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劉泉劉增人
［摘要］《新青年》作為中國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出版史上占據領先地位的綜合性文學期刊，其多方面的成就，正在學術界日益深入的研究之中。文章從和而不同的智者組合、走向世界的恢弘氣度、編讀互動的成功模式三個方面對其編輯理念進行了闡釋。
［關鍵詞］《新青年》編輯理念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100年前創刊的《新青年》，是中國文學期刊編輯史上堪稱宏偉的紀念碑。百年以降，其曆史意義與引領作用，不但沒有在漶漫的曆史塵埃中衰減、淡化，而且正在給文學期刊的研究提供日益深湛的經驗和教益。單從編輯理念一隅出發，我們就或可尋找到值得思考、借鑒的若幹端緒。
該刊1915年9月15日創刊于上海，第1卷名《青年雜志》，陳獨秀編輯，上海“群益書社”發行，16開本。1916年2月出至第1卷第6号，休刊半年，同年9月1日複刊，出版第2卷第1号，改名《新青年》，并宣布成立“新青年雜志社”，陳獨秀主撰。1916年年底，陳獨秀應聘至北京大學任教，雜志社随即于次年遷到北京，同年8月出至第3卷第6号休刊4個月。1918年1月複刊，出第4卷第1号，開始實行編輯集議制，陳獨秀、胡适、李大钊、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魯迅、吳虞等參與編輯事務。1919年1月改行輪流主編制，從第6卷起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輪流編輯。1920年夏，陳獨秀到上海籌建共産主義組織，雜志社也随之遷回上海，從同年9月第8卷第1号起，成為上海共産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仍由陳獨秀編輯，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6期休刊。1923年6月改出季刊，成為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的理論刊物，遷廣州出版，卷期号另起，出4期後休刊。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1926年7月25出至第5号（世界革命号）終刊。月刊、季刊、不定期刊總計出版63期。其主要欄目有國外大事記、國内大事記、通信、世界說苑、劇、詩歌、詩、女子問題、譯詩、讨論、馬克思研究、俄羅斯研究、注音字母底讨論、散文、附錄、文學評論、讀者論壇、書報介紹、劇本、社會調查、小說、随感錄、詩劇、短劇、書籍批評、社會調查、神話、燃犀錄、選錄、評壇等。
一、和而不同的智者組合
世所公認，從1917年遷址北京到1920年夏複遷上海，這一時期是作為文學期刊的《新青年》的“黃金時代”。此間刊發的輝煌篇章，是該刊成為中國文學期刊百年風旗的有力佐證。個中緣由，自然可以也應該從不同層面研究與考釋，但其編輯群體是中國曆史上一組可遇難求的智者組合，則一定是其中決定性的核心要素。陳獨秀、胡适、李大钊、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魯迅、周作人、吳虞、高一涵等，大都是當時中國文化界成就高、影響大，堪稱第一流的社會活動家、思想家、文學家、翻譯家、學術研究專家，他們除去在各自擅長的領域裡具備領先的水平、卓越的成果外，更有廣泛的“朋友圈”，從教養、學術、文體、興趣、地域、情誼等不同的層面，聯系着四面八方的作者和讀者，給刊物提供着源源不絕的優秀稿件和讀者的反饋意見。魯迅最初并不看好該刊，是陳獨秀和錢玄同的大力邀約，才使他後發而先人，成為該刊最具影響力的作者與編者之一。那情形，在魯迅的《呐喊·自序》中記叙得極其生動而确切，任何解說統統顯得多餘而且累贅了。
此間，因為各自的文化立場與學養、信仰的差異，《新青年》編輯同人曾經有過不小的分歧：公開的有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争”，内部的有胡适緻函諸同人力勸該刊“少談政治”，多數同人則複函以為不必，由此導緻了該刊編輯部的“分道揚镳”。但即使是“分道揚镳”，筆者也以為仍然是“五四”式的智者們之間的歧異，也是從不同角度出發對于刊物的愛護之舉。即使“分道揚镳”，卻并未導緻他們感情的破裂，并未改變他們倡導文學革命、人的文學、民衆文學的初衷，以及對于科學、民主、自由的張揚，對于人道主義、個性主義的堅守與尊重。
這種組合，完全超越了名利的糾纏、黨派及流派的制約，甚至基本擺脫了親情乃至友情的羁絆，應該是刊物編輯之間最為理想的一種合作共事的模式。此後，中國文化界的情形有了巨大而深刻的變革，刊物的編輯們之間的關系，也發生着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那就溢出本文述說的範圍了。
二、走向世界的恢弘氣度
正是因為該刊的核心是中國曆史上可遇難求的智者組合，所以他們一直把文學看做是人類共同的精神家園。文學是人的，是民衆的，更是人類的。引領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把世界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發展、向上的标杆，使中國文學真正成為世界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他們念念不忘的辦刊終極目的之一。該刊創刊之初，就陸續設置了國外大事記、世界說苑、譯詩等欄目，熱心地介紹域外文學的新成果、新動向，以新異的欄目設置為刊物加貼了引人注目的标志。同時，在其他欄目裡，更是時時處處不忘介紹國外文學家和他們的代表性作品。據不完全統計，《新青年》所介紹的外國文學，涉及俄羅斯/蘇維埃（即蘇俄）、法國、美國、英國、印度、日本、葡萄牙、丹麥、古希臘、波蘭、愛爾蘭、西班牙、挪威、瑞典、芬蘭、希臘、德國、古波斯、南非、猶太、阿美尼亞等，其涵蓋的廣度與介紹的深度特别是及時性、迅捷性，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不難發現，《新青年》對于世界文學的關注，大都集中在兩大領域：一是大師和經典作品的介紹，二是往往被忽略、被歧視的被壓迫民族的文學現狀。關于前者，我們看到關于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勃蘭兌斯、托斯妥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王爾德、赫胥黎、梅特林、叔本華、莫泊桑、梅理爾、易蔔生、泰戈爾、安徒生、廚川白村、升曙夢、武者小路實笃、羅素、科羅連珂、高爾基、杜威、顯克微支、菊池寬、馬克思、巴枯甯、列甯等當時聞名于世的文學家、思想家，或者是作品的翻譯，或者是生平事迹與思想學說的介紹，都有利于讀者見聞的開闊與水平的提升；關于後者，我們看到《新青年》緻力于發掘波蘭、南非、挪威、丹麥、古波斯、猶太、阿美尼亞、愛爾蘭等即使是專門縷述外國文學的史書上也很少涉及的國度或地區、種族的文學家和文學作品。這對于讀者比較全面地認識世界文學，摒棄唯大國、強國是讀的偏畸觀念，形成科學健康的世界視域，應該是大有裨益的。
三、編讀互動的成功模式
如何處理編者與讀者的關系，是體現中國現代文學期刊不同編輯理念的重要标志。縱觀《新青年》以降的辦刊模式，大體有編者對讀者采取仰視、俯視、無視、平視等幾種視角，也由此構建出文學期刊的基本風貌與辦刊前景。
若幹商業性期刊，把赢得數量較多的市民讀者的購讀積極性，作為辦刊的主要目的，因此就往往把飲食男女、笑話燈謎、歌舞休閑、治病賣藥、家居擺設、遊春賞秋、桃色新聞、名人瑣事等，包裹上一層薄薄的文學外衣，專供大城市小市民茶餘酒後的娛樂性閱讀，以及街頭巷尾交頭接耳時的談資與話題。編者把讀者視為衣食父母，刊物的銷路仰給于此，于是專事揣摩文化水平不高、審美情趣比較低下的讀者的閱讀需求，不是引導、提升，而是俯就、迎合，刊物就難免情趣低下，文字熟爛，圖畫粗糙，雷同重疊，百刊一面。等而下者，更成為遊戲人生的“教科書”，花街柳巷的“引路人”。
某些具備政治性黨派或文學性流派背景的文學期刊，有時不免以布道、宣教為辦刊的首要使命，往往把讀者視為“啟蒙”、教誨的對象，文學作品中就難免充溢着類似呼喚、拯救、恩賜、憐憫等居高臨下的音調或姿态。因為自身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或者接受着某種經費的資助，所以無需考慮刊物的發行數量即所謂“賣點”，也就無需顧慮讀者的“買點”與接受興趣。在特定背景下，如果具有特設或預定的讀者圈，這類刊物也有可能一紙風行于一時一地，但往往難以形成較大範圍、較長時段的影響。由是可見俯視讀者的刊物的相對局限性。
還有一種堪稱獨特的文學期刊現象，即刊物的編輯者往往就是急于發表自己的文學作品或張揚自己的文學觀念的文學家，他們或者是受到書店、出版社、印刷廠等機構擠壓、排斥而滿懷憤激的青年作家，或者是對于文壇風氣不屑一顧、對于出版機構不屑“合作”的資深文人，為此，他們自願或被迫自我出資，自我編輯，自我出版、發行。因為無視讀者的需求，無視讀者的興趣，無視讀者的購買，僅僅以自我的文學觀念文學成果為中心，頗類似于自費印行的文集、詩集，隻不過稍稍擴大了作者的範圍，從個體變成為群體而已——文學期刊也就相應成為同人刊物。這類刊物往往具有比較鮮明的文學性與編輯者、創作者的個性，有可能發表其他刊物不能或不願刊出的作品，從而形成獨具的風格、個性的魅力。但因為絲毫不顧及較廣泛讀者群的審美情趣與購讀願景，其銷路往往不佳，其存活的時間，一般也難以持久。
與上述幾種編輯看待讀者的視角不同，《新青年》的編者是用平等的态度、平視的角度，對讀者的意見高度重視，誠懇征求，認真答複，及時采納，把讀者看做辦好刊物不可或缺的積極力量，是和編者幾乎同等重要的角色。
該刊創刊伊始，就設置了“通信”專欄，專門發表編者（該刊稱為記者）和讀者互動的信件（後來還有“讀者論壇”，專供讀者發表意見）。主編陳獨秀有時署記者，有時署真名，誠懇地與來信的讀者交談，回答問詢，讨論問題，商兌觀念，交流意見。此舉既拉近了編者與讀者的心靈距離，又及時吸納了來自讀者的合理建議，提升了刊物在讀書界的威望和影響，同時，也有意無意培養了刊物的閱讀群體和寫作群體，給社會文化氛圍的高揚、雅化，建設起了非常重要的“苗圃”。
1916年冬，還在濟南山東省立第一中學讀書的青年學子王統照主動投書《新青年》，向該刊記者傾訴自己的讀後感想。信中稱贊《新青年》“貴志出版以來，宏詣精論，夙所欽佩，凡我青年，宜人手一編，以為讀書之一助。而稍求其所謂世界之新學問、新知識者，且可得藉知先知先覺之責任于萬一也”。《新青年》雜志“說理新穎，内容精美，洵為最有益青年之讀物，繹誦數過，不勝為我諸青年喜悅也”。他認為“吾國衰弱不振的原因，即國民好學性之頹喪，而尤在青年好學性之頹喪”。因此，報章雜志頗宜“多提倡青年讀書之利益，及讀書之方法，或介紹東西名人讀書之實驗與其規程，以期促進青年之好學心，讀書性”，當代青年則應該竭力克服“死守學校晦悶之課本，專攻一二陳腐之科學”的痼弊，在這“文明日進，科學日新”的時代裡，努力求取新知，成為國民中堅、時代先驅。《新青年》記者馬上在按語中贊揚說：“來書疾時憤俗，熱忱可感。中學校有如此青年，頗足動人中國未必淪亡之感。”這通熱情洋溢的按語，大大鼓舞了中學生王統照關注中國文學改革進程、提振青年精神境界的熱情，甚至成為他日後終生緻力于此的一種原初的推動力量。他曾回憶說：“《新青年》初名《青年》，我在濟南時讀過第一二冊，覺得議論、思想都是那時暮氣沉沉中的一顆明星。因為後頭有通信一欄，我還同它的主編人通過一回信，從這時起，我自己的思路似乎明白了許多。”［1］當年，受益于《新青年》編輯的熱情支持因而改變了人生路徑和奮鬥目标的年輕人，恐怕絕不止王統照一人。
《新青年》作為中國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出版史上占據領先地位的綜合性文學期刊，其多方面的成就，正在學術界日益深入的研究之中。本文對其編輯理念的闡釋發微，希望能夠融入時代的潮流，為之添加一木一石，使之終成巍峨的曆史紀念碑。
注釋：
［1］王統照.片雲集·我讀小說與寫小說的經過//王統照全集：第5卷.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9：216.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漢語言學院、青島大學文學院）