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普通群衆缺乏學習曆史知識的途徑，現存的曲藝文學表明，講史演義及生活小品是構成一部曲藝文學史的兩大主要支柱。“幾千年的中國曆史被寫成了‘二十五史’，但這‘二十五史’無一不在曲藝書目的‘說表’範圍之内。”①欣賞曲藝是普通群衆汲取曆史知識的重要途徑，曲藝文學對于曆史人物的描摹也成為理解中華民族曆史觀的一條線索。縱觀曲藝文學的美學品格，有三個特征特别值得注意。
一、基于曲藝文學的群衆性特征，人們對曆史人物進行道德的再判斷。曲藝是群衆的藝術，群衆性不僅意味着作品經多人傳承、受大衆歡迎，更意味着作品中蘊含着的勞動人民樸素的道德取向與價值判斷。這種樸素的道德觀呈現在曲藝文學對于曆史人物的選用與改寫中。就拿關羽為例，如果沒有說唱藝術，恐怕關羽不會成為今天大名鼎鼎的武聖。西晉史學家陳壽在《三國志》中評論關羽、張飛，稱贊他們都有“萬人之敵”、“國士之風”，但又批評關羽“剛而自矜”，張飛“暴而無恩”。關羽在曆史學家的筆下僅僅是三國時期一名名将，曆史學家肯定他的長處，也對其投降曹操的過往記錄不諱。但到了說書人的口中，他的短暫投降就成了為保護劉備的妻子，等待與劉備重聚，不得已而為之的“曲線救國”策略，并用“土山約三事”“隻降漢朝不降曹操”為其開脫，最終将關羽塑造成了忠義兩全的英雄人物。人物道德德行得到穩固的同時，關羽的外形也得到了美化。從《三國志》的“羽美須髯”到《三國演義》的“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卧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再到張國良《三國》曲本的“臉如重棗，兩條蛾蠶眉，一雙丹鳳眼，……腮下五縷長須，二尺多長，鋪滿胸膛，但是根根墨黑，烏油滴水，萬歲稱他為‘美髯’，所以大家又稱他為美髯公。……七粒硃砂痣，紅似點血，因此顯得格外威風。頭戴一頂青紮巾，中間一塊白玉，上面紅纓一顆，抖抖擻擻……一無弓，二無箭，一世喜歡明槍交戰，從不暗箭傷人。”②，顯然他的外貌也向着群衆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不斷靠攏。中國的史學家并不傾向于塑造個人英雄，他們更信任“時勢造出英雄豪傑”，“這是中國古代史家曆史觀念中的一個重要方面”。③對于塑造英雄人物形成偶像崇拜，更符合普通群衆的心理邏輯，關羽祠的修建與武财神傳說的形成依據就在于此，曲藝文學也深刻地參與了這一過程。由于集體創作的影響，曲藝文學在人物塑造中常常會有“類型化”的美學傾向。但類型化不等同于臉譜化，曆史人物在曲藝文學中的被歸類往往與人們的愛憎相關，基于“寓教于樂”的詩教傳統。曲藝文學的一項重要功能就是借着藝術的形式來開啟民智、影響民心，對曆史人物的再創造，乃至類型化歸類也是為了上述目的而服務的。
二、基于曲藝文學的“真實性”特征，人們對曆史人物進行人性的再挖掘。中國的小說家在很長時期内都在試圖讓讀者相信故事内容的真實性，他們大多會在作品的開篇直接點名朝代年号，叙述主人公的姓氏名諱，說得有理有據、煞有其人。曲藝文學也或多或少保留着這種文學童年時期的痕迹，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浪漫主義作品，曲藝文學的作者都在努力平衡着社會真實與文學真實之間的微妙關系。曲藝文學的文學真實，指的是作家經過對一定的社會生活現象或假定的生活現象進行藝術概括而創造出來的具體生動的藝術形象，從而表現出人性的特征或内容，展示出社會生活的本質規律以及人生理想等。為了達到增強文學真實性的目的，曲藝文學在對曆史人物再創造時特别擅長人物心理的深挖細掘。由于挖掘得合乎情理，表現得情真意切，不僅不會讓受衆發出“何以見得曆史人物是如此思考”的疑問，反而會讓已經湮沒在曆史塵埃中人物重獲生命。這裡，曲藝表演“跳出跳進”的藝術特色也被曲藝文學所繼承，為其心理描寫加分不少。當作品使用叙事體時，人們依托第三人稱視角冷靜旁觀，當切換到代言體時，人們也會跟着藝術家直接進入人物内心，而不用借助“他心想”“他覺得”這樣的提示語進行轉變，為了實現這一點，曲藝文學巧妙地利用了詩詞，在描寫關羽對劉備的思念時，張國良是這樣寫的：
正是：
龍刀在手顯威風，酒尚溫時斬華雄。
土山約法未降曹，日思漢室夜念兄。
“兄皇啊……”關将軍想着阿哥劉備，淚如雨下。
詩句有其獨特的語言邏輯，無需借助第一人稱稱謂也能讓人們明白這是關羽的内心獨白，在念完四句詩後，關将軍的“淚如雨下”就有了更加深厚的感情鋪墊。曲藝作品深入到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努力做到與之心靈相通，是曲藝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關鍵。史冊所載，往往是曆史人物的事功業績，或是成功後的輝煌，或是失敗後的凄涼。對于其他方面，如婚姻家庭、性格愛好、情趣習慣，以及為事業所付出的隐于“輝煌”或“凄涼”後面的心血苦樂、奮鬥搏擊等等，往往是傳統史冊所不屑于記錄的。而這些恰恰是曆史人物或成或敗的要害之處，是他的精神和魂魄之所在，對此适度挖掘、精彩渲染後，讓人物立體化複雜化，引起人們的深度思考，讓人們真切地感受到被“神化”的曆史人物心靈深處真實而可貴的“人性”，在“神性”與“人性”的重疊與交織之處，流淌着脈脈溫情、充滿了生命活力，帶給人們跨越時空的美的感受。
三、基于曲藝文學的地域性特征，人們對曆史人物進行性格的再塑造。曲藝文學作為舞台藝術的鮮活記錄，先天地帶着誕生地域的泥土芬芳。過去的曲藝藝人文化層次不高，他們在講述曆史故事、演繹曆史人物時，時常會帶上方言俚語甚至基于地域特征來改變人物性格。這一點或許會讓曆史愛好者所不屑，卻恰恰是曲藝文學的魅力之所在。蘇州彈詞的演出地域，南不出浙江嘉興，西不過常州，北不越常熟，東也超不過上海松江，其主要原因就是離開吳方言的流傳地區，聽衆聽不懂也理解不了，蘇州評話藝人曾試圖進入常州以北丹陽地區表演，結果因市場慘淡铩羽而歸。除了讓人物說當地話，曲藝文學還會努力使其呈現當地性格。民間傳說白蛇傳故事，是多部曲藝文學的共同源頭，不同類型的曲藝文學基于地域文化特色對人物性格進行了改編。清代彈詞《義妖傳》将許仙愛慕白娘子解釋為“迷”字入心，并為了迎合市民階層的審美，給小青設計了迷戀昆山顧鼎臣之子的插曲；山東琴書版本中删掉白蛇報恩的情節，指出白娘子純屬于動凡心才下山遊玩，她的感情也變得更加純粹與熱烈，并通過删減偷竊情節，削弱了白娘子的妖氣。同樣的情況在曆史題材中也很普遍。再拿關羽為例，由于曲種不同及流布地域的人文心理影響，評話中的關羽形象與評書中的關羽形象就是有所差異的。張國良評話中的關羽在有情有義的同時帶着市民階級的算計與心思，袁闊成評書中的關羽形象則是幹淨利落，行動做事毫不拖泥帶水。而他們又與《三國志》《三國演義》中的關羽在性格上有所不同。正如吳文科所言，這就是曲藝文學在人物塑造上的“随地賦情”的辯證美學觀④。憑借曲藝文學對曆史人物性格的再塑造，曆史人物與群衆在情感與心理上變得更加貼近，人們樂于接受一個說着同樣方言俗語有着類似地域性格特征與相似行為邏輯的曆史人物，即使他（她）并不一定是自己的老鄉。
此外，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曲藝文學對于人物性格的描繪也會出現差異。關漢卿元曲《窦娥冤》中窦娥在行刑前向天地發出控訴：“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隻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蹠、顔淵？”邱肖鵬彈詞《窦娥冤》中則唱道：“我呼一聲冤，你天要開，我叫一聲屈，你地要翻；你天地緣何不理睬。天呀，你有日月，放光輝；你是非颠倒為何來。地呀，你有鬼神，在泉台，難道賢愚善惡竟不相幹。”彈詞唱詞比元曲明白曉暢許多，并強調了“我”在與“天地”鬥争過程中的主體地位，顯然與當地社會經濟繁榮發展導緻的思想啟蒙萌芽有關。
曲藝文學是一種基于審美的眼光，依托同理心和道德感來理解曆史人物、解讀社會曆史的方式。它不同于曆史著作，也與純文學及其他類型文學大相徑庭，曲藝文學通過對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挖掘、對其身份特征的本土化建構，以及人物形象進行道德性拔高，營造出真假參半、虛實相生，卻又符合特定地區特定時代群衆心理的曆史人物集群，與其說人們通過曲藝文學來認識曆史人物，不如說一代又一代的曲藝受衆通過解讀曆史來認可真實的自己，尋找更純粹的人性之美。
注釋:
①吳文科：略論曲藝文學的美學品格，文藝研究，1993年02期。
②張國良：《千裡走單騎》，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2頁。
③瞿林東：《評價曆史人物的社會意義—論中國古代史學的一個重要曆史理論問題》，《學習與探索》2010年第2期。
④吳文科：略論曲藝文學的美學品格，文藝研究，1993年02期。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