囗蘇丹
［摘要］葉聖陶先生從事編輯出版工作長達六十多年，時時處處為讀者着想。他對出版物質量高度關注，并且嚴格要求；他親自審改書稿，并且一絲不苟；他廣泛聽取意見，并且虛心接受。每一個編輯和出版人都應該像他那樣重視出版物質量。
［關鍵詞］葉聖陶出版物質量高度關注審改書稿聽取意見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葉聖陶先生（以下稱“葉老”）是我國著名的編輯家和出版家，他的編輯出版思想日益受到廣大編輯和出版工作者的重視。在認真學習和深入研究葉老編輯出版思想的時候，我們深切感受到葉老對于出版物質量的高度重視，他的親力親為，精益求精無疑是出版行業的楷模。我們覺得，每一個編輯和出版人都應該像葉老那樣重視出版物質量。
一、高度關注質量，并且嚴格要求
（一）思想上高度重視
我們常說，企業的生命是産品，産品的生命是質量。對于出版社來說，出版物的質量就是出版社的生命。葉老對出版物的質量一直高度關注，即使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出版事業急需快速發展的時候也不例外。1951年8月27日，他在第一屆全國出版行政會議上發表了《為提高出版物的質量而奮鬥》的講話。他說：“從出版物中我們又可以看出輾轉傳抄、潦草塞責、牽強附會等等的毛病。多出些書是好的，但是多出些名異實同、粗制濫造的書是不好的。”［1］23他還說：“我們不是為出版而出版，我們應該出版有一定目的的書，出版的書并且應該有一定的質量，符合一定的标準。”［1］23-24他認為，出版事業要發展，不能隻注重數量，也要注重質量，數量和質量應該二者兼顧，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有一次在和時任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先生讨論出版計劃和五年奮鬥目标時，他說：“出版計劃須數字與質量兼顧。無數字即不能準備物質條件，确定财務開支。單有數字而不及内容與質量，則提高出版物之說無由實現。”［2］147
葉老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長，在擔任社長的同時兼任出版總署的副署長。作為全國出版行業的領導者和管理者，他不僅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出版物質量高度關注和嚴格要求，而且對其他出版社的出版物質量同樣高度關注和嚴格要求。
新中國成立之初，北新書局編撰一部《新知識辭典》，因内容錯誤，《人民日報》發表了讀者的批評，出版總署責令其收回銷毀、毀版重排。就此事，葉老專門寫信給他的好友——時任北新書局總編輯的趙景深先生，信中寫道：“……此事所以如此處理，意固在恐其贻誤讀者。辭典之用，在釋疑解惑，視一般書籍尤關重要，翻檢而得謬解，流弊滋深。況其訂正在解放之後，而謬誤依然，混淆聽聞，更為可虞。此間嘗加研究，摘錄其未妥之條目，據主其事者謂舉例而已，未能悉備。今以研究報告一份附呈，至希察覽。弟等以為與其零星補綴，招草率從事之譏，不如重行編撰，收認真出版之實。苟逐條加以審訂，合正續編而為一書，果能确切精當，讀者明識，必将譽之不遑，争相購置。如是則北新之名噪，而實利亦複不菲。……”［8］255信中内容情真意切，葉老的拳拳之心躍然紙上。
1951年，人民出版社曾經發動全社人員檢查出版物質量，并且将查找出來的差錯通過展覽的方式公之于衆，供社内外人員參觀。他對這種做法表示贊同：“子野報告人民出版社檢查出版物之經過。彼社近發動全體人員為此事，結果發現粗疏錯誤至多，皆一一書之，陳列為展覽會，供社内社外觀之。觀者已逾二千人，皆從事出版工作者，影響必不小。今後将書其經驗，遍告各地出版社，若能各自檢查其出版品，于編輯出版必能有所改進。”［2］159在他的領導下，1951年年底，新聞出版印刷工會多次召集報社、出版社、印刷廠、書店等部門的負責人開會，研究、座談、部署如何“消滅錯誤、提高質量”。為了減少教科書中的差錯，1952年年初，在葉老的主持下，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了檢查科，要求新編的教科書必須經過檢查科檢查後才能發稿。
（二）社會效益第一，經濟效益第二
葉老認為，作為出版家，應該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應該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甚至為了社會效益而不惜損失經濟效益。他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的《不存私心的嚴正的批評》一文中說：“假如我的書有一點兒可取，那麼，即使在‘大傾銷’的浪潮裡落了伍，從事營業競争的出版家固然吃了虧，而編書的我卻堪以自慰了：對于少數讀到我的書的兒童，我總算貢獻了一份微薄的禮物。反過來，如果我的書絕無可取，或者竟是有害于兒童的毒物，那麼，即使在‘大傾銷’的浪潮裡占了先，從事營業競争的出版家固然利市十倍，而我的粗制濫造之罪且将終身莫贖！”［5］
（三）從源頭抓起，從選題抓起，從書稿抓起
葉老認為，重視出版物質量應該從源頭抓起，從選題論證抓起，從書稿的編撰和編輯抓起。作為一社之長，對于一些不滿意的書稿，尤其是那些東拼西湊的書稿，葉老常常痛心疾首，深感自責，并責令有關人員重新編輯。有兩部書稿曾經對葉老觸動很大，一部是供師範學校使用的《教育概論》，葉老看過之後發現“此稿以抄集諸書而成，體例不純，品質凡下”。于是召集有關人員讨論研究，“最後決定再請柳湜詳加權衡，如此之書可否流行于社會間，且供師範學生研讀。”［2］146另一部是由人民出版社轉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部翻譯稿，“系翻譯蘇聯之微積分學，亦已排成清樣，頁數甚多，而錯誤百出，非唯不通數學，亦且不谙常識，考其譯者，則某大學之數學教授也。如此之譯本當然不能出版。察其緻此之由，殆是此教授居迻譯之名，實際翻譯工作則由劣手為之，迻譯既成，未加審核即謀出版。”［2］146葉老認為，之所以出現東拼西湊、錯誤百出、品質低下的書稿，關鍵原因是作者和編輯對出版的态度都很不嚴肅，可見重視出版物質量任重道遠。為此他由衷感歎：“今日所究二書稿之事，皆見作者之間，各機關之間，于出版一事，态度甚不嚴肅，大違我人所稱提高出版物質量之旨。欲求糾正此風，亦大需鬥争也。”［2］146
二、親自審改書稿，并且一絲不苟
（一）審改書稿，樂在其中
葉老不僅在思想上高度重視出版物的質量，而且付諸行動，親自審改書稿，并且樂在其中。審改書稿似乎是他工作甚至生活的一種常态：“下午，為同人語文學習組講話。取不妥文字一篇，一一指其謬誤。諸君或未必有此意興，甚且以為此是小節，不講亦可。餘唯願于業務上略有所助益也。”［2］3，“下午，複取初中自然地理改之。回家晚飯後複伏案，畢一章。諸君下筆均欠精細，然餘之改筆亦未必盡可靠，不過較為修整而已。”［2］207葉老的孫女葉小沫對此記憶猶新、曆曆在目。她回憶道：“小時候，我天天能看見爺爺戴着老花鏡坐在桌前改稿子，常常在飯桌上聽到他和爸爸讨論正在修改的文章。好幾次，我看見爺爺一早從他的房裡出來，走到爸爸的床前，說他昨晚躺在床上想，他們讨論的文章中，有一句話還是換個詞兒比較妥當。爸爸一邊應着，一邊起身來到書桌前，按爺爺的意思把那句話改過來。”［3］
（二）字斟句酌，一絲不苟
編輯在審稿時，必須保持嚴肅認真的态度，這種态度是對出版物質量的有效保障。葉老在教師一職上曾經工作多年，當他到編輯崗位時，他把在講台上多年養成的嚴肅作風帶到了編輯出版工作中。他對文章語法修辭的使用，甚至是每一字一句、每一個标點都進行反複、嚴格的檢查；對不通順的句子進行反複琢磨，力求文從字順，就連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也對葉老一絲不苟的審稿精神贊不絕口。他在《懷念聖陶先生》一文中說：“聖陶先生看稿子真是當得起‘一絲不苟’四個字，不但是改正作者的筆誤，理順作者的語句，甚至連作者标點不清楚的也用墨筆描清楚。從此我自己寫文稿或者編輯别人的文稿的時候也都竭力學習聖陶先生，但是我知道我趕不上聖陶先生。”［4］
（三）眼睛要看，嘴裡要念
葉老主張，在審稿的過程中，不僅要眼睛看，還要嘴裡念。他說：“我主張不但要看，還要念，因為念它幾遍，很容易辨别出全篇的語句寫得是否流暢。”［1］39他還說：“寫稿的自己好好兒念一遍，就是自己先來檢驗一下，寫下來的那些語言上不上口，順不順耳。也可以說，就是自己站在旁人的地位，把自己的語言念一念，聽一聽。要是不怎麼上口，不怎麼順耳，必然是語言有毛病，就得修改。人家了解咱們的意思單憑語言，語言有毛病，怎麼可以不修改？”［6］53為了集思廣益、精益求精，他常常帶領教材編寫者一起集中通讀書稿、共同讨論，甚至親自朗讀課文，大家一起逐篇逐句地研究。［2］207-208
（四）嚴格要求，精益求精
由于中小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知水平決定了他們對教科書中的某些錯誤缺乏鑒别和判斷能力，因此，教科書中存在的任何錯誤都是不應該的。葉老常常對教科書中的錯誤給教師帶來的麻煩和給學生造成的傷害深感遺憾、惋惜和擔憂。有一次，他“參加地理組之組會。燦然細看初中外國地理課本，發現錯誤及文理不通處甚多，為地理組同人講之，亦期其提高識力之意。”［2］131可是令他無比遺憾和惋惜的是“其書業經銷行，方在誤人子弟，且使教師增許多麻煩。雖從今盡可能為之修訂，過去之失無可逭矣。”［2］131對于教科書，他都要親自審改，常常因為“發稿期已近，而稿未寫就，審稿未能精，提高質量徒成空談，餘殊感不舒……”［2］196。葉老認為，“提高課本的質量，主要經驗有三條：一是多調查多研究，要着重效果，分析原因；二是多向老師請教，因為他們是實踐者；三是在工作中鍛煉，不斷地提高編寫的能力。”［7］97
（五）盡可能為讀者着想
葉老認為，作為一名編輯，無論是寫文章，還是選稿、審稿，都要盡可能為讀者着想。他要求我們“寫文章要顧到兩個方面：要約束自己，要顧到讀者。自己要盡可能寫得準确、鮮明、生動，念起來上口，聽起來順耳。要站在讀者的地位上着想。”［6］157他提醒編輯，選稿時要有主意，但不要有成見。他說：“我們要有主意，就是要為對象好好服務。我們不能有成見，就是要摸清他們的需要，認清他們的程度，多方兼顧，恰如其分，選定需用的稿件。”［6］139葉老告誡編輯：“稿件決定用了，還要作一番必要的加工，使讀者讀起來不吃力，不發生誤會，不至于受到語言運用上的不良影響，也就是說，要盡可能為讀者着想。”［6］132
葉老認為，編輯在審稿時要時時處處站在讀者的角度，了解讀者的需要，節省讀者的時間，不要給讀者增加負擔，不要把讀者帶入歧途。例如，他在《毛主席著作成語典故解釋》書稿審閱意見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部稿子各條的末了一節，我們以為全是多馀的，徒然耗費讀者的心力和時間，沒有給他們什麼啟發。”［7］60他接着還說道：“編輯這部稿子的目的，應該是幫助工農兵讀者（假設是初中水平）理解毛主席的原著。所列的條目，應該是他們需要查的，這些條目搞不清楚，他們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原著的意義。他們不需要查的，決不會想到要去查的，列入了就是多馀。至于給所列的條目作解釋，應該極其簡單明瞭，适可而止，就是說，讀者靠此能夠正确地理解原著的意義了就行，不必要廣征博引。廣征博引帶來了許多正确地理解原著所不需要的東西，給讀者加上了不必負擔的負擔，而且有可能引導讀者走上鑽牛角尖的歧途。”［7］62
三、廣泛聽取意見，并且虛心接受
（一）集思廣益
葉老對教科書中的問題和缺點非常重視，特别希望聽取專家、教師和廣大群衆的意見。葉老在《一年來的出版工作》一文中寫道：“談到教科書的内容問題。老解放區教科書的編輯工作，受着當時種種條件的限制，不免有許多缺點。課本（特别是語文課本）印出去以後，在教育界發生了兩種情形：一種是無條件信任新編的課本，以為内容絕無問題；另一種是心裡不滿意，可是不願意公開提出批評，隻在暗地裡嘀咕。通過《人民日報》的《圖書評論》，發表了對新華版國文史地課本的批評，這才打破了對教科書不開口不批評的風氣，也糾正了無條件信任的偏差。本年又将一些課本大體重行改編過了，在改編中曾經征求專家和有代表性的教師們的意見，做得雖較審慎，但是還不能說已經十分妥切了。對于教科書的内容應該特别重視，因而對于教科書的批評是應該特别受到歡迎的。隻有通過群衆的意見，才可以把教科書這一工作做得更好。”［7］23為了廣泛聽取教師們對教科書的意見，葉老曾經親筆給十幾位教師寫信，請他們審讀初中語文教本第一冊，“俟彼等提出意見，尚須開一座談會，然後再加修改。其他教本亦複如是。集思廣益，以前所未有也。”［2］21
對于社會各界對教科書所提出的批評意見，葉老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同人們虛心接受并誠懇的表示感激。1951年2月18日，葉老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義在《人民日報·書報評論》上發表了《敬答各方面對于教科書的批評》的文章。文章寫道：“對于所有寫文章寫信的同志們，我們誠懇的表示感激。我們的工作做得粗疏，由于同志們的幫助，得以糾正一些，改善一些，這應當感激。學生們讀的是些距離完善還遠的教科書，由于同志們的幫助，得以或多或少的減少那個距離，這尤其應當感激。我們人手少，不能夠趕早給同志們去信，除了表示感激而外，再把我們怎樣接受批評，怎樣另有意見，怎樣心有餘而力不足，詳詳細細的說一番。現在先在這篇文章裡總說一說，希望同志們都能看到這篇文章，并且能鑒諒我們的不得已。”［2］94-95
（二）各個環節、各方人員，都能重視出版物質量
出版物的質量不僅包括内容質量和編校質量，而且包括設計質量和印制質量。葉老認為，提高出版物的質量，不僅是編輯的責任，也是繪圖、設計、排版、印制等人員的職責所在。他希望圖書出版的各個環節、接觸書稿的各方人員，都能重視出版物質量。1950年5月5日，他在新華書店華北總分店第三次分店會議上講話時說道：“認真檢查書籍的内容，提高出版物的質量，要集合大夥兒的力量來幹。編審方面的同志固然要特别留意，就是發行、會計等方面的工作同志，如果發現我們出的書内容有不當之處，就是一句話一個字，也應當提出來。你不發覺我發覺，我見不到他見到，各方面的同志都能夠這麼做，我們出的書，質量就可以逐步提高了。”［7］11
葉老認為，“對于書刊中的每一個詞句、每一幅畫片、每一個标點符号，都要采取極端負責的态度。”［1］26不僅是文字、插圖、标點符号、數字用法，甚至是排版、印張、價格等，他都要細緻研究，時時處處為學生着想、為老師着想、為讀者着想。
葉老非常重視課文中的數字用法。1954年，辛安亭先生寫了一篇題為《課本中的數字使用問題》的文章，葉老在為這篇文章寫的按語中說道：“書本裡列入一些數字，一要正确可靠，二要體例一緻，三要想清楚為什麼要這些數字。……咱們往後再不能看見數字就抄，像我們蘇州人說的‘拉在籃裡就是菜’了。别處的數字隻是咱們的原料，咱們對這一堆原料必須先作一番審查、整理、選擇的工夫，把它化為當前合用的材料，然後寫在咱們的書裡。編課本應該如此，寫旁的書也應該如此，因為出版物決不能徒亂人意，尤其不能讓人上當。”［7］33
葉老非常重視書籍中的繪圖。他認為：“書籍裡有些圖畫，決不是裝飾和點綴，雖然每一幅畫都要求它美。圖畫跟寫在書裡的書面語言有同等的重要意義。書面語言缺乏思想性，寫得不正确，不周密，對讀者就沒有多大好處，有時甚至有害處。圖畫也一樣。……書籍裡的圖畫是跟書面語言配合起來交給讀者的，讀者從書面語言同時從圖畫得到理解和領會，因而提高他的知識技能，深化他的思想感情。隻要哪本書裡應該有圖畫，那本書裡的圖畫就得跟書面語言合成有機體。”［7］40
葉老還非常重視教科書的排版。有一次，他為小學語文教科書的排版方式而大費心思：“此第一冊各課均須附圖，圖與文字之安排必須相配合。字大，圖之地位即無多。一課不能盡于一面，則須占兩面。如是則頁數增多，書之售價增高，加重學生家長之負擔，且增加紙張之用量。此等事在寫稿時皆未顧及，今将付排始加考慮。”［2］214
出版物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階梯，是文化成果記載、傳播、積累、傳承的重要載體。作為文化産品内容的選擇者、加工者和推薦者，編輯要始終堅持出版物質量第一的原則，每确定一個選題，每加工一部書稿，都要忠實履行編輯的把關責任。出版物質量應該是一項常抓不懈的工作，質量就像懸在我們頭上的一把利劍，我們對質量要常懷敬畏之心。隻要我們每一位編輯、每一位出版人都能像葉老那樣重視出版物質量并且嚴格要求，像葉老那樣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地審改書稿，像葉老那樣集思廣益、廣泛聽取意見并虛心接受，那麼，我們的出版物質量就一定會有很大的提高。
注釋：
［1］葉聖陶.葉聖陶出版文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
［2］商金林.葉聖陶年譜長編：第三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3］葉小沫.值得永遠幹下去的職業——紀念爺爺從事編輯工作90周年.中國編輯，2014（1）：23-25.
［4］呂叔湘.懷念聖陶先生.新文學史料，1988（3）：22-25.
［5］葉聖陶.葉聖陶散文·甲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252-253.
［6］葉至善，葉至美，葉至誠.葉聖陶集：第十七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
［7］葉至善，葉至美，葉至誠.葉聖陶集：第十八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
［8］葉聖陶.葉聖陶集：第二十四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
參考文獻：
［1］郭璨.葉聖陶教育出版思想刍議.出版廣角，2013（4）：88-89.
［2］緻全國編輯工作者的倡議書.中國編輯，2007（2）：4-5.
（作者單位：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