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曆史人物被“神聖化”或“妖魔化”
曲藝文學中的曆史人物塑造往往遵循“二元對立”的原則，即善惡分明、正邪兩分，尤其是曆史英雄人物常常被刻畫成“神人”和“聖人”形象。他們身上的閃光點被擴大，甚至被賦予了超能力和奇幻之術。反之，那些曆史惡人很多被妖魔化，他們的曆史罪狀和污點經過說唱藝人誇張演繹後被放大。一些曲藝工作者為了情節表現需要，為曆史人物虛構故事情節，以增強人物的感染力。例如在《武王伐纣書》中，商纣王被塑造成一個十惡不赦、昏庸無度、殘暴荒淫的惡魔形象，而且在後世平話藝人的加工演繹下，商纣王的殘暴性被逐漸強化，人們甚至給他編造出諸多奢靡暴虐的故事，如“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等。與之相反，周武王則被塑造成老百姓心中的神聖英雄，他在故事中化身成一個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救民于水火之中的聖人形象。最終，商纣王被周武王成功剿滅，舉國上下的民衆無不為之歡呼雀躍。鏟奸除惡的曆史故事，讓中國民衆的集體無意識得以盡情宣洩，尤其在古代社會，老百姓深受貪官污吏的毒害和摧殘，他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内心深處有苦難言，找不到發洩釋放的窗口，而說唱文學恰恰能替他們将内心壓抑的情緒和憤怒的情感表達出來，借古人的口吻諷刺當下現實，曆史惡人得到了應有的懲罰，曆史英雄經曆重重考驗終獲成功。這種懲惡揚善、邪不壓正的創作觀念滲透在每個時代的曲藝文學中，深深影響着中國觀衆的審美認知。
在曲藝文學作品的長期影響下，大多數不了解曆史的觀衆就會形成刻闆印象，錯把曲藝文學想象成曆史真實形象，認為真正的商纣王就應該是驕奢淫逸的。但據正史資料記載，曆史上真實的商纣王并非一無是處，他本人很有才華，而且曆史功績也不可小觑，然而，曲藝文學創作者卻故意回避了這些曆史事實，誇大了他的殘暴昏庸，甚至還為他杜撰了許多曆史罪名，将他完全的“妖魔化”。同樣，“三國故事在民間流傳時被民間賦予了神異色彩，特别是對劉備君臣一方，如劉備金蛇盤胸、孔明祭風、升仙橋龐統助計等等情節，充分體現了民間藝人以及民間大衆的藝術想象力。雖然這些想象虛構呈現出無稽的特點，充滿了原始的思維特征，但是憑此足以在藝術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①這種創作誤區不僅在宋元平話中存在，在整個曲藝文學中都非常普遍，因為這種創作套路能夠在最大程度上獲得商業報酬，赢得民衆的喝彩聲。當然這種“讨巧式”的二元對立人物也存在局限性，如過于完美神聖，不接地氣，難以貼近百姓的日常生活，極易引發觀衆的審美疲勞。
二、曆史人物被“傳奇化”和“戲劇化”
傳奇化和戲劇化同樣是曲藝文學作品主要的審美特征。在曲藝文學創作中，創作者為了讓曆史人物更加立體鮮活，讓故事情節跌宕有趣，常常采用傳奇化叙事或者戲劇化手法，讓曆史人物充滿傳奇和神秘色彩。如在《三國志平話》中，當孫尚香要刺殺劉備時，發現金蛇盤在劉備胸上，孫尚香認為這暗示了劉備不是普通凡人，而是受神明保護的奇人，如果她殺死了劉備就會違背天意，遭到報應，于是最終放棄了殺念。很顯然，這些奇異現象和神力都是民間說唱藝人後期編造的神話，在現實社會中是不可能存在的，這樣的創作目的是為了增強人物的感染力，凸顯曆史人物的與衆不同。
同樣，評書《花木蘭》《薛仁貴征東》《武松傳》等作品在講述花木蘭、薛仁貴、武松等曆史人物時，加入了許多巧合、誤會、偶然、奇幻元素，人物的身世經曆往往曲折離奇，充滿了傳奇色彩。比如薛仁貴多次遭遇危難，總能及時出現一位俠士，幫助他化解危機。而花木蘭這個曆史人物在曲藝作品中同樣充滿了傳奇性，她武力超群、行俠仗義、智慧過人、卓爾不凡，是曆史上少有的巾帼英雄。這一人物形象來源于南北朝時期的一首叙事詩《木蘭辭》，而花木蘭的傳奇經曆也是經過後世人不斷加工創造而成的。這些曆史人物除了具有傳奇性之外，還往往會披上戲劇化的外衣，人物跌宕起伏的一生被濃縮在說唱文本中，時而遭遇飛來橫禍，但很快又能化險為夷，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充滿戲劇沖突的叙事節奏，“最後一分鐘營救”的橋段，可謂吊足了觀衆的胃口。人們對于傳奇人物往往充滿着好奇心，當人們欣賞曲藝作品時，會緊緊跟随曲藝說唱人的節奏，沉浸于曆史人物的悲歡離合中，與他們同悲戚、共命運，陶醉在驚險刺激的故事中而不可自拔，在亦幻亦真的故事中進行着一次次曆史與現實的對話。
三、曆史人物被“世俗化”和“平民化”
曲藝文學與早期民間說唱藝術和口頭文學有着深厚的曆史淵源，而且說唱藝術在市井民間一直深受歡迎，尤其是古代社會。早期受衆的文化層次與社會屬性決定了曲藝文學的世俗性，在古代，說唱藝術面向的群體多是中下層百姓，他們文化層次和知識儲備有限，因而曲藝創作者在創作曆史人物或曆史故事時，就會充分考慮到受衆的文化接受程度，力求文本的世俗化和平民化。創作者将人物從曆史高空拉回現實，并賦予他們世俗化的情感，人物形象更加平實而接地氣。例如《三國志平話》就充滿着濃厚的平民色彩，該書中的許多故事都取自民間傳說，還有些情節是民間藝人虛構和杜撰的，目的是為了最大程度地追求新奇感和趣味性，通過世俗化、生動化的故事情節拉近觀衆與曲藝作品的距離。在《三國志平話》中，曆史人物不僅具有英雄氣概，還有世俗氣息，既有神話傳奇色彩，也有平民氣質，該書在塑造劉備、張飛、曹操等曆史名人時，并沒有刻意回避掩飾他們的世俗追求，尤其是對金錢、權力和美色的追求，而是将其直白大膽地表達了出來，展示出他們世俗化、常人化的一面。也沒有一味地将英雄人物束之高閣，擡高上流人物的社會地位，而是站在普通人的視角，讓觀衆近距離感受他們的一舉一動。衆所周知，“《紅樓夢》是一部以描摹貴族家庭生活為主的小說，但民間藝人改編時，往往從自己的生活水準出發，想象貴族人家的生活境況，使人物的氣度、談吐與陳設描寫都染上了民間色彩。如陳壽荪《傻大姐洩機》（梅花大鼓）所描寫的訂婚禮，并不是貴族之家的，更像是殷實之家的訂婚禮：‘前天過禮東西多，又有茶，又有酒，還有什錦大果盒，大魚大肉還不算，還有那哏哏嘎嘎一對大白鵝。洞房收拾得真叫好，就象天宮差不多。’”②
與其他說唱文學不同的是，《三國志平話》這本書中的曆史人物褪去了神性光環，回歸到世俗人的價值訴求，如文中張飛對劉備說過這樣一句話：“若滅了黃巾賊，封官賜賞。告哥哥：咱在此處，隻一郡之主，不若投漢元帥，與國家出力；東蕩西除，南征北伐，顯功于今，揚名于後。”由此可見，即便是骁勇善戰的英雄也會受功名利祿的誘惑，也會有個人私心，甚至為了達成某些願望，會使用一些非正常手段。他們戰場殺敵，不僅是為了保家衛國，也為了追求個人的利益和榮譽，這樣的人物形象不再是“假大空”的聖人，而是充滿了人間煙火味，人物的世俗追求也恰恰符合當時民衆的願望。在苦難重重的古代社會，通過個人奮鬥來扭轉悲苦的生存現狀，幾乎是每一位普通百姓的願望，而在書中，諸葛亮、孫權、劉備等赫赫有名的曆史人物都是出身平民世家，他們命運扭轉經曆無疑成為了老百姓們的精神興奮劑，激勵和鼓舞着他們在困頓迷茫中奮力前行。
以上三種創作特點是曲藝文學在塑造曆史人物時常用的方式，它能夠讓曆史人物從厚厚的文學著作中“站”起來，從沉寂千年的曆史角落裡“走”出來，變成一個個生龍活虎、真實可感的身邊人物。但這并不代表曆史人物的塑造就是成功的，一些曆史人物經過各時代人的加工後被扭曲誤讀，不僅不符合真實的曆史形象，而且還存在胡編亂造的情況，這種創作風氣始終籠罩在曲藝文學的曆史上空，影響着曲藝的發展和進步，這也就給當下曲藝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創作要求。
首先，真實性是前提。曲藝文學在創作曆史故事或者曆史人物時，為了情節叙事的需要，可以适當增添一些傳奇色彩和戲劇沖突，因為必要的表現手法是提升藝術作品價值的重要手段。但是，天馬行空的虛構曆史人物，完全脫離曆史真實的創作方式是不可取的，因為它違背了曆史的真實性，脫離了現實的土壤，這樣的藝術作品不僅經不起曆史的考驗和推敲，甚至還會給觀衆造成錯誤的價值引導，傳遞錯誤的曆史信息，長此以往，曲藝文學的品質與内涵就會大打折扣，藝術作品的生命力也不會長久。一些曲藝作品過度追求曆史的虛構性，不僅不按照真實的曆史事實創作，甚至還随意地改寫曆史、杜撰人物，比如評書《說嶽全傳之嶽雷掃北》中嶽飛的二兒子嶽雷出軍北伐，一舉攻下了金國的曆史事件就與史實不符，根據史書記載，嶽雷滅金之事在曆史上并不存在，這隻是說書人或者創作者的一種主觀臆想罷了。此類虛構曆史的情況在各類曲藝作品中屢見不鮮，甚至有的作品已經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境界，導緻後來的許多影視作品都被其誤導，如電視劇《驚天嶽雷》中的嶽雷這個人物形象就深受曲藝作品的影響，該劇放大了嶽雷的曆史功績，将他塑造成了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戰鬥英雄，這與曆史事實未免有些出入，不免會引起觀衆錯誤的曆史認知。所以，曲藝創作者在塑造曆史人物時，一定要充分查閱曆史資料，全面了解人物的性格特點和人生經曆，在遵循曆史真實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藝術構想。
其次，價值性是保證。曲藝文學中的曆史人物不勝枚舉，性格各異，有十惡不赦的惡棍，有陰險狡詐的小人，有忠肝義膽的俠士，有風度翩翩的才子，也有秀外慧中的奇女。三國、水浒、西遊和隋唐故事常常是各類曲藝文學創作的素材源泉。楊家将、嶽飛、花木蘭、薛仁貴等曆史人物經過藝術化包裝後，被不同類型的曲藝作品演繹。但值得注意的是，曲藝文學塑造的曆史人物應該有價值、有意義，所謂的價值性是指曆史人物應當對現實社會具有啟迪或者警示作用，他們的行為方式能夠正确引導社會價值觀，傳播積極健康的正能量，對于曆史惡人的醜行和粗鄙審美不能進行直接或間接肯定渲染，而是要進行積極正面的價值引導，達到懲惡揚善的社會教化功能。但是，部分曲藝文學創作者在選取曆史人物時，為了商業性和娛樂性的考慮，會有意識地傾向于那些觀衆感興趣的、有個性的、有吸引力的角色，往往不注重深入挖掘人物身上的社會性與曆史性，導緻人物形象膚淺單薄。比如民間說唱人在講述《紅樓夢》故事時，主要拘囿于大觀園内寶钗、黛玉和寶玉等人的情感糾葛和日常生活，對于人物身上的悲劇性、命運的複雜性以及人物在特定曆史環境中的價值意義沒有太多挖掘，這也是其他曲藝文學創作的通病，掣肘了曲藝文學的文化價值。因此，曲藝創作者應該在文本創作上再下些功夫，讓作品内容有趣又深刻，豐富又有内涵，在講述人物悲歡離合、纏綿悱恻、跌宕起伏的故事時，也要注重探索曆史人物的社會性、價值性和感召力。
再次，藝術性是旨歸。早期的曲藝作品主要是供市井民衆消遣娛樂的大衆商品，在古代社會，人們的娛樂方式十分有限，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讀書對于一些沒有受過文化教育的觀衆來說無疑是件困難的事情，而曲藝作品則将佶屈聱牙的文字以口頭說唱的方式演繹出來，滿足了一大批目不識丁的下層百姓的精神需要，但與此同時也造成一定的藝術局限性。曲藝受衆的文化層次較低，決定了曲藝作品的藝術價值不高，尤其是早期的曲藝文學作品中，不乏一些庸俗和媚俗甚至惡俗的内容出現，淫穢色情、粗俗不文明的段子更是屢見不鮮。但是随着社會的發展、文明化進程的推進，以及相關政策的制約，曲藝文學中那些糟粕的内容正在被逐漸剔除，優秀和精華内容被保留升華，曲藝不再是取悅下層百姓的廉價交易品，而是成為了能登上大雅之堂的藝術品。另外，近些年來，曲藝文學的品質不斷提高，人們的審美情趣也逐漸提升，越來越多的雅士和文人成為了曲藝的忠實粉絲。
與此同時，曲藝文學在傳承與創新中，越來越注重挖掘曆史人物的價值點，試圖将曆史人物的真實性和藝術性進行巧妙糅合，讓曆史人物散發出藝術光芒和民族光彩。例如“花木蘭”這一曆史人物在曲藝文學創作中就塑造得非常成功，花木蘭的故事是在《木蘭辭》的基礎上經由幾代曲藝創作者的加工而形成的，如今，花木蘭這一人物不僅深深印在每一位中國觀衆的腦海中，還被美國迪斯尼公司改編成動畫電影，實現了全球化傳播，也彰顯了曲藝文學的藝術魅力，她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形象，而是成為了象征智慧、勇敢、忠孝和美德的中國符号和中國精神。
總而言之，曲藝工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不能為了故事的趣味性和生動性，一味迎合大衆化的審美需求，對曆史人物進行過度消費，更不能背離曆史的真實性，對人物故事進行肆意編造。倘若曲藝工作者對待曲藝創作缺乏曆史考證，不遵循曆史事實，那麼觀衆在潛移默化的接受中，就會形成錯誤的曆史認知，這樣的文藝作品雖然逞了一時之快，但經不起曆史的檢驗和淘洗，而且給民族文化造成的破壞是無法修複的。因此，曲藝創作者對待曲藝文學要有藝術擔當，應該在尊重曆史真實的基礎上，對曆史人物進行合理的再創造，這樣的曆史人物才能散發出耀眼的藝術光芒。
曲藝工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不能為了故事的趣味性和生動性，一味迎合大衆化的審美需求，對曆史人物進行過度消費，更不能背離曆史的真實性，對人物故事進行肆意編造。
注釋：
①韓宵.三國故事說唱文學研究[D].揚州:揚州大學,2012.
②劉衍青.《紅樓夢》戲曲、曲藝、話劇研究[D].上海:上海大學,2015.
（作者：太原師範學院影視藝術系教師、吉林大學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朱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