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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技術背景下的傳統文化教材研發對策

時間:2024-11-08 02:38:23


    囗張金桐李雲龍

[摘要]教育部印發《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推動了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課程建設和教材研發進程。做好傳統文化教材研發,須密切關注教育背景下的課程邊界和技術背景下的研發生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甄選、課程特性、内容安排、導學與教學輔助系統設置、移動互聯網技術支持等方面尋求創新。

[關鍵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材媒體融合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國家層面的大政方針。從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到十八大對這一問題進一步做出戰略部署,再至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這一方針得到了系統連續的體現。随着教育部于2014年3月26日印發《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課程建設和教材研發進程得以推動。有研究機構将于2015年在國内首次推出覆蓋我國25省、共500冊省級版中小學傳統文化标準化教材,這應該是支撐學生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大動作。[1]教育圖書的研發,不僅要順應國家政策的規範和支持,還需要系統考察和貼合相應要素。關照教育與技術背景,會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材的研發在振奮和激情之外,富有更多規矩和創新的質地。

一、教育背景下的課程邊界

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管在教育界還是新聞出版圈,都是很長時間以來的重要命題。單就教育而言,語文課本在這個方面的作用則更為大衆廣泛接受,讀者總能在各個時代的文章裡翻檢到強調文學、語言關乎傳統文化價值挖掘的論述。語文課本擔負的這一功能,還被鄭重地寫進了不同版本的語文類課程标準或教學大綱中,早在光緒二十九年頒布的《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中即規定,“講解經文宜從淺顯,使兒童易解,令聖賢正理深入其心,以端兒童知識初開之本”。[2]2011年版的《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标準》說得就更明确了,“語文課程對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和革命傳統,增強民族文化認同感,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3]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他在2014年教師節前夕與北京師範大學師生交流時說:“我很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應該把這些經典嵌在學生腦子裡,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這是他對語文課本所負大任的定向闡述。[4]

與各界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注相應,教育部印發的《綱要》,則全面加強了新形勢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教育部發布的這部《綱要》,超越了憑借語文等單一課程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限制,而是要求“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系統融入課程和教材體系”,“鼓勵各地各學校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資源,開設專題的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5]教育研究機構和出版單位抓住了“開設專題課程”這一表述,在《綱要》印發後立即開展了優秀傳統文化教材的研發工作。

開設專題課程,強調的無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獨立性,然而因為語文課程與傳統文化課程在載體、目标取向和教育曆史上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教材研發實踐中往往未對二者進行有效區隔。對課程研發而言,不同課程選擇相同載體資料有時無法避免,譬如《論語》這部古代儒家經典,可以同時成為語文和曆史學科的教學素材。然而,同一課程載體在達成教學目标、教學策略選擇、輔助學習系統設置等多個層面,卻不會有更多交叉和重疊。單就《論語》而論,傳統文化課程規範下的學習,不會像語文學科一樣,去更多關注語言文字的理解、藝術風格的探究,而是會将孔子思想的挖掘、時代生活的體察及其對于當代社會的價值作為研習重點。

為此,如果不顧及傳統文化課程與語文課程邊界的差異,這樣的傳統文化教材研發會幹擾學校的有效教學,這在引進版我國台灣《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上有體現。《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依據台灣地區《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目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程綱要》編寫,目的是“在使學生汲取經典的生命智慧,思考個人與當代迫切的議題,并結合當地特色,将現代生活的具體經驗與經典相互激蕩,繼而關懷生命,省思文化,以達繼往開來的目的”,當大陸一些重點高中試用該教材的時候,卻在“如何研究出适合學生‘消化’的教學方式上”“讓教師們感到有些棘手”,據實驗老師介紹,“與語文課本中的文言文相比,這套國學教材的内容更深、更難”。[6]忽略該教材的獨立課程背景、以語文課本的文言文簡單對比,這套教材的内容當然更深、更難,因為它本就與借由文言文學習基本的詞彙和語法知識、培養古籍閱讀能力的大陸文言文教學目标不合。同樣是《論語》選讀,該教材的課後題目是,“你是否見過、聽過越挫越勇的人物故事?是否知道善于從挫折中學習的範例?”其脫開語言學習的價值取向與上文所述的課程理念正好相合。傳統文化課程具有不同于語文課程的本體地位,《綱要》對此有明确表述,它要求增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知,“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為核心,以家國情懷教育、社會關愛教育和人格修養教育為重點,着力完善青少年學生的道德品質,培育理想人格,提升政治素養”。着眼于傳統文化課程的本體地位,是該類教材研發的基點。

二、技術背景下的研發生态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傳統”與“文化”二詞,準确地體現了它的突出特點,一是世代相傳或相沿已久,二是深具精神氣質。具有這兩個特點的事物,往往會成為出版領域的觀照對象,多家古籍出版機構的平穩發展即是明證。與基礎教育有關的古籍出版,并非大部頭的經史典籍,這與民國以來經學退出學制有着密切的關系。辛亥革命之後,政體由專制走向共和,教育宗旨亦随之而變,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曾說,“學校之中,初有讀經一科,而後乃廢去,亦自千九百年以來積漸實行,亦教育界進步之一端也”,“普通教育廢止讀經,大學校廢經科,而以經科分入文科之哲學、史學、文學三門,是破除自大舊習之一端”,及至壬子、癸醜學制辦法出台,經學退出學堂體系。[7]不過,立意于培養一般古典文學素養的常見普通典籍的出版卻未受太多影響,特别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中小學生為讀者對象的古詩、古文編選、注譯讀本大量湧現,而在今天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的書店中,随便輸入類似“學生(或兒童)必備古詩詞”的關鍵詞,搜索到的結果絕對不會低于萬種。受作者水平、讀者需求的雙重限制,此類圖書雖然數量龐大,但在内容開掘上卻已無太大空間。如果隻是從中選擇一些不同于語文課本中的篇目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内容,對學生恐怕鮮有新意可言。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特别是開放搜索平台的壯大和專題知識網站的湧現,無疑為上述内容開通了更加快速、便捷的傳播渠道。可以想象,學生在校的拓展學習和家庭内的課外自學,與這些這些内容的接觸該是何等容易和頻繁。

移動互聯網技術所具有的優點不隻是快速和高效,它同時還能滿足海量集成和交互運行的功能訴求。傳統的紙質教材在移動互聯網技術面前似乎暴露出了很多弊端:一個隻具文字和圖片、信息有限的書本,與綜合了文字、圖片、音頻、視頻、動漫等各種内容的新興載體,好像根本無法比較,讀者隻需一個小小的移動終端,便能實現對上述資源的應有盡有式獲取。即便是針對其中某一方面而研發的非書産品,也已經顯示出了獨特的創意、滿足了别樣的需求。2014年的《中華經典資源庫項目》,即遴選了一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典籍佳作,邀請當代名家以誦讀、講解、書寫的方式錄成視頻資源。[8]由于普及化的智能終端實現了人機之間的一一對應,這讓基于交互方式的訂制消費成為獲取資源的潮流。學生不僅可以即時進行資料查詢、學業評價,當他需要針對某些靜态資料無法提供而要向某些特定對象展開求助時,隻要以一定條件(比如付費)發出請求便可以根據其認可的方式得到回應。移動互聯網技術雖未颠覆傳統的教師和教材價值,但已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發生了翻轉。

移動互聯網技術及相關的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相互之間的嵌套、裂變,具備一個共同的發展基礎和優勢,那就是海量、便捷的信息提供。這種在信息提供量、速方面遠超傳統出版的優勢,帶給普通教育領域的卻未必全是利好。首先,針對學生開展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絕非以實現學生最廣泛的傳統文化信息接觸為目的,它的開設目的是使學生系統認知傳統文化,重點落實對學生的家國情懷教育、社會關愛教育和人格修養教育。海量的信息提供,對于普通傳統文化教育而言不僅沒有必要,并且因為數量過于龐雜,給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帶來了慎重識别和甄選的困難。其次,移動互聯技術帶來的信息獲取的快捷、方便,造成的是以視覺性、淺表性、即時性、娛樂性、平滑感、跳躍度等為特征的淺閱讀,[9]而普通傳統文化教育則需要學生投以專注的有意注意,通過較為複雜、辛苦的知識、能力、方法、習慣、情感等的獲取、加工、培養過程,最終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素養的生成和提升。試想,當學生可以随時随地輕易獲得相關信息時,他是否還有經由深度閱讀完善個人修養的興趣和動力?

移動互聯網技術所引發的思考,對于涉及教育與出版兩個領域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材研發來說,并不簡單限于技術的浸入與融合方面,教育涉及信息提供,但哪怕隻是知識一端,也必須考慮它的接受、生成、鞏固、強化過程。技術與教育、出版的結合,構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材的研發新生态。

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發對策

國家各個層面對于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已經成為一種推動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力量。這種推動對于教材出版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它要求教材的研究和使用必須在課程規範的約束下進行,同時亦須顧及新的形勢、要求,特别是技術要素所帶來的困難和挑戰,這對傳統文化教材的研發提出了創新性要求。對于教材研發與出版機構而言,在遵守基本教材編寫原則之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開掘創新思路。

第一,嚴格甄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傳統文化以博大精深著稱,然而其中不免良莠并存,對其去粗取精、有所揚棄的倡導,很長時間以來多有人在,魯迅對此有過很好的論述。然而去粗取精說說容易,實際落實起來卻很難,魯迅曾在《二十四孝圖》中發表過一些中肯的看法,“因為我請人講完了二十四個故事之後,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難,對于先前癡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計劃,完全絕望了”,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其中的虛僞和殘酷。[10]反觀今天的一些學校中,“走廊裡,二十四孝圖,訴說着經典故事”。[11]毋庸諱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百年來的傳承并不理想,基于這樣的現狀,存在先天不足的教材編者更須系統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時輔之以當代視野,慎重甄選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内容。

第二,确保同相關學科的課程差異。正如《綱要》規定,“在中小學德育、語文、曆史、藝術、體育等課程标準修訂中,增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内容比重。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程,應結合教學環節滲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關内容”,傳統文化課程與德育、語文、曆史、藝術等學科有着天然的聯系。當傳統文化課程不是融入上述學科之内而要獨立時,須明确體現傳統文化課程的本體地位。傳統文化課程當然不隻是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國學,但同時也不是将科技發明、名勝古迹、民俗節慶、書法繪畫、戲曲音樂、醫藥衛生等簡單拼湊列入其中。譬如,書法是傳統文化,但當教育出版機構依循《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研發出相應課程之後,與之并列的傳統文化課程便無必要對其再設專章,一門綜合性課程在某一專題的豐富和深入程度上永遠無法與專門課程相比。最應避免的是某一與之相關課程的簡單平行移植,傳統文化課程并不直接落實相關課程的教學目标。譬如,同樣的古代經典,傳統文化課程傳播的是經典所承載的義理,它不能像語文課程一樣,成為文言學習的載體和工具。傳統文化課程須定位在結合學生的成長過程、心理演進、生活經驗、問題挑戰等,由近及遠、循序漸進,實現傳統文化智慧解讀、個人與傳統文化碰撞、加深自我認識、強化人文修養。

第三,科學設定課程内容系統。與傳統文化課程有關的教材,在課程内容設置方面,最為科學規範的是很長時間以來即已獨立的藝術、體育、書法等學科。對于狹義上的國學,現狀是各地各校各自為政,即使是已經成型的教材,也沒有做到課程意義上的成熟和系統,經常見到的情形是篇幅大小不一的原典的摘編,至于小學與中學、不同年級之間原典的安排依據,一般隻有篇幅大小和語言理解難易兩點,至于某一傳統文化的内在邏輯以及展現文化特質的載體則鮮少關注。即便是在國學氛圍尚且濃厚的民國時代,課程内容系統的設置已經是個問題,胡适曾以“整理國故”為名,發布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在書目問題上,梁啟超與之争議頗大,他在随後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開列了另一書目。通過原典接觸、研究傳統文化可行,但若揆之以現代教學理念,其手段和效果還都單一了一些。科學設定的課程内容系統,須突破原典文選的簡單羅列,而應囊括古人對于經典的多元解讀、反映經典義理的古今人事、中外對于傳統文化的認知與評述、傳承的手段與方法等多維的内容。

第四,設計富有針對性的導學題目。導學資源是課程理念和目标在教學層面最為直接的體現,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基本依憑。理想的傳統文化教材,在課後題目的設置上,須避開一般的詞義挖掘、文法疏通、讀寫遷移、知識記憶層面。至于一般的記誦,則與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的目标更遠。葉聖陶先生于1933年9月在一篇《讀經》的文章中寫道,“‘讀經’,怎樣讀呢?當然還是照傳統的方法,像畫符念咒那樣地讀。讀了之後感到一種神秘的麻醉力,仿佛喝了過量的酒。于是寫起文章發起言論來,無不如從前應制的經義;或者作一字一名的鑽研,走到所謂‘雕蟲小技’的‘牛角尖’裡去”。[12]導學資源的指向,應是對傳統文化蘊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養的深入挖掘和體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導學要結合現代視角予以關照,從而領會它對啟迪個人智慧、完善人性修養、探索人生之道的意義,十幾年來《論語心得》等圖書所受到的關注,以及上文所引《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題目設置恰好說明了這一點。

第五,同步提供教學輔助用書。教學輔助用書是落實課程目标、确保課程價值實現的重要參考資料,成熟的課程實施必須同步推出配套教學輔助用書。不過,與傳統文化課程有關的教學輔助用書的研發現狀并不盡如人意。融在德育、語文、曆史、藝術等學科之中的傳統文化教育,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傳統文化教育的特點,但與所融入的其他學科在輔助教學内容的設計上仍考慮了更多的共性。教學輔助用書解決的是教師“怎麼教”的問題,它除了具有指導教師教學以使學生高效達成教學目标的目的,同時也是缺少傳統文化專門教育、沒有獨立學科從教經驗的教師的職業教育和提升指南,因此它必須在如何落實傳統文化課程本體地位上予以充分的關注。獨立課程意義上的傳統文化課程教學輔助用書,應着眼于教師引導教學的整個過程和具體環節,将傳統文化課程内容詳細融入激發導入、文本解讀、活動開展、總結提升等一般教學環節的設計,規範教學重點,設定教學目标,提示教學策略,提高教學質量,設計考評方式。

第六,引入移動互聯網技術切記有所不為。移動互聯網技術與教育的深入結合,是超越電子書和單一軟件平台的創新數字系統的出現,它融解決方案、内容、服務于一體,能夠讓使用者獲得全方位的學習解決方案,獲得個性化的學習體驗。這個優勢的發揮,是基于雲計算技術,通過海量信息的提供,以學習者為中心、最大限度地促進學習者與情境的交互作用,主動地建構意義。[13]值得警惕的是,提供各種可能的學習資源,通過互動的練習、測驗和作業以助推能力生成,在不同年齡、不同學科、不同特質的學生中并不總會有效。學習的過程首先是知識、能力、情感等的内化、生成過程,無論提供多麼豐富、詳盡的資源,它們終究是外在的,激發其内化動力、提高其生成效果的方法不是越多越好,反而是一定程度的“饑渴”教育,通過限量的教育供給,可以充分引起學生的關注和重視,激發其潛在的學習欲望、興趣,從而實現知識、能力、情感等的有效習得。過于自主的互動練習和測驗會使教學對其産生不合理的依賴,這可能引發對由教師與學生共同啟動、控制、完善的教學過程的削弱,導緻對就知識、能力、習慣、方法、情感等獲得而言起着系統性、基礎性作用的前置學習的忽視,練習和測驗所能起的作用更多的是檢測、鞏固、提升,它不能取代習得的過程。同時,以診斷、考評為目的的測驗,也很難長久地激發和維持學生的學習興趣。因此,引入移動互聯網技術要有所選擇:首先是對可能的學習資源予以分類,并從中選擇必須提供的内容;其次是力避開放搜索平台和專題知識網站内容的粗放移植,同時評估它們對學生學習的消極影響并提供教學應對策略;再次是依據教學規律對資源表現方式、教材與資源關系、教師和學生資源分類與構建、行為導引等應用策略和流程再造等展開深入研究,制訂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随着《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的頒布,教育出版領域已經并仍在不斷湧動傳統文化教材研發的熱潮。而能否立于風疾浪高的一線潮頭,則仍舊取決于教材本身的質量。嚴格說來,本文提出的研發策略對于諸如語文、數學這樣久已成熟的課程而言不過是素常遵守的規律,但對當前市場上已見的個别傳統文化教材和意欲研發新教材的機構而言,隻有從以上幾個方面着力,傳統文化教材出版方能有所創新并獲得長遠發展。

注釋:

[1]中國經濟網.我國将首次大規模推出标準化中小學傳統文化教材[N/OL].(2015-01-05)[2015-02-12]http://www.ce.cn/culture/gd/201501/05/t20150105_4262395.shtml.

[2]課程教材研究所.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标準·教學大綱彙編:語文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5.

[3]教育部.教育部關于印發義務教育語文等學科課程标準(2011年版)的通知[EB/OL].(2011-12-28)[2015-02-12]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8001/201404/167340.html.

[4]人民網.習近平:我很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N/OL].(2014-09-09)[2015-0212]http://politics.people.cn/n/2014/0909/c102425628978.html.

[5]教育部.教育部關于印發《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的通知[EB/OL].(2014-03-26)[2015-02-12]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61/201404/166543.html.

[6]黃琪,宋蘭蘭.武漢高中試點台灣國學教材課時少内容深難消化[N/OL].(2013-11-06)[2015-02-12]http://news.cnhubei/xw/kj/201311/t2748815.shtml.

[7]朱貞.商務印書館與民初經學退出學制.廣東社會科學,2013,(4):113-120.

[8]教育部.“中華經典資源庫”一期項目成果發布會在京舉行[EB/OL].(2014-12-17)[2015-02-12]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485/201412/181841.html.

[9]徐正芳.深度閱讀——深度出版的深度選擇.出版科學,2009,(5):56-60.

[10]魯迅.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258-264.

[11]曹玉輝.大國學在小學校裡破繭.江蘇教育報,2014-06-06.

[12]葉至善,葉至美,葉至誠.葉聖陶集:第十二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36-37.

[13]李雲龍.教育出版數字轉型的策略選擇——聖智學習集團提供的啟示.中國出版,2012(12月上):55-57.

(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人文學院、中國教育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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