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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葉聖陶思想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葉聖陶的閱讀思想可總結凝練為以下幾方面内容：閱讀對國家、民族和社會個體具有重要意義；社會個體在閱讀行為中應秉持獨立思考、勇于質疑、知行合一的态度和方法；國民閱讀習慣的培育與改善應主要着眼于青少年和兒童；閱讀教育和閱讀指導有其必要性，應堅持給予閱讀自由、培養自主閱讀能力的價值取向。
［關鍵詞］葉聖陶閱讀思想閱讀習慣閱讀教育和閱讀指導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葉聖陶先生是我國著名的作家、編輯出版家、教育家。他對中國當代的文學創作、語文教育、編輯事業等領域産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他的工作成果，猶如積沙成塔，滴水成海，起初并不引起注意，最後就不免使人驚歎。”“他的作品、道德、事業、文章，培養、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者、讀者、教師、學生、編輯和出版工作者。”［1］在出版業界和編輯出版學界，以往人們對葉聖陶及其思想、著作的研究，多聚焦于葉聖陶的編輯思想、編輯精神與編輯實踐，而對其思想遺産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葉聖陶的閱讀觀、閱讀教育思想的關注和研究有所欠缺。筆者不揣淺陋，在對現有的葉聖陶文集、傳記和相關的研究論文和紀念文獻進行梳理的基礎上，總結分析了葉聖陶的閱讀思想，以求教于方家、同人；也希望在當前閱讀行為急速轉型，社會閱讀問題凸顯，政府和文化界推動全民閱讀活動以建設“書香中國”、改善社會文化氛圍、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現實語境下，拙文能抛磚引玉、引起出版業界和編輯出版學界對葉聖陶有關閱讀思想遺産的重視。
一、閱讀對國家、民族和社會個體的重要意義
閱讀是人類獲取知識信息、提升自我、實現社會化的重要途徑，國民的閱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國家軟實力和民族創造力。當前，“提升國民閱讀率”、營造“書香社會”和“全民學習型社會”，被中國各級政府、文化界、學界予以強調、倡導，國民閱讀率成為衡量地區社會發達程度的重要指标。作為一代出版家、教育家，葉聖陶在數十年前對閱讀在國家、民族、社會個體發展中的重要意義進行了精到的闡述。
（一）閱讀對于國家、民族的意義
葉聖陶曾對中國與發達國家在閱讀文化方面的差距進行比較，并對中國國民“普遍不讀書”現象的原因和嚴重影響進行了分析。葉老曾說：“你們大概也聽說過一些文化發達的國家，它們的人民是如何地愛好讀書，學問家不必說了，就是商店裡的店員，工廠裡的工人，也都嗜書如命，得空就讀書成了習慣。你們再想想自己的周圍，家裡的人有幾個是經常讀書的？親戚朋友中有幾個是經常讀書的？如果你們花點兒工夫考察一下，就會知道那些企業家就很少經常讀書的，政治家中嗜書如命的也不多，甚至大學教授，除了他們所教的課本以外，有的也不再讀什麼旁的書了。我國一向把求學叫做‘讀書’，又以為求學隻是學生該做的事，不當學生了就無須再求學，也就用不着再讀書了。這個觀念顯然是錯誤的，而普遍不讀書的現象正是這個錯誤的觀念造成的。大家都說我國的國力不如人家。所謂國力，不限于有限的經濟力量軍事力量等等，一般民衆的精神和智慧也占着重要的成分；普遍的不讀書，民衆的精神如何能振奮起來？智慧如何能得到發展？跟經濟力量軍事力量的不如人家相比較，普遍的不讀書至少有同等的嚴重性。”［2］63-64應該說，葉聖陶的這些觀點與今日學界的研究結論及中國國民閱讀文化現狀仍然存在高度的一緻。
（二）閱讀對于社會個體的意義
葉聖陶認為閱讀是社會個體自我提升的重要手段，在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葉老認為，閱讀不僅是各級各類在校學生的事，出了學校仍需要閱讀。人生一輩子閱讀，其實是一輩子在積蓄中，同時也一輩子在長進中。他說：“讀書是要學生知道‘已往’，為‘未來’作準備。”［2］13葉老認為閱讀是自學與自我提升的重要手段：閱讀“實際上有雙重的效果，除了随時得到各種新的收獲外，還可以逐漸養成自己學習的習慣”。“自己學習不限于看書，從實際事務中曆練，對具體事物的觀察、推究、試驗，都是自己學習的方法。可是書中積聚着古人今人的各種經驗，收藏着一時找不到手的許多材料，對于自己學習的人來說，書究竟是必須發掘的寶庫。”［2］63
二、正确的閱讀态度與方法——獨立思考、勇于質疑、知行合一
葉聖陶對于閱讀的态度與方法提出了較多的倡導和主張。這些觀點與當代媒介素養理論存在高度的契合，如，媒介素養理論主張社會個體面對媒介及其所傳遞的信息，應堅持獨立思考，秉持質疑精神和批判意識。以下對葉聖陶有關論點試析一二。
（一）閱讀應有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葉聖陶認為人在閱讀的過程中要存疑，要有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這在事實上說的就是一種媒介素養。葉老指出：“讀書有三種态度：一種是絕對信從的态度，凡是書上說的話就是天經地義。一種是批判的态度，用現實生活來檢驗，凡是對現實生活有益處的，取它，否則就不取。又一種是随随便便的态度，從書上學到些什麼，用來裝點自己，以便同人家談閑天的時候可以應付，不緻受人家譏笑，認為一竅不通。”［2］199
“青年應當抱而且必須抱的是第二種态度。要知道處理現實生活是目的，讀書隻是達到這個目的的許多手段之一。不要盲從‘開卷有益’的成語，也不要相信‘為讀書而讀書’的迂談。要使書為你自己用，不要讓你自己去做書的奴隸。”［2］200
葉老主張，在實施閱讀行為之初，應審慎地選擇閱讀的對象。“一個人不能随便讀書。……書非揀選不可。揀選那正确的，當前合用的書來讀，那才‘開卷有益’。”［2］296
葉老又認為，讀書不能盲從，也不要“死讀書”。他說：“讀書隻求記憶，沒有研究的方法，沒有實驗的機會，那就不會切合人生，絲毫沒有用處。”［2］13“書籍的效用在于傳授以往的成績，流布個人的思想。用書制度的好處，就在于使學生知道這些成績和思想，并備遺忘。……但是知識的獲得并不專靠讀書，讀書不過是種種學習方法中的一種罷了。我們為了研究事物，應付事物，為了備自己參考，省卻妄費心思，于是去讀書。可見讀書是一種手段，并不是最後的目的。”“書籍是非用不可的，是必需的，但是隻宜于用來幫助思考，而不應該當作絕對的不可争議的結論。”［2］30
（二）閱讀應秉持知行合一的方法
葉聖陶主張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應走知行合一的道路。他認為，必須把書本中的經驗融于生活之中，以實現自我的完善和提升。“讀書頂要緊的事情，是把書中的經驗化為自身的經驗。随時能夠‘化’，那才做到‘開卷有益’的極緻。”［2］297“書本是古今人經驗的彙集，當然非常重要。輕視書本是一種偏向，很要不得。對于切需的書本，非好好研讀不可。但是，除了了解跟記誦而外，還得求其超越。”［2］415
葉聖陶倡導讀書、學習要身體力行，以實踐檢驗讀書所得。他說：“不要以為讀書是學習的唯一途徑。從勞動中，從服務中，從娛樂遊戲中，從待人接物中，都可以學習。這些項目屬于‘事’的範圍之内，都是需要身體力行的。能夠留意這些項目，就是從實做中學習，一分的成績就有一分的受用。讀書所得也必須跟這些項目結合在一塊兒，才會達到融化的境地。”［2］415
三、國民閱讀習慣的培育與改善應主要着眼于青少年和兒童
在有關閱讀的論述中，葉聖陶把青少年、兒童的閱讀問題置于重要的地位。他認為，青少年是閱讀的主力人群，兒童則是具有重要潛力的閱讀群體，青少年、兒童的閱讀習慣和閱讀水平對于社會精神文化狀況具有重要影響。以今日主流觀點換言之，社會閱讀率的提升、國民閱讀習慣和閱讀素養的培育與閱讀質量的改善，應主要着眼于青少年和兒童。
（一）着力培養青年人良好的閱讀習慣
葉聖陶認為，良好的社會閱讀氛圍的形成，應依賴于青年人閱讀習慣的培養和改善。葉老指出：“不愛讀書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是沒有什麼辦法的了，除非他們忽然覺悟，感到讀書的必需，自己去養成讀書的習慣。可是青年人為了充實自己，也為了充實我國的國力，非在學生時代養成随時閱讀的習慣不可。所有的青年人都注意到了這一點，那麼在不久的将來，我國就可以成為一個普遍愛好讀書的國家。随時閱讀的習慣，不是讀幾本教科書和講義能夠養成的。教科書和講義是教師指定要讀的，而要養成的，卻是不待别人的指定，能随時閱讀自己所需要的書的習慣。教科書和講義不過是一個比較詳明的綱要，而要養成的，卻是不以隻知道一個綱要為滿足，能随時閱讀内容豐富體裁各異的書的習慣。這種随時閱讀的習慣，隻有多讀課外讀物才能養成。”［2］64
（二）應重視少年兒童讀物的編輯出版
葉聖陶早在1935年發表的《兒童年與兒童讀物》一文中就認為，盡管兒童讀物被稱為“兒童精神之糧食”，但現有的兒童讀物未能盡如人意，兒童讀物中存在“耕耘草草”“成果庸庸”的現象，“徒存形貌，品質迥殊”。“著作家與出版家視之太輕，為之太易，要不能辭其咎。……若輩唯求産量之多，成貨之速，遂令花花綠綠燦爛于書櫃者，實乃同于無物”，葉老總結了兒童讀物存在的“意識不純”“技術不修”“文字不當”幾大弊病。［2］237-239葉老認為，兒童非縮小的成人，“必須自兒童之立場出發，方得謂之純良之兒童讀物。”“蓋出版家之營業其事小，而兒童精神上之糧食适當與否，其事彌大也。”［2］267葉老對作家和出版者提出了期望：“所冀者著作家與出版家及今覺悟，先立基本觀念，兒童讀物必須鄭重出之；凡上述諸弊，必避之若浼，勿以昔之積幾盈架者自誇富足，宜平心靜氣，逐一審察”；葉老建議的具體做法是：“速汰其尤劣者，而暫存其較可者；一方從頭做起，别制佳品。此自非倉卒間事。他日佳品漸多，則并今之較可者而亦汰之。庶幾兒童有品質純良之精神糧食”。［2］239
葉老在晚年更是結合自己多年從事出版工作的經驗，再次對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提出期望和建議。他說：“咱們不要把孩子們看成十分幼稚，不要把出版孩子們的圖書當作輕而易舉的事，一定要慎重其事地讨論孩子們的要求，訂出切實可行的計劃，來滿足孩子們多種多樣的求知欲望。”［3］
四、閱讀教育和閱讀指導的必要性與價值取向
葉聖陶親身踐行閱讀教育，提出許多有關閱讀教育、閱讀指導的思想、論述，這些思想、論述或以單篇文章的形式發表，或以專題著作的形式出版，對中國當代的閱讀教育、閱讀指導實踐具有重要影響。
葉聖陶曾與夏丏尊合著《閱讀與寫作》一書（開明書店1938年4月出版），該書收錄了《閱讀什麼》《怎樣閱讀》等著述。他還與朱自清先生一道，根據自身多年教學經驗，編寫了《精讀指導舉隅》（商務印書館1942年3月出版）和《略讀指導舉隅》（商務印書館1943年1月出版），這兩部閱讀教學論著作給出了全面改革閱讀教學的實施方案，是學生開展閱讀、教師指導讀書的重要指南，當時在國内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閱讀教育和閱讀指導的必要性
葉聖陶認為閱讀教育應完成三重任務：“一方面訓練了解的能力，一方面傳播固有的和現代的文化，另一方面提供寫作的範本。”［4］葉老認為，閱讀教育本身自有其重要性，讀者要通過接受閱讀的指導，養成讀書習慣，提高閱讀能力。［5］
葉聖陶在1959年撰寫的《給少年兒童更多的課外讀物》一文中具體闡述道：“閱讀指導似乎該精益求精。這一類讀物對少年兒童的好處既然在潛移默化，就得讓他們在認真閱讀之中自己有所領會，而不宜把他們能夠領會的先給指出來。自己領會出于主動，印象深，經人家先給指出來然後去領會，未免被動，印象可能淺些。假如上述的想法可以得到承認，那麼閱讀指導就該從某一讀物的具體情況出發，給少年兒童種種的啟發，或者給指出些着眼的關鍵，或者給提出些思考的問題，使他們自由閱讀而不離乎正軌，自己能得到深切的領會。打個比方，閱讀指導猶如給走路的人指點某一條路怎麼走，而不是代替他走，走路的人依照指點走去，非但不走冤枉路，而且見得廣，懂得多，心曠神怡，連聲說‘不虛此行’，同時衷心感謝給他指點的人。總之，閱讀指導是思想工作又是技術工作，越深入，越細緻，受指導的方面得益越大”。［2］466-467
葉聖陶關于閱讀教育、閱讀指導的這些觀點，與其所主張的讀者應有獨立思維和質疑精神的論點之間，本質上存在邏輯的一緻性。
（二）閱讀教育和閱讀指導的價值取向
葉聖陶認為，閱讀教育和閱讀指導應秉持以下價值取向：給予閱讀自由，培養自主閱讀能力。而給予學習者閱讀自由、培養自主閱讀能力這一主張，所強調的依然是一種媒介素養。
葉聖陶強調，學生的閱讀不應止于教科書，教育者應重視學生的課外閱讀和課外實踐，給予學生閱讀自由。“讀教科書并不是進學校的最後目的，最後目的乃在取得生活經驗。必須一方面依據教科書上所定的綱領，一方面不忘記和‘雜然并陳’的外界的一切打交涉，這個最後目的才可以達到。”［2］220
“教科書好比一張旅行的路程單，你要熟識那些地方必須親自到那些地方去旅行，不能夠單單記住一張路程單。”［2］221“竭誠地告訴忠心的教育者：教科書應當讓它退居于參考書備忘錄的地位，從此刻起，願你們從實際方面去教授，讓學生從實際方面去學習。”［2］72
葉聖陶認為，“現成的書大多不很适合中學生的理解能力和消化能力，所以特地而又認真地為中學生編撰各種科目的課外讀物是十分必要的。出版界現在漸漸地明白了這一點，而且正在努力，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2］65葉老同時辯證地指出：“我們也不相信所有的書報對于學生都有好處。可是我們主張讓學生自由閱讀，不要定下‘這不許看，那不許看’的禁令。這種禁令弊害很多”；“隻要學校教育有真實的功效，學生自會憑着明澈的識别力，排斥那些無益的書報。”［2］231-232葉老希望教育機構把取締書報的心思和氣力移用到培養學生識别力與自主閱讀能力上去。
任何人的思想都是客觀存在的反映，而且會因曆史階段、社會環境的不同而産生變化，但人的思想終究有其脈絡，思想發展、變化的原因也可從客觀現實中找尋。
一方面，從宏觀的曆史大環境加以考察，葉聖陶的閱讀思想和編輯思想，與張元濟、陸費逵等出版先賢希冀通過出版事業實現“昌明教育”“文化救國”的思想是一緻的。另一方面，葉聖陶個人思想發展的内在脈絡也是有迹可循的，通過閱讀葉聖陶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的有關著述文字，筆者發現，盡管因為社會環境和所處立場、角色不同，葉老在新中國建立之前與建立後的閱讀思想存在論述角度上的些許差異，但葉老在不同階段的閱讀思想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其中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葉老早年的相關著述文字和觀點多具有較強的批判意識；新中國成立後，在葉老的相關論述中，盡管也有對現狀的客觀分析、對現實不足的批評，但相關觀點更具建設性。
如果深入分析葉聖陶思想體系中不同闆塊的内在聯系，葉老的閱讀思想與其教育思想、編輯思想存在邏輯上的密切關聯和一緻性：他将閱讀教育、出版工作均視做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重視出版業和出版物的教育功能，認為閱讀人口的培養和國民閱讀習慣的培育同出版事業、教育事業的發展緊密攸關。這從葉至善的評論中也可得到一定的印證：“從總體來說，我父親的編輯思想跟他的教育觀點、文學觀點是一緻的，主要在于推進社會的改革。他認為出版工作是教育工作（不限于學校教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實踐中，他就是把編輯工作（不限于課本的編輯）作為教育工作來做的。”［6］
葉聖陶是中國現代思想史、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對其人、其事、其言的研究還有很大的空間。本文限于篇幅和所涉文獻，作為一篇提綱挈領式的緒論性文字，其中肯定有分析不足和論述未及之處，還留待今後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
注釋：
［1］陳遼.葉聖陶評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258.
［2］葉聖陶.葉聖陶教育文集：第二卷.劉國正，主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3］葉聖陶.一定要慎重其事地出好孩子們的書//葉聖陶，賀宜，等.兒童文學研究：第二輯.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79：16.
［4］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上冊.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52.
［5］葉聖陶.葉聖陶教育文集：第三卷.劉國正，主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97-498.
［6］葉至善.給《編輯出版家葉聖陶》作者徐登明的信.編輯學刊，1994（6）：86-87.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媒體環境下閱讀行為嬗變與國民閱讀素養提升策略研究”〔12CTQ015〕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浙江旅遊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