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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舊生新的《禮拜六》

時間:2024-11-08 02:58:58


    囗朱曉婉

[摘要]民國初期創刊的市民文學周刊《禮拜六》曾經紅極一時,被當作市民文學雜志的代表。它深處中國新舊文學轉型的時代,雖被當時的新文學家們扣上“舊文學”的帽子,卻仍有新思想的萌芽存在其中。所謂的“新”與“舊”在《禮拜六》中的界線尤顯模糊,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其正是反映民國初期人民思想狀況的一個縮影,既墨守成規又推陳出新。

[關鍵詞]《禮拜六》舊文學新思想

[中圖分類号]G23

[文獻标識碼]A

1914年6月6日,《禮拜六》在上海棋盤街創刊,作為一本載着“新奇小說數十篇”[1]的市民文學周刊,在其紅極一時之後,于1916年4月29日出滿100期後停刊;時近五載,1921年3月19日,《禮拜六》在原址複刊,最終至1923年2月10日200期終刊。前100期時,新文學運動尚未開展,後100期時,新文學則已然蔚為洪流,時空格局有了陡轉的變化。逆流中複刊的《禮拜六》,自覺或不自覺地吸納了某些新文學因子,表明那個時代新文化運動的話語強勢。然而,令新文學家們怒不能忍的,則是刊物複刊本身乃為“逆流”強勁的堅硬事實,況且它逆流而不逆境,依然還有那麼多的讀者追捧,怎能不予以迎頭棒喝?那些看起來向新文學靠攏的“改變”,一并令新文學家齒冷,諷刺它本是純粹中國舊式思想,卻冒充着新式,根本上就沒有“革命”的資格。[2]然而,時過境遷,在如今看來,無論是純粹舊式還是半吊子、真新式還是充新式,所謂的“新”與“舊”,在《禮拜六》中的界線,都顯得較為模糊,值得細剖。

一、靡靡之音中的絲縷新風

1921年6月30日的《文學旬刊》上,鄭振铎發表了一篇措辭犀利的雜文,名為《新舊文學果可調和麼?》。文中将《禮拜六》當作舊文學的代表,認為其不過是“以靡靡之音,花月之詞,消磨青年的意志”,極其消極,不合時宜。鄭振铎所謂的“靡靡之音”,倒确有其事。主編王鈍根在《出版贅言》中就曾點出,《禮拜六》宗旨隻是用新奇小說讓讀者得趣,放松消閑,不為其他。以與鄭振铎發表該文日期最接近的第116期《禮拜六》為例,全本21篇文章,僅從文題便可看出内容為所謂“花月之詞”的,就有13篇之多,如《花間緻語》《紫羅蘭庵雙哭記》《新婚的第一夜》《蜜月後兩封信》等;作者中,近一半為“鴛鴦蝴蝶派”的知名老手,包括周瘦鵑、陳小蝶、江紅蕉、紫蘭主人、嚴芙孫、金君珏等。《禮拜六》雖每期内容各異,但稿件風格與本期大抵一緻,以描寫各種細膩的情愫、怪奇的社會現象為主要内容。《禮拜六》選取刊登這樣一類文章,在新文化運動思潮震動文壇的風口浪尖之上,自然被視作不合時宜的靡靡之音。

從《禮拜六》周刊稿件中透露的思想來看,鄭振铎所言的中國舊式思想,也的确四散其中。就占《禮拜六》篇幅最大的愛情小說而言,文稿中的故事,大都被安排在三綱五常的道德體制之下,喪夫後守節至死的女性被奉為楷模,不加區别地提倡孝道,贊譽“節烈”,為了豐富人物情感,建立故事沖突,對封建宗法制度的殘暴大加描寫。雜志中所蘊含的這些舊式思想,自然成了新文學家們批判的靶子。《禮拜六》110期曾刊登過周瘦鵑的一篇名為《父子》的文章,講述了一個極為孝順的兒子,為了給父親輸血,決定舍身救父而英年早逝的故事。這篇文章引起鄭振铎和郭沫若在《文學旬刊》上發文,對其公開進行诘難,而《禮拜六》則緊接着刊登了王鈍根對批評的回擊,[3]證明了《禮拜六》對于其思想及價值觀的堅守。


    然而,将《禮拜六》定義成一本充滿靡靡之音、完全舊式的雜志,也有失公允。縱觀200期《禮拜六》,前100期中僅開設過一次專号,即“國恥”專号,乃是雜志對政府簽署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所作出的最直接的反應,可以想見當時編者及作者們的憤慨之情及反日情緒是高漲的,以至于他們又緊接着開設了多期“國恥錄”專欄,詳細登載日本的侵略現實及國際局勢,對于一些諷刺日本侵略者的文章,如《矮國奇談》等,也樂于刊登。尤為特别的是,《禮拜六》第47期的封面是丁悚所作的一張高個兒踢腿漫畫,附文“長子把矮子一腳直踢到四十八期封面上去了”;而第48期的封面則畫了張矮個兒跌倒,旁注“矮子跌倒”。《禮拜六》就這樣一面秉承宗旨逗趣着讀者,一面展示了自己的民族意識與愛國情懷。

至于“純粹的中國舊式思想”一言,“舊式思想”确有,“純粹”與否,則不無存疑。《禮拜六》第102期上刊載過一篇名為《毀譽》的文章,文中的女主角不顧旁人說三道四,勇于走出舊婚姻,最終當上教員,且與心愛之人喜結連理;第107期登載了張碧梧的《虛僞的貞操》一文,更是直截了當地寫道,“貞操,貞操,從古至今,也不知坑死了多少女子”。這類打破封建道德束縛的文章,雖然刊登得不多,但仍是《禮拜六》中孕育着新式思想的鐵證。再如前文所提,《禮拜六》中大量充斥着由于封建宗法制度而導緻主人公曲終人散的哀情小說,姑且不論其寫作目的,就文章對于封建禮教的憎惡态度即可看出,《禮拜六》所選登的文章與遵循封建禮制的晚清小說相比,已有着較大的進步。更不用說《禮拜六》中幾乎期期都能見到的外文譯作,雖然不少譯者好在其中随性改編,但國外的思想觀念依然大量進入到《禮拜六》文本中,影響着閱讀它的讀者們。由此來看,《禮拜六》中被新文學家們普遍叱罵的“靡靡之音”,亦存有着一縷縷振奮人心的新風,有編者們和作者們難以壓抑的愛國熱情,有無奈于封建禮教深受禁锢亟待解放的渴望,有難以磨滅的鈞天廣樂。

二、新瓶裝舊酒的編輯

僅20世紀初創刊的文藝雜志,就有70餘種,《禮拜六》作為其中一員,并非首創,若不能一炮打響,便極易埋沒在茫茫刊海中。辦報經驗豐富的主編王鈍根,深谙其中奧妙,并為此絞盡腦汁,集思廣益。有道是“秧好一半谷,題好一半文”,對于一本雜志來說,亦是如此,新穎的刊名,是吸引讀者的第一步。當其時也,市面上的同類雜志,要麼是像《小說月報》《小說叢報》《中華小說界》中規中矩,要麼是像《遊戲雜志》《香豔雜志》博人眼球,他要的是一個不落俗套,而又全新别緻的好名字。王鈍根于是邀請業界好友,共同為周刊起名。當時的文壇新秀周瘦鵑,也在被邀之列,他得知雜志定于每周六出刊,靈光一現,想到了美國曆史悠久、聲名遠揚的《禮拜六晚郵報》,便向王鈍根提出“禮拜六”三字。王鈍根聽之拍案叫絕,既切當,又通俗,立馬予以采用。

定下了稱心的刊名,接下來便要給刊物“穿衣”了,采用何種裝幀形式,才能使雜志脫穎而出?從1909年創刊的《小說時報》起,之後市面上的小說刊物,大都采用16開的大紙型;每期少則十餘萬字,多至二三十萬,厚厚一大本,拿在手上,頗顯示分量感;其中的欄目設置,亦大同小異——“大全”式樣,大包大攬,企圖窮盡一切文體類型——《小說月報》曾自豪地稱其“詩古文詞,諸體鹹備,長短篇小說及傳奇新劇諸欄,皆精心撰選”,[4]《中華小說界》更是自比為“世界之陳列所”“世界之調查錄”。[5]王鈍根另辟蹊徑,反其道而行之,于是乎,市民們拿在手上的《禮拜六》,便成了這樣一本與衆不同的“輕薄短小”——隻有其他雜志一半的開幅,三四十個頁碼的厚度,目錄上也隻有文章标題及作者名,再無任何欄目名稱(僅第110—113期在文題後簡單标出了文章類型)。可是,簡約而不簡陋,從請丁悚等繪畫名家精心繪制封面,到内頁銅版紙照片的精挑細選,處處打造刊物觀感上的風雅韻味。對此,王鈍根相當自得,特将“小說之輕便”,寫進了創刊号的《出版贅言》之中。他的努力,得到了大回報。周瘦鵑後來回憶《禮拜六》風行時的盛況說,每逢星期六清早都有很多讀者在中華圖書館門前候着,“門一開,就争先恐後地湧進去購買。這情況,倒象清早争買大油餅一樣。”[6]

在專号的編輯上,後100期的《禮拜六》頗能領市民文學雜志的新潮。設立的名目,諸如“愛情号”“三十節專号”“新年号”“聖誕增刊”等。115期《禮拜六》“愛情号”,從封面上的《少女與丘比特》,到插頁《愛神鼓琴圖》《國際愛情之結晶》《愛》《拒愛》等圖片畫作,再配以内文24篇纏綿悱恻的愛情故事,圖文呼應,從頭到腳幾乎無處不“愛情”。特刊專号的編印,為雜志注入了特與專的元素,受到了讀者的青睐,因之亦為當時同類雜志所效仿,“情人号”“兒童号”“婚姻号”“青年苦悶号”等五花八門的專号,紛至沓來。然而,探索《禮拜六》引領的這道風尚背後,埋藏着的卻是換湯不換藥的老套立意。《禮拜六》的那些節日專号,比如新年、三十節、聖誕節等,提供的隻是一個時間形式的噱頭,内容上并無大的内涵創新,還是新瓶裝舊酒。

三、花樣翻新的另類宣傳

作為一份“市民文學雜志”,《禮拜六》的廣告宣傳,力度既大,花樣亦多。自打《禮拜六》創刊起,《申報》這份近代上海乃至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大衆媒介上,幾乎每周都能見到《禮拜六》的身影。有做成詩句的:“誰家少女美姿容,斜倚飛輪逐晚風,購得一編《禮拜六》,與郎共讀小窗東”[7];有應用上海市民俗語的:“強弗強來自家看,弗強裡個弗要買,一角洋钿買一冊,男女老少用得着”[8];還有專為不同季節量身定做的:“《禮拜六》,清心目,解暑毒,避瘟疫”[9]等,不一而足。王鈍根還善加利用了他擔任《申報·自由談》主編之便,近水樓台地為《禮拜六》做軟性廣告,程均甫的《水調歌頭·題鈍根、劍秋所編〈禮拜六〉》[10],徐幫的《禮拜六之花》[11]等,均有軟文嫌疑。那句經典廣告詞——“甯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看《禮拜六》”,最為新文學家們所痛斥:“小老婆是什麼東西,難道小說能做小老婆的代用品嗎?……神聖清白的文學事業,真已被玷污了不可洗刷的污點。”[12]“小老婆”已然為封建遺毒,《禮拜六》居然用為幌子大肆招搖,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平心而論,若單就廣告效果而言,這樣的廣告詞,倒也以其新奇讨巧的意象拼貼,直指人心,令人過目難忘。

在《禮拜六》的刊物總目錄中,有這樣的一些文章植入,諸如《禮拜六三點鐘》《禮拜六萬歲》《殺脫頭》《禮拜六之花》《禮拜六贊》等,它們或者标題上直接帶有“禮拜六”字樣,或者通篇圍繞“禮拜六”展開,有主編王鈍根或作家着墨所寫,也有熱心讀者“不計稿酬”所作,文體形式從小說詩詞,到雜文燈謎,饒是豐富。這類文章以創刊号上王鈍根與大錯所作的兩篇同名《禮拜六》短文開其端緒,開啟了《禮拜六》雜志自我宣傳的大幕,一邊逗樂讀者,一邊自我營銷,這樣精明老到的營銷手法,讓《禮拜六》成為了“鴛鴦蝴蝶派”的代表,撞在了新文學家們的槍口上。幸耶?不幸耶?

四、橫亘五年的蛻變

從1916年4月29日停刊到1921年3月19日複刊的五年間,無論是國際關系、政治形勢、經濟狀況,還是文壇的發展、人民的生活,全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王鈍根、周瘦鵑為代表的編輯團隊深知,過去适合《禮拜六》發展的那片土地,已是滄海桑田,因而《禮拜六》也必須做出相應革新。隻用粗略翻看一下雜志,老讀者們立馬就會看出,後百期《禮拜六》的欄目頓增了許多。前百期的《禮拜六》,基本上是小說的天下,而後百期,則新增了“筆記”“閑話”“新體詩”“譯叢”“劇本”“閑評”“笑話”“實用談”“怪問答”等欄目。在第101期《禮拜六》21篇文章中,小說占9篇,其他類型題材的文章占12篇。欄目的添設,意味着增加了雜志内容的豐富度,而諸如“新體詩”這樣的欄目,似乎在不聲不響地搭接着新文學的主脈,頗耐人尋味。另一個讓讀者一目了然的變化是《禮拜六》的封面。複刊後《禮拜六》的封面雖與之前一般,多采用女子畫像,但前百期封面女子多着傳統服裝,而後百期的封面女子,則多着西服,穿高跟鞋,一派現代的時新樣子。

仔細閱讀《禮拜六》的前後文本,字裡行間的變化,同樣呈現于前後百期的脈絡中。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适曾批判過一些通俗文學家及雜志,說其“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結構,又不知描寫人物,隻做成了許多又長又臭的文字,隻配與報紙的第二張充篇幅,卻不配在新文學上占一個位置”。[13]《禮拜六》作為其攻擊對象的一員,且不論前百期如何,後百期絕不該獲得這樣的評價。後百期《禮拜六》在小說稿件的篩選上,也更多選取那些叙述結構新穎的文章,如片段式結構的《金和銀》[14]、日記式的《侬之日記》[15],以及融入戲劇因素的《請客》[16]。至于篇幅,《禮拜六》的稿件,原本就一直以短篇為主,複刊後更是減少中篇小說的數量,翻譯類文章均為短篇。複刊後的《禮拜六》所登稿件,一改前百期以文言文為主的語言形式,大量選用白話文的作品,其中小說和翻譯,則基本上以白話為主,有些作品還采用了新式标點。可以這麼說,起碼後百期《禮拜六》所選文章,在語言形式上,已與新文學家的所謂“新文學”差别不大。

無論是《禮拜六》的編者、作者,亦或是讀者,在這空白的五年間都發生了不小的改變,複刊後的《禮拜六》,在諸多方面表達了對“新”的趨同。但唯有一點貫穿其始終、從未改變,那就是《禮拜六》的宗旨。從創刊号主編王鈍根所寫《出版贅言》中體現的消閑大衆的主旨,到複刊号上周瘦鵑所作《周瘦鵑心血的宣言》強調這塊文字的良田“給看官們時時把玩”,《禮拜六》的這一宗旨不論于編者還是作者,始終一脈相承。緣由在于,他們都将《禮拜六》視為商品,都靠其謀生,因此《禮拜六》的内容與形式都深受市場的影響,甚至時常刻意迎合讀者。這就是為何《禮拜六》在新文化運動中被批得一文不值,卻依舊堅守自我風格與宗旨,并且能夠紅極一時的根本原因。站在另一個角度看,這同樣也是《禮拜六》既舊又新的根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禮拜六》的這種舊中生新、新中有舊的整體樣貌,正是民國初期一般民衆思想狀況的一個縮影;時代嬗變的履痕,于此斑斑可見。

注釋:

[1]王鈍根.出版贅言.禮拜六,1914(6):1.

[2]西谛.思想的反流.文學旬刊,1921(6):5.

[3]王鈍根.嫌疑父.禮拜六,1921(7):117.

[4]本社特别廣告.小說月報,1913(4):1.

[5]瓶庵.發刊詞.中華小說界,1914(1):1.

[6]周瘦鵑.拈花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94.

[7]廣告.申報,1914-07-11(14).

[8]廣告.申報,1914-09-12(13).

[9]廣告.申報,1921-07-30(18).

[10]程均甫.水調歌頭·題鈍根、劍秋所編《禮拜六》.申報,1915-03-12(13).

[11]徐幫.禮拜六之花.申報,1921-06-19(14).

[12]蠢才.文學事業的堕落.文學旬刊,1921(6):4.

[13]胡适.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1918(4):4.

[14]嚴芙孫.金和銀.禮拜六,1921(5):109.

[15]王建業.侬之日記.禮拜六,1921(12):139.

[16]王鈍根.請客.禮拜六,1921(4):106.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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