囗易圖強
［摘要］數字出版物有兩種情形：一是紙質出版物數字化，二是原生型（原創性）數字出版物。文章通過對數字出版發展的過程、現狀的分析，預測了其發展趨勢、前景，提出紙質出版物數字化的選題來源與内容選擇應該從三個方面尋求新的突破：大力将學術期刊數字化，積極把紙質圖書開發成電子書，紙質報的網絡版必須重新組合。
［關鍵詞］選題策劃期刊數字化圖書數字化電子書手機報
［中圖分類号］G23
［文獻标識碼］A
從内容生産的角度來看，數字出版物有兩種情形：一種是紙質出版物數字化，另一種是原生型（或叫原創性）數字出版物。前者是将已經出版的紙質出版物經過掃描等數字化加工後制作成網絡版（含移動網絡版），載體形式改變了，但内容不變；後者從内容到形式都是原創，即組稿、編輯加工、出版、發布、銷售等全部流程都通過網絡進行。就全局而言，數字出版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初級階段）是将紙質出版物數字化。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數字出版的一個明顯差距就在于未能積極地、充分地将紙質出版物數字化。不言而喻，對已經出版的紙質出版物（期刊、圖書、報紙）進行數字化制作的第一步是選擇合适的紙質出版物。這就需要對紙質出版物數字化的選題來源與内容選擇進行深入的研究，本文運用比較分析和文獻分析的方法試圖就此問題做出有益探索。
一、從盈利層面考慮，将紙質出版物數字化最穩妥的做法是将學術期刊數字化
數字期刊包括數字學術期刊和數字大衆期刊兩大類，後者在國内外雖然也有較大發展，但發展道路波折不斷，相對而言，龍源期刊網的商業模式可圈可點。龍源期刊網自1998年開通以來，先後與近3000家期刊社合作，目前全文在線的綜合性人文大衆類期刊品種達到3000種。其産品品種多元化，既有面向傳統閱讀人群的原貌版，又有以期刊的數據庫内容加工的知識庫，還有語音版；不僅有網絡版，而且有手機版、平闆電腦版、手持閱讀器版。此外，博看網暢銷期刊數據庫也是在商業上取得成功的大型數字大衆期刊。
盡管以龍源期刊網、博看網暢銷期刊數據庫為代表的數字大衆期刊在商業上取得了較大成功，但整體而言，數字學術期刊的發展要好于數字大衆期刊。“數字學術期刊是最早解決盈利模式問題的數字出版物，也是目前發展得最好的數字期刊門類。”［1］國際上許多主要的學術期刊出版商和學會、協會等機構都通過數據庫方式提供數字化全文期刊的集成服務，如施普林格通過SpringerLink系統提供約3000種數字學術期刊上的論文，美國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通過網絡門戶Xphone提供其出版的150多種期刊上的文獻。國内學術期刊的數字化始于1996年，如今形成了以萬方數據、維普網、中國知網（CNKI）為主體的學術期刊網絡出版格局，通過網站、光盤、鏡像站點等方式為圖書館和學術機構的用戶提供服務，在學術、科技閱讀領域呈現出取代紙質期刊的趨勢。它們均收錄了萬種左右紙質期刊，都包含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的多品種期刊，但選題定位還是有所不同的。萬方數據側重醫學期刊（含外文），維普網的“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主要是科技期刊，中國知網的“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則涵蓋人文社科和科技期刊。
鑒于數字學術期刊的盈利模式已經成熟，并有可資借鑒的成功案例，因此可以說，将紙質學術期刊數字化是紙質出版物數字化最穩妥的做法。不過，在選題定位上必須與上述國内三種大型的學術期刊數據庫區别開來。有三種區别的路徑：一是從時間上區别。上述三種學術期刊數據庫所收期刊的時間範圍主要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其中最主要的又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那麼，新的學術期刊數據庫可以隻收民國時期的，或者側重改革開放以前的新中國期刊。《全國報刊索引》編輯部推出的“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已收錄1833—1911年出版的期刊300多種）和“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計劃收錄1911—1949年出版的期刊25000萬餘種，現已推出的前十輯共收錄17824種）就是這種思路。筆者認為，在此基礎上，還可以專門建立“晚清民國時期優秀學術論文數據庫”。針對新中國成立至“文革”結束期間的學術、理論、科技期刊與報紙，可以建立“1949—1976影響重大的學術、理論、科技文章數據庫”。二是從學科專業上區别。現有期刊論文數據庫包括了各學科各專業，是大而全的，新建的期刊論文數據庫應該專注于某一學科某一專業，是小而精的。例如，可以專門建立“中國法律期刊數據庫”“中國航空航天期刊數據庫”“中國生命科學期刊數據庫”等。三是從地域上區别。可以将國外各學科各專業學術期刊上的優秀論文翻譯成中文，建立“國外優秀論文中文譯文數據庫”。
二、從發展潛力考慮，将紙質出版物數字化空間最大的是将紙質圖書開發成電子書
目前，雖然電子書的收入在我國數字出版産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傳統出版單位所出版的圖書能夠轉化為數字産品并為其帶來收益的品種也很少，但是電子書市場目前的疲軟并不代表着它的未來。我們相信，電子書的市場份額将來一定會有大幅提升。這有四個理由：第一，與數字出版産業的整體态勢相适應，電子書産業的收入整體上一直以正常的速度增長着，它必定還會繼續增長。我國電子圖書的收入，2006年為1.5億元，2014年為45億元，8年間增加了29倍。雖然與紙版圖書銷售收入相比依然很少，但從2012年開始，呈現快速增長态勢，年平均增長幅度達20.5%；［2］第二，讀者尤其是青少年讀者的數字閱讀習慣已經形成，愛好閱讀圖書的人會日漸傾向于閱讀電子書。第十二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2014年，數字化閱讀方式（網絡在線閱讀、手機閱讀、電子閱讀器閱讀、光盤閱讀、平闆電腦閱讀等）的接觸率為58.1%，［3］首次超過了圖書閱讀率；第三，随着數字閱讀習慣的日益養成，愛好數字閱讀的人必定會越來越不滿足于在新媒體上閱讀碎片化、娛樂化的内容，換言之，通過新媒體閱讀圖書的人一定會逐漸增多，因為，在現有出版物中，圖書才是最有文化、最有内涵、最有深度的出版物；第四，在現有書、報、刊中，圖書的品種最多，但已被轉化成數字産品的比例最少。也就是說，圖書是有待于大力實現數字轉化的“巨無霸”選題資源。
紙質圖書數字化的選題來源有以下四種途徑：
1.将古籍（含近代出版的泛古籍類圖書）數字化
對古籍最好的保護是讓古籍的内容得到最好的傳播，古籍數字化代表着古籍整理、保護的發展方向。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說：“盡快将古籍數字化，是把這項小衆事業大衆化的途徑，也是必經之路。”［4］數字化古籍包括光盤版與網絡版，但網絡版（含網絡數據庫）顯然是古籍數字化的主要目标。
從選題策劃的角度來看，古籍數字化今後努力的基本方向有三個：一是避免重複建設。總的來說，目前已進行數字化開發的古籍主要是大型古籍（如《四庫全書》與《續修四庫全書》）、基本古籍（如“二十四史”與“十三經”）。中國古籍汗牛充棟，現存古籍應該有10萬種，［5］值得整理、傳承、保護、利用和進行數字化開發的古籍不可勝數，有關出版單位和技術開發商完全可以另辟蹊徑，多開發一些特色鮮明的專題性古籍數字化産品。例如，可以開發“曆史地理古籍數據庫”（可側重邊疆曆史地理古籍）、“海外藏中國古籍數據庫”“近現代湖籍名人文集數據庫”等。二是更多地給讀者提供學習、利用古籍的方便。古籍數字化既是為了保存古籍，更是為了方便讀者學習、利用古籍。例如，台灣聯合百科電子出版公司開發的“标點古今圖書集成數據庫”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比較充分地考慮到了今人學習、利用古籍的方便，表現在：做了斷句、标點、校勘；讀者可以任意字詞檢索全文，幾秒内即可呈現，并可調閱原始版面進行對照浏覽；全文以繁體中文錄入，篇章内容也以繁體中文呈現，但軟件界面分别以繁體中文、簡體中文兩種版本呈現，可以簡體或繁體輸入，檢索相對應的繁體中文篇目與内容，甚至還提供了英文版。三是進一步提高技術含量。有研究者指出，“中國基本古籍庫”使用時要求必須下載安裝客戶端，但安裝客戶端比較麻煩，而且查看内容的時候是全屏顯示，使用者要做其他操作時會感覺不便；在查看出處方面也略顯不足：雖然能在檢索到的條目頁面下顯示出處，并在複制文本時提供出處複制，但隻有書名和卷數，使用者還得通過翻檢才能補充朝代、作者、篇名、版本等信息。［6］以後開發數字化古籍必須進一步強化技術含量，如完善檢索技術，統一數字化文件格式。
2.将民國時期的圖書數字化
《民國時期總書目》收錄上海、北京、重慶三家圖書館所藏1911年至1949年9月出版的各類中文圖書12404種，［7］這當然不是民國時期出書的總數。民國時期社會急劇變革，時局動蕩，但學術興盛、思想繁榮，這一時期出版的書刊自然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人們對民國圖書最熟悉的品種是文學名著，此類圖書的電子版、網絡版相當豐富，用戶可以很容易地獲得，所以，制作中國現代文學名著電子書已無多大必要。2014年9月，“中國抗戰大後方3D數字圖書館”（收錄抗戰時期出版的近5萬種書報刊）正式上線，這種建立專館的思路值得肯定。基于民國時期的重大時代主題、重要曆史特征和今人學習、研究中國現代史的需要，建議建立下述數字圖書館：“國共兩黨合作時期數字圖書館”（主要收錄民國時期出版的此類圖書，也兼收其他時期出版的此類圖書）、“民國時期人文社科學術名著數字圖書館”、“晚清民國老課本數字圖書館”（以中小學課本為主）等。
3.将新中國圖書數字化
從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10月至1999年12月的50年間，我國共出版圖書202.8407萬種［8］（包括書籍、課本與圖片，含初版、重版、重印，下同）。據國家出版管理部門公布的曆年出書種數統計，從2000年至2014年15年間共出版圖書415.4405萬種。由此可知，從新中國成立至2014年底總計出版圖書618.2812萬種。從2012年起，我國每年出版圖書的品種超過40萬種。
從曆史變遷的角度可将新中國出版的圖書劃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結束期間出版的圖書，二是“文革”結束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版的圖書。可以根據不同曆史階段的時代熱點、焦點之不同制作各種專題性的電子書。例如，網友“漂泊的樹”制作了《新中國紅色經典系列作品合集》，既可在網絡上在線閱讀，也可通過手機下載閱讀；中國知網建有“中國法律數字圖書館”。接下來還可以制作“文革”地下文學數據庫、開卷暢銷書排行榜上榜圖書電子版、新中國經濟學著作網絡版。
對于新書來說，出版社應該實現紙質書、電子書同步出版。很多出版社可能擔心這樣做會影響紙質書的銷售，然而，中信出版社自2012年以來很多紙書是與電子版同步上市的，甚至有的還提前一周預售電子版。實踐證明，電子版的銷售反而帶動了紙質版的銷售。不過，必須注意：電子書的定價不宜過低，應該在紙書定價的40%左右，但上限不要超過24元。［9］
4.将1840年以來中國出版的譯著數字化
1840年以來中國出版的譯著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從國外引進出版的中文版譯著，如《巴黎茶花女遺事》《法意》等；二是以版權輸出的方式出版的外文版中國主題圖書，如《狼圖騰》《于丹〈論語〉心得》等；三是中國自主出版的外文版圖書，如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的俄文、韓文等文種的《圖說中國傳統節日》，中國外文局出版的英文、德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文、日文等文種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
不同時代的譯著的選題的側重點是不一樣的，譯著見證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曆史。随着中國更全面更深入地對外開放，譯著的作用會不斷凸現出來，因而将譯著數字化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認為可以建立以下專門性的各類譯著數字圖書館：新中國俄—蘇譯著數字圖書館、新中國“皮書”（内部書）數字圖書館、新中國外宣和對外傳播數字圖書館、20世紀80年代西方人文社科譯著數字圖書館、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韓譯著數字圖書館等。
從理論上說，從古到今出版的紙質圖書都是制作電子書的選題資源。已經制作成電子書的圖書隻是現有紙質圖書總量的冰山一角。據《第一财經日報》報道，全球最大的網上圖書零售商亞馬遜2009年聖誕節的統計數據顯示，該網站電子圖書的銷量首次超過傳統印刷書籍，其電子書閱讀器Kindle也成為該網站曆史上售出最多的禮品。有預測說，2020年，我國數字出版銷售額将占出版産業的50%；2030年，90%的圖書将出版網絡版本。［10］總之，無論是從紙質圖書的龐大數量還是從電子書的發展前景來看，将紙質出版物數字化空間最大、潛力最大的是将紙質圖書制作成電子書（可以是開發網絡數據庫，也可以是建立數字圖書館）。不難理解，圖書數字化還是破解圖書庫存瓶頸的一個行之有效的途徑。上文的論述表明，圖書數字化的主流方向是小衆化、專業化、專門化，應該結合曆史特征、時代主題、社會熱點、現實焦點确定其具體的選題定位。舟山海洋數字圖書館、萬方數據的中國特種圖書數據、中國知網的法律數字圖書館專區和“三新農”圖書庫等都是這種思路的體現。
與電子書密切相關的電子閱讀器業務，也應該選擇小衆化、專業化的發展道路。2012年以來，智能手機、平闆電腦迅猛發展，電子閱讀器的發展稍顯沉寂，但在小衆化和某些特定領域仍有發展空間。
三、紙質報的網絡版必須重新組合，手機版則必須實現個性化定制
報紙數字化包括兩種情形：一是把紙質報制作成網絡報，即将紙質報的内容數字化後上傳到網絡上，讀者在網絡上在線閱讀；二是讀者通過手機閱讀紙質報上的文字與圖片内容，或者收看、收聽紙質報無法提供的視頻、音頻等内容。
網絡報隻是将報紙上的内容照搬到網絡上，網民是否閱讀取決于紙質報紙自身的品牌競争力。也就是說，如果某種報紙的紙質版本身發行量大、輻射面廣、社會影響大，那麼，它的網絡版也同樣會有較大的點擊率。如果某種報紙的紙質版發行量有限，它的網絡版也會沒什麼人看。而且，在今天移動互聯網時代，人們即使想閱讀網絡報，也一般會選擇使用手機（而不是電腦）閱讀。現在，幾乎所有的在版報紙都有了網絡版，并且都幾乎免費供用戶閱讀，這當然是非常正常、必要的，可是，從報社商業盈利的角度考量，紙質報的原貌版網絡報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存在的意義的。換言之，紙質報的内容資源如果要産生新的收益，就必須進行二次加工、重新組合。起碼有兩種重新組合的方式：一是建設報紙數據庫，二是建立新聞網站。不管哪一種，都要以紙質報的特色資源、品牌資源、優勢資源為基礎。中國知網的“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收錄2000年以來國内公開出版發行的500多種重要報紙刊載的學術性、資料性文獻，供用戶付費閱讀、使用。該數據庫是覆蓋全國各地區、各行業、各類型的大型報紙數據庫，某一家報社尤其是中小型報社、地方性報社、非主流報社沒有條件建設如此大型的報紙數據庫，但可以利用自身的特色資源、品牌資源和地域性資源、行業性資源建設專題性、專業性的報紙數據庫。《人民日報》社發揮《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是新中國最具權威性、最有影響力的綜合性日報的獨特優勢，不僅制作了在線閱讀網絡版，而且委托青蘋果數據中心制作了《人民日報》數據庫（将該報自1946年創辦以來至2011年的所有内容數字化），又創建了人民網（是以新聞為主的大型綜合性網站），還建設了人民數據（是人民網自主研發的全國唯一的大型黨政、時政資料信息數據庫），當然還開發了該報的手機版（《人民日報》手機報）。
在書、報、刊三種出版物中，報紙所載信息的時效性最強，知識的碎片化特征最明顯，而手機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随身攜帶的必不可少的媒介，可以說報紙的内容資源天生适合通過手機傳播。加之人們日益習慣通過手機上網，于是，手機報日益成為數字報的主流。
從手機用戶閱讀手機報的具體方式來看，現有的手機報有三種：第一種是離線閱讀彩信版手機報。即報社通過電信運營商将新聞以彩信的方式發送到手機上，用戶可以離線閱讀。第二種是在線浏覽網絡版手機報。即手機用戶通過手機上網（登錄手機報的WAP網站）後，在線浏覽紙質報的網絡版，類似于電腦用戶通過電腦上網浏覽紙質報的網絡版，區别隻在于閱讀的媒介不同。第三種是下載APP客戶端在線收看手機報。即智能手機用戶下載相應的APP客戶端後，手機報服務商在第一時間為用戶進行新聞提醒、新聞推薦，用戶據此有選擇地點擊閱讀。手機報的這三種類型，是手機報演變的三個階段，也代表着現有手機報的三個檔次、水平。第一種類型曾經風行一時，至今仍普遍存在，但已日益失去用戶的青睐。第二種類型适應了當今移動互聯網發展的潮流，潛在市場龐大，但能否成為用戶的有效需求，取決于内容能否真正吸引并滿足用戶的需要。不言而喻，這種網絡版手機報的商業命運同上文所說的紙質報的網絡版不會有根本區别。當下正流行的第三種手機報代表着手機報發展的主流方向。因為，較之于前兩種，它最大限度地滿足了手機用戶的個性化需求。
手機與電腦的差異決定了手機報與網絡報的差異。二者雖然都是數字報，但手機報的便捷性、即時性、個性化更強，真正可以随地、随時、随身地為用戶提供其所需要的新聞與資訊，因為，在所有媒介中，手機是真正的私人用品，又是人們真正随身攜帶的媒介。而人們對于信息的需求是千差萬别的，所以，為手機用戶提供個性化信息服務是手機媒介的天然要求。可是，現有手機報的最大弊端即在于内容同質化嚴重，集中表現為“一城多報”同城競争但内容大同小異，正如論者所說：“同城手機報無論在内容、編輯、發行以及傳播方式上，都呈現出同質化的現象，這使得手機報缺少特色、競争力和不可替代性。除了少數全國性大報和各地主流都市報外，大多數同質化的手機報由于自身報媒品牌沒有競争優勢而難以吸引足夠多的用戶訂閱。”［11］目前，手機報的内容幾乎都來源于傳統媒體或互聯網，大多是對紙媒内容的拷貝或簡要概括，而原創性的内容匮乏。同質化的内容無法滿足用戶的多元化需求，無法滿足不同用戶的個性化需求。而且，現有手機報的内容良莠不齊。由于缺乏相應的制度監管，虛假廣告、騷擾信息、惡俗信息經常摻雜于手機報，引起用戶反感。内容的同質化、低俗化、快餐化，以及按月收費方式的不盡如人意，導緻手機報普遍受到消費者的冷落，集中表現為手機報訂購用戶數量與龐大的手機用戶數量極不相稱。2012年的調查數據顯示：“真正訂閱手機報的用戶不超過手機用戶數量的20%，有30%~40%的用戶對手機報這種報紙形式是不接受的。”［12］
在此背景下，如果不想讓手機報業務成為“雞肋”，就必須在手機報的選題策劃與營銷策劃方面強化個性化服務。與網絡以及報紙、廣播、電視相比，手機是最具分衆傳播和個性化傳播能力的大衆傳播媒介。緊密結合手機媒介的特性（随身攜帶、私人用品、屏幕較小、容量有限），為目标用戶提供精細、精準的個性化信息服務是開展手機報業務的第一法則。開展手機報業務時，不論是内容建設，還是營銷推廣，都要細分市場、細分用戶。除了全國性的綜合性大報（如《人民日報》）和各地的主流都市報（如《南方都市報》）以外，其他報紙都應該選擇特定的用戶群體開發小而精的手機報産品，内容的豐富性應該建立在專門性、特色性的基礎之上。為此，必須有的放矢，為目标用戶量身定制。針對黨政機關公務員應該推出以時政為主要内容的手機報，針對企業商務人士的手機報應該側重财經與經營，針對學生的手機報當然要強調學習、考試、成長。例如，湖北孝感日報社的《孝感手機報》與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合作，設置校園資訊闆塊，及時、快捷地為廣大師生發送校園資訊。實證調查表明：“曾經被遺忘的農民工群體已經迅速成長為手機報的忠實用戶，充分體現出‘三高’特征，即高普及率、高信任度和高滿意度。手機報在農民工群體中不僅蘊藏着巨大的經濟價值，還被賦予了積極的社會價值和戰略意義。”［13］因此，可以專門面向農民工策劃出版全國性的大型《農民工手機報》，各地報紙的手機報也可以推出面向本地農民工的專版。還可以分别針對男性用戶與女性用戶推出不同的手機報，如針對男性的《足球手機報》，針對女性的《購物美容時尚手機報》。
注釋：
［1］徐麗芳，劉錦宏，叢挺.數字出版物概論.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3：43.
［2］魏玉山.2014-2015中國數字出版産業年度報告［EB/OL］（2015-07-15）［2015-10-10］.http：//www.chuban/cbsd/201507/t20150715_168554.htm.
［3］劉彬.第十二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公布.光明日報，2015-04-21.
［4］李雪昆.古籍數字化：讓小衆事業大衆化.中國新聞出版報，2015-01-20.
［5］據方厚樞輯注的《中國出版史料》（山東教育出版社與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聯合出版）第三卷之下冊第514-519頁的記載可知，關于我國古籍現存多少種的問題，學術界有不同的說法：7萬種、8萬種、10萬種、15萬種、20萬種以上。
［6］王大盈.《中國基本古籍庫》和《瀚堂典藏》兩大古籍數據庫比較研究.情報雜志，2011（6月增刊）.
［7］北京圖書館.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8］方厚樞.中國出版史料（第三卷·下冊）.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522523.
［9］黃一琨.中信如何做到數字出版收入2000萬［EB/OL］.（2015-02-09）［2015-10-10］.http：//mediamaster.caixin/?p=1154.
［10］韓妹.有研究預測今年中國電子閱讀器銷量将占全球市場20%.中國青年報，2010-03-25.
［11］溫金明，張福财.手機報困境如何破解.中國新聞出版報，2009-07-23.
［12］李晉生.3G時代手機報發展的趨勢與路徑.新聞研究導刊，2012（5）.
［13］張蕾.誰是手機報的大客戶群——農民工群體手機報使用情況研究.中國出版，2010（18）.
（作者單位：湖南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