/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