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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民國時期生活書店裝幀設計式樣的形成

時間:2024-11-08 02:39:23


    囗李倩倩曹永平

[摘要]生活書店創立于1932年,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以下簡稱“三聯書店”)的前身之一。生活書店是構成20世紀上海出版業黃金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出版物亦是民國出版物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活書店早期的相關史料是研究民國期間書籍裝幀形态的重要窗口之一。通過工作報告、回憶錄、書信等資料,可以還原特定意識形态主導下的特定圖像風格。文章基于生活書店史料的文獻整理與解讀,結合生活書店出版物設計印刷準則及其産生效應的分析、生活書店自身形象、廣告制圖與制作規範的整體規劃,印證生活書店其各類型出版物的風格形成、合并後的三聯書店延續至今的獨特裝幀風格與從生活書店早期形成的重視圖書裝幀的傳統是不無關聯的。

[關鍵詞]生活書店設計印刷規約廣告設計規範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鄒韬奮于1932年7月在上海創立了生活書店。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版業繁盛發展的大背景下,生活書店對出版物的裝幀有着特别的關注與重視。而且這種關注與重視是通過逐漸系統化的管理方式來體現的。

1938年4月,《店務通訊》第三号的“店務近況”刊登了出版科的工作情況,其中一條說:“最近在粵排印的書刊,除經常固定的‘抗戰’、‘世知’、‘全民’、‘婦生’等什志外,還有不少的新書及再版書均在陸續排印。新書有:抗戰劇叢書中的‘打東洋’、‘上戰場’、‘木頭人’都已排就打好紙型,因為封面無着落,尚未付印。”[1]19從這條資料可以看出,即使在動蕩的時局中,生活書店對于書籍的封面水平依然有着一定的要求——“無着落”并不是簡單的指“沒有”,而是“沒有符合要求的”罷了。

《韬奮與出版》中有對于生活書店書籍裝幀的一些描述:“生活書店對書刊封面和裝幀一向極為重視,而且與衆不同。試以封面來說,《新生》用影寫版畫報改訂在刊物外面,作為封面。陳道望主編的《太白》半月刊,為了使封面具有中國民族特色和接近群衆的趣味和愛好,用正楷‘太白’兩字為刊頭,再從民間流行的美術信紙中找來一些圖案如花卉翎毛甚至青菜、蘿蔔等作為封面。《世界知識》的封面則一般都用紅黑二色套印,刊名外還配上适應當時國際局勢和世界大事的圖照、漫畫或人物,也很有特色。抗戰時期在香港編印時,還曾多次請著名畫家張光宇設計過封面,有一年金仲華要求封面以世界中心人物的漫畫像為主,但人像的地位又不宜太大,張光宇就在封面的左右兩邊畫了一個兇神惡煞的戰神和一個慈祥的和平女神,上面用手中的武器與橄榄枝交叉構成了一個拱門,指向頂上的刊名‘世界知識’四字,拱門内留出空白較多,中間印上一個配合本期主要文章的漫畫人像,拱門下邊印卷和期數,因為設計十分巧妙,又有時代特征,一時人人稱道,譽為佳構”[2]130。

而事實上,生活書店對于裝幀的關注并不僅僅局限于封面的花樣的考量,從1938年之後,或許更早,生活書店就開始宏觀地管理書籍的視覺樣式。從為出版物進行分類開始,關注刊物性質與視覺傳達的關系,逐步構建起一套詳細的裝幀規範以統一出版物的設計模式。

一、生活書店的出版物設計印刷規約

1939年1月10日,生活書店總處的編審委員會成立,并将以往的出版物按性質與内容進行了分類。伴随着新機構的成立,生活書店開始了1939年的編輯生産工作。由胡愈之在重慶總處草拟了一個當年的編輯生産計劃,“過去我們的編輯收稿是比較的亂,是沒有計劃的,今後的編輯不但要有方針,有原則,而且要有計劃”[3]545。根據計劃确立了1月到3月的第一季的生産工作,把過去出版的書合并為ABCDE五類,每個編審委員都分擔了至少一個種類的編輯工作。

截至1939年5月,根據生活書店《店務通訊》第四十八号的工作彙報,總處的編審會議原定每星期開會一次,後因為節省時間,改為兩星期開會一次,編審會議如期召開了十次以上。通過和決議的事項有一百一十二件,書店出版各雜志的雜志檢讨會議開過三次,所有采用的稿件,多半是通過了編審會議,用集體的讨論來決定。每次會議的時間都在三小時以上,每個編審委員在每次會議上不發言的很少,就是不到會的也很少。開會的地點十分簡陋,有時是在私人的寝室或者是在簡小的會客室裡。

1939年7月8日,趙曉恩拟定了一些關于推廣工作的細則,其中規定了部分書刊廣告的刊登與印刷的詳細原則[4]672-673:

A.正面廣告不可與補白廣告沖突;B.應注意雜志或日報性質,如該刊系文藝性的,那麼一本文藝書可以多登幾次給予較大的廣告地位,在别的雜志可以少登,餘類推;C.登雜志廣告,最好能有系統;D.雜志廣告須注意與當期的内容相配合;E.書版廣告,力求與書的性質相吻合,例如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論(青年自學叢書),要廣告兩面。那麼一面可以排青年自學叢書,另一面排哲學書或艾思奇的著作;F.雜志刊登廣告,不必機械地每期刊登一樣大小,内容充實或遇有特輯,可以登大一點;G.雜志封面廣告,應盡量利用封面顔色套印。

1939年,徐伯昕在香港根據書店的實際情形,商讨過一些具體執行原則,之後又補充得出以下幾種标準,分兩部分刊登于8月12日、19日的《店務通訊》第六十一、六十二号上。生活書店的生産工作在過去雖然也有固定的辦法,但并沒有明确的規定,以緻“出版品的形式和工作方法,都參差不齊,因此檢查工作也無所依據”。整理後的标準又約定了印刷時間标準、排印版口标準、書脊、開本、裝訂與風格标準等。

在印刷時間方面,“十萬字左右、三十二開本,印數在五千冊的書稿,至遲須一個月内排版裝訂出版;2.同樣字數、開本、印數的重版書至遲須一星期内出版;3.三十二面左右,十六開本,印數在五千冊的重版雜志,自發印日起,至遲須在三日内趕印出版;4.其他有時間性者,應設法在拟定時間趕印出版。”[5]736-750排印版口則分别約定了用老五号排印的書版與用新五号排印的書版,以及排書眉的書版,應“書眉與頁碼并排成一行,排在文字的上面;單碼的左角雙碼的右角排頁次,雙碼左角排書名,單碼右角排章或節名”,“單排頁碼而不排書眉者,除文藝書頁碼用斜碼排在文字下面的中央外,餘均排在下面的左右角。”[5]736-750還強調版口在印刷時,應注意天地頭(就是文字的上下面)的空白,上面應較下面多空。其留出的空白地位,以書版為比例标準。(詳見表1)

标準内容約定了書脊兩端空白比例、開本大小标準(詳見表2),以及裝訂标準。與此對應的,對于每種開本出版物的校對也有特别要求。以三十二開本為例,每面為五百二十字,校對時間如下:“文藝書籍,每小時校對十五面,約七千餘字;社會科學書籍,每小時校閱十面,約五千餘字”;漏校字數的比率為“初校漏字數,不得超過原字數千分之五;二校漏字數,不得超過原字數千分之二;漏校計算,應将每次校樣由校閱人簽字保存,列表登記之。”[5]73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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