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蔚華鐘悠天
［摘要］随着傳媒格局深度變化，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一些媒體出現了社會責任意識淡漠甚至缺失的情況，導緻傳媒公信力下降、社會主流價值觀偏失、人民利益受損等諸多危害。現階段，我國新聞媒體要踐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自覺承擔、認真履行媒體的社會責任，做好當代中國改革發展的見證者、記錄者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參與者。
［關鍵詞］媒體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缺失社會效益經濟效益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青年歌手姚貝娜去世後，深圳晚報的三名記者喬裝成醫務人員，跟随姚貝娜眼角膜捐獻手術主治醫生進入太平間，未經家屬允許拍攝遺體，引發社會輿論強烈譴責。姚貝娜經紀人在微博中怒罵深圳晚報記者“行為龌龊”。某新聞系學生在網絡上發表《記者們在病房外焦慮地等待着姚貝娜的死亡》聲讨記者為“秃鹫”，也有記者以《每個人都有15分鐘站上道德高地罵記者》予以回擊。該事件從單純報道明星生老病死的娛樂新聞，演變成拍攝逝者遺體引發的人性拷問，再發酵升級為探讨媒體職業道德倫理操守的社會性話題。
近期，上海踩踏事件、驚惶龐麥郎、林森浩投毒案等熱點事件一次次将媒體職業操守和報道邊界問題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新聞媒體曾長期被譽為“無冕之王”“社會守望者”，有着崇高的社會威望和公信力，如今卻陷入社會輿論譴責、拷問的窘境。這其中緣由值得新聞媒體行業深思和反省。除了社會對新聞記者工作的誤解、偏見之外，更重要的原因還是當下媒體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盲目追求短期效益，罔顧肩負的社會責任，成了金錢的奴隸，棄職業操守、倫理道德、人文關懷于不顧，既敗壞了媒體的社會聲譽，也嚴重削弱了媒體的社會公信力。
一、社會責任感缺失，媒體頻現失範行為
在我國計劃經濟年代，媒體主要承擔意識形态功能，其産業功能被忽視，從而影響了我國媒體産業的繁榮和發展。在市場經濟大環境下，這一現象得以糾正，媒體的産業功能得以發揮，也促進了新聞事業蓬勃發展。但近年來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媒體卻有滑向另一個極端的趨勢，媒體的産業功能被片面強化，一些媒體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将社會效益棄之不顧，媒體頻現失範行為。
（一）權力尋租
媒體的權利可以分解為媒體的職業權力和職業利益。媒體的職業權力包括采訪權、編輯權、發布權等；職業利益是指在履行正當權力和職責後，獲得相應收益。媒體在恰當行使權力的基礎上，獲得正當收益，是媒體健康發展和富有生命力的表現；而當職權缺位、越位，或被不适當地膨脹或挪用導緻職業權力異化，而獲得的非正當收益，則屬喪失活力、病态畸形的表征。［1］當前，媒體及其從業者在利益的驅使下，将媒介的話語權、輿論監督權異化為特殊的政治權力、法律權力等來謀取非正當利益，由此導緻新聞腐敗現象層出不窮。部分新聞媒體從業人員通過有償新聞、有償不聞、新聞敲詐、有償删帖等方式，将服務大衆的社會公器，當成謀取個人、小團體利益的私器。該現象從個别媒介從業人員隐蔽的個人行為，演變為新聞單位或部門的集體行為，甚至成為一種經營模式并衍生出一條畸形的産業鍊。［2］
例如，中央電視台财經頻道總監郭振玺，左手利用“3·15晚會”的媒體監督權打壓企業，右手靠“年度經濟人物”拉攏企業，形成了獨特的紅黑斂财術，實現個人财富與央視廣告雙豐收。［3］又如，陳永洲利用記者身份收受他人賄賂，在《新快報》發表十餘篇捏造、污蔑、诋毀中聯重科的批評性報道。陳永洲被刑拘後，《新快報》未核實事實，便連續兩期在頭版頭條刊發《請放人》《再請放人》啟事，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再如，21世紀報系管理層指使記者通過各種途徑主動挖掘企業的負面信息，并利用企業對股價下跌、上市受阻、商譽受損的恐懼心理，以發布負面報道為要挾，迫使企業與其簽訂合作協議，收取巨額“保護費”。這些都是權力尋租的表現。
（二）低俗庸俗
當前，傳媒的教化功能漸行漸遠，低俗之風卻越演越烈。部分媒體為吸引眼球，提高關注度，不惜突破倫理底線，為低俗作品提供展示舞台甚至推波助瀾。低俗之風主要表現在媚俗拜金、情色渲染、惡性炒作、娛樂煽情、跟風模仿等方面，如部分婚戀交友節目、電視劇、電影公然宣揚“拜金、炫富、崇洋”等扭曲變形的愛情觀與價值觀，以及用性、绯聞等争議性話題或争議性人物來吸引受衆。
例如，《非誠勿擾》節目女嘉賓馬某“甯可在寶馬車裡哭，不在自行車上笑”。江蘇教育頻道《棒棒棒》節目邀請在網絡上以色情、裸露、低俗而走紅的“中國第一無底線”車模幹露露做嘉賓，讓她口出污言穢語的節目片段在網絡流傳。網易丁磊和陌陌唐岩鬧糾紛，有些媒體用“撕逼大戰”為标題博眼球。郭美美被“幹爹”包養的話題以及她紙醉金迷的生活細節如豪車、名牌包等高清照片，頻頻被媒體放在首頁展示或作為頭條推送給讀者。網絡媒體将富商王健林之子王思聰封為“國民老公”來迎合網友的拜金心理。“有錢就是任性”“想和土豪交個朋友”等有失底線的網絡流行語被各大媒體轉載引用。媒體本是社會公器，不該在金錢面前屈膝、谄媚，而當下卻屢現媚富、媚豔言行，屢屢突破倫理道德底線，實在有損媒體聲譽和形象。
（三）虛假新聞
當前，在利益導向和誘惑下，部分媒體和從業人員急功近利，忽視、默許、縱容假新聞，甚至将炮制聳人聽聞的虛假信息作為提高經濟效益的“成功捷徑”，如2015央視羊年春晚停辦，赴新疆旅遊每位遊客獎勵500元，香蕉得艾滋病瀕臨滅絕，哈爾濱規定賺錢不給老婆花算家暴，廣西14元買無人島等駭人聽聞的虛假信息。更為嚴重的是，以“秦火火”“立二拆四”為代表的“網絡紅人”“公知大V”利用手中自媒體傳播權和“意見領袖”角色，組織策劃傳播謠言和虛假信息，如“7·23”動車事故發生後，故意編造散布中國政府花2億元天價賠償外籍旅客的謠言，挑動人民群衆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利用“郭美美事件”蓄意炒作，編造一些地方公務員被要求必須向紅十字會捐款的謠言；捏造中國殘聯主席張海迪擁有日本國籍的謠言；并将著名軍事專家、資深媒體記者、社會名人作為攻擊對象，企圖“謠翻中國”。
因假新聞具有轟動效應和關注度，諸多媒體不加以核實、制止、删除，反而大肆轉載并炒作，使假新聞以病毒式的傳播速度蔓延，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也嚴重影響媒體公信力。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公信力是媒體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核心，假新聞讓底線失守，危及整個新聞行業的根基。
二、媒體社會責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
新聞媒體具有意識形态屬性和産業屬性這雙重屬性，兼具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這雙重功能，兩者缺一不可。社會效益是根本，是最高準則。沒有社會效益，單純追求經濟效益，就會給社會帶來危害。而如果沒有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也難以持續下去。但在兩者發生沖突時，必須堅持将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不能以犧牲社會效益來換取經濟效益。
媒體要發揮社會效益，就要切實履行社會責任。媒體的社會責任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有機組成成分，是做好新聞傳播工作的基本要求。媒體社會責任形成于20世紀中葉的美國。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于1947年提出“社會責任理論”，發出“新聞傳播要對社會負責”的呼籲，要依據崇高的道德準則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避免損害公衆的利益。1956年，美國傳播學者施拉姆在《報刊的四種理論》中系統詳盡地論述該理論，其核心觀點是，享有一定權利的大衆傳播媒介，對社會和公衆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義務、職能使命。［4］在西方社會，媒體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存在，被賦予六項責任與義務：為政治制度服務，提供有關公共事務的信息、觀點和讨論；啟發民智，使之能夠自治；監督政府，保障個人權利；為經濟制度服務，利用廣告的溝通促進商業和服務；提供娛樂；保持經濟獨立，不受特殊經濟利益集團的壓迫。［5］當代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工作者充分吸收了西方媒體社會責任理論的合理内容并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形成了中國特色媒體社會責任理論。比如，鄭保衛認為，新聞工作者在社會上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核心是新聞工作者必須自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對社會的文明與進步承擔相應的責任。［6］楊保軍提出傳媒責任觀即求實為本的科學精神，正義至上的人文精神，和諧為美的自由精神。［7］由中宣部、教育部組織編寫的《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将媒體的社會責任概括為：正确引導責任、提供服務責任、人文關懷責任、繁榮發展文化責任、遵守職業規範責任、合法經營責任、保障新聞從業人員權益責任。
筆者認為媒體社會責任就是要求，媒體不僅僅是獨立的經濟運行主體，從本質上說它要體現黨和國家的意志，反映人民群衆的意願、訴求和利益。這就要求媒體始終要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服務于國家大局，服務于人民群衆，服從黨和國家利益，擔負起宣傳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職責；堅持正确的輿論導向，傳播先進文化與主流價值觀；為受衆提供高質量的精神文化産品與媒介服務；依法輿論監督職責，維護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等等。我國媒體的基本特性決定了媒體社會責任包含政治責任、道德責任和文化責任。媒體的社會責任主要包括：
（一）正确引導輿論，推動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當前，傳媒格局深刻變化，傳播方式深度變革，價值觀念多元化，這對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出了新的考驗和挑戰。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離不開媒體輿論引導。媒體應成為正确的輿論導向的主戰場和主渠道，掌握意識形态工作領導權和主導權，宣揚社會主義主流文化，提高引導社會輿論能力，為國家和民族發展傳遞社會“正能量”。
（二）傳播先進文化，為社會提供高質量精神産品
新聞媒介履行好社會責任，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最佳結合，其落腳點和最終體現在傳播先進文化，不斷為受衆提供原創性、高質量的精神食糧和媒體産品服務。［8］先進文化是民族的靈魂和社會進步的催化劑。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是媒體，傳播先進文化是新聞媒體的重要使命，媒體要樹立精品意識，傳播積極、健康、有益的優秀文化，為社會奉獻高水平、多層次的文化精品。
（三）發揮輿論監督作用，成為公序良俗捍衛者
輿論是一種公開表達的社會評價，作為社會公衆共同的意見和态度，傳達着多數人的信念、意志和要求。輿論的主要功能是對涉及公共事務的組織、人員的行為實行監督，進行有效的制約和限制，使之服從、服務于既定的公衆共同意志，符合公衆共同利益。輿論的這種控制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大方面：一是對國家政權、政府行為的監督和制約，包括對國家政府決策過程、執行過程、執行結果以及決策和執行人物行為的監督等。二是對公衆行為的鼓舞或約束，包括鼓舞公衆成員合乎社會公德、符合職業道德的行為，約束、制止損害公德和違背職業道德的行為等。［9］但輿論是把“雙刃劍”，具有正負兩面性，新聞媒介作為輿論表達最具影響力的傳播渠道和載體，要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成為公序良俗的捍衛者。
三、自覺履行社會責任，重塑媒體公信力
履行媒體的社會責任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全體媒體從業者在以下幾個方面持續不斷作出努力。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導向，牢固樹立媒體社會責任意識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科學世界觀在新聞工作中的體現，是做好新聞工作的思想理論基礎，是認識和研究新聞傳播規律不可或缺的思想武器。媒體踐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履行社會責任，最根本的要求是堅持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黨性與人民利益具有一緻性，堅持黨性就是堅持人民性，堅持人民性就是堅持黨性，黨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沒有脫離人民性的黨性，也沒有脫離黨性的人民性。［10］新聞媒體既是黨重要的宣傳思想陣地，更是黨和人民的喉舌。新聞媒體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從維護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從服務黨和國家大局，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新聞工作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擺正自身的角色定位，規範新聞傳播行為，自覺履行社會責任，做好當代中國改革發展的見證者、記錄者以及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參與者。［11］
（二）堅持依法治國理念，牢固樹立法治思維
“法治”一詞最早出現在《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治國理念。古希臘哲學家亞裡士多德提出“法治應當優于一人之治”。法治的根本特征在于它限制政府權力，确保個人不受強權的壓迫，隻受合法的法律管制。［12］我國依法治國理念就是廣大人民群衆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而不是個人的旨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保證國家的一切工作都依法進行。樹立依法治國理念要把握三方面的内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樹立和維護法律權威；嚴格依法辦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13］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新聞媒體作為社會的守望者，懂法、知法、守法是每個記者最基本的素質。新聞記者如若沒有清晰牢固的法治觀念，在工作中難免會超越法律邊界，出現感情超過理性，法治被人治取代的傾向，甚至滋生權力尋租等腐敗行為。在“法治中國”的建設進程中，媒體要堅持依法治國理念，牢固樹立法治意識，提高自身法律素養，向公衆傳播現代法治文明的理念，督促推進社會法治建設進程。一是提高法律素養。新聞媒體内部需要加強法律法規的教育學習，定期開展法律法規教育和考核，提高記者的法律意識水平，培養記者法律至上觀念。當前新聞媒體對記者隻提供上崗前的專業培訓，缺少法治觀念教育，諸多因不了解法律法規犯常識性錯誤、輿論幹擾司法審判、侵犯隐私權等行為頻繁發生。要加強媒體内部法務管理，對于媒體内部的違法亂紀行為“零容忍”，嚴懲不貸。二是推進法治建設進程。媒體隻有勇于承擔起維護法律、推動法治建設的社會責任，才能擔當起社會守望者的角色。媒體要向公衆傳播現代法治文明的理念，通過自身的報道督促立法部門不斷完善法律法規内容，執法部門不斷規範執法行為，行政部門信息公開透明化，甚至推動司法體制改革，完善我國司法制度。如新華社内蒙古分社記者湯計從2005年發現呼格吉勒圖案存在重大錯判線索後，堅守正義，锲而不舍地采訪，通過翔實、準确、權威的報道推動冤假錯案平反昭雪，喚起全社會對司法監督、冤案追責制度設計的思考與重視。
（三）堅持全面質量管理，從各個環節嚴把質量關
全面質量管理是以産品質量為核心，建立起一套科學嚴密高效的質量體系，以提供滿足用戶需要的産品或服務，并通過顧客滿意和本組織所有成員及社會受益而達到長期成功的管理途徑。全面質量管理體系的主要特點在于“全”，是全過程和全方位的質量管理。新聞媒體引入全面質量管理體系，有助于媒介産品質量的提升和媒介管理運行機制的改革和完善。新聞媒體要在選題策劃、内容創作、生産制作、營銷推廣以及意見反饋等各個環節嚴格把控質量關，實現對媒介産品質量的預先控制和全面控制，确保為社會提供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優秀精神産品。
質量問題管理中有一個“1-10-100法則”。糾正一個剛制作完的不合格節目的時間跟做這個節目的時間是相同的。在領導審片時糾正，修正成本将是生産這個節目的10倍，如果在播出、出售之後再更正錯誤和消除不良影響，要花費生産節目成本的100倍以上。這就要求媒體建立一套嚴格的業務規範，強化管理責任和監督檢查，在各環節設嚴格的申報審查制度。尤其對于前期的策劃、選題審查不可忽視，将把關的關口前移，将事後的檢驗把關轉變為事前、事中的預防改進，确保導向正确，優化選題；對于中期的采編、制作過程審查也要重視，及時發現問題，糾正錯誤，将問題消除在媒介産品形成之前，有效解決質量、效益、效率問題。
（四）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建立媒體社會責任評價體系
中宣部、中國記協正在新聞戰線探索建立媒體社會責任報告制度，推動媒體每年定期公開發布履行社會責任情況報告，自覺接受社會監督。2014年6月9日，首批11家試點媒體社會責任報告正式對外發布，對2013年度本媒體履行社會責任情況進行了全面梳理展示，［14］對新聞行業的良性健康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媒體社會責任評估體系要在當下的媒體社會責任報告制度的基礎上，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标體系、常态化的法律法規以及第三方評估機構。一是要建構科學的評價指标體系。媒體社會責任從理論到實踐，需要建構一套清晰規範、科學合理、操作性強的媒體社會責任評估體系。可有效避免年度媒體社會責任報告出現内容空泛、流于形式，與年度工作總結高度相仿等情況。二是建立常态法規。我國一直以職業精神、道德标尺來督促、倡導媒體自覺履行社會責任，容易導緻媒體在履行社會責任時無章可循，隻能憑借模糊的概念和主觀感覺來衡量履行水平。因此，相關國家部門要建立常态化的法規條例，并對失職行為進行問責、追責。［15］三是建立第三方評估監督機構。組建包括政府、專家、公衆在内的較為獨立、客觀、公正的第三方評估監督機構，對媒體年度履行社會責任情況進行第三方評估。
（五）堅持以人為本，不斷提高媒體從業者的媒體素養
當前，新聞傳播事業的權威性、公正性受到輿論質疑和責難，其根源在于新聞行業職業道德水平普遍下降。堅持以人為本，加強新聞職業道德教育，提高媒體素養，勢在必行。媒體素養包括兩方面，即業務能力和職業道德。在業務能力方面，媒體從業者應具備複合型的知識結構和多能型的業務技能，成為一專多能的複合型人才。在職業道德方面，新聞工作者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體現黨的主張與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把堅持正确導向與通達社情民意統一起來，把堅持正面宣傳為主與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統一起來，發揮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衆的橋梁紐帶作用。堅持正确的輿論導向，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不斷鞏固和壯大積極健康向上的輿論陣地。遵守憲法、法律和紀律，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内活動，維護法律權威。維護新聞真實性，發揚實事求是作風，全面、客觀、真實、準确報道新聞。發揚優良作風，樹立正确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加強品德修養，提高綜合素質，抵制不良風氣，接受社會監督。堅持改革創新，遵循新聞傳播規律，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創新觀念、創新内容、創新形式、創新方法、創新手段，做到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促進國際新聞同行的交流與合作，培養世界眼光和國際視野，積極搭建中國與世界交流溝通的橋梁。［16］
注釋：
［1］衛之.簡論媒體的責、權、利與規範.國際新聞界，2006（10）.
［2］吳向正.刍議遏止新聞權力尋租現象.新聞愛好者，2010（6）.
［3］郭振玺的紅黑斂财術.參見http：//sn.people.cn/n/2014/0617/c190216-21446289.html.
［4］施拉姆.大衆傳播事業的責任//張國良.20世紀傳播學經典文本.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287，299，300.
［5］弗雷德裡克·S·西伯特，等.傳媒的四種理論.戴鑫，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6］鄭保衛.新聞工作者要擔負起自己的職業責任.今傳媒，2007（11）.
［7］參見楊保軍.新聞精神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8］周蔚華.出版産業散論.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9:79-88.
［9］李良榮.新聞學導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7-48.
［10］尹韻公.習近平新聞傳播思想的精義要道.新聞與寫作，2014（10）.
［11］石宗源.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始終堅持正确的出版導向.求是，2004（18）.
［12］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261.
［13］求是雜志政治編輯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學習讀本.北京：紅旗出版社，2006.
［14］首批試點媒體社會責任報告正式發布.參見http：//news.xinhuanet/politics/2014-06/09/c_1111045531.htm.
［15］付曉光，周逵.全媒體時代的媒體責任與價值.青年記者，2014（19）.
［16］參見《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2009年11月9日修訂）。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